毕夫

本着持续性发展原则，互联网普惠金融可在重点关注“弱势”群体的同时，将适当的经营能力转移与投放到城市消费者身上。

以IT基础设施、大数据、云计算等组成的互联网技术正在向着社会经济肌体的各个层面进行着强力渗透与浸染，作用于传统金融行业，互联网技术改造的并不仅是固有的产业骨架与经典商业模式，跨界合成的商业基因也让新的金融生态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同时也使金融的普惠特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与表达，互联网普惠金融便由此而生。

普惠金融ABC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联合国在13年前提出，当时联合国给出的基本定义是，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后来世界银行在此基础上又做出了新的诠释，即普惠金融是指让每一个人在有金融需求时，都能以合适的价格，享受到及时的、有尊严的、方便的、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而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中，中国政府对普惠金融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综合以上定义，我们总结出了普惠金融的如下特征：首先，普惠金融是公平、有效的金融，不存在歧视或因此而导致的服务残缺或者欺诈；其次，普惠金融是覆盖最广泛的金融，不存在地域与人群的盲点；再次，普惠金融是快捷高效的金融，不存在服务的时滞或者拖延；最后，普惠金融是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不存在无偿的服务。

结合我国实际可以看出，目前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传统金融所辐射到的地区与人群还只是少数，即所谓“二八”中的“二”，如此金融排斥并不能完全归结为传统金融的嫌贫爱富，如发放一笔几万元的小微贷款操作流程与数十亿元大型国企贷款完全一样，但收益天壤之别；农民、初次创业人群以及残疾人等缺少足够抵质押物，贷款风险不言自明；面对一个存款数额只有10元的账户与一个存款数目上亿的金主，银行须投入同等的管理成本等等。正是基于风险与成本控制的考虑，传统金融在服务对象上有所取舍，再加上各种技术条件的约束，就使得“二八”中的“八”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服务。

显然，普惠金融就是要填充传统金融的“空白”，其惠及的对象主要是财务状况较差或者居住地区较偏远的“弱势”群体，具体说来就是小微企业、农民和城镇低收入人群。在服务内容的安排上，普惠金融将提供尽可能多的股权、债权等融资支持，比如消费类贷款、小微企业贷款、扶贫性贷款等，还要提供适配功能显化的多元化金融产品供给，包括理财、支付和保险等，以及提供必要的权益保护与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等。最终目的是熨平传统金融留存下来的服务差距，使得“弱势”群体能够脱离贫困走向温饱，或者在实现温饱后走上致富创业之路。

必须强调的是，虽然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是“弱势”人群，但这并不等于其不对或者说要抑制其对优势群体提供服务，相反，它可以借助差异化的服务能力来争取到更多的市场，以增强自身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惠金融不等于扶贫金融；另外，普惠金融不是免费金融，前提是要保证金融机构的成本可负担，为此，提供服务者还会向服务对象收取一定的费用，只不过这笔费用要比传统金融的所取要低得多。

互联网+普惠的力量

传统金融尽管服务定位是城乡优势群体，但这并不是说它就不能进入普惠金融领域，在成本与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借助于外部技术，传统金融依然可以创造与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比如大型商业银行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保险公司给农民提供保险。但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升级，许多新的金融组织藉此迅速切入普惠金融这个细分市场，并形成了对传统金融服务的补白与替代，它们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服务与延伸能量甚至还大大超过与覆盖了传统金融，质言之，是互联网技术使得金融获得“普惠”的基因，并赋予了金融“普惠”的张力，二者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耦合物。

首先，互联网+普惠金融具备撕破市场边界的功力。受制于业务铺展的成本压力，传统金融无奈选择以物理网点作为接近客户、拓展业务规模的基础，自然服务半径被拘囿在有限的空间中，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使用却在无形之中撕破了地域边界，使得金融业可以通过ATM、电子邮件、移动终端等终端工具，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需要的金融资源，延伸自身的市场服务半径，并能覆盖所有物理空间上的盲区。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网民高达7.72亿，智能手机用户也超7亿，其中运用智能终端进行网上支付的用户达5.31亿，所有这些互联网资源无疑构成了金融“普惠化”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金融产品具备了客户准入门槛低的普遍特点，其小额、大众、平民化优势不仅可以让金融机构获取更广泛的客户资源，也使得处于长尾市场的小微企业、农民等“弱势”群体接受有效的金融服务成为现实。

其次，互联网+普惠金融能够创造出成本比较优势。不同于传统金融只能选择现场服务与交易，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支撑，新型金融的服务供求双方可以在网络平台上完成信息搜寻、定价、适配与成交等流程，在实现对实体网点部分替代的同时，还可以减少对人员和设备的占用，从而大幅降低了经营与管理成本，反过来也可让客户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金融服务。不仅如此，互联网技术的固定投资成本虽然很高，但边际成本却很低，也就是说平台一旦建成，它可以为之服务的客户群体几乎没有数量限制，进而形成规模优势，这显然与普惠金融完全相契合。

再次，互联网+普惠金融可以提供快捷精准的服务。快捷是互联网技术的核心特征，将其嫁接的金融肌体身上，既能促使金融资源的跨界快速流动和提高金融资源的额配置效率，也能使用户获取服务变得更加可得与便利；与此同时，通过对大数据的集成与分析，金融机构能够迅速快捷获取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细分市场与实现精准营销，并将服务准确及时地传达给目标客户，满足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同样，通过互联网普惠金融，用户也可以随時、随地提出自己的特定需求，推动金融机构服务的度身定制。

最后，互联网+普惠金融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的顽疾。消除信息不对称，对风险给予灵敏的甄别与全程性管理，是互联网为普惠金融安装的火眼金睛。由于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因此，业务的高风险就构成其主要特征。不过，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基于对日常交易数据流、信息流的分析，金融机构就可以有效判断客户的信用等级与信用水平，由此不仅可以对相关金融产品做出准确的风险定价，迅速进行授信与服务决策，同时也能将后续经营风险降到最低，增强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

互联网普惠金融的独特性

互联网普惠金融显然不同于传统普惠金融，更不同于互联网金融。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客户服务于所有社会群体，而且重点是优质客户，而互联网普惠金融侧重的是“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互联网普惠金融追求发展的可持续性，主张实现目标群体利益的最大化与有效性。当然，互联网金融也完全可以沁入普惠特色，甚至可以说只有借助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才能在深度与广度上获得更为饱满的落地，由此，互联网普惠金融呈现出了如下特色：

一是差异化。区别于传统金融的目标客户群主要是以网点为圆心并覆盖半径内的所有客户，同时追求的是大而全的服务供给，互联网普惠金融在总体锁定了“弱势”服务群体的同时，会将目标客户定位于能熟练使用互联网以及移动终端并追求便捷的“数字”客户，而且互联网普惠金融不会像传统金融那样满足客户的所有金融需求，为了降低成本，它们只能在各自专业服务方向深耕拓展。也正是如此，互联网普惠金融才能与传统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在市场共存，并形成竞合关系。

二是平台化。互联网普惠金融不仅仅是相关金融机构旗下产品和服务的一个网上渠道，更应该是围绕客户需求而搭建起来的产品和服务平台。除将各类业务（融资、支付、理财）与产品统一在平台上，从而快捷、一站式地满足用户全方位的金融需求外，普惠金融还应该与互联网场景进行结合，通过自建或合作的方式，引入各类生活场景，逐步升级到集生产、消费、生活、投资、娱乐于一体的全方位服务平台，进而生成互联网普惠金融的生态化、场景化发展模式。

三是全天化。相比传统金融固定的工作时间，互联网普惠金融可以利用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方式为客户提供365天24小时不间断的网上金融服务，客户也可以随时随地地发起服务需求，相应的金融资源供给方据此作出即时响应。

互联网普惠金融的缺失

以余额宝、财付通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以阿里金融、京东白条为代表的电商小贷、以宜信、恒易融为代表的网络P2P平台，还有北京银行推出的“惠民通”以及民生银行搭建的“E-融平台”，互联网公司与传统金融企业在互联网普惠金融领域竞相发力深耕，使得小额信贷、支付结算、投融资理财等金融工具得以快速传递到普通百姓手中，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呈现出服务主体趋向多元、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移动互联网支付使用率日渐升高的特点。然而，标新立异之际，互联网普惠金融难扭身斜影歪之态；波涛汹涌之中，互联网普惠金融难免鱼龙混杂之嫌；开疆拓土之时，互联网普惠金融难掩各自为战之乱。

第一，“盲区”还未能完全覆盖。据《中国小微企业调研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中小微企业超过了7000万家，但其中仍有12%难以从银行获取贷款，同时，据波士顿公司的全球财富管理数据库显示，中国约有一半以上的人未被金融服务体系有效覆盖，特别是在农村村，有80%的家庭纯收入低于1.3万人民币，这些家庭缺乏可以选择的投资渠道。如此多的空白区足以说明普惠金融还没有成长到具备足以覆盖所及空间的能力。个中原因，要么是供求的不匹配，要么是技术条件的不成熟，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所需要的电信基础设施以及金融基础设施还非常薄弱，金融业开展普惠服务的成本还非常高昂，同时农民使用移动智能设备还并没有成为习惯，导致普惠金融服务的进入也较为困难，由此也导致互联网普惠金融在城乡配置与发展的显著失衡。

第二，供给侧存在资源错配。目前来看，互联网普惠金融平台上产品同质化非常严重，很多都是偏向提供小额贷款或者作为中介进行资金供求撮合，个性化服务以及场景功能乏善可陈；不仅如此，互联网普惠金融绝大多数拥向资金供给或者理财端，而典当抵押、保险等服务倍显滞后，整个普惠金融体系尚不健全；此外，互联网普惠金融往往侧重于交易性或者补贴型服务，而并不关注所受对象造血功能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传统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领域都是各自为战，甚至出现了恶意竞争的苗头，资源未能形成有效的整合并产生协同效应。

第三，安全问题是互联网普惠金融的深度痛点。不少互联网金融公司以普惠之名而行欺诈套利之实，网络平台上非法集资、资金链断裂、跑路失联等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另外，由于信息的泄露，不仅公众私密遭遇侵害，也引致了相应金融财产权的被损害；至于客户的权益保护，则由于举证困难变得日益边缘化。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相关监管规则以及法律制度的缺失，互联网普惠金融领域目前是鱼龙混杂，市场自淘汰与过滤功能也非常脆弱，乃至出现劣币逐驱良币的现象。

互联网普惠金融的补正

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行动，国务院出台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在此基础上，财政部颁布了《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顶层设计暖护普惠金融的政策导向异常鲜明。同时，基于传统金融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当厚实的铺展，国内各大商业银行在政策的要求下也纷纷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不过相对于市场需求而言，我国互联网普惠金融还有更大的扩体与改良空间。

首先，互联网普惠金融必须在供给侧增加产品数量与提高产品质量，并建立与健全多元化、广覆盖的供应体系。除了要求各大商业银行成立普惠金融服务机构外，政策的重点应转向鼓励大型银行加快建设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并鼓励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向基层沉降，建立起各种社区金融服务组织。为鼓励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的发展，在适当拓展融资渠道的同时，可探索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此外，还要鼓励金融租赁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以及农户对设备投入与技术改造的融资需求；要强化保险机构的配套服务功能，尝试互助联保、保险基金担保等担保方式，开发出保险机构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相衔接的产品。要建立一批以政府出资为主的融资担保机构或基金以及建立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和农户的再担保机构。

其次，互联网普惠金融须提高行业集中度。针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粗放型增长，旗帜鲜明地引导资源的集中化与规模化，以培植出几家互联网普惠金融的龙头企业，在此基础上增强行业的自我出清功能。另外，要鼓励与支持开发性政策性银行以批发资金转贷形式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合作，降低小微企业贷款成本；要引导保险机构与各类金融机构展开合作，减轻与锁定金融机构与客户的市场风险。通过以上资源的有效整合，强化互联网普惠金融的服务质量与运营效率。

再次，互联网普惠金融要拓展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在推广针对小微企业、高校毕业生、农户、特殊群体以及精准扶贫对象小额贷款的同时，还可以依托自助式动产、权利抵质押登记平台开展动产质押贷款业务，同时引导有条件的金融机构设立无障碍服务网点，完善电子服务渠道，为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无障碍金融服务。另一方面，新老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应当“走出去”，寻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引进国外金融资源，创新性地为国内“弱势”群体提供金融解决方案。

最后，本着持续性发展原则，互联网普惠金融可在重点关注“弱势”群体的同时，将适当的经营能力转移与投放到城市消费者身上。据麦肯锡预测，2022年，中国城市家庭中新中产阶层占比将达到76%，这些中国家庭的年可支配收入将达到6万至22.9万元的区间。如此庞大的新中产阶层势必爆发出极大的金融需求。互联网普惠金融应当通过差异化与个性化的服务优势参与蛋糕的分配，以此增强自身后續发展势能，同时更好地反哺面对“弱势”群体的服务

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