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章文

摘 要：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创新探索和现实转向提供了理论依据。以此理论为逻辑主线，深入探究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状，其主要面临着以下困境：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导致供给侧结构性失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发展失衡；城乡、区域、贫富引发社会民生和阶级阶层问题交织叠加；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导致共生发展遭遇瓶颈；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致使转化衔接不稳等。为此，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以新发展理念推进社会各领域协调发展，以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指导下逐步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矛盾破解

中图分类号：B032；F091.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8）04-0022-13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转向，其中社会矛盾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尤为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11。实质上，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建构新的社会结构的过程，即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矛盾的存在才使得社会发展成为了可能。马克思主义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其社会结构理论为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尽管马克思没有对“社会结构”一词专门下过定义，但从其思想演进中可以发现丰富而深邃的社会结构思想。正如美国学者乔纳森·特纳所言：“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结构理论中都找到了马克思的概念……其中两个关键概念——系统再生产和系统矛盾，不可或缺地進入那些发展了结构或结构主义理论的思想中。”[2]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就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概念内涵和整体性框架而言，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定论。

首先，关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概念厘定。于真和严家明（1991）认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结构是指社会整体和局部模块间较稳定的社会关系，包含了社会人口、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具体要素[3]。郑杭生和刘少杰（2006）指出，马克思视阈下的社会结构，即人们在持续的社会发展中凝结而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之和[4]。杜玉华（2012）提出，马克思将社会结构理解为人们在持续的社会活动中结成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较为稳定的、长期的、固定化的社会关系，是各社会要素关系的总和[5]37。其中，以学者杜玉华的观点表述更为完整，更具有代表性。

其次，关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学界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认识主要包括“三向度论”“四层面说”等。杜玉华（2012）从马克思的文本出发，依据社会要素的不同将其社会结构理论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向度。宏观向度主要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中观向度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其相互关系构成；微观向度涵括了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群体结构等具体社会关系结构[5]36。蔡竹青（2016）则根据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本质、功能和现象三个向度，将它细分为社会基本结构、社会功能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6]。张子礼和邓晓臻（2012）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社会结构应至少涵括社会分层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观念结构、社会资源构成及其配置四个层面[7]。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尽管学界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内涵和理论框架展开了一定研究，但在整体性建构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逻辑进路在整体上表现为研究立场、方法、观点的统一。这一理论并非从单一视角剖析问题，而是先以社会原生结构为逻辑起点，并依此展开对社会领域结构基本特征及其相互联系的论证，进而阐释社会类属结构在社会发展中的变化历程，较为全面地阐发了社会结构生成和发展的运动轨迹。考察马克思的著述不难发现，社会原生结构、社会领域结构、社会类属结构三者完整地再现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内在意涵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未明确提出社会结构理论，更未将其划分为社会原生结构、社会领域结构和社会基层结构的分析维度，但细致分析其论著，这种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它们在思维逻辑上并不冲突或矛盾，而是一个内在统一的集合体，是从社会结构的不同维度进行考察，分别为基础维度、性能维度和实践维度。因而，“回到”马克思，立足其社会结构理论，深入剖析和探究我国社会实践中的主要矛盾，有的放矢制定应对策略，对于不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整体架构：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完整阐发

社会结构理论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解开“历史之谜”的重要构件。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为人们分析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及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理论基础。深入挖掘马克思的思想可以发现，他并非从某一特定视角孤立地分析社会结构，而是首先从社会原生结构入手，明确社会结构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件，进而以此为基点，阐释社会领域结构的内在特征及其内在关联，并分析社会类属结构的发展变化，完整而全面地诠释了社会结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社会原生结构、社会领域结构与社会类属结构，三者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框架，是逻辑再现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根本方法，同时也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

1.社会原生结构：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逻辑基点

社会原生结构，即马克思用以分析事物的最本初的社会结构理论，内含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观点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和认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8]591这是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最为经典的表述。从中可以发现，马克思旨在通过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要件的描述，以达到对社会结构的完整阐发。而在1846年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9]532。由此可知，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中最基本、最纯粹、最普遍的关系，即为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关系。

首先，关于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9]194。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其现实性上高度统一。一方面，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段的产物。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这是在吸收了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基础上，提出人是按照自然规律长期进化而成。马克思还言简意赅地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9]161从这一层面来看，人依赖于自然，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最直接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自然界需要通过人类来感知和识别自己。马克思认为，有着自然力与生命力的能动个人，是一种自在的“自然存在物”。其中，自然界就是其感觉对象，自然界的丰富性就是其感性生命的前提。而人类实践活动中导出的物质资料、产品信息、生命能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自然界所感知，并影响和改变着自然。

其次，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曾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在其看来，社会与个人协调统一，具有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关系。有鉴于此，马克思一方面认为，我们应尽量避免重新把“社会”作为“抽象的东西”与个人相对立。从人对社会的能动作用上看，人们在参与不同实践都将组合成人与人、人与物的特殊序列，形成某种“社会器官”，而社会有机体“生命”的续延就在于这些不同功能的“社会器官”的相互结合。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历史得以存续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9]519。因为人的出现，人类社会的历史才得以形成。在马克思这里，社会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个人活动过程中创造的。

2.社会领域结构：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逻辑支撑

马克思在剖析社会原生结构的同時，还对社会领域结构展开了充分研究。从社会原生结构的“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结构中脱胎而来的社会领域结构，其内涵更加具体和丰盈，是一切社会结构进化成有机整体的不可或缺的结构要素。在社会领域结构中，根据马克思人与社会及其与自然的关系理论，能够析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生态结构五个方面。这五种关系结构存在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元关系”及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具体关系”之间，既是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又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统一整体。

一是经济结构。从马克思的文本来看，他认为经济领域结构相较于技术形态、生产规模、经营方式，其内涵更广、更深。他指出，经济领域结构是“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11]。申言之，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一定生产关系之和，即为经济领域结构。而经济领域结构的基础则是所有制关系。马克思曾反复指出，应当在生产资料的生产者与所有者之间发掘出属于社会结构的最深层奥秘，而这一“奥秘”就是所有制关系。

二是政治结构。卡尔·波普尔认为，马克思对政治的态度是漠然视之。在他那里，马克思不仅没有谈论国家、法律和司法制度可能完善之处，也“没有提出国家、法律制度应具有什么样的职能要求或方案”[12]。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对马克思的偏误。马克思提出不能对法律体系的改善抱太大希望，缘于其观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3]。而他所反对的恰恰是这样的观点：政治方式可以拯救和消除任何问题。尽管政治的基本属性是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整体利益与部分利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但政治并不是万能的。

三是文化结构。马克思的文化观建基于“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实践，这可从两个结构维度进行解读。其一，社会结构视阈中的文化。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文化就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种。在实际生活中，基础要素未必可以一直发挥作用，所以在基础要素失效时首先需在其他要素中找到解决办法，因而文化的功能亦不可等闲视之。其二，社会生活视阈中的文化。唯物史观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被人们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9]525。因此，文化生产必须依循物质生产这一基础，以避免把文化发展统归于观念发展之中。

四是社会结构此处所讲的“社会结构”应与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结构”相区别，它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并列的从属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中，其社会结构相较于经济、政治、文化结构更易被人们忽视。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马克思在分析当时社会矛盾时，通常以批判的手段实现其目标，革命意味较浓；另一方面，处于“阶级斗争”年代的人们，往往忽略了社会建设及其发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9]502在这里，马克思认为改造世界的重要性高于解释世界，而社会建设则容纳于改造世界之中。

五是生态结构。虽然马克思并未在其著述中明确提出“生态”一词，但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观。马克思曾指出：“化学……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14]这一观点表明了马克思对于循环经济的先见认识，希望在最大程度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浪费。而循环经济就是一种依照物质循环方式运转的生态经济模式，其所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由上可知，在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生态结构中，后四者的结构状态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于经济结构。“五个结构”在相互渗透、相互交织中螺旋上升，向前发展。

3.社会类属结构：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逻辑线索

社会类属结构是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中最微观的社会存在，其派生于社会领域结构中的五个构成要素。马克思认为，个人无法孤存于世间，其必与他人发生各式各样的联系，形成样态繁多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结构变化发展的要素呈现，也是解析社会结构的重要逻辑线索。这一具体社会关系，可以划分为城乡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区域结构等要素结构，同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领域要素蕴含其中。对于这些类属结构要素，马克思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阐发，而城乡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区域结构等则是其重点着墨之处。

在城乡结构发展方面，马克思通过批判城乡分离与对立指出，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在于城乡之间的对立的消除。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分工当属于“城市和乡村的分离”[9]556，但这也是社会从低向高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一结论来源于他对城市发展基本特点和过程的考察，进而将人类社会的整个经济史简括为城乡分离与对立的运动史。在这一意义层面上，马克思指出，城市的出现和城乡的分离与对立，实质上都是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其中，“有所发展”指的是农业上的全部劳动能够满足整个社会对于食物的需求，而“发展不足”则指工农业的发展水平不足以规避由城乡发展不均衡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基于此，马克思认为消除城乡二元对立及差距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因为“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著改变” [9]618。

在阶级阶层结构方面，马克思基于阶级结构的划分，进而把阶级同阶层串联起来进行分析研究。他认为，社会由众多不同阶级建构而成，且阶级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本原的关系，而阶级内部又涵盖着诸多不同层级的阶层，基于阶级基础上的阶层划分显得更为细致，更为具体。其实，早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就明确提出，此时到处可见社会被完整地划分为不同等级，社会地位亦被切割成样式各异的层级。“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8]31-32透过对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科学分析和判断，马克思得出了“整个社会日益分为两大敌对的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8]32而无产阶级终将通过革命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并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消灭一切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在区域结构方面，马克思在构设社会主义区域发展模式时，其理想模式就是把生产力均分于各区域之间。“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的社会可以更大踏步地前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这种生产力会绰绰有余地抵偿从比较远的地方运输原料或燃料所花费的劳动。”[1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这个社会”即为社会主义社会，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能够克服空间间距的梗阻，使得生产力均衡分布，区域差距逐步消除。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关于区域平衡发展的思想理论，尤见于《资本论》之中，并以这段论述为人们所熟知——“如果由于原料价格的提高一方面引起了原料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既引起了当地原料生产的扩大，又使人民从遥远的一向很少利用或者根本不利用的生产地区去取得原料供给，而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又使原料的供给超过需求，以致这种高价现在突然跌落下来。”[16]由此可见，一方面，生产部门不平衡地分布于不同区域，必将引发不同产品在各不同区域的供需失衡；另一方面，供需变化又将引起原料和产品价格波动，进而对整个大区域中各种产品的生产状况产生影响。这就要求工厂的建立要尽可能靠近原料产地和交通枢纽，有利于减少成本，加速资金回笼，也有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化。

三、社会结构性矛盾：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不是凭空臆想而来，而是源于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各种问题的回顾、省思和超越。从历史层面来看，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向来主张在实践发展中带着问题意识思考问题。诚如习近平所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17]74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其主要矛盾的关键在于当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趋增长，其中不仅包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些“硬需求”，更包含了追求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以及权利、尊严等“软需求”。人们既要更好的工作、收入、教育、医疗，也要更优美的环境和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从矛盾理论来看，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即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供需、领域、城乡、区域、社会阶层、人与自然、发展动力等方方面面。这些矛盾既是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又是促进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创新发展的实践动力。因此，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基础、性能和实践出发，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状进行解剖和分析，将更有益于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其问题实质。

1.不平衡：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导致供给侧结构性失衡

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其根源于人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因为随着时代变迁，人们不再满足于社会生产中的物质文化需要，而表现出对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的追求。

其一，表现为社会供需结构失衡。人民日益增长的高级个性化消费需求与低级普遍化供给之间的矛盾，不仅造成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而且使得消费需求大量外流，对我国经济增长未能形成良好的拉力。尽管自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不仅在市场上供应的商品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加，而且商品质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消费品市场上供需错位、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一现象突出表现在实体经济领域。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的问题，既反映为传统制造业比重过高，又表现为消费品的供需错位。

其二，表现为社会产业结构失衡。供需结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产业结构失衡所导致。有数据表明，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已提高到了51.6%，但服务业占比与同等发展中国家相比大约低10个百分点以上，在制造业中传统制造业占比高达80%[18]。这一数据与当前我国产能过剩的境况不谋而合，而且产能过剩的主要发生地是制造业。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有赖于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大规模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同时，进入新时代，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迟迟未能去除，技术低端、创新不足、效能不高等现存问题仍然窒碍着我国产业的发展壮大。

其三，表现为社会需求结构失衡。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消费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旺盛，经济增长忽视内需而依赖出口需求，以及低端产品内销而高端产品外流，等等。凡此种种现象，与新时代消费需求多样化、定制化、个性化的特点极不吻合，是造成“需求外溢”的主因。当前我国人民的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取而代之的是对安全、尊重、社交、民主、法治、自由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物质需求满足的人们必将憧憬优于物质需求的更立体、更美好的新生活。

2.不平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领域发展失衡

社会领域结构中的社会结构要素涵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其划分依据缘于人类活动性质的不同。一方面，这五个不同的领域相互独立，是社会结构总体框架下的子元素；另一方面，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其中经济结构在此结构层面起主导作用。目前，经济发展问题、政治生态失调、西方思潮多元、社会建设滞后、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矛盾是必须着力破解的主要难题。

其一，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依旧是社会矛盾的“聚居地”。虽然经济发展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却是以人的高代价、社会的高成本、自然的高消耗置换而来。例如，经济增长的低收益与高耗能、低技术与高污染、低产出与高投入、GDP指数的增长与社会成本的增加、对外出口推动与国际需求低迷等。

其二，政治建设的问题俯拾即是，政治生态失调尤為突出。社会利益格局的多元化，滋生了一些党内自由主义、投机主义、不作为、乱作为、逆淘汰等不正之风，渐趋腐蚀着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所筑构起来的物质和精神堡垒。

其三，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尤其是西方多元社会思潮的涌入，加剧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困难程度，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

其四，社会民生建设领域问题冗多且最受人们关注，社会建设滞后的现实表征主要体现在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养老难等方面。诚然，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本不该如此，而应该让人民越来越富裕，生活越来越方便[19]。

其五，生态环境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以水污染为例，2017年安徽东至县的香隅镇有一条河流因当地无良企业将致癌物超标136倍的剧毒污水直排入长江，造成了该河流重度污染，这不仅导致农田无法灌溉，就连牲畜饮用该水源都会患病甚至死亡，最终致使曾经沃野千里的地方变成了荒地遍布的惨象，并殃及牲畜和植物[20]。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认为，如果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彼此孤立，失去平衡，就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社会结构整体性和准确性的判断，进而影响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

3.不平衡：城乡、区域、贫富引发社会民生和阶级阶层问题交织叠加

城乡、区域、贫富的不平衡，直接引发社会类属结构中社会民生、阶级阶层等问题的相互交错，矛盾丛生。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由于各要素分配不均而诱发的问题，不仅包括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差别、底线民生薄弱、劳动关系紧张、利益分化加剧等宏观问题，而且包括教育、就业、房产、医疗、社会保障等微观方面的不平衡。

其一，教育资源和受教育机会不平衡。在我国，北上广深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优秀教育资源的主要集合地区，而人口数量多的省份以及西部偏远乡村地区的教育资源贫乏。与此同时，城镇与乡村地区学生受教育的机会表现出不均等。对城市学生而言，上学相对便捷，且拥有良好的教育条件如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教学环境等，而农村学生因受教育条件的限制，从启蒙教育开始便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伴随城乡学生教育层次的提升，其教育差距只会逐渐扩大。

其二，就业机会不平衡。2016年，全国就业人员77 64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2 462万人，乡村就业人员则为35 178万人[21]。可以看出，城乡就业不平衡的现象仍然存在，同时地区、性别、学历等因素也影响着就业的平衡。

其三，医疗水平和条件不平衡。在东、中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医疗水平和医疗条件相对而言更好，群众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现象逐步缓解，而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和部分偏远的乡村地区，医务人员少、医疗设备简陋、专业水平不高、看病能力较低等就医困难问题依然严峻。

其四，社会保障制度不平衡。社会保障制度重城市、轻农村，重职工、轻社会一般成员的特征较为明显，使得城乡、区域、行业及社会成员之间在社会保障水平层面存在较大差距。从我国目前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来看，并未实现完全覆盖，部分乡村欠发达地区的群众尚未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户籍制度的作用和影响下，勾连成难以化解的困局，阻碍了人口在区域、城乡之间的流动。

其五，居民收入和分配不平衡。从城乡居民收入及其分配来看，除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外，城市内部、乡村内部的分配差距则以更快的速度在扩大。在过去十几年内，房地产业呈现出高速分化和极速扩张的趋势。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总资产中房产占比在2013年和2015年分别为62.3%和65.3%，2016年中国家庭房产占比进一步上升至近七成 [22]。除此之外，社会阶层同样面临着因区域、城乡等因素引发的阶层固化问题。发达地区能够为人们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公正平等的竞争机制、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等，进而形成人才聚集、精英涌入的良性循环，并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而欠发达地区的人们因收入方面的巨大差距，难以获得发达地区人们那样的生活水平，同时昂贵的房价、高涨的物价等新问题又成为他们流向发达地区谋求更好发展的阶层屏障。

4.不充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导致共生发展遭遇瓶颈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同时也是构成社会原生结构的主体元素。人类对自然不断增强的控制欲，在加速人化自然的速度的同时，也使得人走向了自然及自身的对立面。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治理，并取得斐然成效，但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同样不容小觑，其对于激发社会主要矛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唯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23，才能确保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1]28-29。

毋庸置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必然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能源。但是，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资源的消耗出现了严重的二律背反现象，并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恶化的趋势。据统计，2016年，2 591个县域中环境质量为“优”“良”“一般”“较差”和“差”的县域分别有548个、1 057个、702个、267个和17个，其中，“一般”“较差”和“差”的县域占38.1%，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地区 [23]。又如，2016年水资源总量为30 150亿立方米，全国监测的614座大型水库蓄水总量3 409亿立方米，比上一年蓄水量有所减少。在监测的338个城市中，有24.9%的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还有75.1%的城市空气质量未达标[24]。尽管与往年相比，如今的环境质量有所好转，但仍未达到现行标准。加之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耕用地被占用，使得中国的耕地保有量已经逼近安全“红线”。环境破坏所带来的“苦果”，如水体污染、大气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等，是人类自身行为所造成，并已对当代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25]。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破解生态危机势在必行且任重道远。

5.不充分：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不足致使转化衔接不稳

社会发展动力，一方面存在于人与社会的普遍关系之中，另一方面也是社会领域结构中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社会发展动力不足，即生产力发展水平受到制约，致使其与当前经济改革和转化未能实现平稳衔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所构设的发展动力机制主要有三种——消费带动、生产推动和创新驱动。过往的几十年中，消费带动和生产推动在助推实现中国社会高速发展上作用巨大，但进入新时代之后，产能过剩、消费疲软成为了经济发展中难啃的“硬骨头”。现如今，人口、资源、环境等发展红利已然消失殆尽，若不改变生产方式，就将陷入“产能越去越多”的怪圈。至于如何打破这一“怪圈”，转换发展动力机制是关键，必须寻找新要素，打造新引擎，竭力提高自主研发和独立创新能力。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创新驱动功能并未真正发挥其效用，即便是已经发挥效用的区域，也呈现出不充分的特点。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打开国门”的时间较晚，相较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另一方面，因现阶段经济主要以人口、资源作为发展支撑，忽视了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使得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尚处在培育阶段，从而形成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在新时代下尚不能平稳衔接的尴尬局面。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历史和现实不同方面的作用下，我国在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过程中，这些不充分的现象不但存在而且日渐凸显。从社会历史发展周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到重工业发展的后期，各种社会生产要素愈来愈稀缺，生产成本直线上升，促使经济发展寻求新的转型。而从世界经济发展与产业调整的普遍规律来看，服务业需要在整个产业中占据较高比例[26]。因此，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是破解社会发展动力不足的可行之道。

四、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指南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点明了主要矛盾转化的核心要义，关系到基本方针、工作重心的变化调整。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的重重矛盾，亟需科学方法论的指引。这就要求我们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而且还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理论基点，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智慧，依照不同层次结构要素的不同特征来探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办法。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但不得不承认，我国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不协调的问题。回到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在社会原生结构中，应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在社会领域结构中，应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推进社会各领域协调发展；在社会类属结构中，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1.问题导向：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问题导向”一词逐渐成为了高频词汇。就近而言，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1]61，并在论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时指出，“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1]13。而今，我們同样应该“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出发，了解并剖析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深入挖掘其思想蕴含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梳理，不难发现，社会建设和发展在马克思的视阈中具有两层关系，即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以问题为导向，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仍旧是重中之重。并且，需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之上，把重点倾向于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换发展动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去除过剩产能，补齐生态短板，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一，转换发展动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向消费和服务驱动经济增长的转型期，由于经济主体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而制约了消费需求，这是经济增长新的突破口。从经济主体来看，发展民营经济是新的增长点。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日趋饱和，增长空间十分有限，而民营企业数量和质量均存在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为发展民营企业，中国应进一步开放民营企业建设和投资领域，为其提供政策和信息支持，创造与国际接轨的优越、高效、积极的发展平台。从行业发展来看，公用型、公益型的文化产业是新的增长点。由于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升级、消费领域拓宽、消费方式转变，大大增加了对于公用型、公益型文化产业的发展需求。政府应借此机会发展相关文化产业，推动发展动力转换升级。从区域发展来看，西部地区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尽管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但是正是这一状态促使西部地区经济可以维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并有力地支撑着中国经济总体上的中高速增长。实际上，发展西部地区经济，亦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实践，有利于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格局。从城乡发展来看，农村地区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人口占比高、新增人口多等特点，因而农村地区对于拉动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此，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依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产业兴旺、农民生活富足，提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优化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生产更多的农业生态产品，这不仅能提高农业供给品质，而且使农民的经济收入和消费水平都得到提升。

第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去除过剩产能，提高产业供给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1]30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在于制造业领域，建设制造业强国，进而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可以说，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性升级的重要抓手，其必须在国内需求变动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变动带来的新机遇。同时，必须洞察到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后，消费者对于高质量、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毋庸讳言，淘汰低端供给、去除过剩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建基于落后技术和设备的过剩产能以及需求错位的过剩产能，应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应当完成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和托底的重要任务。值得一提的是，发展实体经济还应尊重经营主体。其中，要尊重企业家，激发和传承企业家精神，引导和激励企业形成独特的比较优势，用品质引领消费需求。

第三，补齐生态短板，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氛围。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建立在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基础之上[1]50。随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安全的食品、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美丽的环境等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态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且这些对群众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从过去的“求生存”到现在的“求生态”，从过去的“要温饱”到现在的“要环保”。换言之，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人们在更加美丽、更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方面的需求。因此，一方面，政府应通过经济、法律、教育、行政等多种手段的充分运用，约束不同经济主体的失范行为，加强政策引导和宣传，完善并严格执行能耗和环保标准；另一方面，需继续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政府在提供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等生态产品的同时，还要充分调动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鼓励并引导其提供高质量的生态产品[27]。

2.同频共振：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推进社会各领域协调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理论与实践，历史性地回答了“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党和国家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模式，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建设中取得丰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牵住“发展”这个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牛鼻子”，提出了“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科学论断，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而新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的伟大创新成果，必将服务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为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改革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方面的问题提供解题思路。值得注意的是，在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社会实践中，新发展理念与“五位一体”建设并非一一对应，而是贯穿于“五位一体”建设的方方面面。客观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对物的依赖性的实存事实[28]。而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矛盾来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应的是“物的依赖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对应的是“新发展理念”，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第一，以创新发展释义“物”的生成，其与人的能力全面发展不可分离。马克思从生产力根本性变革的意义上，将生产力要素创新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创新，即是以新产业、新业态增加“物质”创造。创新发展不仅是为了人民，而且更需要依靠人民，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赖于激发人的全面的能力体系。具体而言，一是不断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各领域创新，化解创新能力不足这一“阿喀琉斯之踵”；二是建构产业创新体系，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循序推进“中国制造2025”规划；三是國家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需要有意识地增加定向调控力度；四是转变政府职能与提高政府效能共同驱动，创新发展体制机制，激发社会创造力。

第二，以协调发展释义“物”的架构，其源自人的多种需求。以现实为参照，我国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高矮不一；不同地区的不同领域在生产力水平和铺陈上很不匀称；等等。马克思曾指出，人类社会是一个活的发展机体。这一有机体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各种社会要素有机联系、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结果。因此，一是要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协调处理好各领域发展中的重要关系，实现“五位一体”的整体、辩证发展，促进平衡发展结构尽快形成；二是重点协调区域和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与精神、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平衡发展，增强我国发展的持续性和整体性，促进不平衡问题的解决。

第三，以绿色发展释义“物”的可持续，其建基于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尽管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暂未出现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但是绿色发展思想已形成并设置于其对未来社会的勾画之中。他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配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29]。因而，面对今天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是要继续坚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坚持生态可持续发展与文明发展；二是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及绿色低碳经济，实现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绿色创新型的转变；三是制定绿色惠民政策，优化生态环境质量，打造生态命运共同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四，以开放发展释义“物”的配置，其有赖于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从民族历史到世界历史的转向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从此，人们可以在世界市场中实现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也就是资源在全球的配置。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便是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成功实践。而在未来，为了强化开放格局，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建设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关系；二是敢于发出“中国声音”，继续提高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度制定上的话语权；三是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国际合作新型平台，注入共同发展新动能；四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规避“修昔底德陷阱”，以人类共同美好未来作为新时代的奋斗目标。

第五，以共享发展释义“物”的分配，其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曾言：“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和间接地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30]质言之，人的发展离不开与他人的交往。因此，共享发展作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本质，必须通过努力解决社会民生建设中公平、正义等问题，使发展成果均衡惠及全体人民，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31]。具体来说，一是要把共享当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和归宿，坚持共同富裕原则，倡导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平均化；二是要着重破解发展中的收入差距、分配不均等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机制，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三是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3.不忘初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社会类属结构中所蕴含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等，在其最终意义上皆以人民的利益为旨归。卢梭曾指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就是“对其成员的保护和使之繁荣兴旺”[32]。这与我党的初心不谋而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一路披荆斩棘，正是因为其始终把“人民”牢记于心。目前，化解人与人之间矛盾即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如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和改善社会民生等。因此，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保护大多数人利益，在共建共享中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今天中国的话语中，“人民”是最常用的概念之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主题词，而“不忘初心”即贯彻落实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民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民”一词被提及203次之多，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为民谋幸福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中国共产党人深知，“为人民谋幸福”不是一句口头承诺，这诚如习近平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1]15。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要想获得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必定要将理论付诸于实践。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视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人民群众所享有的参与权、发展权、生存权需要社会民生事业提供保障。因此，一是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动城乡地区人人平等享受教育权和人人享受平等教育资源，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二是要提高就业质量，尤其注重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就业水平均衡化，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三是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健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人民收入与国家经济等比例增长，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四是要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健全城乡居民医保政策，为城乡居民医疗减负，避免因病致贫、因贫致死的现象发生，实现医疗资源平均分布；五是要增強住房保障，加大对非市场力量引起价格波动的控制，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原则，避免恶性炒房，努力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的住房需要；六是要以“平安中国”建设为支撑，为社会和公众注入安全力量，实现共治共建共享，提高人民安全感。

第二，“以人民为中心”还需统筹协调区域之间发展格局。一是要“补齐短板”，按各区域发展现状制定差异化政策。譬如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要通过不同的振兴和扶持政策提升其“造血功能”；对东北、西北、西南等老工业基地，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实现经济体制、社会制度改革；对东部发达地区，要凭借区位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转轨。二是要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破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关键在于发展，这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我们应充分考量区域发展的具体情况，通过协调各区域之间关系，实现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

第三，“以人民为中心”要着力提升城市化品质，壮大中间阶层力量。“城市化”和“中间阶层”是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语词，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因此，加强和改善二者的现有状况是当前的迫切任务。一是提升城市化质量，加强生态城市建设，进而提升生活质量。这一举措可参照新型城市化道路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第二步即突破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增进城市内部一体化；第三步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城市化，使文明成果惠及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人。同时，依托城市群，从整体上搭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确保农村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提升城市化质量。二是发展壮大中间阶层队伍力量，实现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球”型转变。一般而言，中间阶层是一个国家数量最多且心态最稳定的阶层。所以，要不断加深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提高就业质量，使中间阶层在竞争中获得公平的收入和平等的机会；建立并优化覆盖常住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解决中间阶层的后顾之忧。

第四，“以人民为中心”要将“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地。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一段时期内妥善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一是资源要素配置更多倾斜于“三农”，使农民真正意义上得到实惠，共享发展成果。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继续深化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实现现代农业的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集约化转向，土地流转形成规模化经营。二是要在政府的协调推进下，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打好扶贫攻坚战，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精准发力”和“量力而行”为前提，既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又要瞄准特点贫困群体精准帮扶，向特别贫困地区的“硬骨头”蓄力而发。三是在扶贫的同时也要注重扶志和扶智，注重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一味地发放扶贫款，并不是真正的扶贫，只有让其掌握生存技能或拥有可持续发展的事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个都不能少”，才能更好地让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17]40。

五、结语

总的来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基础，顺应了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规律。实际上，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价值旨归在于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因而，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需要以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为抓手，在发展中解决好当前社会中存在的领域发展失衡、创新能力不足、环境约束趋紧、转换衔接不稳等结构性矛盾，这就需要我们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以新发展理念推进社会各领域协调发展，以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46.

[3] 于真，严家明.社会主义社会学原理[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55.

[4] 郑杭生，刘少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9.

[5] 杜玉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

[6] 蔡青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整体性[J].重庆社会科学，2016（3）：113-120.

[7] 张子礼，邓晓臻.马克思的社会结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齐鲁学刊，2012（3）：65-6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9.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

[12]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90.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35.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98-699.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84.

[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5.

[1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8]黄泰岩.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规律及其政策取向[N].光明日报，2017-11-21.

[19]陆学艺.别让社会结构成为现代化的“瓶颈”[J].人民论坛，2012（1）：58-59.

[20]朱琳.立法目的要明确保障公众健康[N].法制日报，2017-04-25.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N].人民日报，2018-03-01.

[22]杜鑫.房产占中国家庭总资产六成多[N].工人日报，2016-11-02.

[23]张蕾.我国整体生态环境质量向好[N].光明日报，2016-06-06.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N].人民日报，2017-03-01.

[25]杜玉华.新发展理念：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新成果——以社会结构为分析视角[J].教学与研究，2017（9）：5-14.

[26]胡祖凤，谢嘉梁.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若干理论问题再探讨——谨以此文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J].党政干部学刊，2016（3）：33-36.

[27]李繁荣，胡家勇.《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国家生态职能研究[J].经济问题，2017（12）：13-19.

[28]易淼，赵磊.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内在动因探析——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方法[J].西部论坛，2018（1）：1-6.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929.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5.

[31]顾世春.从共享的目标追求到共享的发展理念[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7，（1）：113-119.

[32]卢梭.社会契约论[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79.

Abstract： Marx's social structure theor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innovation exploration and reality shift of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This theory is a logical clue to probe into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which is mainly faced with the following dilemma：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n and society" leads to supply-side structural imbalanc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gions and the rich and the poor have caused the social livelihood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class strata to be interwove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encounters the bottleneck；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omentum is not enough to make the transition unsteady. So we must insist on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development， with 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in various fields， and always adhere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eople center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we should gradually break the inadequate and unbalanced development problem， and satisfy the people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with maximum scope.

Key words： new era； major contradictions in society； Marx social structure theory； solution to contradiction

CLC number：B032；F091.91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8）04-0022-13

（編辑：易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