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云博，何占义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117）

中医典籍蕴含中国传统医学奥秘，不仅仅是医学著作，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典籍译本则是向世界传播、弘扬中医文化的重要媒介。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医典籍英译研究范畴从初期的中医术语翻译研究逐步扩大到功能视域下的微观研究，更注重翻译理论与中医典籍相结合的实践研究。文章以纽马克文本功能翻译理论为指导，以中医经典《金匮要略》为研究对象，运用对比研究法，探索中医典籍英译的有效策略，以期丰富中医英语翻译理论，推动中医英语翻译理论创新发展，促进中医药文化国际化传播。

1 纽马克的文本功能翻译理论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彼得·纽马克在《翻译问题探讨》（1981）一书中提出基于语言功能的文本类型分类方法，主张不同的文本类型应该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即文本功能特点决定翻译策略。表达性文本的核心功能是表达作者的态度与思想；信息性文本强调真实性和信息的达成功能；感染性文本旨在感召读者做出反应与行动，将语言的感染力与可读性置于首位[1]。纽马克把语言看作是“思考和自我表达的工具”，这意味着个人的思维差异决定风格特征的差异。针对文本存在广泛差异性的特点，纽马克亦对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交际翻译注重信息的传达，追求译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效果尽可能接近原作读者的理解效果；语义翻译则注重原文的语义，即词汇结构和语法结构，译文强调源语言文化。由此可见，语义翻译方法强调忠实于作者，充分表达作者的风格，而交际翻译强调译文的功能性。但2种翻译方法的应用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若原文的信息性和表达性呈现出同等重要的特质，且译文读者的认知层次和知识背景又与原文读者相当，就可以用到二者结合的翻译策略[2]。

2 《金匮要略》文法特点

中医典籍承载着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传播价值，不仅是中医学科的参考史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古代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匮要略》系东汉医学家张仲景述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诊治杂病的经典专著，对临床医学及构建科学诊疗用药等方面均有重要指导意义，奠定了杂病诊治的理论基础，是学习中医必读的古典医籍[3]。《金匮要略》以古文形式撰写，在写作方法上，极具年代特点。

2.1 文辞古奥、言简义丰 《金匮要略》中的“要略”二字，意指其行文言辞精炼、简明扼要，虽为节略本，但反映了诊治杂病最重要、最关键的韬略。全书以疾病分篇，系统论述杂病证治的要领，原著条文言简意赅。例如《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第16条原文：“寒气厥逆，赤丸主之。”本条论述寒饮并发厥逆的腹痛证治，“寒气厥逆”，谓阳虚阴盛、寒饮上逆之病机，该条文叙证简略，以病机赅证[3]。又如，《奔豚气病脉证治第八》第1条中记载：“师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發得之。”条文列举出由受惊而发的四类病证，即“奔豚、吐膿、驚怖、火邪”，仅用八个文字来描述四种病证，体现出原文“言无枝叶，文约而诣”的特点，用词简略却寓意深刻，发人深思，充分反映出辨证论治的思想。

2.2 比喻巧妙、取类比象 《金匮要略》巧用比喻手法，形象生动的解释病证，使抽象概念具体化；广泛运用类比方式，从事物的不同角度进行类比，抓住矛盾的共性，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比喻在中医古籍中的广泛应用“使中医理、法、方、药变得生动有趣、形象直观[4]”。例如《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第10条用“腹中寒氣，雷鳴切痛”来形容肠鸣重，声音如同打雷一般；腹部剧痛，犹如刀切之状。《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第31条写到：“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邉如旋杯”，以此来强调心下坚的症状，即心下胃脘部位痞硬坚满，出现如盘样大小的块状物，边缘触摸起来有扁陀螺样的厚度与光滑度[5]。又如《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第8条中的“夫心下有留飮，其人背寒冷如手大”、《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第7条中的“酒疸下之，久久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啖蒜虀状”等，都运用了比喻修辞，使描述通俗易懂，使阅者了然不惑。

取类比象，是古代人民认识事物的独特方式，在中医古籍中尤为常见。例如《脏腑经络先后病脉症第一》第17条原文：“夫諸病在藏欲攻之，当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舆猪苓湯。餘皆仿此。”本条论述治疗杂病应掌握疾病的症结所在，以猪苓汤做例子，表述治病当审因论治，条文中用“餘皆仿此”来表示举一反三。《金匮要略》重视比较，有时把性质相似的条文列在一起，以类比其异同；有时将性质不同的条文放在一起，以资对比思索[3]。取类比象是古人聪明才智的体现，亦是中医思维的体现。原著中不乏典型示范、原则启发的写作方法，常通过一个具体条文的举例来说明某一重要原则可推而广之。

2.3 术语丰富、词严义密 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语言体系，可以称作是某一领域科学家共同体使用的“私有语言”，中医语言亦当如此[6]。《金匮要略》以条文形式论述，中医术语俯拾即是。例如《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第1条原文“问曰：夫飮为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飮，有懸飮，有溢飮，有支飮。”其中，“痰飮、懸飮、溢飮、支飮”均是表示与痰饮病相关的术语，全书中关于“痰饮”的论述有44处之多，仅本篇文中就有33处。论著全文擘肌分理，中医术语不胜枚举，体现较强的专业性。

中医科学十分重视药物制剂、炮制以及煎服法，在《金匮要略》行文中也明显体现出中医诊疗对药物制剂的科学严谨态度，在记述药剂配伍计量时，措词缜密，对服药法的记载亦分星擘两。如《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第31条中记述五苓散方：“澤瀉一兩一分，猪苓三分（去皮），茯苓三分，白术三分，桂枝二分（去皮）。上五味，为末，白飮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飮暖水，汗出愈。”从中可以看出原著对方剂配伍的叙述用词严谨、至纤至悉，以此来体现中医以证定量、以法定量、以方定量的原则。

3 文本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金匮要略》翻译策略选择

选取《金匮要略》三个译本作为研究的英译语料来源，分别是：阮继源、张光霁Chinese-English Text-book Synopsis of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2003）[7]、 罗 希 文 Synopsis of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2016）[8]、李照国 Classical Chinese-Modern Chinese-English Essentials of the Golden Cabinet（2017）[9],下文分别简称为阮译、罗译、李译。

3.1 表达性原则 根据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在翻译表达性文本时，要忠实原作语言风格，在体现原著思想内容的基础上，揣度作者意境，注意文本中特殊的搭配方法、独特的修辞以及标志性的结构，紧密联系原文。

由于《金匮要略》中性质相似的条文常被列在一起，以类比其异同，所以翻译时，译者应充分考量原文旨意，译文需体现出条文之间的细微不同，以资鉴别。如《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第36条有“面翕热如醉状”，40条有“面热如醉”的描述，二者文字仅有2字之差，实际病机、症状与治疗方法均不相同。见表1。

条文40论述支饮未尽兼胃热上冲的证治[3]，用“面热如醉”来描述由胃热上冲所致面热症；条文36论述服小青龙汤后发生冲气的证治，“面翕热如醉状”中的“翕”字，既形容了微微发热、虚阳上浮之特点，又寓与“面热如醉”有鉴别之必要[3]。从表1可看出，3个译本中，罗译和李译均未对这一差别进行区别释译，阮译对“面热如醉”进行了特殊加工，用“from gastric fever flushing up”来解释面热一症由胃热上冲所致，表达更准确，更符合中医典籍措词缜密的写作特点。

表1 “面翕热如醉状”与“面热如醉”翻译鉴别表

3.2 信息性原则 信息文本的译者不必忠实于源语或目标语的惯例，他必须译出语言以外的具体事态，他关心的是所指之物，而非语言意义[10]。也就是说，译者在处理信息型文本时，可以依照目标语读者的语言文化、理解程度为标准，行文应通畅易懂，以传达信息为主。

《金匮要略》用词独特，条文中常采用迭音词以使篇章惟妙惟肖，翻译时，首先应明确迭音词在文中的作用，分清是描述状态，还是摹拟声音，考证之后再根据词语所蕴含的具体意思来进行翻译。若是描述状态的词语，意思往往与单字本义或引申义相关；若是拟声词，则因声求义，以此传达原文欲表达的含义。如《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第1条中有“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对此，阮译为“inability to talk…appears quiescent”，罗译为“unwilling to speak”，李译为“frequent silence”。该条文记述百合病临床表现，用“常默默”来表现精神不振、沉默不语的状态，三个译本对“默默”的诠释有些许差别，阮译中的“inability”意为“想说却说不出”、罗译中的“unwilling”会让人理解成“不愿意说”、李译中“silence”意为“保持沉默”。仔细推敲，原著中并没有具体的文字能够体现“常默默”的状态是阮译中的 “inability”亦或是罗译中的“unwilling”，所以在三个译本中，李译的表达较为符合原文，既传达了信息，又避免了歧义。3.3 简繁结合原则 中医语言是具有中国古代文字特点的医学语言，一种特定语言必定有反映自己民族和国家特色的词语，这种词语很难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中找到完全匹配的对应词。针对这种“语言国情”，翻译相关材料时，须适时增补与舍弃，坚持简繁结合原则，必要时可以结合多种翻译策略，一方面可以言辞达意，使读者能够明白文章所述所讲；另一方面亦可以保留中医基本理论核心词汇，以助传播中医文化精髓。

《金匮要略》根据病因及症状不同，灵活组方，全书收录方剂262首，方剂名称的翻译关系到典籍的可读性和传播性。书中方剂多用“药材成分+剂型”来命名，翻译时可采用音译加英译原则，虽看似繁冗，但可以兼顾中医特色及信息传播功能。见表2。

中医方剂类型丰富，内服外用亦有严格区分，相对应的炮制、煎药、服药方法也不尽相同。从表2列举的四种剂型翻译对比可以看出，罗译和李译对“汤、丸、散、洗”进行了区分，分别用“decoction、pill、power、washing therapy/washing decoction”来表示相应的剂型，阮译在英译注释中没有对“丸和散”进行区别翻译。三个译本均采用了音译加英译的方式，阮译以音译为主，英译附于括号中为辅，罗译反之，李译则采用拼音加英语的混合方式。中医是一门中国古典医学科学，译文中应该体现出中国元素，同时兼顾科学性、学科性和传承性。保留汉语语音的音译法可以帮助统一中医典籍专有名词翻译，同时，英译法可以有效帮助解决译文读者理解障碍的问题。翻译方剂术语，音译法简洁，但英译法的注释不可或缺，只有两种方式结合才能实现传音达意。

表2 方剂名称翻译鉴别表

4 结语

中医典籍翻译是一种以文化传播为目的、客观的再现医药科学经典的行为。中医典籍并非是从纯语言文字视角记录并介绍医学病案和诊治方略，其文化内涵之厚重，是管窥中医药特色文化的显微镜。好的翻译不仅仅是语篇行文流畅、内容表述完整，而且还应确保交际传播、信息交流的有效性。在构建翻译思路，选择翻译策略时，译者不能只局限于源语和译语在文字层面上的对等转换，还需根据语篇原文特点，在厘清语义底层关联机制的基础上择取恰当的衔接手段，从而确保译文语篇衔接的顺畅性、结构的完整性以及文化的传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