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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六个统一”

2018-10-19房世刚

理论探索 2018年5期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习近平

房世刚

[摘要]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以“六个统一”总结提炼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经验,内容涵盖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指向、对象、权责、管理、监督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熠熠光辉。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六个统一”:即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六个统一”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8)05-0057-07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1]533。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实现两个事物有机结合乃至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观点在具体领域的运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时代高度,紧紧盯住全面从严治党不力这个症结,在坚持发扬我们党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现代政党治理规律的认识,创造了弥足珍贵的经验,集中体现在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炼总结的“六个统一”。这一来源于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实践且经过深度凝练的成功经验,是全面从严治党自身规律的新探索、新认知、新创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思想遵循及行动引领的重大意义。本文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和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設关系的视角,通过深刻领会把握“六个统一”的丰富内涵和辩证关系,系统阐明这一成功经验是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自身规律的自觉探索和深刻把握。

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又是全面从严治党丰富实践的经验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和制度问题同时并举,“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2],实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过程的高度统一。

一方面,思想上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首要标志。思想建党旨在立根固本,通过不断强化党性修养,加强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永葆政党初心,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并把思想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转化为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正确性,从而为党的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其中,理想信念是思想建党的灵魂所系,是政党组织的精神之钙,发挥着“总开关”的作用。加强思想建党必须把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根本任务,并以之为牵引,从而为防止党员干部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等问题的发生筑牢一道真正的防火墙。另一方面,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的制度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得以强大的外在约束力量。制度治党旨在以党章为根本遵循,通过健全完善党的建设制度,不断推进依规治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架起“高压线”,进而实现管党治党方式的科学化和长效化。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两者一柔一刚、相辅相成,共同助力于“全党同志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地完成党的使命任务”[2]。其中,“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前提和基础,影响、规定着制度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只有坚持思想教育先行,首先在思想上强化党员干部的制度意识和制度理念,才能为制度治党奠定思想基础。与此同时,“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有力保障,思想建党的经验和成果只有靠制度来巩固和扩展,才能落地生根、行稳致远”[3]。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统一性源于思想和制度的内在统一。具体言之,思想为了实现对行为的规范,必然以制度的形式呈现出来,离开了制度的保障作用,思想将有可能变成空洞的说教。而制度作为规则的体现,必然反映着思想的价值追求,脱离了思想的根本指导,制度就有可能迷失价值的指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能够砥砺奋进,关键在于党中央既结合制度规定加强思想引领,又凸显思想导向强化制度保障,让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刚柔并济,同向发力,相得益彰,打出了一套现代政党治理的组合拳。第一,连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一系列旨在加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铸魂工程,并通过建章立制和强化制度执行的巩固保障,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例,在整个学习教育过程中,党中央把学习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的通知等,以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化,并围绕解决“四风”问题制定出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公务接待、公车改革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实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有机统一,为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也正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重要论断。第二,坚持破立结合,集中解决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四风”问题和“腐败”现象,习近平首先明确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并通过依规治党途径,坚决正风肃纪,反腐惩恶,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政治品格。依规治党首要的前提条件是,建立科学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这一体系的健全完善过程,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重申,是在制度层面对思想建党的有效开展。第三,加快形成以《中国共产党章程》为根本,以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其中,一些管党治党的制度性成果,本身就是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统一的有力彰显。如,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既有刚性的规定、也有精要的道理,体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结合”[4]。

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启示我们,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只有坚持两者深度融合,坚持思想建党的制度化和制度治党的思想化有机统一,才会真正形成管党治党的合力效应,从而为全面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可以说,我们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既是对现代政党治理历史趋势的精准把握,也是对从严治党“治本课题”的时代解答,是对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规律的自觉把握。

二、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既要立足当前、直面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上下功夫;又要着眼未来、登高望远,在加强统筹谋划、强化顶层设计上着力。”[2]唯有如此,才能始终确保党同人民群众真正地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首要的前提性问题,是解决好前进方向问题,这就需要使命的召唤和引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这一崇高使命引领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始终“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5]。另一方面,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一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每一领域都有每个领域的问题,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前进发展的,全面从严治党更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问题导向和问题意识,“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6]70需要指出的是,使命只有在问题的解决中才能日益担当,问题也只有聚焦使命才能不断发现并得以解决。坚持使命引领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既着眼于未来的远大目标,又关注当下的实践路径,揭示了党的前进方向和自身建设目的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97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我党不惧任何风浪险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相继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行并仍在进行着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思想体制障碍的新的伟大革命,谱写出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深入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正确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努力方向与现实指向的辩证关系,着力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上下功夫,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第一,狠刹“四风”特别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截至2017年10月,全国查处违规公款吃喝、送礼、旅游(国内)三类突出问题共计45502起,基本刹住面上‘四风问题。”[7]第二,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正风、肃纪、惩贪,“打虎川拍蝇”“猎狐”,推动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第三,对照“三严三实”的要求,着力解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不严不实”问题,切实增强了广大干部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争做“三严三实”的好干部。第四,聚焦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集中在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党的意识淡化、宗旨观念淡薄、精神不振、道德行为不端等问题上发力,真正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第五,着重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8]。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管党治党工作既需“仰望星空”的使命引领,又需“脚踏实地”的问题导向,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規划性和科学性的基本彰显。

三、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

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揭示了正确处理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珍贵经验的基本组成部分。它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统一的方式,有机结合了“关键少数”的示范作用与“绝大多数”的规模效应,为营造党内良好政治生态发挥了重要牵引功能。

“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言,“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9]328这是因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他们在国家中担负着特殊重要的职责,发挥着特殊重要的示范作用,负责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位高、权重、影响大等显著特点,决定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对“关键少数”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监督。并且,只有抓好“关键少数”,在全党作出表率,全面从严治党才会有震慑力和说服力。反之,不仅正确的政治路线得不到组织路线的坚强保证,而且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所以,习近平反复强调,“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10]可见,我们凸显抓“关键少数”,绝不是忽视广大党员这一“绝大多数”,而是为了以上率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从严治党。与此同时,实现对广大党员这一“绝大多数”的全覆盖,是全面从严治党名实相符的前提条件,是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的基本体现。反之,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都是由普通党员一步一步成长锻炼起来的。对广大党员普遍提出严格要求,显然有益于营造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政治生态。因此,我们“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11]显然,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这一经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管党治党实践中,成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两点论与重点论有机统一的光辉典范。

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八项规定”最先从政治局抓起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聚焦“关键少数”,再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把“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对象,无不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抓“关键少数”的治党智慧。据统计,《准则》23次提到高级干部。由于我党坚持把管理全面、标准严格、环节衔接、措施配套、责任分明的具体要求贯穿到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的全过程,一大批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另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印发实施《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等方式,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实到每一名党员,引导广大党员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党中央要求,每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成就大小,都要增强管党治党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提升自身党性修养和思想境界,加强政治理论水平和纪律观念,强化宗旨意识和“四个意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汇聚成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洪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既对广大党员这一“绝大多数”普遍提出严格要求,又对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重点从严发力,才能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和实效性。不言而喻,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12],标志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四、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

权力的行使与责任的担当紧密相连,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对现代政党治理而言尤为如此。在中纪委十九届二中全会上,习近平将“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列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这.经验,把责任与担当、担责与问责有机统一起来,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权力主体和责任主体的一致性关系,明确了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各级党委最根本的政治担当。

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只有充分运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是合格的人民公仆。需要强调的是,党员干部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是有机统一的,担负多大责任就要行使多大权力,行使多大权力就要担负多大责任。如果没有充分行使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如果没有完全担当起与权力相对等的责任,均属于“为官不为”的严重表现,都要受到管党治党的责任追究。以往我们管党治党工作之所以出现“宽松软”现象,从根本上说就是源于权责脱钩,追责不严,进而引发“权力任性”。“为官避事平生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坚决摒弃只想揽权不愿担责的腐朽思想,牢牢坚持权责一致原则,既廉又勤,既敢于作为又善于担当。所以说,培育引导党员干部形成正确的权责观,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向“严紧硬”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牵住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个“牛鼻子”,既严明了直接责任、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和党组织的责任,又高举严肃问责的利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第一,健全完善党建工作责任制,矛头直指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等宽松软问题,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全面覆盖,层层传导,形成了“党委抓、书记抓、各有关部门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新格局”[10]。第二,制定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多部党内法规,为严肃开展问责提供明确依据和制度保障。其中,《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次将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纳入党内法规范畴,对“党组织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或者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有关情形作出专门的处分规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首次以党内专门法规的形式对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作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第三,坚持以上率下,狠抓思想、管党、执纪、治吏、作风和反腐败从严,形成了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管党治党生态。第四,始终高举问责利器,问责力度逐年加大,问责范圍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领域拓展到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各个方面。中央纪委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7年8月,全国共有6100余个单位党委(党组)、党总支、党支部,300余个纪委(纪检组)和6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13]伴随着权责一致理念原则的落地生根,全党上下迸发出担当有为的磅礴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实践证明,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一致、相统一,既明确责任,又落实责任,还追究责任,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转化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担当。进而言之,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规律的自觉探索和把握,体现了我党把握执政党建设规律的高超政治智慧。

五、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

习近平反复强调,从严治党关键在从严管理干部。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的全面从严治党经验,把严管和厚爱、约束和激励辩证统一于党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中,直接助力于“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干部积极性。”[2]

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的一贯方针。对全体党员干部进行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和严格监督,是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并非为严而治,而是为了更好地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言之,从宏观层面来说,“从严”是以关心、爱护、信任为基础的。无论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抑或“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保护党员干部健康成长。进而言之,“从严”彰显的是“厚爱”,“严管”就是“厚爱”,是防止出现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现象的重要举措。反之,非但不能保护和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而且会埋下重大隐患甚至危害整个党的肌体。就微观层面而言,全面从严治党管全党,治全党,但也依靠全体党员干部共管共治。因此,这一系统工程的顺利开展,固然要求严格管理以正示范,但也离不开对党员干部关心信任等能动要素的有机参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又注重对党员干部的关心和信任,在防止干部出问题和激发干部积极性等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效。一方面,坚持严格管理党员干部。第一,进行严格的教育,要求党员干部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注重品格陶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真学习党章党规,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第二,进行严格的要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清醒认识自己岗位对党和国家的特殊重要性,职位越高越要自觉按照党提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越要做到党性坚强、党纪严明,做到对党始终忠诚、永不叛党”[14]。第三,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将从严的要求贯穿到干部日常管理中的考核、选用、监督等各个环节,“使干部自觉履行组织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纪律、规矩办事。”[10]另一方面,坚持关心信任干部。第一,赋予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标准以新的时代内涵,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二十字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第二,坚持正确的干部选用导向,“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11],坚决防止官场“逆淘汰”现象的出现,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营造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第三,着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机制,主动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排忧解难,旗帜鲜明表彰那些锐意进取、一心为公、兢兢业业、敢于担当的干部,严肃批评那些不担当、不作为、敷衍塞责的干部,坚决处置那些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干部。

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揭示,只有把对党员干部的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有机统一起来,既坚持严字当头,一以贯之,“严格按照党的原则、纪律、规矩办事”,又坚持“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满腔热情帮助干部提高素质、改正错误、健康成长”[15],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充满信心,奋发有为,敢于担当,进而建设好宏大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可见,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理论逻辑和管党治党实践发展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对新时代干部管理工作特点和规律的科学把握。

六、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为了管好权、执好政,跳出“历史周期率”,永葆党的旺盛生命力,我们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的管党治党经验,“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积极畅通人民群众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2]。

党内监督是党的各级组织、专门机关和全体党员,按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行为展开的监察和督促。党内监督的实质是通过自我革命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管党治党中存在的宽松软等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兼具长期执政党和领导党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党内监督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地位。只有勇于自我监督,有效进行党内监督,我们党才有可能畅通党外监督渠道。反之,其他监督渠道必然难以通畅,我们党也有可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正如习近平强调指出:“全党要深刻认识到,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生命之源,要不断增強向体内病灶开刀的自觉性,使积极开展监督、主动接受监督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16]在充分肯定党内监督根本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种监督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存有某种程度的局限性,且难以单独形成合力。这要求我们在强化党内监督的同时,重视发挥其他监督的作用,切实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体系。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强调,“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17]101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始终扎根人民沃土,真正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判。可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彼此关联,相互促进,都是对执政党进行有效监督的重要方式。在整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我们必须坚持两者的有机统一,自觉做到以党内监督带动群众监督,以群众监督强化党内监督,充分形成党内外监督的整体合力,共同致力于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强化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实现了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的有机统一,这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作为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重要方式,巡视利剑作用进一步彰显,我们党首次实现了中央和省级党委巡视全覆盖。“通过巡视监督带动党内其他监督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下级对上级的监督以及群众对党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实现同频共振,不断增强监督实效,维护党的肌体健康,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8]第二,作为党内监督的实践总结和重要制度化成果,《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实现了党内外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另外,从加快实行党务公开到坚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从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情况倾听群众意见到积极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等,都是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的重要成果。

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证明,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经验,正确处理了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的辩证关系,既注重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又着力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不竭动力,大大增强了从严监督的合力效能。这既是我们党保持自身肌体健康,保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经验,也是尊重历史规律,“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12]的必然选择。

七、结语

从认识论视角来说,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或关系,具有客观的普遍性、稳定的重复性、必然的强制性等显著特点,是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规律包括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主要属于社会规律范畴,它来源于并寓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社会实践中。总的来说,这一规律包括总规律和具体规律两个层次。总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方方面面内在的总体联系,是深层本质的内在必然性,它贯穿于执政党发展的始终并发挥着统领性作用。具体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各个层面、领域、时期矛盾运动所体现出的规律性,是总规律在执政党建设活动中的展开和实现。深化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绝非易事,因为它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同一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不尽一致。况且,我们对规律的认识还受到自身及历史的局限性等影响,必然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反复的实践探索和认识深化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系统解答,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六个统一”是我党新的指导思想的最新组成部分。根据习近平对全面从严治党内涵的规定,全面从严治党面向全体党员和党组织,注重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整体探索管党治党的规律。就此意义而言,全面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总规律的基本体现。对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老党大党来说,全面从严治党的自身规律,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具体规律,是总规律在党的建设实践中的动态展现。其中,来源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且经过深度提炼的“六个统一”,涵盖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指向、对象、权责、管理、监督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熠熠光辉。它们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阐明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发展基本规律的鲜明体现,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深化,是我们继续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遵循和具体抓手。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一方面,对于“六个统一”,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自身规律。尽管规律是多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然而,“经验反映或者契合了规律,但它本身并不是规律,它所反映的客观的矛盾运动所表现出的必然性才是规律。”[19]72更为重要的是,规律具有其基本的规定。就内容而言,“规律就是揭示事物运动的矛盾性质,相互对立和相互规定的成分或要素才能构成本质的规律性的联系”;就形式而言,规律总是由两两相对的范畴的关系的展开来表达规律的内容。“规律的对立逻辑和辩证形式是人们研究和揭示规律必须遵循的基本规范”[20]。而且,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主要属于社会规律范畴,对社会规律作简洁的概括绝非易事,如果勉强为之,反而容易绝对化。所以,精确地说,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形成的鲜活经验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自觉探索和深刻把握,它们并非这一规律本身。另一方面,总结经验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为了从中汲取“重整行装再出发”的营养和智慧,进一步把握管党治党的自身规律,进而不断提高党的治国理政水平。如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世界作为过程的集合体的存在,经历着无限的新陈代谢,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正是就此意义而言,习近平反复强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21]由此,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不断深化“六个统一”经验,不断深化认识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以“永远在路上”的昂扬姿态,确保党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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