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元，马永凡，胡兴存

(山东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一、引 言

任何一部经济史都必然是一部动能转换接续史。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10月政府工作会议中将我国的经济形势概述为“我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多次提到“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新旧动能转换，要加快新旧动能的持续转换等；2017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山东代表团的座谈审议中提出：“山东的发展得益于新旧动能转换，希望山东继续在新旧动能转换中打头阵”；2018年1月，国务院批复了《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同意设立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这一系列关键性的讲话以及政策措施充分说明，要免受全球经济形势以及经济新常态双重叠加因素的影响，通过持续性的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唯一出路。此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必须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准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近年来，围绕着“新旧动能转换”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大主题，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王小广(2017)探讨了经济下行压力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我国新旧动能转换中的风险与防范[注]王小广：《新旧动能转换:挑战与应对》，《人民论坛》，2015年第35期。；赵丽娜(2017)以山东省为例研究了新旧动能转换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注]赵丽娜：《产业转型升级与新旧动能有序转换研究——以山东省为例》，《理论学刊》，2017年第2期。。不难看出，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在于通过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对供给侧的干预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提升，从而缓解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二者殊途同归。学者们的研究也印证了新旧动能转换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两者的出发点、内涵、目的均是一致的。

经济发展中金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对于经济的支撑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在供给侧改革的源动力中金融的身影依旧不可或缺。为提高金融供给与新旧动能转换中经济需求的匹配度，增强资源配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金融业同样需要供给侧改革。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我国的新旧动能转换中，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积极提高金融体系服务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能力，促使二者朝向相互促进、协调一致的方向发展。目前，国内大多数对于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都集中于产业结构等层面(李伟庆、聂献忠，2015；张银银、邓玲，2013；杨盛林，2017等)[注]李伟庆，聂献忠：《产业升级与自主创新:机理分析与实证研究》，《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7期。[注]张银银，邓玲：《创新驱动传统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升级:机理与路径》，《经济体制改革》，2013年第5期。[注]杨盛林：《以建设“品牌山东”精准发力新旧动能转换》，《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1期。，而针对金融如何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金融供给侧改革对新旧动能转换之间的作用机制，同时以山东省为例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并尝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为加深人们对新旧动能转换以及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认识做出一点贡献。

二、文献综述

伴随着国家对“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改革”的号召，学者们就这两个命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张文、张念明(2017)基于供给侧改革视角研究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选择，提出了融合发展、改革创新与开放发展的道路[注]张文，张念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选择》，《东岳论丛》，2017年第12期。。来佳飞、杨祖增和冯洁(2016)通过对浙江经济发展与动能演进的梳理，明确了依靠要素、需求、结构和制度等多方动力共同作用的新旧动能转换路径[注]来佳飞，杨祖增，冯洁：《浙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机制转换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李宝会、储东涛(2016)以江苏为例，从多角度阐述了江苏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方向且提出了区域协调共进等多元化的对策建议[注]李宝会，储东涛：《从供需两侧培育和激发江苏经济发展新动能》，《唯实》，2016年第4期。。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不再一一赘述，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新旧动能转换的目标在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供给侧改革与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从未间断。Goldsmith(1969)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导致储蓄增加，金融发展将储蓄转化为投资，通过资本的合理配置又促进了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故而其认为金融与经济发展、结构转型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且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注]Goldsmith,Raymond William，“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Economic Journal,1969,70(4):pp.31-45.；King和Levine(1993)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结论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市场筛选得到优质的项目，进而通过技术创新等达到资本积累，实现经济增长[注]King R G,Levine R.，“Finance,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4,32(3):pp.513-542.。Anizoulatos、Apergis与Tsoumas(2011)通过对全球范围内金融与经济的梳理研究，发现金融能够有效提升技术水平，从而影响了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注]Antzoulatos A A,Apergis N,Tsoumas C.，“Financ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2011,63(2):pp.109-139.。

反观国内，谈儒勇(1999)较早地实证分析了金融中介体系的发达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了显著正相关的结论[注]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李苗苗等(2015)从技术创新的视角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促进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了经济增长[注]李苗苗，肖洪钧,赵爽：《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的省市面板数据》，《中国管理科学》，2015年第2期。；陈雨露等(2016)基于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周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只有金融稳定期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注]陈雨露，马勇，阮卓阳：《金融周期和金融波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金融研究》,2016年第2期。。苏建军、陈璋勇(2014)通过多方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结构优化的关系，研究结论显示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注]苏建军，徐璋勇：《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理论与经验研究》，《工业技术经济》,2014年第2期。；易信、刘凤良(2015)认为金融能加速经济增长，且通过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引导经济增长由“量”转向“质”[注]易信，刘凤良：《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多部门内生增长理论分析框架》，《管理世界》，2015年第10期。。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金融体系通过多个维度、多种渠道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又优化了金融对资源配置的能力，因此二者之间应该是互为因果、协调共进的关系。然而，大多数文献都局限于研究金融供给侧改革是否对新旧动能转换存在着助推作用或者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助推，经济增长对金融结构的优化等，却鲜有探讨金融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助推处于怎样的阶段，二者是已经进入了协调发展阶段还是金融服务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能力还较差(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较低)，今后改进的方向如何。

因而，本文从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之间耦合关系的理论机制出发，通过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二者之间耦合协调度的发展以及今后的改进方向。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三部分从理论层面梳理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转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第四部分运用耦合模型，以山东省为例进行，确定二者之间的耦合度；第五部分则结合前文的论述分析给出相应的建议。

三、新旧动能转换与金融供给侧改革耦合机制

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制衡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良性循环需要协调二者之间的发展，换言之，二者之间存在着耦合协调关系(周丽丽、杨刚强、江洪，2014)[注]周丽丽，杨刚强，江洪：《中国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中国软科学》，2014年第2期。。金融供给侧改革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助推主要体现在金融供给的优化，实现了金融资源更为高效的配置，促使金融资源流向更为优质的企业、产业，从而通过资本形成机制、信息揭示机制以及信用催化机制来推动新旧动能的更迭，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对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深化主要表现在新旧动能更迭换代中，不同的时期存在不同的金融需求，从而通过对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以及金融规模和服务来深化金融供给侧的改革。

(一)金融供给侧改革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助推作用

金融供给侧改革对于新旧动能转换的作用机制大体可以分为两个过程：一是通过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影响到储蓄与投资，形成“蓄水池”效应，影响资金的流向；二是通过金融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

图1 金融供给侧改革助推新旧动能转换

使得资金流向各个产业，通过刺激技术创新等路径影响到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新旧动能的更迭转换。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新旧动能转换中必然伴随着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活动，而这都对资金的需求巨大，金融在此时通过相应的金融工具可以实现资金配给，并通过供给侧改革来使得资金配给更加高效率、高质量以满足需求；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新旧动能转换中金融资源配置的变化使得资金运作导向发生变动。因此，无论是从两阶段还是需求、供给导向来看，金融供给侧改革都是通过资本形成机制、信息揭示机制以及信用催化机制影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新旧动能的更迭。

1.资本形成机制

众所周期，金融最主要的作用在于资金的融通。在新旧动能转换中新动能的形成需要大量的资本支撑，因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和能力就成为其关键性步骤。通过金融供给侧改革，有效优化金融对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发挥金融集聚资源的能力，并促使其将储蓄高效的集聚、形成具备投资功能的金融资本，寻找新动能的契合产业，助推产业资本的形成，实现旧动能的淘汰、新动能的诞生。

2.信息揭示机制

金融供给侧改革为市场带来了更为便利的信息获取与支持机制。金融市场所带来的信息揭示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减少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起到监督和自律的作用。在金融供给侧改革中，资本市场的改革使得信息披露机制更加完善，一方面投资者可以更为精准地判别优质企业或者产业，另一方面新动能产业在资金融通中也获得了较大的便利，有利于自身规模的形成。换言之，伴随着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深化，新动能更易于被投资者和市场发现，也更易于获得资金支持，从而促进新动能形成规模。

3.信用催化机制

金融体系的运行伴随着大量的信用创造活动。货币的乘数效应加大了货币供应量，加速了资本的形成，有利于对新动能的支撑。此外，信用催化机制下创造的信用货币并不只被动适应产业的资金需求，还将投向于前景广阔、预期收益良好的朝阳产业，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在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深化中，这种注重价值和社会需求导向的投资，不仅能实现资本增值，还有利于催化相关产业的优化调整，为新动能发挥作用提供一席之地。

(二)新旧动能转换对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深化作用

金融供给侧改革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优越的金融环境，同时新旧动能的转换也进一步深化了金融供给侧改革。在新旧动能转换中，新动能的诞生与支撑必然促使相关生产要素集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朝向高质量发展，从而使得金融市场的投资回报增加，增加金融市场的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新旧动能转换优化了金融体系，提高了金融市场效率，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种动力和保障。从路径角度看，新旧动能转换主要通过对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以及金融规模来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

1.新旧动能转换优化了金融结构

伴随着新动能的发力，企业或者产业在金融市场的需求开始发生转变。我们以新动能带动的产业结构优化为例，在最初阶段，第一、二产业的占比较大，对资金的需求主要是用于购买基本的生产要素，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机构完全可以满足资金融通需要；新旧动能转换中，产业中心开始偏向于高新技术等第三产业，此时研发投入、技术创新等对资金的需求巨大，银行等看重风险管理的金融中介机构难以满足这类产业的资金需求，证券、基金、保险等多样化的金融主体开始发挥协同作用，创新金融产品，根据新动能的需求为其提供风险规避、资产增值等服务。因此，新旧动能转换对于金融体系需求的变动，促使金融体系不断完善向好，优化金融结构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新旧动能转换提高了金融效率

金融效率的提升一方面依赖于金融环境的优化，另一方面还受到新旧动能转换的影响。具体来说，资本是逐利的，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众多的新技术、新产业的孵化阶段需要大量资金。同时，新技术新产业由于自身经验等方面的因素存在着较大的风险，然而一旦成功后又可获得高额的回报，这就导致金融体系在逐利过程中需要不断创新金融工具，改善资金供给模式，从而规避风险实现资本增值。此外，旧动能的升级迭代初期，传统融资模式中银行等机构的审批程序复杂且成本较高，直接融资途径的优越性就开始凸显。不管是金融工具的创新还是融资渠道的完善都会导致金融体系的变革，提高金融效率。

图2 新旧动能转换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

3.新旧动能转换扩大了金融规模

新旧动能转换带来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更大规模的资金可以流入金融体系，倒逼金融市场不断地提高自身效率、优化结构，二者相辅相成，无形中扩了金融市场的规模。正如前文所述，金融结构的优化伴随着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效率的提升伴随着金融体系的变革，而这些改变都伴随着大量金融机构的诞生和金融从业人员的投入。金融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提升了金融体系服务新旧动能转换的能力，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果又为金融体系带来大量的回报，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扩大了金融市场规模。

(三)小结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到了金融供给侧改革对于新旧动能转换存在着助推作用，同时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以及取得的成果又进一步深化了金融供给侧改革，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耦和协调关系。在明确了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耦合关系后，我们借助耦合模型来实证分析山东省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处于怎样的耦合阶段，进一步分析未来如何发展。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由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目标在于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故而我们选取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关变量为新旧动能转换的代理变量。参考前人的研究，在新旧动能转换方面我们选取了经济效率、经济结构以及环境代价三个维度的指标(魏婕、任保平，2012)[注]魏婕，任保平：《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其排序》，《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4期。，在金融供给侧改革方面我们选取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效率三个维度的指标(李健、贾玉革，2005)[注]李健，贾玉革：《金融结构的评价标准与分析指标研究》，《金融研究》，2005年第4期。。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2.评价指标标准化及权重确定

在选取的序参量中，由于各指标在单位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无法直接进行比较、运算，因此我们采用功效函数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耦合函数的定义一般是通过功效函数来体现的，功效函数为：

(1)[注]系统中的负向指标为环境代价的三个序参量以及金融效率中银行不良贷款率，其余均为正向指标。

其中ui表示新旧动能转换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序参量，uij(0≤uij≤1)表示第i(1≤i≤n)个序参量的第j(1≤j≤m)个指标，可以用xij表示。当uij趋于1时，表明xij对系统贡献越大。因此，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序参量u1、u2可以由“线性加权求和”得到，即：

(2)

其中u1、u2分别表示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对系统的贡献度，λij为指标权重。

表1 新旧动能转换与金融供给侧改革耦合协调度指标评价体系

为了确定权重，我们采用熵值赋权法。“熵”是对于系统内部分子无序程度的度量，尔后被推广为信息熵。信息熵越小，信息的无序程度越小，反之亦然。具体步骤如下：

通过公式(1)我们将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得到矩阵A=(uij)n×m，随后为避免取对数后无意义，我们对矩阵进行平移：

Ai=(uij+1)n×m=(aij)n×m

(3)

计算第j项指标下i子指标的权重：

(4)

计算指标的信息熵：

(5)

其中，常数k=1/ln(n),n为年数；0≤θj≤1。

计算第j项的差异系数：

ωj=1-θj

(6)

计算指标权重：

(7)

在确定指标权重(结果见表1)之后，相应计算出u1、u2，然后根据容量耦合模型计算新旧动能转换和金融供给侧改革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度，其公式为：

(8)

公式(8)中的C表示新旧动能与金融供给侧改革之间的耦合度，其中C∈[0，1]。此外，由于耦合度指标在评价时容易产生误差，比如较小的子系统序参量却计算出较大的耦合度(陈莹、杨芳玲，2018)[注]陈莹，杨芳玲：《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为了得到更为精准的耦合关系，我们进一步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如下：

(9)

其中D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T为两者之间的综合评价指数，且a+b=1。在新旧动能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评价中，我们通常认为两者之间的重要性相同，即a=b=1/2。

3.阻碍度评价

为了更为精确地判断新旧动能转换与金融供给侧改革之间协调发展的方向，我们借鉴向英等(2018)的方法，建立阻碍评价模型，进一步确定子系统中影响其协调发展的因素。模型如下：

(10)

Hi=∑Hij

(11)

4.耦合协调度的类型划分

我们参考相关文献(陈莹、杨芳玲，2018；刘耀彬，2006[注]刘耀彬：《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特征及机制——以江苏省为例》，《经济地理》，2006年第3期。)，将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与金融供给侧之间的耦合协调分为协调发展阶段、过渡阶段以及失调衰退阶段，具体如表2：

表2 新旧动能转换与金融供给侧改革耦合协调发展类型划分

5.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数据为2007-2016年山东省的面板数据，所选取的指标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Wind数据库、《山东统计年鉴》以及山东省统计公报，其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采用了DEAP2.1软件，投入与产出数据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注]由于篇幅所限不再展示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关于资本存量的计算，采用了永续盘存法来计算，其中资本折旧率选用了张军等(2004)[注]张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的研究成果，为9.6%。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耦合协调度分析

表3反映了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在2007-2016年间耦合协调度的变动。从表中可以清晰看出，在2007-2008年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小于0.4，处于失调衰退阶段中的轻度失调状态；2009-2010年新旧动能转换与金融供给侧改革开始进入协调发展的过渡阶段，耦合协调度在0.4-0.5之间，处于濒临失调的阶段，该阶段中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序参量甚至达到了近十年的峰值0.3，说明金融供给侧改革在这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2011年以后，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虽然仍在过渡阶段，但已经由原来的濒临失调进入了勉强协调的阶段。从整体来看，山东省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是逐年提升的，特别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较大的转变，协调程度开始出现较大的进步，即金融体系正朝向服务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方向发展。此外，在图3中可以看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序参量存在较大的波动，2007-2010是一个上升的态势，随后一直到2013年都处于下降的趋势中，2013年以后又开始继续发力支撑起经济发展；反观新旧动能转换的序参量，从2007年开始就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且2009-2014年的增速较快。这说明在新旧动能转换中，金融体系存在定位不清、方向不明的问题。

表3 新旧动能转换与金融供给侧改革耦合协调度

图3 新旧动能转换与金融供给侧改革耦合协调度变化

从新旧动能转换与金融供给侧改革二者之间的序参量来看，在2011年以前，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各项指标一直处于超前的状态，直到2011年二者开始同步发展，此后新旧动能转换指标超越了金融供给侧改革，直到2016年二者又出现同步。因此，从序参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山东省金融供给侧改革在对新旧动能转换的支撑作用中呈现出了超前—同步—滞后—同步的演变特征。

(二)二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4 各系统协调发展阻碍度及主要阻碍指标

从表4中可以明显看出，2007-2009年之间无论是新旧动能转换还是金融供给侧改革都对二者之间协调发展的阻碍度超过了100%，当然这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存在密切相关性，同时也间接证明了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态环境。从图4可以看出，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对于二者协调发展的阻碍度显示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从二者之间阻碍度大小的相互关系来看，二者之间呈现出震荡变动的特点：2009-2012年新旧动能转换的阻碍度要大于金融供给侧改革，2012-2015年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阻碍度明显超越了新旧动能转换。二者之间呈现该特点原因可能是由于新旧动能在近两年才开始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意志，金融体系也在此时间段开始注重对新旧动能转换的服务水平和能力。此外，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发展属于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对经济质量与效率重视不足。

图4 新旧动能转换与金融供给侧改革协调发展的阻碍度变化

从表4中可以看到，阻碍度排名第一位的子系统序参量在不同时间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且相对稳定。在2007-2008年间，二者之间协调发展最大的障碍在于金融效率与环境代价层面，这与金融危机和经济的粗放式发展是分不开的；2009-2012年，金融供给侧改革层面最大的阻碍为金融规模，这可能是由于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山东省的金融发展受到较大影响，金融层面量的积累占据主要地位；2009-2011年新旧动能转换层面最大的阻碍为经济结构与环境代价，出现此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在此时间段山东省经济正经历转型的艰难期，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不合理的现象；2013-2016年，新旧动能转换与金融供给侧改革之间协调发展最大阻碍分别为经济效率与金融结构，此阶段经济的粗放式增长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需要，效率问题开始逐渐受到重视，而此时金融体系中由于像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市场还不够发达，金融发展相对保守对外开放度不够，导致了金融结构存在不够合理的现象。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在分析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之间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构建了新旧动能转换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耦合协调模型与阻碍度评价模型，定量分析了2007-2016年山东省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及主要阻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新旧动能转换的综合评价指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综合评价指标则出现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因此，山东省金融供给侧改革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服务水平与能力呈现出超前—同步—滞后—同步的演变特征；第二，在耦合协调度层面，山东省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从失调衰退阶段进入到了过渡阶段，分别经历了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的过程；第三，在二者协调发展的阻碍层面，金融供给侧改革呈现出阻碍度逐年下降的特征，而新旧动能转换则表现出下降—上升—下降的态势，但从整体来看二者之间的阻碍因素正逐年减少；第四，在阻碍因素层面，山东省金融供给侧改革在支撑新旧动能转过程中阻碍因素呈现出阶段性变动的特征，但各阶段相对较为稳定，当下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层面最大的阻碍为经济效率，金融供给侧改革层面最大的阻碍则为金融结构。

(二)政策建议

2018年，山东省顺利成为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的综合试验区，在此基础上二者之间仍需继续向高层次、可持续的协调发展迈进，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背景下要找准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定位。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在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助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山东省的金融供给侧改革综合评价指标呈现出上下波动的特征，表明在二者协调发展过程中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定位不明确，政策导向可能存在偏颇。因此，为了更好地完成新旧动能的更迭，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应在顶层设计中明确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定位与目标，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完善金融体系建设；加强政策导向，引导金融资源流向新旧动能转换之中；依托“一带一路”与雄安新区的建设，增强区域间的金融合作，拓宽金融资源的来源与渠道。

第二，完善新旧动能转换中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服务制度。虽然近年来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转换的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但是二者仍然处于勉强协调的阶段。因而，在推动新旧动能更迭换代中应通过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产权制度改革等措施，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优越的金融环境。此外，还应注重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相关制度，增加资本市场的弹性，拓宽股权融资等直接融资渠道，简化具备核心技术的企业的融资手续与程序。

第三，以创新促进金融体系结构优化，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动力。在现阶段，山东省金融供给侧改革与新旧动能协调发展中最大的障碍为金融结构。以银行业为主导的信贷市场依旧占据了主要地位，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应该加强有效供给制度的创新，在动能转换的变革中守正出奇，落实“制度红利”的先发优势；金融机构应该加强创新意识，通过创新性的金融工具实现与新旧动能转换的良好对接，协调发展证券、保险等市场，优化融资结构基于会展产业生态化。此外，山东省金融在对外开放中也处于相对弱后的地位，顺应今年博鳌经济论坛中继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号召，积极推动济南、青岛的金融国际化建设，创新利用外资、外资上市等机制，汲取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满足新旧动能更迭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