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金立山

老龄化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形态。相较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更快、老龄人口的总量更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我们展示了一张中国未来十几年卫生与健康改革发展的新蓝图，展望其中的养老产业，刚需养老将进一步巩固，而休闲养老将进一步多元化、创造性发展。

受访人

何文炯浙江大学民生保障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教授

记者：有人形容“未来影响中国人的最大变数是超老龄社会”。因为未来二十年之后，对于当下30多岁的这代独生子女来说，将意味着要么好好工作当职业化的典范，要么回家孝顺年迈的父母。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何文炯：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现实，而且将来老龄化程度会越来越高，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根据人口预测，2020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率约为18%，2030年约为26.5%，2040年约为31.5%，2050年约为36%，2055年达到峰值37.5%。这就意味着，未来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将生活在人口老龄化的“高原”上，而不是过了某个“高峰”即可回到“平原”上。所以，超老龄社会不是什么“变数”，而是很明确的“定数”。

对于现在30多岁及以下的年轻朋友而言，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需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需要有长远的打算。我们的年轻朋友们不仅要养活自己，养育孩子，还要承担养老责任，因而其负担将是比较重的。就养老责任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承担家庭的养老责任，即为自己的父辈和祖辈提供生活资料、照护服务和精神慰藉，使自己的亲人能够安度晚年。二是承担社会的养老责任，即通过纳税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等途径，为老一代人提供生活资料、医疗服务、照护服务、精神文化和无障碍环境等保障项目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因此，年轻朋友们不仅需要有自己的职业和事业，同时还必须承担对老人的养老职责。

毫无疑问，这二者是有一定矛盾的，但必须统筹兼顾，否则全社会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这就需要提高效率，而这里的关键是创新。一是通过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得我们创造的人均财富量能够增加；二是通过创新，提高年轻人养老的效率。后者即指发展社会化的养老方式，以满足老年人的各种需要，同时适当减轻家庭的负担。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老年人的部分需求可以通过社会化的方式来满足，但亲情无法通过社会化的方式实现，所以年轻人仍然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与自己的老人有零距离的接触，提供能够体现亲情的关怀和服务。

记者：发达国家都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属于未富先老。中国老龄化情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异在哪里？有哪些先进的应对方式可以借鉴？

何文炯：一般地说，人口老龄化主要是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人口寿命延长，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成果，主要是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尤其是医学进步）的贡献；二是生育率下降，这主要是生育意愿下降。然而，各国的情况又有不同。在发达国家，其人口老龄化一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生育率下降是老百姓自主决定、自愿选择的结果。但是，在我国，政府对于百姓的生育行为是有干预的，因而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比一般发达国家更为严重。同时，我国还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国家，因而其老龄化又有特殊性。

一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年保障服务水平还很低，这一领域资源不足，且配置不合理。二是为满足规模庞大的老年群体之保障服务需求，需要大量的资源，而作为处于赶超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任务很重，但人口结构老化、尤其是劳动力结构老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

为此，我们要从我国现实出发，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有效方法。明确社会各主体的职责，建立有效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尊严；按照代际均衡的原则，设计老年保障服务制度，使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有效率；加快发展社会化的老年保障服务，尤其是社会化的居家养老服务；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快生产老年生活和服务用品，构建“老年友好型环境”，全面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按照积极老龄化的理念，支持老年人就业和参与各种社会生活，充分发挥老年人作用。

记者：当前，为了挖潜经济新动能，国家有关部门正密集调研，养老服务业或迎来新一轮政策助推，包括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鼓励民间资本加快进入养老市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养老机构改革等。您觉得养老产业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政府的权责该如何界定？

何文炯：发展老年产业，不仅有益于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减轻家庭的部分养老负担，提高全社会老年保障服务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有益于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养老服务业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因为需求量很大，所以，养老服务业将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很重视此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养老服务业有居家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两大方面。近几年，国家出台了许多政策，旨在促进机构养老服务业发展，同时还鼓励民间力量进入机构养老服务领域，于是养老机构数量及其床位数都有大幅度的增长。相比之下，居家养老服务受重视的程度不够。但事实上，就大多数老年人居住于家中养老，而家庭小型化的现实和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迫切需要发展社会化的居家养老服务，因而这类需求的量是很大的。所以，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应当是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基于这样的理解，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政策，支持居家养老服务业发展。前些年的做法，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性社区组织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效果不理想。这就需要转换思路，采取市场化的方法，鼓励支持企业和各类民间组织从事居家养老服务。这里的关键是政府的定位要准确，在养老服务领域，政府要从养老服务供给者转变为监管者，从“运动员”转变成为“裁判员”。据此，要尽快推进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发展民办养老机构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让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

记者：就生产而言，现在养老产品逐渐走向智能化，杭州就出现了智慧老年社区等等，您觉得新科技与养老产品的结合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何文炯：从历史上看，任何产品的进步，都是依靠技术创新，养老有关的产品也不例外。从国际上看，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在养老有关的产品和服务方面，均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有效地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发展，他们的许多产品已经进入了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市场，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近几年，我们国家在养老服务智能化等方面有了积极的探索，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所以，我们的发展空间无限。这里的关键是两条。一是以需求为导向，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标，以降低成本、节约社会资源为原则，进行产品设计。所以，充分了解需求是基础性的第一步。二是尊重价值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经济学告诉我们，需求决定市场。在一个自由市场中，有需求，就有供给。老年人有需求，就有人会去设计产品；老年人的需求有变化，就有人会去改进产品设计；哪里有先进的技术适合于老年服务领域，就有人会想方设法用进去。所以，要设法让企业愿意进入这个领域，其关键在于要让企业感到有利可图，同时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记者：就消费而言，随着50、60后逐步进入老年，老年消费群体的需求日益多元，旅居养老、抱团养老等新模式不断涌现。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种趋势？

何文炯：确实，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养老方式也是如此。随着50、60后这一代进入老年，他们对于老年生活的理解和愿景与上几代老人相比，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这一代人经历了快速的社会变迁，他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贡献者，也是受益者，他们以短暂的时间，跨越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他们既有艰苦朴素的本质，又能够享受现代文明，对老年生活质量有较高的要求。而且，他们又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他们会根据经济社会的变化寻找适合于自己养老的生活方式，并且不断地创造各种新的生活方式。政府要做的，是顺应这种趋势，做好服务工作，包括改变某些不适宜的规则。同时，需要根据这种变化，分析其中的风险，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减少乃至消除风险，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持社会公序良俗。此外，还要通过有效的服务，提高老年人风险管理、自我保护的能力。

“新新”养老方式

·回乡养老：雇主跟保姆回乡，这种生活很双赢

今年48岁的陈永红，家住珠海斗门大托村，原本在外地做保姆，是村里第一个把雇主接到自己家里养老的人。

贾老伯（雇主）跟陈永红家人同吃同住，有时也跟她逛逛菜园子干点农活，活动筋骨。陈永红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女常围着他转，和睦友好的村庄也让老人非常满意，有空了推开门走几步就能跟邻家老人聊聊天。在陈永红的影响下，村子里其他在外当保姆的村民也开始行动，吸引城里老人上门来养老，这种养老新模式在当地悄然兴起。

为了规范村民的服务，一些社区专门制定了“乡村养老规范化管理手册”，就居家适老化改造、服务规范、收费标准等作了明确规定。当地村居社区还与酒店管理方联手，为这种养老模式做好养老管理、医疗护理资源对接。

让乡下来的保姆带着雇主回乡，既满足了老年人乡村生活的愿望，又减轻了保姆外出打工的生存压力，这是一种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