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径 穆莉萍

摘 要 近年来，农村女童遭性侵犯的案例屡屡见诸报端且呈上升趋势，性侵害不仅会给女童造成不可忽视的身心创伤， 而且给女童的照顾者尤其是母亲带来心理、精神及生活方面的巨大痛苦与挑战，她们需要社会支持来帮助其更好度过危机，从而更好地保护受伤的孩子。本文以个案研究为主要方法，辅之以个案介入的反思与总结，深入分析农村受侵女童母亲所面临的问题及所需的社会支持，并对该情境下的个案介入服务进行相关探讨。研究发现个案工作介入有效促进了农村受侵女童母亲家庭、亲属等非正式支持与政府、社区等正式支持网络的构建，使其获得更多情感性、工具性和信息性的支持；同时也提出在社会支持构建的广度、强度、效度及持续度等方面还需有所加强。

关键词 儿童 性侵犯 社会支持 个案介入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路径与机制—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行动研究”（sisu201623）；四川省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中心项目“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角色定位与实务探索”（SQZL2017C05）。

作者简介：汪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工作硕士，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工作、妇女社会工作；穆莉萍，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系教师，讲师，研究方向：社会工作政策、反贫困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9.077

一、引言

近年来，农村女童遭性侵犯的案例屡屡见诸报端且呈上升趋势，据“女童保护”不完全统计，2016年媒体公开报道的433起性侵儿童案件、778名受害者中，329起受害者为农村儿童，占比75.98%；719人为女童，占比92.42% 。性侵害不仅会给女童造成不可忽视的生理与心理创伤， 而且会给女童的照顾者，尤其是母亲带来心理、精神及生活方面的巨大痛苦与挑战。当发现孩子被性侵，母亲通常会经历巨大的恐慌，愤怒，悲痛、自责、内疚与无助，还可能遭受抑郁、PTSD等二次创伤，她们需要社会的支持来帮助其应对和处理自己的创伤，从而更好地保护受害的孩子（Masilo，G.M.&Maselesele;，M.D.2017）；然而当前大多数研究与项目都只把焦点集中于受侵儿童本身，她们的母亲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且很少获得所需的社会支持与帮助（Tavkar，2010）。因此本研究将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以一农村受侵女童母亲个案服务为例，探讨个案工作对受侵女童母亲社会支持构建的介入服务。

二、文献综述

（一）受侵女童母亲的界定、社会支持需求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受侵儿童母亲”英文为“mother of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通常简称为“Mother of SAC”，Masilo，G.M.（2016）对其做出的界定为“Any non-offendingwoman， stepmother， caregiver， foster parent，adoptive parent， grandparent or biological mother who takescare of the SAC up to 16 years”，结合中国性侵儿童的年龄界定，本文对受侵女童母亲的界定是遭受性侵害的0-14岁的女童的母亲，包括生母、养母、继母等。

Jones（2011）与Zimba （2013）指出儿童遭受性侵会给母亲带来极其消极的影响和打击，使其经历心理和情感层面的创伤，她们非常需要支持。可现实情况往往是，如果子女受到性侵犯，母亲常常是被遗忘的受害者，她们的需要常常不被承认，也得不到满足（NCH，2001）。Domain et al.，（2010）进一步指出受侵儿童母亲需要处理孩子失贞、家庭关系等多重问题，并且她们还可能经历情感和经济上的困难，尤其是对没有工作的母亲而言，因此对受侵儿童母亲提供帮助是非常必要的。Jackson （2008）在《被遗忘的受害者：受侵女孩的母亲》一文中揭示受侵女孩母亲遭受的创伤很大，孩子被性侵的事实及性侵被披露的过程都会影响母亲的心理健康，她们需要社会支持来帮助她们克服这些创伤和悲痛；研究也指出，如果母亲缺乏相应的支持和帮助，她无法有效帮助孩子并且还可能会延长孩子受性侵后的痛苦过程。Masilo，G.M.（2016） 再次证实受侵儿童母亲对社会支持的需要，如果缺乏社会支持和适当的应对策略会使母亲无法处理好她们的创伤而长期陷于痛苦、也可能导致母亲采取逃避措施而不断加剧其PTSD症状；如果没有得到合适的干预，受害家庭也可能陷入持续的功能失调中，而一个支持性的环境，如来自家庭、朋友、邻居、同事以及其他相关者的社会支持，可以帮助母亲更好地处理压力和创伤。在这种特殊时期，能够从家庭内部和家外系统中得到相应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国外关于受侵儿童母亲社会支持的探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增加，其中也有谈及社会工作的介入（Patricia A. Joyce，2007）。而反观我国，能找到的相关研究实在不多，仅于纪新（2012）在其硕士学位论文里，对社会工作介入受害家庭、通过物质和精神等支持，帮助提升家庭支持功能进行了一定探索。令人欣慰的是，龙迪教授（2017）在其《综合防治兒童性侵犯专业指南》专著里，对性侵犯儿童受害家庭做了大量探讨，并提出专业支援服务的关注点不能只放在受害儿童和侵犯者身上，专业人员需要理解母亲的困境，并提供相应的专业支援服务。虽然此处未直接提及社会工作服务，但社会工作一直是本书“专业支援服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不过，整体来看，我国当前针对受侵儿童母亲开展的研究十分缺乏，而对于农村受侵女童的母亲则更少涉及。

（二）社会支持概念、分类及理论指导意义

社会支持是社会网络中的他人给予个体的一般性或特殊性的支持行为，这种支持行为有利于增强个体适应环境的能力，减少个体受到来自于不良后果的影响（Malecki&Demaray;，2002）；叶胜泉等人（2003）提出社会支持是个人通过与他人、社会组织或团体进行互动，获得的物质、情感、信息和归属等方面的支持总和。总之，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认同，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可以促进个人的健康和福利（Jacobson，1986）。

贺寨平（2001）系统的归纳了国外学者的社会支持分类，将社会支持划分为：物质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和信息支持；陈岱云等人（2013）以社会支持提供主体的来源为依据，将社会支持划分为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两种类型，并指出由政府、工作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等提供的支持即为正式社会支持；由家庭、亲戚、邻里、朋友等提供的支持即为非正式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理论强调运用个体所在社会系统中的资源和支持以促进其社会功能的正常发挥，本文将以该理论为指导，结合农村受侵女童母亲的实际问题与需求，展开个案工作介入服务探讨。

三、研究方法

笔者在工作期间亲眼目睹一位农村母亲在女儿遭受性侵害后的痛苦挣扎过程，并作为专职社工为其开展个案服务，帮助其重塑生活信心并构建其社会支持系统。因此，本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要方法，辅之以个案介入的反思与总结，深入分析农村受侵女童母亲所面临的问题及所需的社会支持，并对该情境下的个案介入服务进行相关探讨。

在资料收集方面，采用面对面的半结构化深入访谈作为主要的资料收集方式；在资料分析方面，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本资料后按分析的逻辑框架进行归类分析。为保证资料的可信性，研究者借助笔记、受访者确认等方式以增进研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另外，本研究严格遵守研究伦理要求，所有的访谈均是在征得被访者同意、尊重被访者隐私和匿名性要求下开展的，同时对访谈资料进行匿名化处理，以保护访谈对象的隐私。

四、个案工作介入分析

（一）个案背景

案主现年42岁，务农，初中文化，身材瘦小，右膝关节退行性改变，不影响正常行走，住于村子半山腰，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其丈夫早年因矿山放炮被炸伤，神经和精神受到一定影响，性格较暴躁，爱抽烟喝酒且酒后极易发脾气；案主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儿子12岁读小学6年级；女儿16岁读初三，两年前在祖父母家寄宿上学时遭遇理发店人员强奸，官司已打两年，至今仍未胜诉。女儿因该事件落下性疾病，病情已得控制，但极易复发，需定期复查。案主家庭在女儿遭受性侵后陷入巨大的痛苦和压力中，其丈夫沉浸在对该事件无法愈合的愤怒和责难里，本来暴躁的性格变得更加严重，一度无法正常务活，且对孩子冷漠相待；女儿在身心上饱受伤害，儿子在家庭变故后变得十分沉闷；案主本人长期难以释怀，感到自责、痛苦、无助，担心女儿的名誉、心理及身体健康，同时独自承担着支撑整个家庭的压力。

（二）接案与预估

在取得案主信任、建立的专业良好关系，经过2-3轮深入的访谈并收集了充足的相关资料后，研究者参考“受侵儿童母亲心理健康影响系统模式分析图”（Campbell et al.， 2009），并结合社会支持理论，对案主的问题和需求进行界定与分析。总结而言，案主在其女儿遭受性侵害事件后，其个体、微观、中观、宏观及时序系统等各个层面都面临着许多挑战与压力，其自我功能大大受损且极需社会支持；因此，重构社会支持系统以修复其自我功能并促进增能显得尤为迫切，为实现该需求，个案工作者从其所处的正式与非正式两大支持系统内，挖掘并调动工具性支持、情感性支持及信息性支持等。

（三）计划与介入

（四）评估与结案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社工协助案主从无助的困境中走了出来，其丈夫已外出务工、女儿积极求学、儿子状态良好、而案主自己的精神状态也大有好转。同时，社工也协助其寻找到适合其家庭发展需要的方向，并探索出许多有效的问题解决途径。通过正式与非正式资源的广泛链接，帮助案主获得来自政府、社区的积极关注与支持，同时帮助案主增强了来自社会、亲人和家庭的有效支持。案主曾言道，社工和政府这么努力地帮助她，除了感谢之外，一定会更加积极地生活，并不断增强自我改变现状的能力。

五、讨论与结论

（一）个案工作介入有效促进了农村受侵女童母亲的社会支持网络构建

首先，案主的家庭关系得以改善且家庭支持功能有效增强。孩子遭受家外性侵时，家庭的支持本应是母亲的第一道防线，但一些家庭往往陷入功能失调状态，而母亲则面临着家庭危机的处理（Masilo，G.M.，2016）。家人、亲戚的支持可以为母亲提供重要的情感支持，也是其非正式支持的重要来源。但是案主家庭在变故后深陷痛苦，女儿的身心创伤无疑是其最大担忧；其次，正如（Davis，1995；Mannarino& Cohen，1996）研究所示，父亲在女儿受侵犯后无法处理自己的强烈情绪、为愤怒和焦虑所困扰，不能给家庭提供保护和支持，反而还因性侵犯发生和披露带来的后果而指责孩子，丈夫长期的不振极大地加重了案主的负担。同时，正如Baker， Tanis & Rice（2001）研究所表明的，由于兄弟姐妹与受害儿童共享家庭的情绪资源（父母的关注、支持和保护）和物质资源，因此，他们无疑也会受到性侵犯的负面影响；案主儿子长期沉闷寡言也给案主造成不少担忧。另外，因女儿是在公婆家借住时遭性侵，案主对公婆有一定的责备且拒绝其帮助。社会工作者在介入过程中以案主为中心，通常家庭联合治疗、认知行为疗法等，逐步改善其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尤其是案主丈夫和女儿的积极转变，使得家庭关系得到极大改善、家庭系统得到有效重构，有效增强其家庭支持功能。良好的家庭系统自然为案主带去了巨大的情感支持和能量。

其次，社會工作者在充分挖掘和调动来自政府、社区的正式支持同时，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支持力量，也有效增强了案主对正式支持系统的信任与运用。案主女儿性侵案发生后，案主曾去街道上访，也坚持打官司，但因各种原因一直未得到公正审判，案主因此对政府丧失信心，不再寻求任何政府支持。社工介入过程中坚守保密原则，在保证其隐私前提下，协助其合理争取社会资源，如轻松筹、低保等；并鼓励其积极走进社区和街道办寻求相关的政策或生计帮助。一系列的努力增强了案主对政府、社区等的信任，也使其感受到了来自社会支持的力量，并使其获得了更多来自社会的物质性、情感性和信息性支持。因农村妇女面临着一些特殊情况，如贞洁观鲜明、经济压力较大及可寻求资源相当稀缺等，服务过程并不简单，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大量的付出。如前两次家访时，案主不允许社工透露任何风声给邻居或社区，也不接受社工帮街道或社区说的任何“好话”，随着服务的一步步深入，案主逐渐放下过往看法，跟着社工一同重新认识社区、街道等并寻求相关支持。

再者，社会工作者以其特有的专业优势帮助案主增强其自我支持功能。The MOSAC 指出儿童性侵害不是一件容易处理的事，也不会随着时间而轻易消失，而且会造成一些短期或长期的持续性伤害，在孩子遭受性侵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非常需要获得支持。案主在女儿遭受性侵害后，不仅要帮助女儿处理身心创伤，而且还要应对家庭危机、经济压力及自我心理创伤。加之作为一个农村妇女，社会支持单一且脆弱，主要限于个人支持层面（沈菊、龚娜，2010），不仅缺乏正式支持，因家居高山深处，无邻居无朋友，甚至家人也无力支持，缺乏来自外界的支持与帮助，长期独自承重。社会工作者作为一股强大的支持力量介入，在尊重案主尊严、相信案主能力，挖掘其优势资源并促进其自我增能同时，帮助案主减负、引导案主转变视角、向外求助并积极运用外部支持，最终促进其自我支持功能的增强。

（二）个案工作介入还需加强受侵女童母亲社会支持构建的广度、效度及持续性

当然，社会工作者还有许多待进步空间，如在社区村民支持构建方面尚且不足，这涉及到文化意识层面的议题，需要通过长期的倡导与努力。需注意的是，儿童性侵隐蔽性极强，尤其在农村，很多父母认为自己家庭遇到这样的事情很丢脸，因此大多选择默默独自承受一切，感觉不被理解及会被歧视的想法无疑又大大增加他们面对邻居和村民的压力，因此，要想真正增强社区支持，还有很多意识引导和观念转变的工作需要去完成。

另外，社会工作者必须思考从哪些方面行动，才能增强案主支持系统的持续有效性。比如在结案后第四个月时，案主因其丈夫患病、女儿突然提出退学，又一次面临家庭危机。再次面临家庭挑战，案主不像之前那般无助，但还是感觉非常困难。因此，介入服务中注意加强案主的预警与防治支持系统构建，开拓应急出口，使案主不仅有强大的自己可依靠，还可更易地获得外部的支持力量，如向亲戚借钱为丈夫治病、发动有影响力的亲属劝导女儿等，简言之，要在真正意义上增强其社会支持运用能力、社会支持的强度和效度及持久性。

总结而言，孩子受到性侵犯不免会给母亲造成心理、生活等方面的巨大痛苦与挑战，她们需要社会支持来帮助其维持自我功能，从而更好地保护孩子和家庭。农村受侵女童母亲有其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作为专业支援服务的个案介入可以有效促进农村受侵女童母亲家庭、亲属等非正式支持及政府、社区等正式支持网络的构建，使其获得更多情感性、工具性和信息性的支持；但同时也需在支持网络构建的广度、强度、效度及持续度等方面有所增强。

注释：

“女童保护”2016年性侵儿童案件统计报告。

一个专门为孩子遭受过性侵害的母亲而设计、提供儿童性侵的信息及母亲所需的支持和资源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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