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 贾冬婷

1976年的秋天，通过香港到罗湖的那段木桥路，我重新踏上了内地的土地，开始了摄影记者的职业道路，也见证了那一个时代的流逝。

在我的脑海中，内地一直离我很近。我1951年出生在香港，4岁时被父母送回福州，因为他们觉得内地的教育更好。那所小学在福州军区的旁边，班里同学都是部队子弟，而我母亲出身于福州一个大家族，被划定为“官僚阶级和平地主”，我不幸地成为“黑五类”。当时全班人人都戴红领巾，就不给我戴红领巾，“全红一点黑”。小孩子都希望和大家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拼命地去除“四害”，去打苍蝇，去捡石头铺铁路，特别积极，但是我的“政治表现”一栏从来都是3分。结果我1960 年要回香港的时候，全校办了一个典礼，校长给我戴红领巾，欢送我回香港。我那天回到家挺兴奋的，但隐隐约约也有一丝困惑，这是我最早的一堂政治课。我后来对内地的好奇心是很明显的，或许就是童年在福州的这段经历，让我有了特别的眷恋也好，挫伤也好，种种复杂的情感一直将我拉了回去。

我从香港高中毕业后，去了纽约学国际关系，经常去图书馆阅读一切能找到的有关中国的东西。但在尼克松来华之前，中国的大门是关闭的，信息很有限。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选修了摄影课。一方面，它关乎创造，关于视觉;另一方面，我有一种成为记者的冲动，想要追随我父亲的道路，他曾在《大公报》任职。我摄影的启蒙老师是《生活》（Life）杂志著名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他将我带进《生活》去做他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