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浩然 兰州大学 甘肃兰州 730000

【关键字】：家庭养老 少数民族 代际支持 交换思维

一、问题背景及研究目的

当前，家庭养老依然是中国最主要和最普遍的养老方式。所谓家庭养老，就是由子女及其配偶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家庭养老实质上是我国独特的代际关系的外在表现,费孝通先生将其概况为“反馈模式”，以区别于西方社会的“接力模式”。他指出,这种模式是以“养儿防老”的观念为基础的，并体现了两代人之间的“均衡互惠”的原则。

不过，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学者们发现，这种传统代际均衡关系被打破，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养老问题，尤其在农村,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原本作为子女义务的赡养老人的无条件性行为，变成了以老人对子女“能给多少”为交换条件的行为，如果老人不帮助，就不赡养老人。这种行为直接挑战了中国人以“孝道”为核心原则的传统代际关系。农村调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代际关系失衡，子女不孝普遍且严重发生，子代不再看重哺育与反哺的传统，这种现象导致了家庭内部的信任预期，加剧了代际不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将子女养到18岁就不管了”曾经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家庭代际关系景象，如果30年的改革开放也将传统的农村社会推向了这样的景象，那么这个变化及其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中国大陆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各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风俗和传统，大陆西部更是多民族聚居区。家庭养老的代际支持模式转变及其结论仅仅是针对汉族地区，目前我们并没有见到相关研究反映这种变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否存在，这是使得对西部少数民族家庭养老的代际支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现状

导致家庭养老代际支持不足的原因有很多，原因发生的机制也各持己见。可以将其归纳为国家政治力量干预和市场经济冲击两个流派。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一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政策制度引起家庭内财产权利的转移。在经过一系列政府主导和社区内部策应的经济、政治、文化、行政和家庭变革，尤其是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和生产责任制之后，农村养老支柱已瓦解。原有的伦理基础与契约基础逐渐消失，家族主义衰落，使得农村养老运行机制得不到沿袭数年的宗法制度的约束和宗族舆论的监督。市场经济冲击流派认为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自由主义思想兴盛，使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都获得解放并得到极大发展。市场经济鼓励了个人自主发展的权利意识和个人财产观念，改变了传统的农业家庭经济形式。子代和亲代的生活习惯和价值方式差异，形成了分而不离的养老居住方式。人们逐渐失去了本体性价值的历史感，失去了家庭养老生活的责任感。

关于家庭养老代际支持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经济支持。由于外出子女的经济供养水平普遍非常低，留守老人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甚至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一般来说，相比留在本地的子女，外出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较多，经济状况越好的外出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越多。二是生活照料。低龄老人的身体状况基本较好，农村老年照料方式从传统的“家庭照料”为主转变为老年人的“生活自理”为主。三是精神慰藉。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外迁，进一步降低了子女对于农村老年人的情感支持力度，对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描述和解释代际关系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有交换理论和功能理论。按照交换理论的解释框架，家庭内部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一种付出与回报的交换关系，而子代赡养行为可以视为子女对父母早年养育之恩及之后广泛支持帮助的一种报答和回馈，是一种基于互惠原则的资源交换行为。功能论是指代与代之间历经抚养、赡养两个阶段，缺一不可，即一代人不可能脱离开另一代人而孤立的生存下去，一代人的生存制约着另一代人的生存。这种代际之间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养生送死”。

上述研究都将中国作为一个同质性很高的整体来研究，缺乏对中国代际间支持不同内部群体间的差异进行研究。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组成的文化国家，需要研究这种社会个体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代际间支持中是否存在。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代际支持，从支持的内容看，代际支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及情感支持。当前的代际关系模式为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行为是有条件行为，受到父母代际支持向下转移的程度的影响，且二者为正相关关系。

本研究主要探讨双向的代际交换，即有代际支持的向上转移；也有代际支持的向下转移。此外也将养老文化和观念、个人特征作为影响因素。因此将解释因子分为三类，一是家庭代际支持中的向下转移，或称为父母的交换性转移，二是养老文化与观念，三是个人经济与人口特征。

本文的数据来自由西安交通大学边燕杰主持的“中国西部社会大调查”2010年抽样调查问卷的数据，总样本 10,946份，覆盖中国西部 12 个省份，其中少数民族问卷2998份。根据代际支持的内容划分，将本研究模型中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如下所示：

变量描述

分别从情感支持、生活支持、经济支持三个维度对子女给予老人支持进行回归分析，反映的是子女给予老人情感、生活、经济支持的城乡差异、代际支持等不同层面的差异。

1.情感支持维度

婚姻状况差异对子女给予情感支持影响显著，与未婚子女相比较，已婚子女给予父母情感支持的概率降低了17.3%；而子女情感支持的城乡差异效果并不明显。R²为0.011，表示模型1的解释力为1.1%。

显示父母是否帮助照看孩子、是否帮助做家务对子女给予情感支持具有显著相关性，父母是否在经济上帮助过子女与子女给予情感支持并没有显著相关性。增加了代际支持变量之后，婚姻状况差异对于子女情感支持的影响依然显著。

增加了赡养观念层面的变量，但是该层面的变量对于子女给予情感支持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而控制了该层面变量的条件下，城乡、父母是否帮助照看孩子、父母是否帮助做家务等变量依然影响显著。

增加了性别和经济收入两项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统计显示，男性是女性群体给予父母情感支持的概率的2.046倍。此外，经济收入的增加导致情感支持的概率的降低。在控制性别和收入之后，子女给予情感支持的城乡差异依同样显著。

2.生活支持维度

回归显示婚姻状况与城乡差异对女子给予情感支持产生显著影响。与未婚子女相比，已婚子女给予生活支持的概率降低了30.9%；农村子女是城市子女给予父母生活帮助概率的1.165倍。

代际支持与子女给予生活支持具有显著相关性，父母帮助照看孩子、帮助做家务、在经济上帮助过子女从而获得子女生活支持的概率是不帮助照看孩子、不帮助做家务、没有在经济帮助子女的老人获得子女生活支持概率的20.82倍、2.933倍、1.151倍。

父母赡养中的性别观念、赡养责任观念对子女生活支持产生了显著作用，赞同“已婚儿子比已婚女儿在照顾父母方面的责任更大”观念的子女给予父母生活支持的概率更大。而控制父母赡养观念之后，城乡与代际支持变量对于子女生活支持的影响依然存在。

男性群体给予父母生活支持的概率更高；而与子女给予的精神支持一样，收入的增加并没有增加子女给予生活支持的概率，反而是降低了给予生活支持的概率。

3.经济支持维度

通过回归可以看出，与情感支持和生活支持一样，已婚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概率相较于未婚子女更低，其概率降低了14.7%；农村居民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概率更高，约为城市居民给予经济支持概率的1.481倍。

代际支持对于子女给予经济支持概率的显著影响，其中父母帮助照看孩子、帮助做家务从而获得子女给予经济支持的概率更高。

赡养观念对于子女给予经济支持产生影响，与子女是否给予生活支持的统计结果类似，赞同“已婚儿子比已婚女儿在照顾父母方面的责任更大”观念、反对“健康老人应该独立生活，不应依靠子女”观念、反对“应首先考虑抚养子女，其次再考虑赡养老人”观念的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概率更大。

男性群体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概率是女性群体给予父母经济支持概率的1.478倍；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其给予父母经济支持的概率增加21.5%。控制性别和经济收入之后，婚姻状况、城乡、代际支持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四、结论

研究表明，当前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家庭养老中代际支持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居住在农村的少数民族子女对父母养老支持在情感、生活和经济等方面都要明显好于居住在城市的少数民族,主要影响因素是相较于城市地区而言，农村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具功利性的交换养老思维尚未盛行或蔓延,其次是家庭结构上的不同。能否获得子女给予的情感支持、经济支持、生活支持是与父母是否对子女进行代际支持正相关的。在性别上差异同样明显，男性群体在各方面给予养老支持的概率都要高于女性群体。而收入的增加除了同样增加经济支持的概率外，与情感支持、生活支持呈现负相关。

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整体，在改革开放30年间深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家庭代际关系不论是在经济支持还是情感支持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的转型和变化。旧的代际关系被打破，年轻一代在养老行动上越来越理性化，新型的代际关系平衡以类似经济性行为的交换理论为基础，以“互惠”为原则，在相对理性基础上逐渐形成。但是在不同民族之间以及城乡之间，仍旧存在着显著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