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鹰

对每一个写作者来说，写作的首要问题就是：写什么？是写历史题材，还是写现实题材？其实，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往往我们受到了现实当中一个事情的触动，或者由于一件事情调动了以往的经验，首先是想把它写出来，至于用诗还是散文，小说还是戏剧，还是报告文学，可能是下一步的问题。所以对文学创作来说，题材和如何对题材进行处理，往往同样重要。题材当然有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之分，而这次我将着重探讨现实题材。

题材很重要

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协开会的时候，有作家就提到，我们总是夏天写抗旱，秋天写防涝。老是走不出这样的怪圈，好像老在题材问题上打转，大家都焦虑于到底能不能跟现实紧一些，或者能不能离现实远一些，近或者远，作家各自有多大的空间？人们纠结这样的问题，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恰恰反映出了题材的重要性——先要把写什么作为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其次才考虑怎么写。而现实是文学取材的重要方面。

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中，并被现实所塑造，谁也没办法逃离，每个人本身又都不自覺地以自己的行为参与了现实的塑造。对创作者而言，将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反映出来，是自然而然的选择；现实是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我们接受现实生活的冲击、考验，然后产生写作的欲望；现实也是最现成，最便捷，最容易接上手的一类题材，现实中每天发生的事儿，近的远的，都会直接作用于写作。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人所有的行动、思维方式，我们跟别人打交道的方式方法和能力，都是由各种现实关系所决定的。

现实题材文学创作是一个时代文学创作水平的重要标高。一个时代有没有非常有分量的，能够反映时代本质的，思想艺术上都达到很高水平的现实题材作品，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创作水平或成就的重要尺度。当然，衡量一个时代文学创作水平有很多尺度，比如有多少名家大师，创作了多少作品，在题材的丰富程度上有多高，等等。但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如何，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标高，能够在现实题材创作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是当代作家的荣幸和重要使命。

现实是最活生生的，最冲击人的思想和感官，最能激发人的思考。现实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特别是在互联网和新媒体特别发达的今天，无时不在冲击着人们的思考，也确确实实考验着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贾平凹写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当代生活，尤其是当代农村的生活，他说他每年都要到陕西甘肃一带的乡下去跑一跑，接受农村生活中发生的事儿对他的冲击。在谈到长篇小说《带灯》的创作时他说，在深入生活的过程当中，他找到了一个驻村女干部的典型，看了她好多日记书信，这些东西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自己的创作。现实生活对作家构成了最直接的刺激，激发了他的创作。

题材是辩证的

题材很重要，但作为一个作家，更重要的是倾听题材对你的诉说。比如写农村，那么，农村发生的事情的新鲜度，它跟整个农村的现实生活的联系，转化为文学作品的可能性，是需要作家倾听其诉说的。

题材之前还有一个东西叫素材，就是我们从现实生活中采访到的，没有经过消化、整理、吸收，没有把它纳入到创作过程中的那些东西。素材化为题材还要挖掘事物背后的丰富性复杂性，挖掘它转化为文学作品的可能，这就要倾听题材自身的诉说。驻村干部的日记、书信不能照录，文学不是口述，它要经过剪裁、处理、过滤、升华。要尽量了解已知那些东西背后的原因，人物行动的动机，挖掘现实表层的背面，这才是作家应该做的事情。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只需要把某个事情交待清楚就行了，但对作家来说，就要更多地关注到特异的方面，现实生活对他的触动与思考，他的精神脉动，现实表层背面的东西更重要。

题材本身的走向需要重视。好多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谈到这样一个感受，就是自己原本设想的人物命运，可能是大团圆，最后却走向了另外的结尾，写着写着却发现不可能了。比如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最初想的是把这个出了轨的女人作为一个谴责的对象，但写作的过程中发现，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不完全是她个人造成的，她没有办法，托尔斯泰只有按照艺术规律，赋予她悲剧性，让大家对她表示同情。

题材的走向随着创作过程的深入会发生变化，会展示它自身的独特性。比如根据日本作家东野圭吾改编的电影《嫌疑人x的献身》，讲述一个天才数学家石泓，爱上了隔壁一个叫陈婧的已婚女人。电影一开始隔壁有个男人就被杀了，被杀之后警察发现了好多疑团，不知道怎么杀的也找不到凶器。随着剧情一步步的推进和回溯，才发现原来这个叫石泓的数学家，有一次要自杀，住在隔壁的陈婧正好因为女儿学校开展捐书活动，敲门找他捐书，石泓就没自杀成。为了报答她，石泓在陈婧家发生命案之后，伪造了一个现场，然后又杀了一个流浪汉，把杀人现场布置在了江边。他承认陈婧的前夫是他杀的，并给警察交待了，以此洗脱了陈婧谋杀前夫的嫌疑。这只是题材的一个走向，因为石泓已经都认了，证据也在，这个案子本来可以到此为止，这个电影也可以结束了。但是有—个警察，恰恰是石泓的学生，觉得没有这么简单，他觉得如果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话，不符合老师的性格，他非常了解老师。他认为那个男人恰恰是那个女主人陈婧杀的，住在隔壁的石泓为了帮助陈婧，就伪造了一个现场。他对陈婧如此之爱，有如此的报恩之心，以至于杀了一个无辜的流浪汉转移了警方的注意力来为陈婧洗脱犯罪嫌疑。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逆转，表面上看是一个很通俗的凶杀题材，却变成了一个很复杂的，展示了人内心的复杂性的故事。当然，对于这个电影的女主人公陈婧来讲，还可以深挖出另一部电影，讲她的家庭关系，她最后怎么杀了他的前夫。所以，题材在一个好的写作者手上往往是会发生变化的，会有多种走向来展示这个题材的深刻性和丰富性。对同样题材的不同处理，展示了作家的智慧，才华，勇气，良心和创造力。同样的题材，不同的人处理，结果往往非常不同。那么如何观察同样一个题材，如何挖掘同样一个题材，不同的作家也有非常不同的写法。

题材不分大小。小题材小事情也有大主题。铁凝早年有一篇小说《哦，香雪》，讲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村子里边一个木匠的女儿，正好是上中学的年纪，家里穷，买不起带磁铁的塑料铅笔盒，父亲就用木头给她做了一个很笨重的铅笔盒。他们家附近修通了铁路，铁路给这个村子带来了多种新鲜的事物。火车是在晚上七点左右通过这个小村子，小伙伴们商量好，火车来了就拿着自己家里产的核桃、鸡蛋之类去换新奇的东西。香雪想换一个铅笔盒。她与小伙伴们每天都到火车跟前。到了秋天，七点钟火车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有一天香雪终于攒够了鸡蛋，她就上车去跟车窗边一个有铅笔盒的女孩换。有铅笔盒的女孩非常慷慨，不要香雪的鸡蛋，推来推去火车开了。怎么办？大家都为香雪出主意，那个帅气的，被指认为她小伙伴对象的帅气列车员安慰她说，没关系，你到下一站下去，我爱人的亲戚正好在那个站上，到他们家住就行了，不用担心。香雪心里还暗暗地为自己的小伙伴惋惜，没想到人家都已经结婚了。到了下一站，香雪下车了，她沿着铁道线从相反的方向走回了自己家，这样一个小故事，反映了农村姑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与人的互相呵护，从一件小事情中反映了深邃的内容。

说到题材问题，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只要题材对了，创作就成功了一半，或是取得了大半的成功。比方说，写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好人好事，英模典型等等的报告文学，弘扬主旋律，响应了国家号召，但是否成功，能否流传下来，要靠时间检验，有时候恰恰主题好题材好，却是速朽的。苏联作家爱伦堡在回忆录里讲，经常听到纺织工人抱怨写纺织的太少，邮电工人认为写邮电的不多，钢铁工人认为写钢铁行业的文学不够，这个意见提出来以后，作协就会组织很多作家去写纺织，写邮电，写炼钢……二十年过去了，纺织工厂的纺织女工在图书馆里借阅的照样是《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罪与罚》这样的作品。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无非就是说不在于写什么，写不写纺织，写不写邮电，写不写炼钢，关系可能并不大，最终能够留下来的这些作品跟题材关系不大。很多伟大作家写的伟大作品都是最初听到的一些很“狗血”的事。比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当初就是根据父亲诊所里的一个学徒身上发生的事情写成的，爱慕虚荣的女性，屡次投入别人怀抱，最后自杀。司汤达的《紅与黑》也取材于当时的一个新闻报道，讲一个被处死的外乡青年的故事。这些简单的事件，经过作家的处理变成了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著。《包法利夫人》反映了当时爱慕虚荣的女性在社会的挤压之下复杂的心路历程，对社会的严肃批判。司汤达的《红与黑》反映底层青年想要挤入上流社会是不可能的，付出的代价是生命，无论想尽什么样的办法，是披上黑衣服进入教会，还是穿上红衣服进入军队，都是暂时的。社会不容忍这种行为。

所以，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创造力的健康。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对作家来说并不容易。怎么保持一个创造力的健康？什么是健康？比方说观察生活的深度，你看问题要有哲学的高度，对人的心理的洞察，你是单向思维，还是开放思维，这都事关一个作家创造力的健康。

阿来的《三只虫草》讲的是很小的事，很短的篇幅，却包含了很多内容，它不单纯是一个孩子要肩负起家里为父母分忧的话题，而是社会中的利益原则、对金钱的崇拜已经深入到了各个领域，哪怕是一个学校里敲了多少年的钟，都会被偷走卖钱。随着这个作品缓缓地推进，你会发现作家对生活有多种发现。比如男主人公桑吉和他母亲在看电视时有一段对话，说电视上演了那么多无聊的人。他们发问，为什么城里人什么事儿都不做，他们还那么的百无聊赖，还那么发愁？在挖虫草的过程当中，发生的好多荒唐可怜的事都在教育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随着这个故事的推进，你会发现作家在一步一步解剖这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当中不合理的事。来之前还看了一部阿来的散文《成都物候记》，就讲他做了手术以后有一段比较闲暇的时光，他本身就对大地上的花草树木特别感兴趣，大病之后，就到周边的几个公园去散步，去拍花花草草。他对生活的敏感，发掘，成就了他的散文作品。

说到现实题材，对我们中国的作家来说，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乡土文学，乡土文学也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占了很大分量的一个领域。中国乡土文学的发达跟中国的乡土社会农耕文明的发达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正处于由农业社会迅速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这样一个阶段。以前我们的人口大部分是在农村，由农村迁徙到了城市。就作家的构成来讲，有的是在农村出生成长，通过上学到了城市里；还有的本来是城市里的学生在“文革”时期又到了农村下乡，王安忆、铁凝、叶辛等，都是知青。所以乡土题材，农村题材，是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在当前的乡土文学创作当中，有哪些重要的作品，他们有哪些重要的创作经验，我给大家做一些介绍，从中大家也可以领悟一下现在乡土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

比如格非的《望春风》，是他继茅奖《江南三部曲》之后一个重要的代表作。格非是在江苏农村长大的，他回望他的家乡，从回顾家乡的历史写到了当今乡村的变化，他以半个世纪中国乡村中人物命运的变迁为焦点，对逝去的故乡和老去的故人做了告别。小说讲述了故乡五十年的变迁，前三十年的故事主要讲述政治和外来权力如何打破传统格局，取代传统来左右村庄和每个村民的命运，以及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后人的变化，比方合作化、四清、“文革”、反右等等。阿来的《空山》也涉及同样的问题，本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村，由于受了政治思潮和运动的影响，慢慢地改变了乡村的生态。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建立以后，金钱的力量和商业规则又对农村秩序形成了冲击。无论是政治上的冲击，还是商业规则的冲击，都打破了传统的格局。《望春风》里后二十年的故事讲述的就是权力和资本如何媾和，再次重塑了乡村和村民的命运，这个故事也是以普通人命运的变迁来表达的。《望春风》实际上还有对乡愁逝去的深深的惆怅和感叹。

贾平凹也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人物，在谈到他的小说《带灯》时，他说：“通过《带灯》我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

在剧烈的时代变化过程当中，农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冲击，积累出了好多的矛盾，以往田园式的生活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和商业法则之下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乡村中的那些人越来越不好对付。对一个乡镇干部来说，要修一条路，挖一条渠，如果跟村民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他们的工作是很难做的，人心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贾平凹在处理《带灯》这个题材的时候，到底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他想了很多办法，《带灯》跟贾平凹以前的书比如《极花》《秦腔》等很不一样。段落很多，每一个段的字数也很少，就像一个段子组成的书一样。因为对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来说，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非常单调的，每天开会，调研，处理纠纷，这跟写一个普通家庭，从一个家庭的生活切入是很不一样的，因此表现起来非常困难。比方小说里写到好多开会，而开会的时候台上领导讲的话是无法进入这个小说的，那贾平凹是怎么让它进入的呢？他就写带灯在开会的时候开小差，她画画，画各种图案，抄别的书上的一些句子，等等，他这样来处理。还有小说虚构了一个经常跟带灯通信的地市级领导干部，通过他们相互之间的通信，拓展了小说的生活面，也改变了叙述的口气。另外，又给带灯找了一个跟班，就是跟她同时下乡的一个女孩儿，叫竹子。通过竹子的视角，讲在她周围发生的一些事，补充带灯不在场时所发生的一些事，这样就使文本饱满起来。我认为《带灯》是贾平凹创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跟他以往小说的面貌都不一样。他的《极花》也是写乡村问题，他这个题材来自于他的一个熟人，他的女儿被人拐卖了，若千年以后生了孩子不堪忍受又回来了，但最后又回去了。小说挖掘这个事件背后的原因，触及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反映了我们当代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成为一个很难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些条件比较好的女孩儿都到城里打工去了，做各种莫名其妙的职业，造成了农村留守男青年的婚姻问题，在陕西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还有一部作品就是梁鸿的《梁光正的光》，这部作品反映了农村里一位喜欢揽事儿，喜欢给人打抱不平，喜欢维持公平正义的父亲，哪儿发生了不公平的事他都要去插一杠。他晚年要寻亲，要把粱家到县里打工的亲戚全都找齐。在寻亲过程中碰到很多不合理的，不合规矩的事情，他都要去纠正。比如到城里打工的亲戚摆摊的车被城管没收了，他要去维持，要去讨理；谁被打伤了他也要到医院去探望，去帮助，等等。他所有的子女都围着他转，他要去哪儿就带着他去哪儿，他就像一个梁庄的堂·吉诃德，自己没有多大本事维持正义，却很有热情，他如同一团孤独的乱麻，热情地席卷了所有人。最后他把这些自己完成不了的破事儿，都交给了他的那些子女，只有等他哪一天死了，整个家族才消停了。这个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物的性格，主人公是立起来了，是一个立体的，热情的，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但这部作品我认为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实际上那些子女全心全意帮他去维持公正，对于一个乡下的农村家庭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传统伦理纲常的崩溃，使得父母和子女的联系很脆弱，不太可能他的每一个愿望他的那三个子女都能跟随他并帮他去实现。如果这个老人是个大队书记，或者一个公社书记，有点权势，那这个逻辑还说得过去。但像他这样一个没有什么能力和地位的老人，子女不会亦步亦趋地去支持他的，这是这部小说非常大的一个漏洞。

那么当代现实题材当中乡土文学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当代作家最为擅长的一个领域，这是由我们当代作家的构成所决定的，他们的出身和经历所决定的。乡愁、乡情是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表达内容。但也正如评论家孟繁华所提出的：“要杜绝以煽情为能事的怀乡病、伪情感。”实际上好多乡土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作品，大都是写乡村以前如何如何好，风景好，人情好，物产也好，气候也好，但是现在受到了工业的污染和商业法则的冲击，所有的乡村都变成了逝去的文明，很多作家通过乡土題材都是在为乡村唱挽歌，给它写赞美诗。实际上对乡村来说，也要从多方面来看，既然你把乡村说得那么好，风景也好，吃的也很生态，但要是让你从城市重新回到乡村，别说生活一辈子，生活两个月恐怕你就受不了，所以要杜绝这种以煽情为能事的怀乡病和伪情感。实际上现在我们农村的问题是很多的，当代乡村生活当中的矛盾，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伦理纲常的崩坏，等等，对乡村发生的这些事儿还是要进行客观的分析。

第二，当代乡土文学创作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思潮有这么几种：第一种，以梁鸿为代表的作家认为，现在农村人，无论是留在乡下的还是进了城的，人心都变了，再也回不到乡土那种鸡犬相闻，以互相扶助这样一种美德为主的社会秩序。第二种，以周大新《湖光山色》为代表的，以乐观主义的情绪表达了乡村的变革还有可以期待的未来，并不是像梁鸿认为的那样，无论是到了城里还是乡村，都没有办法再挽回那些人心上的失败。实际上通过进一步的城镇化，或者乡村文化的振兴，还是有可期待的未来的。第三种，就是格非的《望春风》和刘亮程的《凿空》所表现的，乡村是一个只能想象，却不能再经验的所在，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想象的存在它就有可能回到它原来的那种秩序当中去。针对这样一些创作思潮，孟繁华就认为：“向后看的，以煽情为能事的怀乡病，伪情感，这是当今乡土文学中要祛除的，这些怀乡病，伪情感，它试图建立起一个怀乡的‘总体性，以潜隐的方式抗拒有无限可能性的现代性。”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向着这个现代性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秩序当中，对知识分子来说应该积极地参与乡村的这种变革，尤其是文化的变革，这也是我们当代创作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对于乡村社会来讲，最紧要的还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就是人心的问题，农民的国民性问题，农民和整个国家的关系问题，农民和现代化的问题，这些东西实际上通过文学都能够去进行一些深入探讨。

再来说说城市题材，今年张炜出版了一个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大私营企业巨头淳于宝册，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要吞并风光旖旎的海滨沙岸的典型现代事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就是另外一个大实业家，叫吴沙原。吴沙原就一直在和他进行着抗争与较量。这个作品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文学或者城市题材，它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信仰互相搏斗的过程，反映当代社会中各种社会矛盾，直指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膨胀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

还有刘庆邦的《黑白男女》，这个作品讲述了一个叫龙柏的大型煤矿，在秋后的一天夜间，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一次炸死了一百三十八名矿工。死者长已矣，生活还要继续，死者身后的孤儿寡母面临的是生活和情感的重建，然而重建又谈何容易。小说以三个死难矿工家庭为主线，展现了普通百姓在灾难面前互相温暖、自尊自强自立的动人故事。叙写底层百姓的悲喜人生，展现美好醇厚的人间真情。在当代社会生活当中，女性一旦失去了丈夫之后，面临着更大更深刻的问题实际上反映的也是一些社会的问题。这三个女人，带着孩子的，或者刚结了婚没有孩子的，家庭情况千差万别。在解决她们问题的时候，他们家人的态度就很不一样。比如有个女主人公叫郑宝兰，带着一个女儿，在她的丈夫去世后生活就面临着能不能再嫁的严峻问题。她的婆婆就坚决不同意她再嫁，因为再嫁之后家里劳动力就缺失了，还要把孙女带走。而公公的态度则很矛盾，他认为儿媳妇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于是他到矿上装自己得了癌症，去为他的儿媳妇争取了一份在食堂打工的工作。在这些问题的刻画过程当中，凸显了人与人的关系。郑宝兰在食堂打工过程中又碰到了一些矿工，有纠缠她的也有真心对她好的，但她都不敢迈出那一步，不敢跟他们交往。她的这些想法也是受自身社会地位所决定的。

上海作家路内擅长写工业题材，以工人阶级为主角，塑造工人知识分子形象。基本上就是写小人物在历史的磨难中，都力争有良心地活下去。现在我们的工业企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70后作家的笔下，书写了各种资本介入对于工厂，对于工厂当中的人的种种压迫和盘剥。他的代表作《慈悲》讲述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后近四十年，国营苯酚厂的变化，厂里工人的命运戏剧性地腾挪翻转，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也构成了小说故事的主体。

社会题材当中写政治生态的，推荐周大新的《曲终人散》，这本书写的是一个省长退休不久后就去世了，去世后他的第二个夫人找到作家“我”，希望能写一写她的丈夫，她给“我”提供了26个采访名单，包括省长的老部下，亲戚，同学，等等。这个作品的结构非常有意思，一共有四章。第一章写省长欧阳万彤去世讣告，第二章写26个人的采访录音整理稿，第三章写欧阳万彤私人保险柜所藏之物品，第四章写《清河晚报》关于欧阳万彤遗体告别仪式的报道。第二章是小说的主体，通过采访，作家“我”发现欧阳万彤是一个难得的省长，这个省长进入官场政治生态之后，就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很大的抉择，想当一个正直的，能够做很多好事的省长，会得罪很多人，寸步难行，在招商、建设、银行贷款等方面，都遇到了很多不同势力对他的挤压。但如果随波逐流，做一个不作为又贪腐的官恰恰是很容易的。小说通过退休省长的整个人生历程和心路历程反映了当代的政治生态，他曾经说：“我们这些走上仕途的人，在任乡、县级官员的时候，把为官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遇事为个人、为家庭考虑得多一点，还勉强可以理解；在任地、厅、司、局、市一级的官员时，把为官作为一种光宗耀祖、个人成功的标志，还多少可以容忍；如果在任省、部一级官员时，仍然脱不开个人和家庭的束缚，仍然在想着为个人和家庭谋名谋利，想不到国家和民族，那就是一个罪人。”这部作品不但为我们十八大以来治贪腐提供了一个佐证，同时也提醒我们实际上当代社会政治生态的改变跟每个中国人都有关系，每个人都憎恶走后门，但遇到个人实际问题的时候，每个人又都要去托关系，走后门，都会不自觉地按照这个潜规则去做，上学，找工作……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态的改变，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李佩甫的《平原客》也讲了一个副省长把他的妻子杀了，这是发生在河南的一个真实事件。作者挖掘案件背后的故事，设置了三个人物，一个就是这个副省长李德林，原本是平原大省的小麦专家，留美攻读博士回国后仕途一帆风顺，最后官至副省長。第二个人物就是刘金鼎，是一个卖花的，经常给县里边的头头脑脑送花，用以装饰家、办公室，并凭此手段在权力场中游刃有余，屡屡获益，最后官至副市长。刘金鼎还给李德林介绍了一个小媳妇，一个比李德林年轻很多的，虚荣心很强的女人。这个女人利益膨胀，不停地跟李德林要钱，弄得李德林简直没办法，最后就通过刘金鼎把他夫人杀了，从而引起了其他一摊子事儿。第三个人物是刑侦专家赫连东山，他在破案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作品中这三个人物都塑造得非常好，作者把一个普通高官的凶杀案，变成了一个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刻解剖的故事。这个作品写得非常巧的一点，就是他找到的了“花客”这个切口，也就是刘金鼎的父亲，卖花种花的那么一个人，慢慢地渗入到了国家的权力机构，并把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这样一个阿谀奉承，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的一个人，以他作为一个切口来处理的题材。李佩甫在讲他创作这个作品的过程时说，他家以前就很穷，父母的老家在河南农村，后来到了城里当工人，家里经常来一些亲戚，穷得简直就没办法，有一次他两个乡下的亲戚到城里来，进门对他母亲说：“姑，没拿啥。”他们手里提的是两串用毛草拴着的蚂蚱，就那么用手举着，把蚂蚱当成了见面礼。但是这些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同时又不择手段、生生不息。他就刻画了这样的一些人。

去年影响比较大的作品还有鲁敏的《奔月》，这部作品反映了女性在当代生活当中角色的变化。吉林有个作家金仁顺，电影《绿茶》的作者，她在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也写了很多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跟鲁敏的作品形成了很大的对比。在金仁顺这一代女性作家的笔下，社会生活中的女性大多是被动，隐忍的，是被男性牵着鼻子走的这样一些形象。但在鲁敏的作品中，你会发现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女性的地位正在反转，在社会生活当中发生的作用正在变化，变得更为主动，对社会生活占据更多的主导。《奔月》这个小说讲述的是一辆大巴翻车坠崖，女人小六成为失踪者，现场扑朔迷离，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实际上这个小六是自动脱离了她以前的生活，来到了一个叫乌日镇的城市，当了超市收银员。由此小说分两块来叙述，一块是她原来的生活，丈夫，公司的同仁等等。她的丈夫去妻子的公司探访她的生活，忽然发现对自己的妻子其实根本不了解，她是一个在公司里非常强势的女性，而且还有婚外情。她还有个闺蜜叫绿茵，经营着一家茶餐厅。绿茵跟小六的关系本来非常亲密，但她居然就在小六消失之后慢慢接近了小六的丈夫，最后到他家登堂入室，给他做饭，伺候他，最后主导了小六丈夫的生活。而在乌日镇，超市的女主管看到小六这么能干就培养她，一开始小六当的是理货员，后来又当收银员，最后做了主管取代了她。在这一步一步中你就能看到社会生活中女性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女性叙事中还有严歌苓的《芳华》，《芳华》是作者对过去生活的一个回忆，她说不上是一个纯粹的现实题材，但从总体上来说也算是一个现实题材，因为毕竟是从过去的生活回到了海南、深圳和北京的生活当中。实际上小说远比电影丰厚，电影受到拍摄场景各方面的限制，篇幅很短，但这部作品是很有意思的，语言非常好，并展现了人与国家、时代发展的更多层次的联系。

前段时间我看了部电影《隐于书后》，主要讲当初女性写作跟社会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简·爱》《呼啸山庄》《艾格尼丝·格雷》，这三姐妹在她们写作的时候是在地下状态中进行的，她们投稿都是用的男性化名。电影主要讲述了这三个女性她们各自的家庭生活，以及她们最后走向文学道路的一个情况。当初文学是与写作、印刷出版、发行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印刷文化、读写能力的产物，它需要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价值的提炼。而现在我们经历了一个全新的文学创作环境，网络新媒体时代，文学传播的便利化，教育的普及，以及出版体制的巨大变化。勃朗特姐妹的那个时代，文学的出口唯一的渠道就是印刷，虽然现在的出版体制变化很大，但实际上对我们作家来说是敞开了更大的空间。

说了这么多关于文学题材的认识，写作当中几种不同题材作家的处理，并展示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家的创作的一些面向，但对我们每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打开自己的创造力，要对文学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什么是文学，它由哪些要素构成，不管处理什么样的题材，你可能都要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它是文学的外在形式，文学它首先是语言，它是经由语言诉诸想象的，没有画面、影像、音乐等直观内容。所以作家是讲故事、摆弄文字的人，它将经验、欲望表达出来，既属于个人，也属于他人。它是一种深刻的分享行为，它首先的存在形式是语言。文学的语言是一种特有的言说方式，跟通讯、新闻、社论是不一样的。文学的语言具有表达的色彩和力量，作为作家来说首先要用语言和文字来征服人，作家的语言要突破一个时期语言的平均数，要高于一般人。我们比较一些作家的语言，你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是比别人高的，比如阿来，麦家，他们的语言是丰富的，语言的组织方式有他们自己的独特性的。写作就是要翻越语言的高墙，要有广泛的借鉴，比如流行在青海和甘肃附近的花儿民歌《马五哥与尕豆妹》，用的就是很直接的语言：“天上的月儿没影了，树上的鸟儿叫唤了……恶婆婆能打我能挨，只要哥哥你天天来……五谷只有扁豆扁，人里就数妹可怜。”这是一种民间生动的语言。还有就是方言的力量，每当我到河南、陕西、四川，我就觉得方言的力量是非常强的，它自身的那种句法和词汇，会给人一种不同的力量。语言不是文字本身，是认识。而这种认识大于生活，可以照亮生活。词与词的组合本身也会带给人乐趣，就像古人所说“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建议大家可以重读一下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今年是《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四十周年，它是我们改革开放时期报告文学的一个经典，当然也有那个时代好多的烙印，但它的语言本身是非常优美的。它处理的是数学问题，但通过语言表达的诗意是非常浓烈的，例如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且让我们这样稍稍窥视一下彼岸彼土。那里似有美丽多姿的白鹤在飞翔舞蹈。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它踯躅徘徊，一飞千里。还有乐园鸟飞翔，有鸾凤和鸣，姣妙、娟丽，变态无穷。在深邃的数学领域里，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把他在数学境界里的遨游，想象成白鹤的飞舞歌唱，是非常美的。

在小说的语言方面再给大家推荐金宇澄的《繁花》，由这部小说改编的话剧现在正在北京上演。《繁花》这部作品在语言层面上打破了以前所有小说语言上的圈套，另外他继承了中国传统当中的一些东西。金宇澄曾说：“中国这个读书市场，好像总是缺很多品种，传统上就是不断在进口。我们的这个水果店，一直有大量进口水果，因为我们缺很多种类，我们好像什么都缺。”也就是从我们当代文学的作品当中，你就看到好多作品实际上都是翻译小说的腔调。我曾经到过一个著名作家的家里，发现他整个书柜里基本上都是外国人的书，中国人的书基本上没有多少，他认为中国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变化之后，有个独特现象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几乎国外所有的著名作家都有成套成套中译本，而翻译文学在美国只占非常低的分量，他们本身就认为我们美国就是世界文化的中心，除了哲学之外我们没必要翻译。所以他们的翻译文学是不发达的，而我们中国的翻译文学恰恰是非常发达的。从五四运动以来，这种翻译文学对当代语言文学的建构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长句子，主宾定状都要全，但是《繁花》就打破了这种状况。《繁花》的语言基本上都是五个字以下的：“梅瑞说，我以前，跟两个老熟人谈过恋爱，一是沪生，一是宝总。康总不响。梅瑞说，当时这两个人，同时追我，太有心机了，到后来我明白了，沪生呢，是蜡烛两头烧，除了我，舌底翻莲花，还谈一个白萍，有这种人吧。”全是口语化。第二是短句子，不带引号的，我们一般写作都要把句号引号分号这些符号输全，它却全是一逗到底，句号。还有“康总不响”，谁谁谁不响，这个跟沪语的氛围非常契合。他行文全用的上海话，使用了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叙述的，一种语言是口语。叙述语言是说给读者听的普通话，人物语言是人物说给人物听的，是用的沪语，雅俗共体。然后就是长话短说，每句只有五个字，从全文看七个字以上的句子只占12%，超过十个字的句子极少。但其他的文学作品中普遍都是超过十个字的句子，它的标点非常简单，只用逗号句号，不用引号问号。实际上从我国的古文的传统来说，断句就行，标点符号是非常少的。《文艺报》曾经发表过文章，专门分析过他的语言。像金宇澄的这种作品，普通话不能满足艺术的需求，普通话是迁就大多数人的，是让大多数受了一般教育的人都能听懂的。方言则是一方土地上生长、发出来的声响，连血带肉的泥土语言。四川的方言转化成文学的语言也是非常漂亮的，比如罗伟章的作品，还有在老一辈作家沙汀的作品中，都有四川话。四川话非常幽默丰富，当然方言也需要自我翻译，由作家翻译为读者基本上能接受的“普通话”，不要用词过于的生涩。

除了语言，文学更多的是一种“象征”，通过虚构来象征，把现实生活转变一个样子反映出来。它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宣泄，把复杂的问题说成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者概不可信。以前有部电影叫《寻枪》，是凡一平的小说改编的，但背景放在了四川，姜文演的那个角色说的就是四川话，故事就是寻枪的一个过程，如果在一个没有艺术把握能力的作者手中，它可能是线性的，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把枪找到就结束了。但是通过电影的推进，发生了好多峰回路转的事情，并不是一清二白的，所以文学作品很难与社会“对位”：社会进步文学不一定进步，社会黑暗文学不一定就没有成就。比如蒋介石统治的那个时代，用鲁迅的话说，它是风雨如磐，但是那个时代出现了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文学大师。再比如苏联，当时的文学也非常强，各种门类风格的都有，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等，代表了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我们以为那样的社会会永远延续下来，但到最后还是坍塌了。所以社会生活与文学不一定是同步的。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上的声音越来越强，但我们的文艺还不是太令人满意的。文学更多地表达个人，个人的理想追求、人生的苦痛与遗憾，面向人的精神空间，而人的精神空间是无限广大的，所以文学需要从容地对待。

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学，什么样的语言是文学？我比较赞同甘肃老诗人高平的一个说法，他说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我们要认识什么是文学那首先要认识什么不是文学，他说比方写春雨，“春雨贵如油”——这是陈词滥调，尽人皆知、皆说的话，这不是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是抄袭，因为这是杜老夫子的名句，这不是诗。“下雨了”——这是大实话，也不是诗。“我喜欢春天的雨”——这是大白话，不是诗。“一滴雨能浇透地球”——这是空话，不是诗。“明天停不了”——这是天气预报，不是诗。“这雨真他妈烦人”——这是粗话，不是诗。“这雨跟尿一样”——这是脏话，不是诗。“雨和雪不一样”——这是废话，不是诗。“天上落下了无色的液体”——这是俏皮话，不是诗。“像母亲的眼泪”——这就是诗了。因为它有比喻和象征，它能打动人心。文学最终要把文字落在紙上，实际大家在写作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文字落在纸上心里有伴读和默读，避免句子“憋气”。另外对语言来说，名词与动词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语言的骨骼，不用浮夸。另外就是标点符号，古典的语言修养根基，深刻的阅读等等。

除了语言还有故事，“故事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装备”，故事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听音乐，看书，路上广告的标牌，都在向你讲故事，在争夺你的时间。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在讲故事，也都在演绎自己的人生故事。对文学创作来说，故事是一个核心，故事总是有一个讲述的顺序的，或按时间顺序，或不按时间顺序。比如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可从任一部分读起，激发读者编故事的兴趣，还有《扎哈尔词典》一类的词典小说。南非作家库切《凶年纪事》，每页打开有三个板块，他想发布他的研究成果，给一个女秘书口授，由此发生了故事，他的成果，他与女秘书的交往，最后叙述出来分了三块。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拥有对故事的爱，要提高讲故事的能力，为我们提供人生必需的这种设备，要编织自我和他人的这种社会关系，讲故事是一个最深刻的本领，让人们在虚构的世界看到比现实世界更真实、更深沉、更有意思的生活，用以争夺人们醒着的时间。

对文学来说，那种诗性文学表达的事物似乎都与现实生活隔了一层，都是用一些比喻、象征、模拟，来代替这个现实生活的。对照现实，好像似是而非，是夸张、变形、梦幻般的精神旅行。构筑的是个人化的另一个世界。因为对很多作家来说，我们对现在的世界是不够满意的，我们认为现在世界的秩序应该能够更好，我们想去纠正它，于是虚构了很多形式。

文学的主题，表达生命的奥秘，表达偏僻的人性角落，一些难以概括的隐秘，如希区柯克式的电影，人性是很复杂的，有时候不一定要追问，到底写的是什么，而是缓慢而曲折地去接近一些东西。可能写的是情绪、意象、感觉等等。

文学要实现对现实的创造性转换，不是对现实的表扬信，也不是批判稿，它要反映一定道德的意识，社会的义愤，社会的问题，但是要转化为艺术。好的文艺观与好的艺术表达是两码事，小说的魅力是把忧虑、愤恨、呼喊，以及对生活的伦理把握囊括、转化过来。

文学说到底是对生命的诗意想象，对万物的探索，对完美的追求，是人人应该有的能力，是最复杂和有趣的共享行为，文学为什么存在，用雨果的话来说：“人类是嗜好阅读的人。”我们总是想通过阅读来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同的人，他对不同的事物的看法，作为完整的人应该有的素养。通过文学，作家要对现实不断提出追问与质疑，表达希望，肯定有益的价值。

文学表达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比如艾青的诗《湘南诗草》：“有时我也挑灯独立/爱和夜守住沉默/听风声狂啸于屋外/怀想一些远行人。”如果从字面上来讲，这可能说的是一些很矫情，很没意义的事，但整个诗读起来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是个人化的一些感受。

再比如短小说，实际上我们对小说这种文体的探索一直在进行，比如《北京文学》发表的东君的《面孔》，都是很短的一些句子，连小小说都算不上，没有完整的情节和故事，就是几句话，比如：“因为他不希望自己健在的时候让人看到自己的颅骨，所以拒绝拍脑电图。”“有两种人，他们对蚊子的态度截然不同：一位是屠夫，看见一只蚊子在墙壁上歇脚，正待展翅时，他‘吧唧一下吐了一口浓痰，将蚊子黏牢。另一位，则是和尚，他跟人说话时，见几只蚊子飞来，就把手伸出去喂蚊子。”“虞铁匠是个急性子，锻铁用的是拌了黄泥的硬木炭；姚铁匠是个慢性子，用的是松炭。”

再如《人民文学》以散文的形式发表了石舒清的《手机文录》：“看到一个人纪念李白，写了一句话，道是：‘李花怒放一树白。萨迪对人类的定义：‘他们就是包含着焦躁的几滴水。这话记下来。像从镜子看到真实的自己。我喜欢黑暗，这使我可以有一盏灯，使我可以在灯下看一些东西，大白天灯是黑的，不知道我在哪里，书上也落满了尘土。”这些实际上就是对事物的一些感悟，作为散文的形式而存在。

文学可以描绘和提供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给人生以教养，让人对生活懂得更多、了解得更深，提供有审美价值和审美愉悦的东西，有助于人获得不同的观察事物的方式，有助于人内心的丰富，拓展人的眼界。与不同的生活方式相遇，提高人与世界打交道的能力，考验和提升人的智力。

文学何为？布鲁姆说：“倘若文学被真正地理解，它能够治愈每个社会固有的一些暴力。”也就是文学能让人变得有素养，文雅起来，让人们看待社会的问题更全面一些，避免武断，避免用暴力解决问题。文学能让人们凭着对世界的认识寻找到身份感、归属感。不同民族的人因为文学让我们有了共同的话语。比如习近平同志到俄罗斯访问的时候，就跟普京说，他在下乡的时候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写的是一个革命者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睡带钉子的床，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他读了这部作品之后就对觉得自己在陕西乡下的艰苦生活不算什么。那时候陕西的乡下到处都是黄土，被子往炕上一放就能腾起好多土，也没什么吃的，劳动也很艰苦，但读了这样的书以后，便找到了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也就是通过文学，不同的人有了共同的话题。文学也是我们与他人、与自然，不同语言、种族、境况和地位的人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文学创作也是才智、力量的显现。

大家还应经常问问自己，自己是否真的热爱文学？是指望用文学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评职称，调动工作，还是净化自己的灵魂？我们应该在文学中享受人生，通过文学“活得”更多，通过文学投入、觉醒、悔悟、超越，而不是牟利、图名、谋生。

一个作家要怀有好奇心，品位，判断力，想象力。作家恰恰是一些具有孩童般的天性和敏感的人，对周围世界充满好奇，对新生物敏感，对旧事物记忆犹新。所有伟大的文学都来自自己的回忆，诗性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回忆性，比如《红楼梦》《复活》，这些都是把自己个人的人生经历放在小说里面的，还包括巴金的《家》《春》《秋》，都具有回忆的性质。罗伟章的《声音史》也具有深刻的个人回忆性质。对一个作家来说，个人的经历实际上是最大的资源，是最大的，最重要的现实题材，如何把它唤醒，如何把它由素材化为题材，提炼出你想写的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丘吉尔说：“宁可失去五十个印度，也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也就是说文学具有卓越的持久的影响力。雨果也曾在一次世界文学大会上说：“一支二百万的军队过而不留，一部《伊利亞特》流芳百世。”文学是作为人类的物种特征存在的，它反映的是与自我、生活的关系，挖掘的是人性，爱情、友谊、坚贞，贪婪、嫉妒、复仇、脆弱。一部《哈姆雷特》里面什么因素都有，巴尔扎克的作品比岁月还多。

作家也要了解自己的阅读，自己能写什么，擅长写什么，读者愿意读什么，这当然跟屈从市场有所不同。你的目标是哪些刊物，都登什么？文学界的态势你要了解，大家在写什么，我可以规避什么，是否重复别人又不如别人写得好？有哪些激动人心的空白别人没有触及？军事、部队、战争、国防、武器，体育、煤炭、金融、海洋、科幻、童话……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些考察。

在整个的创作当中从它的实质来讲应该有三种，一种是实文学，属于社会问题的写作。比如报告文学，抓大众关注关心的话题，热点现象与人物，责任感、公民激情，具有代言性。如徐迟、理由、黄宗英，赵瑜等人的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中往往有语言的直接性和时效性，有时候和通讯是一样的，但也要警惕以责任感代替独立思考与文学表达，珍惜报告文学作家“时代宠儿”的美誉。纪实文学也容易沦为“宣传品”，并且在报告文学中也有邀约写作的问题。非虚构和纪实的关系，也是大家需要经常思考的。

还有市场文学，走市场的武侠、言情、演义、侦探、小散文与智性小品，还有网络文学。市场文学当中也有非常高雅的和非常低劣的，其总体格调与水准是由国民文明程度和文化素养所决定的。而我们作为作家来说目标还是要诗性写作，纯文学的写作，探索人的灵魂，表达内心。而这种写作往往具有回忆的性质，如《红楼梦》《复活》等，凝聚了个人的生命体验，语言具有个性化气质，是个人的独特表达，是个人的一次次肯定。那么你自己属于哪一类？思考自我与读者、与现实、与写作的关系定位，想在哪个层面上与读者沟通，是取悦、交流、迎合，还是提高？写作要有一定的志向，比如鲁迅就是要疗救社会、疗救人的心灵。而周作人的写作则是闲适、冲淡的。

最后再次强调：一、题材是非常重要的；二、要把生活积累、阅读积累夯实；三、要研究当代文学的发展，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自己的方向。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写作这個事是一天都不能停的，如果这一段我没有什么好写的，或者身体状态不好，但也要保持每天都写作的习惯。我听一个作家讲过，所谓的基本功，实际上就是你每天都要写，把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因为落在文字上和你头脑当中的思考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个有志于写作的人来说，在我们前面，人类文明已经演化了几千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学、哲学著作，或许有人会想，他们已经写得足够好了，我们还有生存的空间吗？事实上就是在人类积累的这些文明面前，更多优秀的写作者还是写出了属于他们独有的作品。比如阿来的《三只虫草》就是一个很小的角度，一个很小的题材，但他依然能够写出不同的意义，所以对于每一个写作者来说，没有大题材，也没有小题材，只有大作家和小作家之分，只有怀有志向，对生活具有深刻洞察能力，在学识上，眼光上，能够善于积累的人，能够在文学的寂寞和痛苦征途上坚持的人，才能够有所成就。对我们《文艺报》来讲，对作家们的观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当代文坛大浪淘沙，以前很红的作家，只要他放弃了，懈怠了，就慢慢被淹没了，而每年都有一些出色的作家又不断地涌现出来，给当代文学提供新的元素。

最后祝愿四川的作家们能够在四川这片大地上，通过自己的细心耕耘，为当代文学贡献更多、更美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