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编译局以及中国国内收藏马克思书信的若干情况
2018-10-13鲁路
现代哲学 2018年5期
关键词:马克思
鲁 路
自梁赞诺夫搜集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迹以来,马克思恩格斯新文献的不断发现充实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必要且尽可能全面的文献资料。近年来最为著名的新发现是,苏黎世城市档案馆新发现了恩格斯致博伊斯特的7封书信[注]相关情况见于MEGA第三部分第13卷。。
做出类似的发现,欧洲学者条件得天独厚。像上述书信就是欧洲学者在自己居住的城市的档案馆发现的。相形之下,中国学者只能借助于中国国内的收藏交易,窥测有无发现新文献的可能。例如,前不久中国国内发现了一篇马克思新文献:他于1860年2月3日致吕西安·若特兰的书信。当年,为了撰写论战檄文《福格特先生》,马克思广泛搜集证据、求助证人。为此目的,他致信若特兰:“由于诉讼《奥格斯堡总汇报》一事,日内瓦的福格特教授发表了一份小册子。那些针对我本人的种种诽谤中伤迫使我,为了自己的家庭与友人利益起见而同他对簿公堂。既然我说的这个人诽谤我的全部历史,我就请您给我写一封信(当然是私人信件),在信中实事求是地澄清我在布鲁塞尔担任的荣誉职务、我有幸同您一道参与的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不同国家持极端观点的代表人物。”[注]这篇新发现文献的具体情况,参见鲁路:《中国国内新发现的一封马克思书信——马克思致吕西安·若特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再如,1872年9月,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海牙召开。恩格斯在大会上做了关于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从事破坏第一国际活动的调查报告,巴枯宁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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