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飞 易思源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胜阶段。但就在共产党政治上、军事上节节胜利之际，伴随政治、军事胜利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来自以上海为中心的大城市的投机商的经济挑战。在他们眼里，连江浙财团支持的蒋介石政府乃至抗战期间占领上海的日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遑论没有任何城市治理经验的共产党人。于是，“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共产党是军事打一百分，政治打八十分，经济打零分”……各种轻视共产党经济治理能力的声音甚嚣尘上。

一场以上海为中心，后来被毛泽东评价为“不下于淮海战役”的新中国经济第一战不可避免地打响了。成功指挥这场经济战的总指挥是当时的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他灵活运用多种经济手段，通过银元之战、粮食之战、棉纱之战，在经济上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共产党是军事打一百分，经济打零分”

国民党败退台湾前的最后几年里，为支付巨额作战费用，国民党政府开始大量发行法币。这种不遵循纸币发行规律的做法，使得法币在市场上供大于求，不断贬值，最终导致通货膨胀，且愈演愈烈。据资料记载，法币崩溃前夕的1元钞票，就其购买力而言，只相当于抗战前的0.0000002元。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就曾发表一则评论对此进行形象的说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2头牛，1938年为1头牛，1941年为1头猪，1943年为1只鸡，1945年为1条鱼，1946年为1只鸡蛋，1947年就只能买1/3盒火柴了。

法币既已崩溃，国民党政府于是寄希望于金圆券来救场。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改革正式启动。各大报刊纷纷发布币制改革的消息和详细方案，国民党《中央日报》撰写评论，称“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但也认为“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对这次金圆券改革，蒋介石极为重视。8月20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不仅蒋介石于8月20日当天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也最大：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名副实正。新成立的经济督导办公室的组成人员，几乎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时的工作人员。而且，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开始组建经济勘建大队，并在此基础上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在“大上海青年服务队”成立大会上，时年38岁、准备在督查上海经济大展拳脚的蒋经国鼓动队员们，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就此拉开序幕。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令人耳目一新。蒋经国也被舆论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打虎英雄”。

不得不说，刚开始，蒋经国在上海推行的限制物价等高压手段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上海的经济似乎也朝着平稳的方向发展。然而，平稳的表象之下，却是暗潮汹涌。在经过与扬子公司的老板、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等大小“老虎”的一番较量后，“打虎英雄”蒋经国变成了骑虎難下，打虎不成反被虎伤，不得不辞去督导员职务，黯然离开上海滩。

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金圆券改革之初所制定的限价政策被彻底放弃，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开始强力反弹，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不过短短七八十天时间，蒋经国眼中“真是善良”的中国普通百姓以其辛劳和心血积攒下来的金银外汇，化为了几张转瞬几成废纸的金圆券。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制改革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

金圆券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形同废纸的金圆券某种意义上成了压垮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加速了其垮台的步伐，几个月之后，南京、上海先后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这种通货膨胀的状况依然没什么改变。由于连年战争，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全国农业总产值与战前相比下降了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加之前方战争仍在继续，打仗需要用钱，后方恢复生产，安置900万旧中国的军、政、公、教人员，700万灾区灾民， 400万城市失业人员都需要用钱。而中央财政收入来源少，财税分散，中央一时难以把地方上的财政收入统上来。收入少，支出多，致使中央财政收支极不平衡。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人民政府不得不也靠增发人民币以解燃眉之急。自1948年12月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后，一年内，通货增加了160倍，到1952年则增加到270倍。以全国13个大城市1948年12月的批发物价指数（反映不同时期商品批发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经济指标）为100计算，1949年1月上升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为5376。

投机资本有了可乘之机。民间企业家在经历了民国末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后，对投资实业丧失信心，手里的资本不敢用来投资实业，而是用来投机。据统计，北京、天津两市96%的资金直接或间接用来从事投机活动。作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不管是规模、人数，还是实力，远非北京、天津所能相比。就在1949年5月前后，上海24个商品交易市场和30多个茶会市场，都被用来大搞投机活动，全市200多家私营银行、钱庄全部在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等投机买卖，加上金号、证券号、银楼、钱兑业，以及地下钱庄和职业性的金钞贩子、银元贩子等，全市从事金融性投机活动的竟达30万人之众。

以至于周恩来都感叹：“中国人民所接收的城市，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差不多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赌场。”

更为严峻的是，上海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败退前大搞掠夺性的货币发行，使得这座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物价飞涨，百业凋敝，煤的存量只够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一个月，在13647家企业中，开工的只有1/4。金融业陷入混乱。

上海，这个全国经济的“龙头”，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模式。

对于刚刚执政的共产党治理经济的能力，资本家的评价是：军事打一百分，政治打八十分，经济打零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不看好，美国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说，“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意思很明显，共产党能够打天下，但是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物价能不能稳住，通货膨胀能不能抑制，肆虐一时的投机资本能不能根除？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马上得天下”，有没有能力“马上治天下”？这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共产党人“进京赶考”后能否管理好城市所面临的全新考验，也直接关系到新生政权能否稳固、能否长久。

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了陈云

中央到西柏坡工作后，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中央决定成立财政经济部，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并准备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

1949年年初，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党中央就决定建立中央财经委员会来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并开始考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选。

当时，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内将星云集，但财经人才则非常缺乏。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根据地主持财经工作时，陈云“主持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财经办事处，工作很出色。解放战争时期，他主持东北财经委员会的工作，顺利实现了东北全区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较早地把经济稳定下来”。其出色的财经工作才能和丰富的财经工作经验，深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任与倚重。1949年2月6日，毛泽东电令远在东北的陈云来西柏坡一叙。三天之后，陈云到达西柏坡，向毛泽东、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东北地区的财经工作。其间，周恩来当面就人民币发行问题征求陈云意见。陈云建议货币发行应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现在还是要大量发行钞票，以扩大军队，支援战争，占领地盘，等全国解放后再来稳定物价”。陈云认为，没有战争的胜利，一切无从谈起。并建议应当准备印制500元和1000元的人民币，以满足需要。

1949年3月5日—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顺利召开。会议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同时决定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关于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人选，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了陈云。

4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北平后，面对解放区日益繁杂的经济工作，周恩来连发四电，催促陈云“得电后立即动身来平”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为工作方便，抵达北平后的陈云被安排住在中南海怀仁堂，他和周恩来朝夕相处，共商财经大事，还经常一起去香山参加毛泽东、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会议。

1949年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陈云任主任。

履新后的陈云十分清楚，共產党要想打赢新中国经济这一仗，必须先在资本家的集中地——上海，接受资产阶级的挑战，击退他们的猖狂进攻。只有先治住上海的资本家，在经济上打赢这一仗，共产党人才能在上海站稳脚跟，才能进一步稳定全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才能进一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一个叫范因克的美国记者报道了他当时看到的景象：法租界内的大世界歌舞厅，本城最大的娱乐场所，竖起了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人们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制作成功。建筑物顶上出现了红旗，并在店铺门外飘扬。欢呼雀跃、轻松舞蹈的学生们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这种粗犷的西北舞蹈正风靡大江南北。范因克最后说：“整个景象就如同带有马克思主义烙印的好莱坞电影翻版。”

范因克眼中的上海，刚刚解放，一片祥和。但上海市民对共产党、解放军是陌生的，对解放军带来的新印制的4亿元人民币是持怀疑态度的。投机分子甚至气焰嚣张地四处散布：“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陈云经过认真研究分析后，决定通过多发行人民币来购买上海的物资，从而使人民币进入上海，并最终成为上海的本位币。为此，上海军管会发布命令：从上海解放之日起，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同时规定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例是1︰10万，在6月5日前，暂时允许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由于此时的金圆券已形同废纸，所以兑换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至6月3日，收兑的金圆券已堆满了所有的银行库房，装运的汽车从上海外滩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圆券是收上来了，人民币却下不去。

原来，上海的资本家不甘心他们的经济特权受到损害，为了跟新生的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他们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了新一轮的银元投机风潮。他们先是不动声色，让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等人民币兑掉了金圆券后，再用黄金、银元、美元等抢占市场，企图使人民币也走金圆券的老路。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街道，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兜售银元的投机商。

在投机商的操纵下，原来一块银元只值100元人民币，6月3日竟涨到720元，6月4日更是突涨到1100元，且涨势仍在继续。银元一时成为上海市场上实际使用的本位币，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只收银元，拒收人民币，其他商家闻风而动，纷纷仿效，人民币信用受到严重挑战。6月4日当天，上海投入市场流通的人民币近20亿元，但早晨发出去多少，晚上又收回来多少。人民币被排斥在市场之外。

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上海解放后的13天时间里，银元价格暴涨了将近两倍，受此影响，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随之上涨两倍多，大米和棉纱涨了一倍多。

解放军进了上海城，可是人民币却进不了南京路，这自然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首战受挫，陈云意识到：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国民党软弱的金圆券，而是强硬的银元。他判断，如果用正常的抛售办法对抗，势必牵动全国的货币市场，造成全国游资围攻上海，形成决战的态势，不要说新政府未必有那么多的银元可以攻防，即便足量抛售，局面也是大乱。于是他与当时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决定用强硬手段直接打击不法资本家操控银元的大本营——位于上海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严惩投机分子。并指示发动舆论攻势、禁止银元流通、严惩银元贩子、举办折实存款、抛售各种实物等办法打击银元投机，使人民币占领阵地。

6月5日，陈云指挥上海军管会急调10万银元抛向市场，力图以银元制服银元，使价格回落。孰料刚一抛出，即被投机分子全部吃進，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愈演愈烈。6月7日银元价格甚至涨到了1800元人民币。

6月11日—12日，上海全市2万多工人、学生和解放军的宣传队举行了“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甚至在全市集会上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

然而面对政府的警告和禁令，投机商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认为新生的人民政权不是他们的对手。

就在上海方面人民币与银元激战正酣之时，武汉方面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1949年5月，国民党部队南逃，武汉解放，5月25日，武汉军管会宣布人民币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但是武汉的老百姓似乎更相信银元、黄金和实物，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拿去换银元，换大米等生活必需品。与此同时，银元投机，银元黑市活动遍及全市。资本家则相信“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大量吃进银元、黄金及生活必需品。尽管军管会公布了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为1︰300元和350元，但银元黑市价格一日数涨，至1949年6月17日，竟涨到3150元，后来又突破1︰4500元的最高峰。武汉金融市场一片混乱，闹得人心惶惶。

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

为了严厉打击银元投机，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分析了解放区金融问题的新情况，指出斗争的艰巨性，制定了与银元斗争的具体步骤。经毛泽东批准，准备于6月8日下发执行。

6月7日晚，陈云收到了中央转来的上海急电。华东财委在电报中请示中央：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因为此事事关我党的工商政策，中央希望陈云拿个主意。

6月8日，陈云与陈毅联名致电华东局、华中局，命令他们封锁上海证券交易所，严厉打击投机分子。并指示：为了更有力地打击上海投机商人，先派出秘密人员打入证券大楼侦察情况，对违法商人的活动进行秘密调查，确定一批应当扣押人员的名单，然后再行动。

上海军管会根据指示派出人员秘密打入证券大楼。这些工作人员用两天时间对违法商人的活动进行暗中调查后，确定了一批证据确凿的金融犯罪人员名单。

6月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动，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上海证券大楼。此楼建于1934年，高八层，曾是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操纵着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通过买空卖空等投机活动，操纵市场物价。抗战结束后，经国民政府批准登记的证券字号有234家，在全国证券市场上的地位极其显赫。

上午8时，200多名便衣警察在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的带领下，按预定部署进入证券大楼，随后分5个组控制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同时，提前分布在大楼现场的便衣公安也亮明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即停止交易活动，就地接受检查。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商号，并登记了所有被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及财物，然后，命令该大楼内的2100多人集中在底层大厅，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0多人，其余1800余人经教育后释放。

此次行动共查抄黄金3000多两、银元30000多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

当时有报纸这样描述了一个叫张兴锒的金融投机商典型：“他的办公室在4楼265号，外挂招牌寿昌金号，屋内单是电话机就有25部，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内。房间内还藏着许许多多的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联系。墙壁上挂着一个证明书，是由国民党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签署的。在旁边则挂着一个红纸表格，好像军用地图用来指挥作战，上面写着四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在进行了如此详细的现场描述之后，记者肯定地说，“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

接着，陈云指示华东局、华中局，采取以下措施：l.命令铁路、公路、上海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2.征税一律征人民币；3.在上海首先发行实物公债，其他一些地方也要发一些公债；4.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5.开放全国各地区之间的汇兑，用已经较稳固的老区货币支持新区货币。

陈云指挥上海军管会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逮捕投机操纵者的消息一经传开，上海市场上的银元价格开始暴跌，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被查封的第二天，银元的价格便从2000元猛跌至1200元，投机商的银元投机活动受到致命打击，人民币终于不再“早出晚归”，而是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上海的金融市场得以初步稳定，在这场同投机势力的交锋中新政权取得了初步胜利，为上海市的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

“军队向前进，人民币向后退”

随着银元之战的胜利，投机商们又将视线转移到了别处。此时，一场天灾成为黑幕的开启者。1949年7月，华东、华北地区先后暴雨成灾，消息传来，上海粮价应声而涨。上海的投机资本在银元交锋中失败后，正苦于没有出路，便纷纷转战大米和纱布，他们寄希望于控制“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进而控制上海经济。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实力雄厚的投机大军在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几大重要城市不断掀起投机风潮。

为了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中央决定1949年七八月间在上海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全国五大区（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会。陈云主持会议，通过以上海为例算经济账，坚定了战胜通胀的信心。他提出，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全国一盘棋。此后，上海依靠全国的大力支援，在7月底8月初成功稳住了物价。

但另一方面上海也成了全国物价的洼地，各地商贩都跑到上海来进货，大量人民币纷纷涌进上海，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从1949年8月份开始，华南、西北战事进展神速，军费开支进一步增加。到10月底，人民币累计发行1.1万亿元，比7月底增加近3倍，11月底又增至1.89万亿元。与此同时，物资供应明显不足，西北、西南、华南等新解放地區或是工业稀少，或是生产停顿，需要大批物资支援，华北主要粮食产区又因水灾而减产减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一触即发。

一方面是人民军队所向披靡，兰州、西宁、银川、广州、贵阳……相继解放，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跟到哪里。另一方面却是，由于华南、西北等地物资紧俏，当地商人便揣着人民币跑到上海来进货。这就出现了“军队向前进，人民币向后退”的怪现象。结果，过量发行的人民币集中到了上海、天津、武汉等几个大城市，尤其是上海。

10月中旬，华南商人北上套购纱布，使得纱布价格猛涨，引发新一轮涨价风潮。粮食、棉纱、五金、化工等产品价格，每天以二三成的幅度狂飙突进。忍受了十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的老百姓顿时慌了手脚，有人担心物价再这么涨下去，人民币就会变得跟国民党的金圆券一样了。

陈云预感到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即将来临，他每天研究分析来自全国主要大城市的物价变动表和国家物资库存情况表。10月3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估计物价仍将继续上涨，且有发生“剧烈跳跃之可能”。

抑制全国恶性通货膨胀的艰巨任务摆在了中央财经委员会面前。

在北方导演“空城计”，在南方“暗度陈仓”

陈云认真研究了通货膨胀的原因，发现上海是由于纱布短缺引起投机，而北方则是由于铁路封闭，运粮通道堵塞造成的。南方的投机对象是纱布，北方主要是粮食。如果南北方同时哄抬物价，中央财政将不得不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于是，陈云决定分而治之。

为稳住北方地区，陈云亲自导演了北方物资的“空城计”。

陈云急电东北，要求紧急调拨粮食支援华北，尤其是北京、天津的粮食市场，确保每天发运一列火车的粮食到北京。与此同时要求北京市大张旗鼓地在天坛的空场上晒秋粮，组织人力拿席子围粮垛，预备将来存储粮食用，场面热火朝天。此时，市面上也纷纷传言，政府手里的粮食多着哪！都是从东北运来的。北京、天津的粮食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来，沉不住气了，担心自己存储的粮食价格不涨反跌，便悄悄投放市场。北方的粮食问题得以解决，京津地区本已抬头的物价在11月上旬开始回跌。

北京的物价刚刚平稳，上海的物价已是十万火急。华东财委根据以往经验，通知国营贸易公司全力抛售物资。从10月10日开始，每天抛出二三十亿元的纱布和粮食，但物价涨势依旧。11月7日，抛售总量相当于平时的两倍以上，但价格仍然上涨，全国的投机资本纷纷来上海抢购，物价再也压不住了。

陈云将中财委所能调运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作了比较，发现上海此次危机面对的是全国的投机势力，他们资本充裕，即使将可支配的物资全部抛售市场也抵不过投机资本。如果继续低价抛售物资，不仅抑制不住物价，反而让投机商人大占便宜。

面对上海飙涨的物价，陈云决心利用资本家的贪婪进行反击。他制定了一个全国联动、多部门配合的“暗度陈仓”方案。11月12日晚，陈云将方案连夜上报中央。周恩来看后当即批示：“如主席未睡，请即送阅。如睡，望先发，发后送阅。”毛泽东当时正在准备前往莫斯科的国事访问。电文送至案头，毛泽东看后当即批示“即刻发”。

11月13日，这封争分夺秒制定出的电报秘密发往全国各地的财政金融部门。

电文指示各地贸易、财税、金融部门三方联动，各贸易公司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要求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每日运粮1000万至1200万斤入关；派员前往上海、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还令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快运抵西安；同时收紧银根，下令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一律暂停贷款，开征税收，迟发地方经费……

在部署调集物资的同时，中财委每天统计各主要城市市场数据，卖出多少，买进多少，当日价格多少，投机商人吃进多少，吐出多少，以制定次日的开牌价，以及需要抛卖多少、买入多少。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中财委对各地物资的调配基本到位，大量物资集结完毕。11月25日，陈云命令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和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

开始时，上海等地的投资商看到有纱布出售，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购入，甚至不惜借高利贷，毕竟，在过去的20年里，几乎没有人因为囤积物资而吃过亏。当时上海的高利贷甚至出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号称“日拆”。然而，这次他们以往的经验似乎不管用了，各地国营贸易公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售，一边降低牌价，似乎要与这些投机商死磕到底。随着国营贸易公司抛售的物资越来越多，投机商的资金很快就不够用了。

在这决定性时刻，中财委通知各地中国人民银行与公安部门对地下钱庄进行突击清查，上海查获地下钱庄26家，拘捕了111人，查抄大量支票、黄金、银元和美钞。这次清查，截断了投机资本的黑市来源。

接着，中财委又规定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国有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规定私营工厂不得关门停产，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同时加紧征税，迟交一天，罚款税金的3%。有人跟陈云说，这些招是不是太狠了？陈云说，不狠，不这样，就天下大乱。

数招并下，投机商两面挨打，资金和心理防线同时崩塌，顿时溃不成军，不得不抛售手中那些高价吃进的纱布。但他们“割肉”越多，亏本越多，市场价格急转直下，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一天之内腰斩了一半，暴跌50%。

政府连续抛售10天以后，许多投机商被高利贷、工人工资和税款三道“枷锁”压得喘不过气来，元气大伤，有的血本无归，有的因应付不了“日拆”而跳楼自杀，有的逃往香港。参与投机的私营钱庄也因大笔贷款收不回来而亏损破产。上海的私营粮食批发商一下子倒闭几十家，棉布行投机商亏蚀了253亿元。南方的棉纱之战完美收官。

年轻的共和国首次用经济手段稳定了物价，在经济领域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上海工商界从此对共产党的经济管理能力刮目相看。有人竖起大拇指说，那个商务印书馆的小个子（陈云）确实不简单。目睹此役的荣毅仁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陈云的策略运用还让很多原来不看好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心悦诚服，当时也在上海的民主人士章乃器在 《投机商人赶快洗手》一文中写道：“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却是那样的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備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当时天津第二棉纺织厂生产的一种印有寓意吉祥的五只蝙蝠商标的白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

统一财经 天下大定

打击投机商人和稳定物价的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没能解决物价波动的根源，即没能解决国家财政亏空及赤字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管理。

其时，国家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而主要支出却由中央人民政府来承担，说起来这虽然令人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是从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即使要完全改过来，也不是马上就能办到的。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互不相连。因此，当时制定的政策是，各根据地的财政实行分散经营和分散管理，自成系统，自理收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虽然大陆解放，货币统一，被分割的状况不复存在，但财政制度却还没能相应地改变，这使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收入空有其名，而无实力，结果造成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问题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当前急需要做的，就是把权力收归中央，做到几大统一：即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贸易和物资调动、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只要这样，国家的财政收入势必迅速增加。只要收支逐渐接近平衡，财政赤字也就势必缩小。这样一来，国家就可以较容易地在全国调运物资，保证市场的供应和物价的稳定。

财经工作一统一，人民的情绪安稳下来，不再为一日三变的物价操心，不仅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有了保障，国家的重点建设也逐步开始进行。后来，陈云在评价统一财经工作时说，1950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重点只有两个，一是统一，二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在这期间，人民币也占领了全国市场。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建立。同日，在华北地区首先发行人民币。并逐渐收回在各解放区流通的各种货币。1951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决定，在新疆发行印有维吾尔文的人民币，收回原来由新疆省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至此，新中国的货币得到了统一。

当时，人民币的面额虽然较大，而单位价值却很低。因此，在流通时，往往需以万元为单位，这很不方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的人民币（即第二套人民币），并收回旧的人民币。新人民币上都印有汉、藏、蒙、维吾尔 4种文字。新、旧币的折合比率为1元新币等于1万元旧币。这样一来，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取得成果。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场经济战，说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不仅在以上海为首的大城市里站稳了脚跟，积累了城市管理的经验，也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以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正如陈云所指出的那样：“统一国家财经工作，将不仅有利于克服今天的财政困难，也将为今后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前提。”不久之后，共和国即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