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不少寺院是当时非常活跃的P2P贷款平台，陆游说：“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这长生库，便是寺院设立的放贷机构。许多宋朝人在急需用钱时，往往都会向寺院的长生库借贷。

话说宋神宗元丰年间，开封府下辖的祥符县知县孙纯，被提拔为梓州路（今川北）提举常平官，要到川北赴任，路途遥远，需要一笔盘缠，孙纯可能手头没什么钱，便找大相国寺的住持行亲借钱。

孙纯与行亲是旧相识。原来，行亲出家之前，当过孙纯的管家，替孙家“主治田产”。后来不知为何，行亲出家当了和尚，并成为大相国寺的住持。

故人前来贷款，行亲当然不敢袖手旁观，置之不理。不过大相国寺大概未设长生库，没有从事P2P业务，因此，行亲便从寺里的“常住钱”中拿出100贯，借给了孙纯。

但行亲擅取“常住錢”一事，给大相国寺的僧人宗梵发觉了。宗梵便跑到开封府举报：“行亲辄持百千出，疑有奸。”意思是说，行亲擅自带了100贯“常住钱”出寺，很可能是侵吞寺款。

当时的开封府知府叫做苏颂。接到宗梵的诉状后，苏颂一问，发现原来是寺院住持借钱给了老朋友，认为此属民间借贷，你情我愿，没什么不妥，便驳回宗梵的诉状：“宗梵告非干己事，不当治。钱隶常住，非官给，无貣贷法。”苏颂驳回诉状的理由有二：第一，寺庙的“常住钱”并非政府公款，住持有自由支配之权，行亲用它放贷，官府不必干预；第二，宗梵所告之事，与己无关，不具备诉权。

苏颂还以宗梵无事生非、诬告住持为由，将宗梵打了一顿板子，打发回大相国寺。此时，孙纯已听说了宗梵跑到衙门检控一事，也赶紧将100贯钱还给了行亲。

这事儿本来就这么过去了，谁知事情被御史舒亶得悉——宋朝的御史官，就是专门跟行政官过不去的。舒亶一看苏颂的裁决，很不对劲啊。所以很快就对苏颂提起弹劾，称苏颂司法不公，包庇孙纯与行亲。

苏颂的裁决是不是有问题，要看怎么定性寺院的“常住钱”。按苏颂的意见，寺院“常住钱”不是官款，用于放贷并不违法。但事实上，宋代寺院的“常住钱”，很大一部分就来自政府拨款。换言之，“常住钱”属于公款，而不是寺院住持的私房钱。

那么寺院住持可不可以将“常住钱”用于放贷呢？我们不妨再来看看金代《西厢记诸宫调》的一个细节：张生为给崔莺莺送定情信物，找寺僧法聪借钱，法聪说：“常住钱不敢私贷。贫僧积下几文起坐，尽数分付足下，勿以寡见阻。”可知在宋代，寺院“常住钱”是不允许“私贷”的。大相国寺住持行亲的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之罪。孙纯私自借用公款，也触犯了法律。

如此看来，苏颂的裁决确实是大有问题的。弹劾他的御史官还指控说：听闻孙纯是苏颂的姻亲，又听闻开封府接到宗梵的举报后，立即便有人告知孙纯，让孙纯赶紧将借款还给行亲。宋神宗一听，大怒：“辇毂之下，近臣敢以情势挠法，审如此，则不可不治。”

于是，朝廷委派刑部、大理寺的司法官吕孝廉、韩晋卿，在同文馆成立一个临时法庭，彻查此事。北宋京师的同文馆，原为接待高丽使团的馆舍，因房屋宽敞，又常闲置，经常被大理寺等司法机关借用来作为审案之所。这时候，苏颂也“自请罢职”，请辞开封府知府之职，接受调查。

经过调查，同文馆临时法庭发现御史官的指控基本属实：孙纯原为苏颂“女婿堂妹之子”；开封府判官徐大方、推官许彦先曾密谕孙纯偿还行亲贷款。因此，主审法官吕孝廉与韩晋卿裁定苏颂“坐失出杖罪”，即存在轻纵犯罪行为的过失。

但御史舒亶又提出抗诉，认为孙纯与苏颂“实为近亲，不可以失论”，苏颂的行为，可不是“失出人罪”，而是更为严重的“故出人罪”。

最后，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裁定：孙纯行亲的借贷关系为非法，“貣贷之人各合有罪”；前开封府知府苏颂在审理宗梵告行亲一案时“故出人罪”。

涉案诸人也全部受到处分：苏颂降官阶，徒知濠州（今安徽凤阳）；孙纯“夺一官，并勒停”，降一级官阶，并且停职，提举常平官显然是当不成了；徐大方、许彦先“冲替”，一并降职；韩晋卿、吕孝廉也“坐理断不当，各罚铜二十斤”。

大相国寺住持行亲由于不是官员身份，史料没记载对他的处分，但根据宋代“貣贷之人各合有罪”的法律规定，他触犯了杖罪，将受到杖刑。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僧人生活可以世俗化，但沙门必须遵守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