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先生创办并指导

晚清预备立宪期间修订的《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独立的民事立法，它是由特定的时代所产生的，也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重要成果。为制定晚清民法，掀起了广泛的社会舆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指导与编写的原则。

晚清主持或参与修律的大臣，对于世界发展的态势已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如，法部尚书戴鸿慈等在《奏拟修订法律办法折》中便指出：“方今世界文明日进，法律之发达，已将造乎其极，有趋于世界统一之观。”俞廉三等在奏折中也提出：“瀛海交通，于今为盛”，也就是清朝所面对的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交流的世界，文化既冲突又融合的世界，同时又是充满竞争的世界，“凡都邑钜埠，无一非商战之场。”因此，中国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法律争端，特别是“华侨之流寓南洋者，生齿日益繁庶，按国际私法，向据其人之本国法办理，如一遇相互之诉讼，彼执大同之成规(即公认的法则——作者)，我守拘墟之旧习，利害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发生，“凡能力之差异，买卖之规定，以及利率、时效等项，悉采用普通之制”，以便做到“以均彼我，而保公平。”

正是基于对世界的认识，修定民律草案应遵循的原则中首先便提出“注重世界最普通之法则”，以便在世界范围所发生的商战和民事纠纷中，依靠普遍认同的世界最普通之法则，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提出制定民法要依据“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亦即最新的法理，戴鸿慈等在奏折中表述了“学说之精进，由于学说者半，由于经验者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