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方六

先秦是个热情奔放的时代，无论贵族还是平民似乎都热衷于郊游，孔子的弟子曾点就特别崇尚“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郊游生活。

先秦人的郊游浪漫而风情，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总集《诗经》之中，就有许多爱情诗篇都是先秦人郊游的记录。

《溱洧》一诗曰“士与女，殷其盈矣”，在溱水和洧水河边郊游的郑国男女比比皆是，这些男女在郊游中增进了解，两情相悦，私定终身，所以谈情说爱的求偶式郊游成为当时郊游的一大特征。

国家为方便男女间的感情交流，还设定了固定的春游节日——上巳节。上巳节因选取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而得名，有古代“中国情人节”之称，《溱洧》一诗中描写的内容，正是郑国青年男女在上巳节郊游相会的热闹情景。

魏晋重精神

魏晋时代，风情游的色彩淡化，转而看重精神層面的玄游，把郊游视为陶冶情操的一种方式，玄游提倡的“贵无”也因玄学而兴起，许多文人“返乎自然”，把理想寄托于郊游途中的山水之间。

当时曾涌现出许多郊游名士，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刘伶和王戎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留下记载的郊游活动也不少，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兰亭集序》便是书法家王羲之在三月初三这天，与谢安、孙绰等多名贵族郊游后诞生的。

但真正郊游出境界的还要数陶渊明，有“千古隐逸之宗”美誉的他，做了十三年“公务员”后，辞彭泽县令之职，把家搬到了郊外，过起了悠闲的田园生活。他的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超凡脱俗，至今没有哪位驴友能够超越。

隋唐讲吃喝

魏晋人郊游虽游出了境界，但郊游热在普通百姓间并未兴起，仍属小众游，直到唐代才形成了真正的全国性群众郊游热，其中尤以京城长安最甚。

杜甫在《丽人行》一诗中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中也有称：“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

长安东南郊的曲江风景区是当时长安市民郊游的最佳去处。曲江是一个人工湖泊，开凿于隋初，依水建成了御用景观。这里虽属皇家花园，却对市民开放，每到中和节和上巳节，曲江两岸游人如潮，以致长安市区几成一座空城。

与先秦的风情游、魏晋的玄游不同，唐人郊游特别在意物质享受，郊游期间吃喝之风盛行。白居易诗中的所谓“酬钱员”，便是请钱员外吃饭的意思。

唐代郊游的吃喝之风吃出了不少可载入中国饮食史的游宴，如设宴会地点在曲江风景区内的便有上巳节游宴、新进士游宴、关宴等。

唐人热衷于郊游，除了与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有关外，与假期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也有直接关系。《唐诗纪事》中记载，在唐代从皇帝到臣僚都喜欢郊游，并因此形成了制度，每年春天，皇帝都会带着后妃、朝臣游梨园，到渭水边游览祭祀，夏天游葡萄园，秋天则会登临大雁塔。

宋人爱体育

唐人称春季郊游为“踏履”，宋人则多称“踏青”，并设有踏青节。在宋代，郊游也出现过小高潮，但人们更喜欢选择清明节外出，而非上巳节。

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北宋都城汴京人郊游踏青的情景。南宋时，清明节踏青已成为风俗，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即称南宋人“寒食祭先扫松，清明踏青郊行”。到了明清时期，作为古代郊游热兴起重要标志之一的上巳节彻底衰落，其郊游内容被完全糅合进了清明节里。

宋代以后，古人郊游的活动内容变得更加多元化，体育健身运动受到追捧：宋人喜欢蹴鞠，明人喜欢打秋千，甚至将清明节称为“秋千节”，清人则更迷恋放风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