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凤晓

18世纪的英国讽刺大师乔纳森·斯威夫特在英国甚至世界文学史上是有名的“厌恶人类者”。只消一部《格列佛游记》就足以说明这点。政客、学者与寻常人等在格列佛于小人国、大人国、飞岛与慧马国的历险中被尽数讽刺。劫后余生回到祖国的格列佛发现自己已经无法忍受与家人居一处，必须要去马厩中才能寻得一些精神的慰藉。早年发表的《木桶的故事》与《书籍之战》也是斯威夫特憎恶人类的不虚言语。在这两部作品中，教皇、国王、学究更是在他的嬉笑怒骂中横躺竖卧，一片狼藉。然而，细读他的人生与作品，这恨有源头，亦有去处。

生命的悲剧底色

斯威夫特博士出生时父亲已经过世，是个遗腹子。因为贫穷，年轻的母亲无法承受在爱尔兰独自抚养婴儿的艰辛，将他丢给其伯父戈德温·斯威夫特便独自回了英格兰，且一去未还。父亲的缺失，母亲的遗弃，是他生命最初的悲剧色彩。贫穷导致的悲剧，多多少少化作斯威夫特后来在《一个小小的建议》的反讽中埋藏的那点点心酸。好在伯伯经济状况相对宽裕，斯威夫特也受到了系统的教育。八年文法学校之后，他在15岁时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在19岁时，即1686年获得学士学位。他对三一学院的教育非常失望，老师们也不喜欢这位脾气固执又闲散懒惰的学生。而且，毕业时，斯威夫特不具备获得学位的条件，学校最后勉强授予，并在学位证书上有特殊说明。斯威夫特将此视为耻辱，它一方面化作毕业之后的勤奋，一方面化作他对教育的讥讽。出于对三一学院的失望，他选择去牛津大学继续接受教育，在1692年获得硕士学位。无论他对母校多么不满，最后还是三一学院于1701年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

斯威夫特大学毕业后不久，伯伯于1688年去世。21岁的斯威夫特，孤苦无依，他去英格兰投奔母亲。在母亲的引介下，他去给一家亲戚，退休的辉格党外交家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当了秘书。坦普尔与在光荣革命中即位的威廉国王关系密切。亲戚关系与坦普尔的社交圈给年轻的斯威夫特无限期望，他将这里视作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起点与平台。作为坦普尔的秘书，他不满足于仅仅获得大量阅读的机会。他想在这里获得在教堂或是政府任职的机会。坦普尔生前，威廉王曾允诺给斯威夫特威斯特敏斯特或者坎特伯雷教堂的教职。坦普尔辞世后，斯威夫特受托处理其未出版的作品手稿。念念不忘国王的允诺，斯威夫特将坦普尔的遗世之作献给威廉王。只可惜，这位国王似乎彻底忘记了曾经的允诺。斯威夫特曾亲自去宫廷恳切请求，也无济于事。这种失望以一种憎恨之色包裹了斯威夫特的回忆。

在当时，这种失望却给了斯威夫特另外的机会。他被坦普尔的老友伯克利伯爵邀请作了家庭牧师，并且作为私人秘书于1699年随行去爱尔兰。不幸的是，私人秘书一职以及马上可得的教职在别人的谗言与贿赂中失去。虽然他终获得米斯Laracor教区的牧师一职，并且后来也得到都柏林圣帕特里克教堂的牧师俸禄，但人性的贪婪与阴暗加剧了他的憎恨与义愤。

作为牧师所观察到的人民生活的艰辛，兼之个人经历的私人磨难，注定了斯威夫特的写作不会是玫瑰色的内容。责任感与个人恩怨的结合，使能产生我们伟大的民族脊梁鲁迅先生那样犀利的文风与战斗的姿势。

以笔为剑

斯威夫特最先是在对坦普尔作品的编辑与出版中为读者所知的。萨缪尔·约翰逊博士曾指出斯威夫特不是少时便一鸣惊人的那种作家。斯威夫特在34岁时才发表了第一部自己的作品《论雅典和罗马贵族与民众的竞争和争执》。这部作品近年首次由李春长翻译成汉语，于2015年收录于刘小枫主编的“古今丛编”系列的《图书馆里的古今之战》中。斯威夫特以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斗争来比拟英格兰的政治形势，并且在文中直言不諱“当前如此腐败的时代”。这样的文字当然是不合适署真名的，它与斯威夫特的很多其他作品一样，或是匿名，或是用笔名出版。

无论斯威夫特署什么名字，爱尔兰的民众都能识别他的文风。他为了维护受英格兰压榨的爱尔兰的权益时写了系列口诛笔伐的作品，其中一部是署名M.B.Drapier在1724年出版的《布商的信》。他在其中号召爱尔兰人民抵制英格兰雇人铸造的新币。英格兰政府雇佣爱尔兰商人收集廉价的旧币，加工成与实际价值非常不符的新币。爱尔兰民众对新币的拒绝惊怒了英格兰的统治者。他们悬赏300英镑查出这部作品的真正作者。都柏林的民众皆知道这部作品出自斯威夫特之手，但都心照不宣，不为金钱所动。统治者最后无奈地取消新币。斯威夫特与这部作品的历险为他赢得英雄的名号。

就如文中开始部分所言，父母缺失的生命之始初的悲剧与创伤，在他劝母亲喂养婴儿满一岁再卖掉的轻描淡写与冷静中，在他更大的政治目的之外，是否也有一丝他的埋怨与心酸呢？

早在1704年出版的《木桶的故事》与《书籍之战》已经初显斯威夫特后来于《格列佛游记》与《一个小小的建议》中如火纯青、登峰造极的讽刺与犀利了。在《木桶的故事》中，他在讽刺批判天主教、新教，揭露他们的丑态的同时，在夹杂在故事中间的诸多散记中将一些作者、批评家、王公贵族、读者等一并挖苦了。在引言中，他指出，英国著名的诗人与评论家德莱顿在作品的每一页都刻上订购者（相当于文艺赞助人patron）的名字。他继而将书比为大脑的孩子，把每一页上的赞助人戏谑性地称为孩子的“多个教父”（李春长译）。假意指出虽然自己有意效仿，只是实在觉得不合适。

斯威夫特对德莱顿的讥讽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个人恩怨。根据约翰逊博士的记载，斯威夫特早年曾写过一些爱情、英雄题材的诗歌，德莱顿读到后曾对他说，“斯威夫特老兄啊，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诗人”。德莱顿的否定让斯威夫特记恨了一辈子。嫉恶如仇的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回击的机会。而且他绝不满足于仅仅讥讽德莱顿一人，连与他一样的批评家他也绝不放过：“真正的批评家擅长拥挤在最高贵的作家周围，来这里也仅仅是受到本能的驱使，像老鼠之于最美味的奶酪、黄蜂之于最美的果实”。（李春长译）他也捎带着把国王给讥讽了一下：“国王在马上时必定是人群中最脏的，因为最会溜须拍马的那些人向他泼的脏水也最多”。（同上）

在《书籍之战》中，斯威夫特用形象的笔触，刻薄的言语描述了图书馆中的战争。他先提出自己曾听说作家的灵魂寄居在图书中，继而戏仿《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伊索与维吉尔代表的古代派与沃顿、本特利等代表的现代派之间的一场刀光剑影。斯威夫特对现代派很有偏见，将他们比作蜘蛛，嘲讽他们以粪便与尘土为食，吐出自以为了不起实却非常脆弱的网子。

在1726年出版的《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的想象力如慧马国中的马主人的奔驰一样迅疾，人类的贪婪、自私、愚蠢、好战、虚伪等缺点被他以极其生动、诙谐、极具讽刺性的笔触涉及。在读了《格列佛游记》不久，我遇到了当代中国作家周涛的随笔《巩乃斯的马》。周涛在马的奔驰中看到的自由、辽阔与不可毁灭性，慰藉了他在“人与人互相警惕，惟恐失一言而遭灭顶之祸”的世界中的苦闷心情。他甚至在正文第一句便写“我一直对不爱马的人怀有一点偏见”。周涛先生的灵感除了自身的经历之外，也有他对格列佛在慧马国的经历与体悟的阅读吗？我不确定，但宁愿相信是。

人们一贯将1728年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视作是爱尔兰的民族英雄斯威夫特对英格兰政府的控诉，确实如此。斯威夫特建议将爱尔兰那些贫穷的父母生下的婴儿当作食物原材料卖给有钱人，烹煮炖炒咸宜。《诺顿英国文学》第八版C卷的编辑明言，斯威夫特所写的“英格兰吞噬爱尔兰”是当时一个老套的暗喻。可是，我在其中读到了一些政治之外的东西。叙述者在文末强调此建议并非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因为他的孩子已经9岁，过了成为最佳食物的年龄，而且他的妻子已过了生育的年龄了。斯威夫特与埃斯特.约翰逊小姐（他作品中的“斯黛拉”）是否结婚是一个谜（约翰逊博士认为他们秘密结了婚，诺顿的编辑不置可否）。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斯威夫特没有孩子。即使是出于极大的责任感，我也很难想象，抱过自己婴儿的父亲能以如此冷静的笔触写完冷静到有些冷酷、让人战栗的文字。就如文中开始部分所言，父母缺失的生命之始初的悲剧与創伤，在他劝母亲喂养婴儿满一岁再卖掉的轻描淡写与冷静中，在他更大的政治目的之外，是否也有一丝他的埋怨与心酸呢？

是爱还是恨？

斯威夫特是文学界公认的讽刺大师，著名的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先生认为很多伟大的作家在讽刺方面皆逊于他。

斯威夫特一生节俭，程度之甚到拒绝为来访的朋友提供酒饮。酒是爱尔兰文化中的重要一点，爱尔兰人往往从早餐便开始饮酒。没有酒喝是没有朋友愿意来访的。他是爱财还是厌恶来访者呢？如果说那么爱财，他那么慷慨地将钱借给穷人又作何解释？他的晚年在病中度过，生活不能自理，精神状态也不稳定。他沉默时居多，写了半生的他不愿意再向这个世界多说一个字。据说管家准备给他过生日时，躺在病床上的他回：“都是愚妄，不要管它”（It is all folly；they had better let it alone）。这多么像一个世纪以后，英国另外一个小说家狄更斯在《圣诞颂歌》中刻画的那个斯克鲁奇经常说的“都是骗人的玩意儿”。他们截然不同，又似乎非常相似，都与这个世界有无法化解的心结。

1745年，斯威夫特病逝，将他所有的财产捐给了疯人院。这是对世界最后的讽刺，还是他最深广的爱？

责任编辑：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