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帅



文化传承的实践反思——围绕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那达慕的讨论

黎 帅

（铜仁学院 人文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当前社会场域的文化传承实践不仅需要政府主导下的传统保护、传承与开发，还需要考量传承主体以及经济资本等众多要素。围绕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那达慕传承实践的“意义”深描展现出国家在场、传承主体与经济资本的多维互动，从而探寻促进那达慕传承实践的可选路径。

文化传承； 实践； 那达慕； 建议

当思考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时，人们常常把憧憬的眼光投射到各个民族的“传统”村落，并将其视为“原生态”传统文化的“遗存”所在。与此同时，与“传统”相对应的“现代”则充当了传统“破坏者”的角色为人们所诟病。“传统/现代”与“城镇/村落”之间的对应，造就了现代旅游经济与民族文化的结合。随之，民族文化的“商品”经济属性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间的较量成为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对话。但以“整体观”加以审视，不难发现“传统/现代”、“价值/工具”都是对民族文化不同层面的区分，而应归于传统文化的“实践”属性。民族文化“碎片化”正是在于传承主体的流动性和多样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于文化实践，突出了文化的“意义”与“经济”两个层面；“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区分也与现行经济社会机构之间保持着紧密关联，各种文化传承方式的交织构成了民族文化传承的整体面貌。因此，文化传承的探讨不仅需要对传统文化“意义”层面加以“深描”，还需要充分考量当前社会的传承实践，考察国家在场、传承主体与经济资本的多维互动，以期推动文化传承实践的持续发展。基于此认识，围绕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以下简称“东乌旗”）那达慕传承实践的讨论，不仅可以促进那达慕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还可以对民族文化在当前社会场域的传承实践加以反思。

一、东乌旗那达慕的传承实践

那达慕（Nairnatam），系蒙语音译，意为娱乐，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达慕的兴起与敖包祭祀有关，并在蒙元时期兴起，明清时期不断发展，形成定制[1]。“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后，召开‘忽里勒台’，举办了庆祝活动，被视为现代那达慕的雏形。”[2]赛马、摔跤和射箭，即“男儿三艺”，是传统那达慕的主要竞技项目。

（一）东乌旗那达慕传承的主要方式

1．祭敖包那达慕

祭敖包那达慕，是那达慕与蒙古族敖包信仰相结合的形式，同时也是牧民中最为广泛的传承方式。东乌旗的敖包祭祀是由民间组织“敖包主”负责的。每个敖包有敖包主，是承担当年敖包祭祀活动的民间组织。敖包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轮流担当。东乌旗敖包众多，基本各个敖包都已恢复，有的还重新修建了。随着敖包的大小不同，敖包主的户数也不尽相同，小敖包由一两户担任，大的敖包，如旗里的白音敖包，就由20户牧民担任。敖包主主要负责敖包祭祀活动组织、承办、协调等工作，尤其是要负责敖包祭祀和那达慕的经费。每年的敖包祭祀和那达慕活动都是由敖包主提供经费。敖包主在举办敖包祭祀和那达慕活动前要先向政府汇报，但无需书面申请。比较大的敖包祭祀和那达慕活动，政府部门就会派人到场，如：交警、公安等部门负责交通和安全工作，民宗、司法、计生、卫生医疗、牧业局、文体局（乌兰牧骑）等部门也会到现场开展宣传或义务活动。可见，“敖包主”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在敖包祭祀和那达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敖包主”的跨行政区域分布也刚好解释了敖包祭祀群体分布的广泛性和那达慕规模的差异性。

2．参加各级政府组织的那达慕

（1）旗那达慕

由行政机构组织那达慕有其历史传统，清代旗杜萨克就常在继位、进爵、过本命年时举办那达慕。进入新中国后，东乌旗政府1963年7月在乌里雅斯太镇举办了“第一届那达慕大会”，庆祝东乌旗牲畜总数超过130万头。这次那达慕历时7天，共有512名摔跤手参加比赛，同时还进行了蒙古象棋和赛马比赛。随后，旗政府在“文化大革命”后，持续举办那达慕，分别在1973、1977、1986、1988、1991、1996等年份举办六届旗那达慕和其他类型那达慕（如：牧民那达慕、庆祝畜牧业丰收、物资交流等）。1986年，东乌旗政府在乌里雅斯太镇南十里处的草原建立那达慕会场，成为旗那达慕和其他大型那达慕的固定举办场地。进入21世纪，旗政府利用蒙古族传统文化资源，开始发展旅游事业，持续举办“吉祥·乌珠穆沁”草原冰雪那达慕，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届冰雪那达慕。那达慕的规模大小主要由资金多少决定。旗里举办的那达慕经费在50万元左右，奖金最高是摔跤手第一名为5～10万元。在冬季，旗里举办的冰雪那达慕的摔跤活动在体育馆举办。

（2）苏木和嘎查那达慕

苏木和嘎查是牧区的基本行政机构，常在丰收年景举办那达慕庆祝。在东乌旗建立初，各苏木便举办那达慕庆祝丰收，开展蒙古族传统体育活动（博克、赛马）。“文化大革命”期间，全旗那达慕被迫停止。20世纪70年代末，苏木那达慕逐渐恢复，开展摔跤、赛马、象棋、打靶等传统活动。20世纪80年代后，东乌旗牧业发展良好，苏木那达慕走向复苏，嘎查（有时几个嘎查联合举办）也开始举办小型那达慕，形式上包括诗歌比赛、单位庆典等。近些年，在传统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背景下，苏木、嘎查那达慕的举办规模逐渐扩大，比赛项目增多，包括摔跤、赛马、射箭、套马、扎蒙古包等。在规模较大的那达慕中，旗民宗局、卫生局、司法局等部门都会派工作人员到会场利用横幅或宣传板开展宣传工作，并散发蒙文和汉文传单（以蒙文为主）；电视台、报社也会到会场开展新闻报道；乌兰牧骑到会场进行演出活动；公安局到会场提供安保支持，交通局派出交警到会场维持交通秩序。镇政府领导和嘎查长出席会场。在那达慕会场，还有很多商人从事商品贸易活动。

3．祝寿那达慕

建国前，旗王公、活佛等祝寿时会举办那达慕，牧民则只能进行沙嘎娱乐活动。1949年后，个人祝寿那达慕全部停止。改革开放后，生活富裕的牧民为其老人举办祝寿那达慕，主要在37、49、63、81岁时举办。20世纪90年代后，祝寿那达慕逐渐普遍，全旗平均每年举办30～50次小型那达慕，开展摔跤、赛马、象棋、套马等比赛，参加比赛的人数达1000～2000人[3]。随着东乌旗牧民收入的增多，牧民个人也会出资举办那达慕，祝寿那达慕日益普及。祝寿那达慕不进行祭祀仪式，开展博克、赛马、蒙古象棋等竞技活动，常为小型那达慕。

（二）东乌旗那达慕传承的关键内容

1．敖包祭祀

敖包，系蒙语音译，为蒙古族的民间信仰，多建于高地、山口、交叉路口等处。敖包所在的山，被牧民称为敖包山。敖包最初仅用石头堆积而成，藏传佛教盛行后，在石头中放开光的五谷种子、金银财宝、五畜皮毛，并在敖包中间插金色葫芦形“道和”，挂风马旗。大型敖包多由11个敖包组成，中间为最大的敖包，两边对称分布10个体量较小的敖包。小型敖包多只有一个敖包，敖包山下若有溪流，则多有树木生长。这些树木是不能砍伐的，牧民在祭祀敖包时多悬挂经幡或风马旗在树上。敖包祭祀后，习惯称为“乃亦日”或“乃日”，并举办那达慕。东乌旗境内有100多座敖包。敖包那达慕主要进行摔跤、赛马两项传统体育比赛，平均每年有4000～6000名运动员参加博克比赛。东乌旗敖包在全旗范围内都有分布，包括庙敖包、萨满敖包、摔跤手敖包和牧民敖包几种，敖包祭祀群体跨越了当时的行政区划，那达慕的规模也不尽相同。其中，那达慕举办规模的大小主要依据博克中的摔跤手数量来界定；奖品中大畜指牛、小畜指羊。从1999年至今，敖包祭祀一直得以传承，规模不断扩大，奖品也逐渐转为现金。

2．博克

博克，系蒙语音译，即蒙古式摔跤，既是蒙古族的传统群众性体育运动，又是衡量那达慕规模的关键指标。博克源于蒙古部落时期的军事训练，但政府设立专门管理机关，成为那达慕定制，则自元代始。《元史·仁宗本纪》载：延佑六年（1319）六月“戊申，置勇校署以角抵者以隶之”[4]。至清初，已有“善扑人”的专职摔跤手。在东乌旗，博克是那达慕中必不可少的竞技项目。博克选手数需为2的整次幂，但不能低于16，目前数量最高为2048。16～64名，为小型那达慕；128～512名，为中型那达慕；1024～2048名，为大型那达慕。东乌旗成立后，专门制定了授予章嘎的标准，并由博克协会审核后授予飘带章嘎。“荣誉摔跤手”则是摔跤手的最高荣誉。1949年以后，退役比赛的有章嘎老摔跤手（50岁以上），在寺庙那达慕或旗那达慕大会上被封为“荣誉摔跤手”。东乌旗建立后，旗、苏木两级那达慕上封“荣誉摔跤手”。被封为荣誉摔跤手者要把自己的章嘎赐给年轻选手传承。目前，参加那达慕大会的摔跤手不仅有专职摔跤手，也有众多摔跤爱好者。在成名的摔跤手中，有些组织了自己的博克俱乐部，吸引部分博克爱好者参加训练。完全以博克为职业的摔跤手却是极少的。他们多从事不同的行业，有的是俱乐部教练，有的是政府工作人员，更多的是牧民。因此，博克的完全职业化缺少现实基础。摔跤手平时从事着各自的行业工作，到那达慕活动频繁的5～9月份则到各地参加博克比赛。

3．赛马

赛马，是那达慕中重要的比赛项目，也是“男儿三艺”之一。骑马，是蒙古族牧民日常生活的必备技能。但随着现在交通工具在东乌旗的普及，蒙古族常常骑摩托车放牧。摩托车的速度要比马快很多，得到很多年轻牧民的喜爱。但牧民并没有放弃骑马的传统，至今马仍然是牧民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这源于骑马的经济性和传统习俗。有些牧民认为马不像摩托车、汽车那样破坏草原。此外，牧民认为在接羊羔时只能骑马，用摩托车、汽车则不吉祥，会威胁羊群。而作为传统体育项目，赛马则经历了从军事训练到群众性体育活动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后，东乌旗政府将赛马设为那达慕的重要项目，形式上分为正式比赛和自由比赛两种。自由比赛，是指蒙古族牧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较量。为促进马文化发展，东乌旗还成立了马文化协会。

4．射箭

射箭，是“男儿三艺”之一，也是传统那达慕的比赛项目。传统射箭比赛分为静射和骑射两种。静射，就是在40米左右外射箭；骑射，就是马上射箭。随着狩猎在牧民生产中重要程度的降低，传统射箭比赛很少出现在那达慕比赛中。2005年，东乌旗人乌力吉巴雅尔与其丈夫在锡林浩特创办了哈萨尔射箭学校，开设射箭班。当年，东乌旗那达慕上开展了射箭比赛。从此，射箭比赛（静射）作为那达慕比赛项目得到了恢复。东乌旗还组建了射箭协会（隶属文体局）以促进射箭运动的发展。目前，射箭协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企事业工作人员、商人、手工业者、牧民等。射箭比赛多在旗、苏木和嘎查那达慕进行，而在祭敖包那达慕和祝寿那达慕中则很少设置。在射箭比赛中，每人连续静射五箭。在大风情况下，有的选手能连中三四箭，水平较高。这说明射箭比赛已经在当地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二、实践反思：国家在场、传承主体与经济资本

东乌旗那达慕传承实践虽取得很多成就，我们仍该看到这是在国家在场、传承主体与经济资本的多维互动中实现的。政府作为国家机关虽然主导着传承实践，但随着传承主体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旅游经济的发展，那达慕的传承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需要社会各界加以关注以寻求发展之策。

（一）政府主导下的传统保护的促进作用及其限度

在那达慕的传承实践中，政府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政府对那达慕和敖包祭祀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肯定、对民间组织敖包主的柔性管理，促进了那达慕的传承实践。其次，各级政府持续组织那达慕活动，不仅为东乌旗蒙古族提供了传承传统文化的平台，更使那达慕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最后，政府通过博克协会、射箭协会、马文化协会等协会实现了跨越阶层的传统文化传承团体。但是，政府主导下的传统保护仍有其传承的效果限度。首先，政府的各项传统文化政策在促进民族文化的复苏与繁荣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排他性，在民族间形成了“区隔”。这可以从马文化的传承中略见一斑。马具店老板LGS（汉族）叙述道：“2006年，旗里组建了马文化协会，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旗里曾举办过马鞍制作比赛，当时旗里的蒙古族和汉族都被邀请参赛。制作马鞍工艺，汉族比较精通。比赛的规则却较为简单，汉族匠人认为是政府为了偏向蒙古族人（而如此设定）而退出了比赛。”其次，旗政府虽然建立了文化协会，吸引了大量牧民参加，但牧民受到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限制，在训练强度和参与程度等方面仍有差异。射箭协会成员所用的器具显示：SQBTE所用的弓为“333”牌，“这个弓是在外地专卖店买的品牌弓。弓的两头是用牛角做的；弓的主体是竹子制成，竹子包着牛筋；弓弦则是现代材料。射箭要有扳指，传统上扳指是用牛骨头或玉制成，现代的扳指则大多为坡型扳指，铜扳指较多。一般来讲，经济较宽裕者所用的弓箭器具都较好，而牧民的弓箭则简单多了。”此外，牧民由于生产和生活条件的限制，在训练强度、参与那达慕比赛频率、相关技术等方面仍有很多不足。

（二）“分割”的牧场与流动的牧民

那达慕的传承实践离不开牧民的日常实践。牧业生产和牧民生活的转变对那达慕的传承实践有明显影响。1984年，牧区改革后，草场开始实行个人承包。各苏木、嘎查按照牧区实际将草场承包到户，每人可承包3000～5000亩草场。草场承包后，牧民按家庭组织牧业生产。草场可以转包和转让，草场生长的草也可以出让。随着牧业的扩大和矿物资源的开采，草场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出现退化现象。草原生态问题成为影响牧业生产的突出问题。为此，旗政府制定了休牧、轮牧、禁牧的政策，并规定：1只羊需50亩草场供养；1头牛需200亩供养；1匹马需300亩草场供养。国家给予牧民相应的补贴：每亩草场补贴7元（不放牧）或2元（放牧）。草场承包后，牧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有的牧民每年可得到几十万元的收入。牧业的收入有两种方式获得：一是直接租给别人，大约是每亩10元左右，或者直接卖牧草，大约是每亩15元左右；另一种是自己放牧，1匹两岁的马市值约7000～8000元，1只羊市值约500元，1头五六岁的牛市值约12000元。牧业生产的发展，使得牧民有较宽裕的经济条件举办那达慕。同时，草场承包后，牧民可以出租或转让草场经营权，从而使牧业生产与城区生活相结合成为可能。教育布局改革则直接推动了牧民涌向城市。在东乌旗，牧区地广人稀，牧民生活分散，交通不便，对教育的实施和发展影响很大。为解决此问题，东乌旗旗政府于2003年调整教育布局，将苏木、嘎查的学校合并到城区，并对陪读的家庭进行补贴。对牧民来说，有三种选择：让孩子在学校寄宿；老人在城区陪读；全家迁徙到城区。以WRH为例：“我家现在全部住在旗里，原是为牧民，女儿现读小学六年级。自女儿读小学以来，全家就搬到旗里居住了，因为没有老人带小孩。目前，牧民大约有60%～70%的比例都已居住在旗里，大多是小孩读书的原因。因为旗里要求集中办学，孩子太小，没人照顾不行，因此有的家庭把小孩寄宿在学校，但大多都在旗里买了房子，有的是老人在旗里带孩子，有的则是全家搬到了旗里。但牧场还没有放弃，仍然从事牧业，雇佣了羊倌放羊（羊倌是1个人，每月大约3000元，是1对夫妻，则每月5000元左右）”。牧业转型和教育调整推动牧民的生产、生活的变迁，那达慕的传承面临着新的挑战。

（三）那达慕实践中的经济资本

无论是东乌旗政府的传统保护、旅游开发，还是牧民间的敖包主，对那达慕的传承都离不开经济资本的因素。东乌旗的经济发展以牧业为主。牧业的发展情况与旗、苏木、嘎查那达慕的举办保持着同步关系。随着牧业的发展受到草原生态安全的限制，旗政府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产业比重（见表1、表2）。

表1 东乌旗2001-2014年经济发展情况

年份经济总量（亿元）第一产业（亿元）第二产业（亿元）第三产业（亿元） 2001年6.51992.83782.37211.3100 2002年7.75593.44192.8141.5 2003年10.15984.7863.72141.6524 2004年13.27295.03526.23632.0014 2005年15.7835.10557.50613.1759 2007年26.76695.977815.91124.8779 2008年34.316.5521.865.9 2009年40.32 7.1226.396.81 2010年58.71 8.0242.638.06 2011年68.45 10.1648.489.81 2012年85.643812.171862.547310.9246 2013年107.3613.8881.4312.05 2014年102.3 14.97413.4

注：据东乌旗统计局2001～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年数据缺失）

表2 2007-2014年东乌旗旅游经济发展情况

年份旅游总收入（亿元）接待游客人次（万） 2007年0.4515.8 2008年0.651920.5 2009年0.893324.42 2010年1.109628 2011年1.8930 2012年3.0732.83 2013年11.579.8 2014年12.6480

注：据东乌旗统计局2007～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表1、2可知，东乌旗的经济总量保持较快增长，第二产业于2004年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全旗主导产业，目前第三产业已逐渐与第一产业相差无几。2006年，东乌旗政府举办了“吉祥·乌珠穆沁”草原冰雪那达慕，开始发展民族文化与草原生态相结合的旅游经济；至2014年，东乌旗旅游经济达12.64亿元。

虽然经济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那达慕的发展，但仍有众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推动全旗经济总量提升的同时，也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影响了牧业的发展。其次，虽然旅游经济快速发展，但缺少对那达慕传承的返补机制。祭敖包那达慕仍然按照传统由敖包主筹集资金举办，举办的规模受到牧业发展的影响。最后，旅游经济的发展对族群关系、城区与牧区的经济社会结构造成明显影响。传统上，东乌旗的蒙古族主要在牧区从事牧业生产，其他民族（以汉族为主）主要在城区从事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牧区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场所，而城区则成为商业、服务业的经营领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以“牧民之家”为主体的旅游服务行业的兴起，但大多数游客仍然选择在东乌旗城区消费。而敖包主在举办那达慕时，不收取游客任何费用，并没有给牧区的祭敖包那达慕注入经济资本。相反，随着旗政府旅游开发的进行，东乌旗城区的旅游商品和相关服务行业逐渐繁荣，吸引很多牧民移居城区生活、就业，使传统的祭敖包那达慕的传承受到明显影响。对牧民而言，举办那达慕仍然主要依靠牧业生产的发展。当牧业发展良好，牧民有较好收入时，那达慕举办的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有时几个牧民还会为庆祝生产而举办娱乐性的那达慕。反之，牧业生产遭到自然灾害，或相关牧业产品受市场经济影响导致价格低落时，牧民收入较差，就会对那达慕的举办产生明显的负作用。可见，那达慕的传承与牧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亟需相关政策支持。

三、促进东乌旗那达慕传承实践的几点建议

在东乌旗，虽然旗政府在那达慕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随着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传承主体逐渐流向城镇，那达慕的传承仍然仅靠民间组织敖包主的文化自觉是远远不够的。同时，旗政府开发旅游后，那达慕作为旅游经济中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结合还不完善，旅游经济对那达慕传承的促进作用仍然有限。此外，在重视牧区文化保护、传承的同时，城区民族文化建设力度不够。鉴于这种现状，略谈几点建议以期促进东乌旗那达慕的传承。

（一）制定旅游经济与那达慕传承间的协同发展机制

东乌旗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那达慕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祭敖包那达慕虽然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但其组织和经济来源仍然主要依靠牧业的发展。在旅游经济与那达慕传承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因此，建议东乌旗政府应考虑制定旅游经济与那达慕传承的协同发展机制，以期进一步提升牧民举办和参与那达慕的积极性。应由旗政府牵头，组织协调各职能部门（文体广电局、民族宗教局、农牧业局等）共同商讨制定具体细则，并在执行中与民间组织“敖包主”紧密结合，使政府、职能部门、敖包主、牧民统一于那达慕的传承实践之中，扩大那达慕传承的规模和范围，并将蒙古族传统文化（马文化、服饰、长调、勒勒车）融入那达慕的内容之中，将那达慕建设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平台，从而进一步推动东乌旗旅游经济的发展。

（二）加强各类文化协会的传承作用，促进城区的那达慕传承

近年来，东乌旗成立了博克协会、射箭协会、马文化协会等众多协会。这些协会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成为推动蒙古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平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牧民逐渐涌向城镇定居，那达慕传承面临的巨大挑战。因此，建议东乌旗政府应考虑顺应传承主体的社会流动性，加强各类文化协会的传承作用，拓展那达慕的举办与各项文化项目竞赛在城镇社区发展的可能性，从而使那达慕传承与城镇文化建设、牧民生产生活实际紧密结合，推动那达慕的现代传承。此外，城区那达慕传承，应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实际，使那达慕成为公共文化为各社会阶层、团体、民族所共享。为此，应扩大那达慕的组织团体，并使博克、射箭、赛马等内容走向文化娱乐、公共健身项目，从而使那达慕与城区的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结合，推动城镇文化建设。

（三）引导文化产业走向，加强传统文化的职业传承

目前，东乌旗那达慕的传承虽以民间组织敖包为组织协调，但博克、射箭、赛马等竞技项目存在一定的职业化倾向。以博克竞技为例，摔跤手参加那达慕活动取得名次会得到高额奖金，知名的摔跤手每年可以得到几十万的收入，存在一定的职业化倾向。但受到那达慕举办周期的影响，摔跤手的收入存在不稳定性，促使他们倾向于半职业化的发展模式。与摔跤手不同，旗政府的乌兰牧骑则属于事业单位部门的文化传承团体。乌兰牧骑虽在传承蒙古族服饰、长调、呼麦等民族文化方面取得较高成就，但受限于管理模式而成为民族文化宣传部门。从敖包主、博克到乌兰牧骑，文化传承主体在政府、经济资本与传统文化实践之间游走。因此，建议东乌旗政府以那达慕为基础，进一步引导、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融合传统文化、经济资本与传承主体实践，逐步加强传统文化的职业传承。文化产业的发展，应以民间那达慕为主要资源，着眼于经济资本充裕的城市，并考虑现代社会对“异文化”的寻求，走出传统文化原生地而向外拓展。

[1] 邢莉．蒙古族“那达慕”的变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5）：91-96．

[2] 温都尔乎．锡林郭勒盟志：民族宗教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175．

[3] 乌吉力．东乌珠穆沁旗志[M]．乌达巴拉，编译．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689．

[4] 宋濂．元史：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589．

Practical Reflection on Cultural Heritage：Discussion on the Nadamu of Dong Ujimqin Banner

LI Shuai

( School of Humanities,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554300, Guizhou, China )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current social field not only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protect the traditional protection,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need to consider the main factors such as heritage and economic capital. Around the East Ujimqin Banner, Inner Mongolia Nadam inheritance practices "meaning" deep description show state presence,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transmission main body and economic capital,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optional way to improve the Nadam inheritance practices.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 Nadamu, suggest

G127

A

1673-9639 (2018) 09-0112-08

2018-06-27

黎帅（1983-），男，辽宁抚顺人，满族，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黎 帅）（英文编辑 谢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