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文倩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和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记忆，城市博物馆即是保存记忆、传承文明、培育文化之根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在城市生活日益向信息化、智能化发展的时代，城市博物馆的民俗陈列，不仅是文物展示和习俗史再现，更是对民间日常生活的重构。

本文试以成都博物馆“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民俗篇”为例，探讨城市博物馆如何选择民俗陈列的内容和形式，总结方法和经验。

一、主题与内容

2009年12月，成都博物馆在天府广场西侧奠基，基本陈列“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的内容设计工作也同时展开。这是成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博物馆，它定位于成都城市传统文化的记忆者、新文化的创造者和多元文化群体的精神家园，希望通过展览和一系列活动反映城市历史发展过程和文化积淀，发展、革新、创造属于成都的独特新文化。

最初的大纲按照通史陈列的方式组织，民俗生活等内容仅为近现代部分的一个单元。后经若干次讨论与调整，最终形成“大专题”架构，一为古代篇，二为近世篇，三即民俗篇，展厅面积1200平方米，全面展示成都质朴生动、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成都人宽广豁达、兼容并包、乐观向上、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和轻松休闲、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全国闻名，民俗确有独立成篇之可能性和必要性。然而体例的改变也将一些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首先，什么是民俗，怎样提炼成都民俗？民俗又称民间风俗，是指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民间文化。钟敬文将其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四类[1]。不过，民俗陈列不是民俗学，不能以学科分类的形式呈现，也不能面面倶到。因此，我们在内容设计中选择突出成都最具代表性的民俗事项，以数千年延续至今的城市精神予以串联，以点代面，重构成都的风俗文化和社会生活。

其次，如何处理古代篇与民俗篇的关系。成都民俗源远流长，娱乐、休闲活动应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代，唐宋时期，以大小游江为代表的游赏之风盛极一时，“甲于西蜀”，对后世影响深远。怎样合理地安排内容，颇令人跨躇。经过反复尝试，最终决定将民俗篇时代基调确定为清末民国，重在表现这一时期成都人生活、生产样态，风土人情。若有从古至今一以贯之的民风民俗，则适当上溯至古代。既避免时序混乱，也方便展厅氛围的营造。

经过研究分析，我们总结出成都民俗的关键词：海纳百川、和谐包容。

由于成都平原的富庶及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每当中原和关中一带发生动乱，总有大量移民进入，有暂时居留者，更多的人则定居下来。他们带来家乡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以及语言、饮食、风俗，使成都成为各种文化交流融合之地。“移民特征”构成了成都民俗的主要特点，使成都人形成了博釆众长、兼容并蓄的生活观念[2]。

陈列分为街巷、饮食、游赏、茶馆四大板块，有机串联起生活民俗、生产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仪礼、民俗信仰、民间艺术等内容。

第一单元“老街巷往事”，着重表现手工业、商业、市民生活百态，用文物、照片、广告、店招、档案等构筑老成都记忆。

第二单元“川人尚滋味”，从成都人饮食的特点、习惯入手组织内容。既有对出土文物的陈列和历代成都饮食风尚的回顾，也有对包席、南馆、便饭铺、坝坝宴等不同阶层饮食生活的复原，其间更将祭祖酬神、婚丧嫁娶、宗族观念等内容巧妙融入。表现川菜选料平民、技艺精湛、善于借鉴的特点，和成都人继承坚守传统、包容吸收外来事物的性格。

第三单元“岁时遨游乐”首先追溯唐宋时期的游赏之风及特点，然后将时间定格为民国，以花会这一规模宏大、倾城出动的游赏活动为代表，全景式地展现交通、吃喝、交易、祭祀、游戏、演出等生活、娱乐故实。

第四单元“茶馆小成都”为“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之豹尾。从茶馆功能入手，解读其在成都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它是家之外的生活社交空间，是孕育曲艺、电影的娱乐场所，是自由市场和交易场所，摆龙门阵使其成为社区信息中心，人來人往使其成为地方政治舞台。

在内容设计中，我们特别注意学术视角和平民视角、观众视角的兼顾，并以后者为主。以川剧为例，打破戏剧史的框架，将其作为花会游乐的一种，重点挖掘演出的风俗和功能，如教化民众，与宗教祭祀紧密结合，是血缘、地缘、业缘人际关系网下，维系感情、交流物资和信息的重要手段等。

二、文物选择的困境

民俗是根植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形态，而民俗陈列则需要利用这种文化形态的物化形式——民俗文物去还原、复制记忆，这是我们在陈列设计过程中始终遵循的原则。然而，成都博物馆馆藏文物绝大多数来自考古发掘，虽有数次征集，但民俗文物类型不够丰富、重复品较多、不成系列等问题始终存在。

有研究认为，民俗陈列可分为四种类型：工美化展示、模式化展示、叙事化展示和现地化展示[3]。为了理清文物与陈列的关系，我们与形式设计方对每种类型都进行了尝试。

工美化展示对象主要是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文物，根据其材质、地域、族群或典型艺术特征进行分类，照片、图片、场景复原、多媒体等辅助语言较少，强调艺术化的展览语境，突出文物的审美价值。

在设计“茶馆小成都”时，我们曾设想以矩阵展柜展示文物，作为这一单元最主要的展项。但很快便否定了这一想法，原因有二。一是没有足够多、足够精美的文物支撑；二是脱离生活本身，无法表现成都茶馆丰富的民俗内涵。经过对展项及形式的反复组合，这一单元最终确定为文物展示、缩微模型、幻影成像三者相辅相成。幻影成像“茶馆一天”营造茶馆气氛，缩微模型及背后展板解构茶馆功能，而位于正中的展柜展示从隋唐至民国的各类茶具100余件，可三面观看（图一），它的存在，是“以物证史”的最好注脚，避免陈列成为场景复原的堆砌和高科技手段的展演。

模式化展示和叙事化展示有相似之处，其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终身教育概念的提出，国际博物馆界出现了“从物到事”的转变，阐释与叙述为特征的传播方式得到了进一步彰显[4]。

模式化展示以民俗的“表演过程”为主体框架，重视“表演情境”的建构，初具叙事化倾向，最大特点是重视民俗文物的原始功能和社会语境，将其置于原本的时空脉络和使用情景中，体现最大价值。岁时节日民俗和人生仪礼是民俗的重要部分，我们一度考虑通过场景复原结合文物陈列重构这些相对固定的生活模式。

首都博物馆的“京城旧事——老北京民俗展”是叙事化展示在中国博物馆界的代表。它以一位老北京的回忆自述串连起结婚、生子、祝寿和过年等种种事项，将四合院、胡同、商业街等场景当做舞台，将文物当做演员，以老北京的传统礼仪和家族观念为核心，完整展示了民众的民俗生活[5]。在内容设计之初，我们也曾设置一位主人公，以他的行踪划分板块，例如逛一次街，听一场戏，吃一顿饭，泡一天茶馆。

通过进一步探索，我们发现这两类依赖多种技术手段和丰富辅助展品的展示方式都不适合。首都博物館成功的原因在于从10万件文物中选取与婚礼、诞辰礼、寿礼、春节、商业等相关者，组合成寿堂、洞房等，使景观环境与文物展示的造型和谐统一[6]。但成都博物馆没有足够类型的文物支撑大量场景，一旦文物主体地位丧失，场景复原等辅助设计喧宾夺主，陈列就变成随处可见的“民俗一条街”。正如苏东海所说：“如果一个陈列不是靠文物说话而是靠附加的展品说话，那就失去了博物馆的特征，也就失去了陈列的灵魂”[7]。

在不断的实验与摸索中，我们对民俗陈列文物内容的关系逐渐明确：由于馆藏民俗文物数量、精美程度不足，故以展示文物为中心的设计思路不可行。民俗陈列关注点应是场景、故事，文物若与场景发生关系则为其补充，若不能与场景发生关系则用于氛围营造。

思路打开后，文物筛选面也随之拓展。除民俗库房外，我们还从陶瓷器、纺织品、杂件、家具等库房中，挑选了大量生活用具、文玩陈设、戏服道具等。能够反映陈列内容者，如历代饮食器具、历代茶具，进行组合。零散无序者按用途分类，进入第一单元“老街巷往事”，在陈列之始，以大量文物构筑老成都的意象，唤起观众的回忆（图二）。

为补充关键文物的缺失，我们还向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建川博物馆等国有、民办博物馆借入200余件（套）文物，使该陈列文物总数达750件（套），每一单元都有足够数量与分量的文物。

同时，我们选择现地化展示方式，利用模拟性的场景重建，给予观众“沉浸式”和“情景式”的体验，让观众置身于原生态的民俗情境之中，观察或消失或变异的老成都人的生活，理解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世界。

为使文物与展示空间统一，陈列大量选用通柜，形制、材料和色彩参考民国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的木质展柜，并根据展示需要进行特别设计。例如，为集中展示戏服，专门定制了高达4.5米的展柜；为方便观众欣赏文物，保证空间通透，近现代饮食具和历代茶具分别选择了双面和三面玻璃的展柜（图三）。

三、展项的设计

深化设计阶段，我们对每一个展项都反复推敲。首先考虑表现形式的效果和可行性，然后广泛查找资料，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深入考证细节，最后才进入手绘、泥稿等实施阶段。这一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任何设计皆有据可依。

陈列中出现大量雕塑、建筑和其他艺术品，考证工作十分繁琐。我们尽最大努力收集晚清民国成都及四川城市的照片，以及《廛间之艺》《老成都食俗画》《老成都童戏百图》等写实风格的绘画，辅之以文献。类似南堂馆后厨这类记载阙如者则依靠专家和亲历者的口述和手绘。

以青羊花会为例，为表现这一清末民国成都最盛大、全城出游、涵盖各种民俗活动的盛会，我们考虑使用三个以多层次彩色景片组合而成的景框。但如何选择内容，反映青羊花会在不同时代的特点，由此折射近代成都经济、民俗与市民生活的变化，却颇费一番功夫。广泛查阅清末民国档案、书籍、报刊、小说，重点分析1906年《成都商业劝工会场全图》和1921年《成都劝业会会场平面图》后，我们将青羊花会的要素整理如下：

通过对要素的反复组合，我们最终确定了三个景框的表现内容，分别为1906年二仙庵的劝业会、1936年楠木林的花会、1943年青羊宫的庙会和四川省物产竞赛会。各层景片中的建筑、商铺、店招、人物服饰、活动均严格依据照片及文献复原（图四）。

第二，民俗元素的使用精而不滥。

为构筑完整的记忆空间，营造温情的生活气息，强化怀旧的主题气氛，我们提取川西民居的代表元素，如青砖、白墙、门头、挑檐等运用到多个展项。但鉴于博物馆性质，对这些元素的使用进行了仔细筛选和严格控制。

陈列以老成都“街”“市”“馆”为空间设计语言，第一单元“老街巷往事”作为陈列之始则需要达到“穿街过巷，穿越百年”的效果。是否像许多博物馆一样复原一条街道，将文物与店铺结合？考虑到展厅面积和层高，我们放弃了这一设计。仅仅用原木搭建川西民居的骨架，创造一条意向性的街道。在街道起点和重点，则分别以写实手法搭建大户人家门头，绘制具有延伸感的绘画，使“老街巷往事”的空间纵横交错、虚实结合（图二）。同理，青羊花会门头用抽象的艺术创作处理，而姑姑筵门头、万年台和茶馆门头则显得较为写实。

第三，多媒体技术为点睛之笔。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LED演示屏、三维动画甚至激光全息投影等多媒体技术被运用到博物馆中。作为民俗陈列，我们对于高科技的运用持谨慎态度，

任何展示方式都必须与陈列主题和谐，总体风格一致，避免喧宾夺主或突兀感。

经过种类的选择和布局分配的考量，最终确定了“打金章”、“五腔共和”、“茶馆一天”三处大型多媒体展项，幻影成像是其中的亮点。由于空间有限，无法将桌椅板凳搬进展厅，渲染气氛的重任就由“茶馆一天”幻影成像来完成。我们仿造民国成都街头的二层茶楼搭建了模型，在6米长、1.7米高的看面上，将11台高清显示器组合起来，表现从早到晚人来人往的茶馆百态。拍摄的短片巧妙地涵盖了河水香茶、喝早茶、出堂水、吃书茶等风俗，出现在画面中的有袍哥大爷、民间艺人、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影像立体逼真，与模型完美结合，播放时，常常吸引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驻足观看（图五）。

为表现川剧海纳百川的特点，我们设计了一个集硅胶人、灯光、互动、视频播放为一体的多媒体展项。在川剧昆、高、胡、弹、灯五大声腔中各选一代表唱段，按照民国名家的扮相制作硅胶人置于万年台之上，邀请梅花奖得主陈巧茹、刘芸、王玉梅、王超等演唱。观众点击LED演示屏上的某一声腔，相应硅胶人上的灯光亮起，集音罩则播放该唱段。

在当代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展示、重塑成都民俗，如何定位文物在民俗陈列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在保证学术性及科学性的前提下，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心理需求、情感波动？通过“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民俗篇”，我们对这些或大或小的问题都进行了初步思考，这也是我们需要在未来工作和实践中继续努力探索的方向。

[1]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页。

[2]何一民主编：《成都学概论》，成都：巴蜀书社，2010年，第 247-248 页。

[3]宣鼎文：《书写生活——民俗展览及展示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7-31页。

[4]严建强：《从器物定位到信息定位——对<博物馆有“器物定位型展览”吗>一文的回答》，《中国博物馆》2012年第2期，第H8页。

[5]沈平、张杰：《谈<京城旧事——老北京民俗展>》，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丛刊》，19-20卷，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20-122页。

[6]沈平：《民俗展陈内容设计理念初探——以首都博物馆“老北京民俗展”为例》，《中国博物馆》2007年第1期，第44-45页。

[7]苏东海：《什么是博物馆》，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