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青

一、大量发展党员带来的问题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尤其是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了极大破坏。此时全国只有党员4万多，并且主要集中在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一些小块根据地。当时党员数量无法满足抗战形势的发展，更与共产党在抗战中应肩负起的责任是不相适应的。陈云任中组部部长的时候，我们党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大量发展党员。

根据中央精神，1938年3月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页）为了贯彻中央的决议，这一时期陈云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党员问题上。在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云针对不同地区的党组织如何开展工作，如何发展党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指导意见。他指出：在华北敌后发展党员要由过去自外而内、自上而下地发展，过渡到自内而外、自下而上地发展。发展党员时，要尽可能注意发展对象，对活动分子和有能力的人应该正确了解。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党员的工作要在群众运动及公开工作掩护下，由派回当地的干部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进行，这与华北敌后有区别。这样做，容易培养出群众信任、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党组织易于巩固。陈云说：有群众工作、有健全的组织生活、有积极分子的支部，党的发展工作容易开展起来，其中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党的积极分子。他还指出：对支部发展党员的领导，主要是在政治上讲清意义，推动支部全体成员行动，给予方法上的教育，制定发展计划，检查督促和具体指导；支部发展党员的方法，主要是注意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严格经过入党对象培养、支部讨论通过、通知本人等程序，加紧新党员入党后的教育；对新党员不仅要求他们抗日，而且要求他们信仰共产主义、经常积极参加支部工作、遵守纪律、交纳党费；新党员一定要有上级批准经过候补期，举行入党转正仪式，宣读誓词。

（《发展党员问题》〈1939年1月25日〉，《陈云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17页）陈云的这些指导意见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当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在中共中央以及陈云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各地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38年年底，中共党员人数就由4万多增加到50多万。虽然中共中央在决定大量发展党员之初就意识到要“对新党员应注意给他们以初步的马列主义与党的建设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共产主义与其他党派的理论思想的基本区别”。

（《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页）但随着党员人数增加，队伍壮大，党员的成分和思想状况还是比过去变得更为复杂。

陈云作为中组部部长，对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看得非常清楚，他指出：“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为追求真理，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加入了共产党，我们欢迎他们。但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同时，要求每个新党员自觉地在革命工作中锻炼，不断地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和习惯。”（《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1939年5月23日〉，《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陈云为此积极采取办法，希望解决在新发展党员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二、刘力功问题的出现和解决

如上所述，抗战初期中共党员人数大量增加，但与此同时党员的质量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党员的成分和思想状况比过去变得更为复杂。就在中央开始关注这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刘力功问题发生了。

1938年刘力功在中共大量发展党员的大背景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被党组织派往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又进了党的训练班，专门学习党的建设课程。当他在训练班毕业时，党组织根据他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给他作了如下的鉴定，认为他“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观点”，并且还是工作无经验的新党员，因此党组织决定派他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对于党组织的决定，刘力功拒绝服从，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者回原籍工作，如果不能满足其要求，他就以退党相要挟。

考古发现古闸下游中间部分为跌水消能，综合对中孔闸墩上 “开平闸”石刻的分析，“永嘉水则”有另一用途：“水则”不仅规定了相应水位开闭闸门，同时也是蓄放水时开闭闸门顺序的规则，即现代所谓的闸门操作规程。开启水闸时先开中孔再开边孔，关闭水闸时先关边孔后关中孔，以避免对下游两岸岸坡的冲刷。可见，“永嘉水则”的先进技术与现今水闸操作规程完全吻合，古人已熟练掌握了水闸运行管理技术，对防洪排涝调度和闸门启闭操作都有较深的研究。

为了对其进行教育，党组织曾经派人与其进行了7次谈话。在第一次谈话中他声明自己要退出党的说法是错误的，但仍然坚持自己不到基层工作的意见，认为自己应该到马列学院或者原籍工作。但是党组织认为马列学院是党的比较高级的学校，不能接收像刘力功这样思想意识有着极端错误的分子，此外派他回原籍工作，只是满足了他非常狭隘的家庭观念，非但不能对当地工作有所帮助，而且会妨碍当地的工作，因此就拒绝了他的要求。

但他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党组织明确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党的纪律，安排你毕业后到华北区做基层工作是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可刘力功还是要求党组织接受他的意见，实际上是在要“组织服从个人”。鉴于这种情况，党组织决定给他一段时间，让他反省自己的错误。几天以后，他声明自己愿意到华北去，但又提出条件，那就是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去工作。党组织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认为党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对刘力功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党的纪律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的教育，改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党组织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围绕着“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问题，陈云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热烈的讨论。陈云还把刘力功的问题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入剖析，在1939年5月23日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论述了共产党员要加强党性锻炼，特别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

陈云针对类似刘力功问题的现象，指出：“我们在分配党员工作时常常碰到对于党的决定讨价还价的现象，借口干部政策来抵制党的决定。”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1939年5月23日〉，《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那末，究竟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呢？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决议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犯了党的纪律”。（同上，第125页）为什么共产党如此看重纪律呢？陈云说：“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因此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倾向作斗争”。（同上，第127页）

那么怎样做才是真正遵守纪律呢？陈云指出：“一句话，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遵守纪律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要与党内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但尤贵于与自己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一句话：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同上，第126页）关于刘力功问题的大讨论和陈云的这篇文章，在延安各机关和学校引起了极大震动。广大干部学生纷纷从刘力功事件中检查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检查自己是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是否遵守党的纪律，是否言行一致地执行党的决议。一时在延安出现了三少三多的现象：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贪图安逸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一个严纪守法、团结奋进的热烈氛围在延安悄然兴起。

三、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

刘力功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矫正了在一些新党员当中出现的不良风气。但陈云并没有满足于刘力功问题的解决，他开始思考一个更深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或者说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什么？在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陈云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在文章里陈云比较详细地谈了入党资格，党员的成分，入党手续以及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候补党员这些问题。尤其可贵的是陈云在这篇文章中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衡量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合格的六条标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939年5月30日〉，《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144页）

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共产党是为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因此，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

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党是以彻底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全中华民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职志的政党，因此，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党员的利益同民族的、人民的和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每个党员必须对于民族、对于革命、对于本阶级、对于党，表示无限的忠诚，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阶级的和党的利益。

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一个共产党员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他的义务。他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在会议上或大庭广众之前声明拥护并举手赞成党的路线，就算遵守了党的纪律。一个真正能自觉遵守纪律的好党员，就在于他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

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持执行党的决议。只有具备这样坚定和顽强的英雄气概，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第五，群众模范。群众常常根据我们党员的行动来测量我们的党，所以党员无论在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任我们党，更加敬重我们党。

第六，学习。共产党员有了革命的理论，才能从纷繁复杂的事情中理出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会在复杂的、不断变化的革命环境中迷失方向，不能独立工作，也不能正确地实现党的任务和决定。所以每个共产党员要随时随地在工作中学习理论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

陈云最后指出：“只有具备以上的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才不致玷污了这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1939年5月30日〉，《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在后来的多次演讲中，陈云都提到党员的六条标准问题。

陈云提出的党员的六条标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平、邓力群后来多次说过：“印象最深的是听陈云同志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做过农业部副部长的刘培植也说：“这个演讲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使我对如何做一名共产党员的问题心中豁然开朗。我深深认识到，一个党员要把革命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任何时候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在顺境时能出色工作，在逆境时要坚持原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陈云提出的“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对于今天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促使每个党员对照自身，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