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玮

2016年5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传统校和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建设；广泛开展丰富多样的青少年公益体育活动和运动项目技能培训，促进青少年养成体育锻炼习惯，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可见，增强体育活动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培养儿童青少年的体育爱好、运动兴趣和技能特长，成为时代的诉求和体育发展的要务。在当代中国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的背景下，追溯民国童子军的诞生发展和历史影响，分析童子军体育训练的形式、内容、方法和目标，可以发现，其游戏化、生活化、自然化、社会化的特质及当中蕴涵的教育理念值得今人借鉴。

1 民国童子军的历史追溯

1.1 发端于教会学校

1907年，英国的贝登堡(RobertBaden-Powell)创建了童子军(BoyScout)这一少年儿童组织，倡导通过游戏、户外活动、社会服务等方式培养健康、快乐、尽责的小公民。这样的理念和实践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和认可，童子军迅速风靡全球多个国家，掀起了一场已经持续了百余年的童子军运动。

近代中国外侮不断，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纷纷撰文批评国人的文弱积习，推崇尚武精神，希望挽救颓危的国势。清末民初，军国民教育思潮迅速传播，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体操=尚武=体育=军国民主义教育”[1]的现象。清末的梅溪书院因“中法之役，俾学生受军事训练，率之夜巡城厢”，就被误作为“上海童子军的老祖师”。[2]真正意义上的童子军诞生于1912年的教会学校——武汉文华书院之中，[3]其组织形式和训练活动均仿效英国贝登堡的原初设计，日常训练内容主要是队形变化训练和基本动作训练，每年或每一学期都有旅行或露营计划。[4]随后，上海的华童公学、青年会中学堂、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学校相继成立童子军，其教材、训练内容等大多模仿英国，教练也多由外国人担任。据统计，1917年的上海有童子军11队，队员490人，队长26人。[5]

1.2 推行于民间

教会学校中的童子军很快得到了国人的关注与青睐。1915年4月16日，唐昌言于无锡第三师范附属小学创办了国民学校的首支童子军，中华江苏无锡童子军第一团。[6]“童子军教育最初仅在少数学校实验，但通过参与会场服务及表演这种媒介，这种教育模式在江苏乃至全国迅速传播开来。”[7]1915年5月，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三四百名童子军参加服务、维持秩序，并表演操法、旗语、救护、游戏等，好评如潮；同年冬，苏州省立学校第二次联合运动会，第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童子军在当中协力维持会场，引人注目。[8]

一战后，军国民教育热潮有所降温。但国家依旧处于列强压迫、军阀横行的境况，不少中小学仍将童子军视为施行军事训练的办法。1916至1925年被时人视作是中国童子军的“发达期”。[9]此期间，教育行政部门与民间教育人士协力提倡童子军事业，不少发达城镇的学校纷纷组建童子军并联合成会。“童子军推行之广，已偏各省，而江苏省尤为发达。”[10]如表1所示，江苏省内24个县设立童子军联合会，41个县组建童子军团，童子军团一般以学校为单位，计有328团，11 252人。

表1 江苏省各县童子军团一览表(1922年)[11] 单位：人

注：*表示已组童子军联合会

1.3 统一于政府

1926年后，国民党意图统一领导中国童子军，但由于北伐战争的影响，许多地方童子军的组织训练或一度停顿，或并未被纳入国民党的管辖之下。如表2所示，1928年国民党奠都南京之后，登记在案的童子军尚不足千人。1930年4月18日，第一次中国童子军检阅于南京小营校场举行，参加童子军共4 344人，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蒋梦麟等百余名政要名流到场检阅。童子军表演了操法、攀登、旗语、救护、自由军等项目，之后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大露营。[12]此后，向南京国民政府呈请登记的童子军组织日益增加。到1934年中国童子军总会成立时，登记在案的童子军团已有292个，队员25 712人。

1.4 普及于学校

日寇侵华、民族危亡的局势下，军国民体育以“全民体育化”和“体育军事化”的“民族体育观”面貌复苏，[14]继而推动了童子军训练在各级学校特别是初中的普及。为配合抗日需要，国民政府推行体育、军训、童子军训练三者相结合的战时体育方针。1934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公、私立初级中学，增加童子军课程，修习时间定为3学年，每年度每星期实施3小时，课内1小时，课外2小时，与高中的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衔接。小学儿童由于年龄较幼，办理童子军仍列为课外作业，不要求在课内一律实施。[15]1939年4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教育部交议的中学教育改进案，“六年制中学”教学科目及时数表中，童子军作为从第一学年至第三学年的课程，上、下学期每周各上两小时。[16]“二三制中学”中，每周必须有课外运动及童子军演习各三小时。[17]

如表2所示，在被教育部列为学校课程之后，1935年的童子军三项登记数据较之前就明显完备，1935年至1940年间的各项数字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尽管国民政府奉行“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总方针，但随着抗战的艰巨，学校教育不免受到影响，童子军训练在1940年后进入低谷。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逐渐无暇顾及童子军训练，在1949年后，国民党领导的童子军在大陆地区消失。

表2 中国童子军历年三项登记统计表(1928-1944)[13] (单位：人)

1.5 成效与影响

民国童子军发端于教会学校，之后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镇的学校中流行开来，虽然有教育者将其视作“训育、道德教育的唯一好办法”[18]，但不少人士一直将之视作“一种实施尚武教育于少年的组织”。[19]童子军作为学校课程之后，又不免出现“富者不愿作，贫者没有作”[20]的境况，被时人批评是“有钱阶级的专利品、装饰品”[21]。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能够加入这一组织的儿童在当中仍锻炼了体格、习得了技能、培养了品格。抗日战争时期，不少童子军还承担了募集、慰劳、救护、运输、缝制寒衣等战时服务工作，为国家救亡图存贡献着力量，实现了“平时服务社会，战时效力国家”[22]的目标。

1926年后，由国民党统一领导的童子军训练尤其偏向了军事和政治两端。继而为适应抗战需要，童子军训练又几乎被等同于军事训练之一种。“在国家、国权成为主要价值所在的情况下，身体的欲望成为首先需要节制的对象，其次则是对身体机能进行一个军事化与规格化的调养，希望藉此达到重振国权与国力的目的。”[23]身体的强健与国家的兴旺固然统一，体育锻炼和童子军训练可以是国家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然而对个体和国家而言，每个社会成员身体的发达还与品格的发展相辅相成。特别是儿童，他们天性活泼好动，蕴藏着巨大的潜能，童子军训练应该是他们发展内在能力的机会，过分刻板划一、军事色彩浓厚的身体训练往往会压抑他们的天性、潜能尤其是品格的充分发展。在此意义上，民国时期的军国民体育及其推动下诞生发展的童子军训练所应有的育人价值并未充分发挥出来。

2 民国童子军的体育训练

2.1 训练内容

民国童子军的训练内容主要借鉴了西方国家的童子军训练。1915年，中华童子军协会参照英国标准制定了童子军三级训练标准；1917年，江苏省童子军联合会厘定新的三级训练标准。国民党统一管辖童子军之后，于1926年在广州颁布童子军三级训练标准；1928年，国民党童子军司令部成立后又颁布训练标准；1933年，童子军总会筹备处再次颁布训练标准。在这几份最具影响力的民国童子军训练标准中，儿童的身体锻炼一直是重要的训练内容，如表3所归纳：

表3 民国时期童子军三级训练标准之身体训练内容[24]

无论儿童加入童子军之前的体质如何，他们都能在童子军训练的晋级中增强体质，习得技能：“凡幼童入队，不受身体测验，只略打数绳结而止。如此孱弱之童子可以入伍，若超进一级，则必有规定之体魄而后可。凡队童必须能于露天中生火，用磷寸不能过二支；能于二十五分钟内行半英里；能露天煮一己之食品而不用厨器；能了解电信机及电报码，此二者须终身练习以应急用；能舁伤人并与伤人绷带；能善用刀斧；此诸动作，童子长日操习，而有体育之价值。”[25]三级训练之外还可选修童子军补充科，分为野外类、体育类、教育类、职业类、服务类，其中体育类又包含了游泳、单车、技击、攀登、箭术、骑术等项目。[24]

2.2 训练方法

学校体育“以学习体育运动技术、技能，进行身体锻炼的实践活动为主要特征”，所用的主要教学方法有讲解和示范法、练习法、游戏法、比赛法等。[26]童子军训练同样也运用到了以上诸法。如对童子军健身体操触趾运动的讲解与示范：“这是腿部的运动，同时是一种呼吸运动。练习这种体操，可以使心部、肺部、腿部都发达起来的。你先把两足分开一点，两只手放在头上，眼睛看着天，把身体向后弯过去，到你不能再弯的时候。这时你就要把空气吸进去，然后两手向上伸直。……最后你再慢慢地把身体恢复到原来的地位。”[27]从室内到户外，从陆地到水域，从自然研究到技能竞赛，童子军为少年儿童提供了多达到12类的游戏活动，例如健身房及体育场游戏；结绳游戏；露营游戏；水上游戏如游泳、救生、划船、水球和其他水上活动等。[28]仅日常的健身游戏中又有跳绳、踢毽子、掷球和接球、蛙跃、单足前后跳、翻筋斗、打铁环、顶书竞走等项目。[27]童子军比赛的设计，意在引发儿童参加训练活动的兴致，让他们在扩展跑、跳、投、掷、支撑、平衡等技能的同时，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培养遵守规则、轮换与分享、公平竞争等体育精神，并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保持健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设定阶段目标并强调反复持续的努力是体育运动促进儿童个性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方法。“体育教育、运动训练可以在总目标的前提下，设定若干中间层次的目标，每个中间层次的目标又可分为若干具体的阶段目标，使学习者能够循序渐进地去达到总目标的要求。”[29]童子军训练的晋级标准和勋章制度同样反映了这一原理，依据详细的晋级标准，为某一项目成绩突出或训练成绩优秀的儿童授予相应的勋章，让儿童获得认可与鼓励，乐于进行反复持续的锻炼和努力，并不断向更高阶段的目标进取。民国时期一些学校的童子军训练中，体育类专科勋章的数量占童子军勋章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军制中再进一步，设四十八勋章，其中有十六种专为体育而设，凡运动、驻幕、巡哨、驭马、射击、寻路、个人康健、公众卫生、泅泳等事，能精熟者，奖以勋章。”[25]

2.3 训练目标

英国思想家洛克在其著作《教育漫话》开卷即言：“对于人世幸福状态的一种简洁而充分的描绘是：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30]儿童感知和认识世界的能力首先依赖的便是身体的健康，“生理学意义的健康，腺的正常运作，早期的条件反射，从反应到习惯的形成，以上种种对于塑造一个人的性格有着深远意义。”[31]

体育运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其目标可细分为五种，如表4所示：

表4 体育运动的目标和具体功能[32]

随着世界童子军运动的推进，童子军训练促进个体发展的目标领域被概括为体能(Physical)、群性(Social)、情绪(Emotional)、智识(Intellectual)、心灵(Spiritual)5项：体能“代表一个人身体的成长和运用”；群性是“不但能领导他人，也能与人互助合作，相互扶持”；[33]情绪被界定为“深知自己的情感所在，能以自在、平稳又成熟的方式表达它们”；智识为“思想发展的空间”；心灵意指“在日常生活中能活出属于精神或心灵层面的感觉。能尊重他人宗教信仰，也努力加强自己对社区精神文化遗产的常识和了解。”[34]这与以上提到的体育运动5项目标不谋而合。

3 童子军训练对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启示

3.1 活动形式的社会化

体育是个体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人们参与体育运动是社会竞争合作的一种典型表现；体育运动具有社会化的重要功能，是促进儿童身心发展乃至融入社会的重要方式。同伴团体也一直被视作是促进儿童个性和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每个儿童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积累集体生活的经验，掌握道德规范，更加社会化；另一方面每个儿童都能在集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工作和角色，发展自己特有的志趣和爱好，更加个性化。”[35]

童子军训练便是同伴团体与体育运动的有效结合。童子军训练主要采用小队制(Patrol System)的组织形式。依据身高、能力协调或自愿等原则，一支童子军小队一般由6至9名儿童组成，小队之上再有中队、童子军团等各级组织。在童军小队当中，通过选举小队长，商定小队名称、队徽、队歌、口号、欢呼、队旗等等活动，儿童可以了解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体验民主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在童子军的日常训练和社会服务中，各司其职又团体协作的方式能让儿童在集体中养成良好的社会态度，练习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与规则。故而胡适曾提出，“团体的生活是学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体育的团体生活”中就包括“童子军、野外幕居、假期旅行等等”。[36]

2015年国家体育总局所组织的全国6～19岁儿童青少年体育状况调查显示，“体育课是在校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途径。”[37]中小学体育课的组织形式上，可以借鉴童子军小队制度，以小组或小队作为日常锻炼活动的基本单位，让儿童在体育运动中学会社会交往，在同伴群体中培养合作精神、公平竞争意识、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更好地实现《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所强调的运动参与、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两方面学习目标。此外，中小学体育课程的评价方式也可以效仿童子军训练所采用的的晋级标准和勋章制度，让少年儿童在体育锻炼过程中经常得到“即时认定式”的褒奖，享受体育活动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获得良好的早期体育经历，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3.2 活动内容的自然化、生活化

贝登堡曾这样诠释童子军：“这是一种游戏，其中年长的哥哥(或姐姐)们，可以给他们的小兄弟们的一种康健的环境，并且可以鼓励小兄弟们组织各种康健的活动，这样是会帮助小兄弟们养成他们的公民资格的。它所靠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自然界的研究和森林间的技能。”[38]

儿童充满好奇心和冒险心，丰富有趣的游戏活动能吸引他们主动参与当中，前文曾提及童子军训练的12类游戏，其中涉及衣、食、住、行4类生活要素的童军露营(Camping)最受儿童青睐。1934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学初级《常识课本》中的《童子军》一课就写到：“我们学校里，有许多童子军，常常要操练，有时还要到野外去露营。”[39]课文所配插图是童子军们操练和搭帐篷的景象。童子军露营活动中，儿童不仅在大自然中进行着跑、跳、攀爬、跨越等活动，学习和应用着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跨学科知识，还培养了吃苦耐劳的习惯和自营生活的能力。顾宝璋曾回忆自己就读太仓师范附属小学时参加童子军露营的场景：“校方成立童子军总部，主任由体育老师兼任，有着浓厚的军事化色彩。每天上健身操、升旗或临时集中，都吹军号。每学期举行露营活动一二次，于童子军总部筹集篷帐、铁锅及野外生活的日用品，定期集中出发，测定地点，扎营露宿，埋锅烧饭分工值岗。在露营活动期间，师生们均感到别有情趣。”[40]

再如当代美国幼童军(Cub Scouts)的训练设计，仅远足活动项目就有家庭徒步(Homes Hike)、观察与倾听徒步(Stop, Look, and Listen Hike)、雨中漫步(Puddle Hike)、硬币远足(Penny Hike)、色彩漫步(Color Hike)、历史古迹远足(Historical Hike)、城市漫步(City Hike)等，这些不同的形式设计立足于自然和社会，契合儿童喜爱新奇事物的心理特征，重视培养儿童观察、倾听、学习的能力。[41]

2015年的儿童青少年体育状况调查数据中，儿童青少年经常参加的体育锻炼项目主要是体育游戏、跑步和球类运动，研究还表明，“体育运动的趣味性是吸引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重要因素”。[37]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早已提出：“只有当运动成为每个人喜爱的活动时，它才能成为教育的手段。”[42]对比上文提及的童子军游戏活动，中国儿童青少年日常的体育运动项目较为单调，不够生动有趣，与自然和生活的联系也不够紧密。

童子军活动设计的首要原则便是基于年轻人的兴趣与需要；其次是活动必须对年轻人有适当程度的挑战性和实用价值；最后是活动的均衡而多元化，即“游戏、有用技能和社区服务三个领域的均衡组合”和“以参与者兴趣为依归的多种类型活动的均衡结合”。[43]中小学体育课乃至少年儿童体育运动的设计可以参照以上原则，进一步开发利用自然、地理资源，设计出更多的符合儿童青少年心理特征且贴近自然、联系生活的游戏活动，来调动他们普遍参与的积极性。并注重让儿童通过与自然、社会的实际接触，学习日常生活和户外生活的知识技能，培养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建立起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关系。

4 结语

“儿童青少年系统、科学地从事体育活动是儿童青少年休闲娱乐生活和学校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儿童青少年身心发育的必需。”[37]中国少年儿童体育事业的发展要顺应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的需求，不仅要在体育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上多方借鉴，更要在理念层面重视、突出体育的育人价值。教育这一历史的范畴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包含着使人向善、为善的价值。游戏、运动作为教育的手段，除了向个体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技术，更要磨练其意志，培养其道德，健全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此，才能让少年儿童更好地成长发育，并切实推动着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