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震

我国城市化进程正不断深化，城市成为人类未来生活的主空间是大势所趋，因而，以城市场域为研究对象的体育学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城市的特殊性在于空间形态的高度集约化，是由多异个体构成的陌生化、概念化和商品导向的居民共同体，这些特征致使市民的存在空间发生了两重异化：与人的类本质和身体体验自身相异化。哲学家列斐伏尔(Lefebvre)提出：异化源自现代城市空间对身体性的剥夺。为此，他从休闲体育入手，提出了一条超脱异化的可能的出路。我们将基于他的哲学分析对体育休闲空间的反异化作用的本质进行阐赜，深层发掘该空间的特殊价值。

1 身体性：列斐伏尔空间哲学的逻辑起点

列斐伏尔揭示了现代城市最大的危机是空间越来越被作为空洞的容器、抽象的商品标签和概念化的科学对象来思考。消弭这一危机的钥匙在于重新弥合城市空间与身体的关系，回到身体性。用Gregory的话说，列氏的最大成就在于“将空间重新‘肉身化’” 。[1]其实质是用一元论消解了物理空间、知觉空间和符号空间的分裂，而空间分裂正是身体性被剥离的根源。这一思想与胡塞尔哲学的“身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阐明这一身体性，方能明晰空间一分为三的滥觞，理解空间分裂与城市异化的本质联系。

1.1 双重身体性的空间构造

胡塞尔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将身体性与空间性、意义理解与广延空间打通。在早期的讲课稿(后被整理为“Ding und raum”一书)中他就提出，一切存在感都是“作为整体的显现被插入到‘自我身体’(Ichleib)之中的”[2]，“我的身体”则作为亲身在(leibhaftig da)那里的一个位置[3]，这个类似坐标原点的位置使得“有空间性”的“我”成为可能，反过来讲，“亲身而在”也使得空间真正得以以身体的知觉形式而发生。哲学家扎哈维指出，“主体正是因为其具身(embodied)而占有一个空间位置，胡塞尔才能够宣称空间对象只能够对一个具身主体所体现，并由其构成。身体的特征是作为零点在每个直觉体验里都在场，作为所有对象都朝向的索引性的(indexical)‘这里’”[4]。

这种身体的双重性，使得以此身体知觉为原点的空间本身也具备了双重特征。举例来说，一个体育场的空间是进入到其中的每一具运动的身体全体知觉着的、充满意涵的“意义—物”，运动者的任何身体活动都在不断赋予体育场新的空间意涵。体育场墙壁的颜色是活的颜色，篮球碰触地板、撞击篮筐发出的是活的声响……，体育场是一个“被理解的特征(auffassungscharakter)空间和有属性的信念(gleaubens charakter)[2]空间”。空间裹挟着其色彩、气味、材质感皆在肌肉的活动中被纳入了“肌肉-感觉”[5]。动感不仅构造了自我身体的整体空间感，同时也通过身体的功能性，构造了自我的对象化，反之，空间也只有在与动感的相关性中才能够被理解，因而兼具了意义给予性和广延性。质言之，运动是第一要义的，运动本身使得空间成为活的世界。

1.2 身体指涉的空间生产

受现象学身体的启发，列斐伏尔提出一种从实践的身体出发的反思策略，认为生产的本质是“活的身体通过占据空间、改变日常生活的情态和进行权利索求制造空间”[6]。即是说，从作为基底的实践空间开始，身体就持续地“指涉空间”[7]，这些指涉行为是“活着的身体”理解世界的认知形式。由此，列斐伏尔提出了他的核心范畴——空间生产。他认为，应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法中增加对空间性的微观语义阐释，尤其是劳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他说：“只有在具有某种空间性存在时，它们(社会关系)才具有某种社会存在”，即是说，社会关系是“把自身投射到某个空间之上”，同时“也把其自身也镌刻在了其中”，因此“那些被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并不以广延的形式存在，而是隐匿在空间内，通过空间而显现其语义。其基础是受空间限制的”[8]。

质言之，社会空间所体现出的一切生产关系都内隐有被身体理解的物理广延，更重要的是，网状的复杂性关系本身就是空间，一种被投射出来的空间，其实质上也是有空间性的语义系统，因而，它亦受它背后隐蔽空间性的宰制。这种宰制并不是对直接的广延物的生产控制，而是将与其相关的利益主体通过空间指涉(reference)和表征(represent)过程来占有价值及其背后的实在资源的。指涉是符号的功能，而符号又成为连接个体身体、他者身体和社群中所有身体的“中介”。由于动感蕴含了将自身空间、位置理解转化和投射为符号的能力，这使得所谓身体的中介就是这种“投射超越身体自身的双重性”(project beyond its own body dualities)[8]的结果。即是说，无论多么抽象的概念符号系统，都源发有动感的身体。

这就使得无论是空间的直接显现(如体育馆、学校操场、健身步道、器械)还是空间的表征(场馆图纸、政策文件、体育广告、标语)，背后也都同时具有动感意涵和物理空间性，只不过符号——这个中介的身体是以隐喻的形式出现罢了。换言之，符号与身体的关系只有直接与间接之分，切身、近身与远身之分，日常生活的体知与抽象的认知之分。切身是身体直接与物性空间构成意象，远身则是符号指涉了身体对于物性的复杂理解。随着资本逻辑的深化，城市空间生产的符号化愈加强烈，甚至占据了市民生活的绝大多数空间，它背后的动感和活的身体性却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原本“双重身体性”被强力拆分，而一旦身体性分裂，意味着原本活的隐喻系统转化为了纯粹抽象的符码，异化也就不可阻遏的发生了。

2 单向度的指涉：现代城市空间异化的本质

2.1 现代城市空间的语义特征

我们曾开宗明义：现代城市空间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陌生化、概念化和商品拜物教的语义。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离直接的物质活动越来越远，尤其是大都市，金融、信托、保险、地产、娱乐服务等都是符号的生产，城市人越来越靠占有空间表征的解释权来指涉占有资源的方式生活了。占有资源本质上体现为占有权力，城市本身就是权力的产物，它用墙体创造了极丰富的空间分区和隔离，更重要的是，墙成为了抽象符号，譬如高楼投射出的高位、上品、上等，城市表征出的中央、中枢、中心。但隔离又不是绝对的，于是门就成了连接诸空间的端口，门的端口作用又赋予了路径以特定语义(如通往正门与通往侧门或后门的路径就拥有截然不同的语义)。门有通过的含义，但更重要的是其“禁止”的意义，门禁所体现出的就是作为审查制度的空间性。换言之，门不仅可能是实体的存在，也可能是一种制度设计(如户籍制度、土地政策、牌照制度等)。即是说，墙和门这样的物理空间背后都意涵有指涉权力的空间生产。

Simonsen评价说：“列斐伏尔有力地揭示了‘身份的社会空间生产’最根本的发生机制”[9]。在古典时代，身体通过门继而穿过墙体所需的是依照血缘被规定的身份、通过战功或科举考试获得的荣誉、通过职业继承和刻苦钻研而得到的宗教地位……，而资本时代的通行证被极大地简化为了代表资本本身的货币标识。质言之，资本对世界的统治实质上也是从作用于身体性的空间指涉肇始的，只不过，资本聚集的城市所控制和利用的不是实践空间或活的空间，而是纯粹的表征空间，这类空间是规则化的、理性化的和条理化的符号世界，资本的膨胀和生长又有赖于极为规则的“理性”秩序。

2.2 城市空间异化的身体性本质

作为资本汇聚地的城市空间，它生产的产品是完全陌生化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强表征性强行取消了古典权力中的血统和亲缘关系纽带所创造的些许温情感、神圣性和高尚感，使得空间更加的扁平化、单向度，现代城市正是这种扁平化和单向度最为极致的场所。因而，在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中，城市即是资本的同义词，城市空间批判本身即是资本批判。

研究不足之处是只分析总结白桦林与落叶松林生长旺季的水化学特性，未对整个生长期或年度的特性进行分析说明，今后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延长调查时段及持续调查，利用多年的数据提高研究的代表性。

列氏认为，与历史上的具体统治者相比，资本的内生性力量使得它自身即是“统治者”，包括作为具体人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都被其支配，为了实现这种统治，资本就必须制造出最高的象征体系——商品拜物教概念符号系统。以往的象征体系是根据需要而生产的相对稳定的空间，而资本主义的象征却是通过“创造需求”来不停地制造新的空间。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人的劳动异化本源自将身体对象化为远离其自身的形态，使得“人自己的身体(leib)与人相异化，同样也使人之外的自然与人相异化”[10]。

因而，从本质上讲，劳动的异化就是在空间表征中，符号从双重性的身体(leib)中分离、断裂出来，使符号自身丧失了与身体知觉的互映射关系，成为纯粹抽象的统治物，自然的躯体和知觉的身体皆不在场，身体支离破碎，抽象话语即成为了超越人的统治者。隐匿在物理空间背后的指涉空间由此疯狂地滋生和膨胀起来，将实践空间中的创造性和私人性掏空，继而把人最为真实的身体动感剥夺干净。只消一个象征财富的符号，阶层高下立判，不需要刻意灌输，巨大的广告牌，轻易让经过它的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服膺于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生产。

空间性被时间消灭，身体性只剩下一个单向指涉的符号，用马克思的话说，“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11]更重要的是，这种抽象统治是其自身不可内部化解的力量，在这样一个社会空间里，国家的行政力量只能管理人口、教育、安全、卫生等实践空间部分，但一旦该空间在城市中不可逆转被表征化、符号化，转化为资本的标准化空间生产，行政的力量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尤其是作为资本主义组成部分的国家机器，更加难以阻止抽象空间过度膨胀所带来的空间分裂，加上互联网和物流行业的高度发达，最终形成了城市化、国家化和全球化三位一体的庞然大物，这让抽象空间的统治无所不在，人们似乎无处可逃。

因此，如何在逃无可逃当中，披斩出一条破除城市符号空间单向指涉的统治，回归最本真的空间，是列斐伏尔城市空间批判的最终目标。

3 回到身体性：休闲体育空间对城市抽象统治的内在超越

要摆脱抽象的统治，逃离现代城市空间的单向度，其实质就是要回到身体的动感世界，恢复空间的身体性本质。为此列斐伏尔提出休闲(loisir)作为“城市革命”的道路，而体育则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3.1 列斐伏尔空间哲学范畴中的休闲体育

列斐伏尔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明确给出休闲的概念，而是把休闲活动直接与身体文化、体育和游戏相关涉。列斐伏尔说：“要拯救都市人无可救药的异化，就应当回到最切身的日常生活当中，其中休闲活动和相关的身体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12]我们需要获得一种空间的“精神图景”来完全中止资本主义所制造的过剩的价值标记，挥霍无度的物欲、符号和激情。通过在休闲空间中的实践，应当恢复被资本压缩甚至消灭了的活的空间，尤其是断裂的身体姿势和动感[8]，其突破点就在日常生活、身体和身体姿势、节奏或循环中浮现出的差异上。

列氏认为，姿势和节奏的差异创造之最佳方式是体育运动，而且“作为休闲的身体文化和身体技术早已经发展成熟，体育和体操，并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不值得一提的在阳光下暴露的被动之身体，而是对身体文化的卓绝体现和真实模拟。”[8]因此，反异化的休闲活动应“着重于‘体育、爱和振作’，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休息和放松”[8]。可见，在列氏的阐释中，真正帮助市民超越城市异化的休闲是“休闲—体育”，即以体育为基点的休闲活动，其中，亲身参与是根本。那么，列氏在“体育”之后列出“爱”和“振作”也就不难理解了，毋宁说，体育与爱欲和振奋的身体一样，都是最具希腊精神的人性体现。那么，在列斐伏尔空间哲学意义上的休闲体育究竟意指何处呢？

这六要素说明休闲体育并不是对城市的绝对逃离、对抽象符号的绝对反抗，而是在其中创生一个第三维，其根本目的不是消灭表征符号，而是在其内部重新创造一条与活的身体动感相指涉的道路，一条身心一元、群私合一、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道路。身体动感、象征和物性身体空间的三维一体，是一种基于介于外在物性空间(如体育公园、场馆、健身绿道)、符号空间(如荣誉证书、运动品牌)和内在意义感(如社群承认、好身材)三维度之间的辩证实体。因此，在列氏的阐释中，休闲体育是非竞技或非专业化、职业化的体育运动，它既不是一种私人的职业或工作，也不居于工作反面，而是融工作和生活为一体的公共空间，是消弭了诸空间鸿沟的公共体育活动。它在身体动感和文化符号之间营造了一种亦隐亦显的“身体文化”，其内在的斗争是在身体与非身体、身体的符号和非身体的符号之际的“第三化”[14]。这使得都市人在不脱离符号的条件下切回到身体性成为一种可能。

3.2 休闲体育反异化的空间要素

第一，作为“第三化”的空间，休闲体育的符号表征本身就具有双重性——物性空间和激励人在动感中获得价值的身体隐喻。一方面，它的营建与其它居住、商用性空间相比更具非实用性的功能，休闲的本质使得它能够保持非功利性的空间属性；另一方面，与文化娱乐类场所(如剧院、电影院、普通公园和广场)也不同，在休闲体育场所中的运动者以身体动感直接与周围空间发生交互指涉，是直接的身体，这就使得在此空间中的人始终是在动感中获得表征的，身体与符号的互相指涉就不会陷入单向度。

第二，体育运动内部自然孕育着差异，即便是同样的休闲体育项目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抽象符号系统——奖牌、荣誉证书、奖状，或是马甲线、人鱼线，抑或是各种运动品牌，只要进入到具体的运动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差异，因为在不同时间、不同状态、不同对象、不同氛围之下，身体动感自然的差异性始终存在。身体是活的，动感充满偶然性、未知性和发展性，我们的运动技能水平、应变能力、战术水平、平衡调节能力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与之相应地肌肉感、身体格式塔的能力、目标感、身体意识、身体图式、情绪、动机、自我效能感等也都在无时不刻地在变化中，身体的丰富性也就得以最大化地伸展和扩张，这使得休闲体育空间成为身体动感与符号相互指涉、胥有互纳的空间。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休闲体育空间具有很强的自治性和公共性，这使得该空间更容易打破阶层、族群的界限，将极具差异的人重新组合在同一个场所，从而重新定义城市空间(spatial re-definition)。法国学者Camy,等[16]认为,像是大众马拉松、环法自行车赛、民众运动会等大型公共赛事，能够把城市中心以外的场所向都市的核心地带展开，大量的参与者将其秉持的生活化惯习赋予了功能相对单一、意义系统相对匮乏的政治中心和商业圈地带。广泛参与，使得市民有权拒绝任何外在力量的单方面控制，例如：拒绝金融商业活动在都市中心的集中和对居民向郊区的排挤和隔离，更是使得本来需要小心谨慎行走的都市公路被释放为自由之路，参与到其中的民众把生活之“跑”带入到原本具有固定功用和权力形态的流动空间，将其重构为可以充分释放自身生命力的体验空间，并通过向公共领域的复归来克服日常生活的异化状态，恢复人的总体性生存。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城市权利”和“差异的权利”[17]回到“日常生活世界”。

3.3 休闲体育空间对整体化生活空间之创造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造就的城市病，其主要症状之一就是割裂了“工作—交通—休息—生活”的整体性，他的“日常生活批判”企图寻求一种整体化的日常生活，一种通过和在休闲活动中[18]完成的整体。在农业社会或在农村，务农与农闲时候的游戏、节庆仪式是浑然一体的，游戏的形式和仪式的内容也是从农业生产活动中直接衍生出来，休闲和日常生活是二维一元的辩证关系，即“工作—休闲”，每个人都试图在时间之外规划，根据他工作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处理日常生活，这与城市的上班族和工人有着非常深刻的差异。列氏指出，休闲能够打破传统空间与纪念碑式的、基于工作需要的潜在娱乐享受空间之间的鸿沟，因为休闲空间是“第三化”的空间。

为此，列氏提出了：“作为生活方式的都市化”[19]之设想，认为：激发人密切地感知城市声音、画面、味道、气味等的能力，让人具身的感觉化作“城市感知”(urban sensorium)[20]是实现这一设想的必由之路。例如，15分钟城市健身圈这一休闲体育空间的提出和建设，就为人们将工作—交通—休息—生活诸空间融合在步行(走与跑)的空间界域内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步行是人们身体形成空间感知最为主要的方式，婴幼儿就是通过身体的移动来建立最初的空间-世界形态的，也正如前面我们在胡塞尔哲学中分析过的那样——运动是身体性原初的第一要义。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到过上海的人，仅仅通过观看地图和图片建立起活生生的、完整的城市图景。

法国哲学家德赛都指出，步行是一种身体空间表达，人们在城市中行走，用身体在其中穿梭、拥挤、流动，从而书写了城市空间的文本，是为一种“步行修辞学”(walking rhetoric)[21]。步行彻底地属于我们的身体，并不仅意味着它只是我们身体自然完成的动作，还意味着我们身体所有神经、肌肉、骨骼、组织、感知、情感、意识的通力配合，是肌肉动感的主、被动显现，是人与空间沟通并形成意象的最好方式。如此，都市人的夜跑/晨跑活动就不仅仅是一种休闲体育活动，而是可以在身体动感中通过桥接他/她居住、休闲、工作的空间而实现整体化生活的空间生产。更重要的是，夜跑/晨跑活动还衍生出了一种“节庆”——大众马拉松，这又使得“节庆”与“休闲”紧密结合在一起，将本被拆解地四分五裂的城市生活获得了一种再熔通的可能性。

3.4 “游戏的城市”让生活成为一种艺术品

让日常生活的艺术化，是列斐伏尔休闲体育的另一个面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的构想，认为城市革命是日常生活解放的根本途径。我们应当以日常生活批判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凸显生活的差异性，反抗庸常的重复循环。这就需要人们必须表现出对日常生活、对语言和空间具备创造力，需要构建“游戏的城市”，在这里“日常生活能够变成每个社区都能进行的创造”[21]。列氏认为，休闲体育空间能够将空间重构为这样一种场所——欲望在那里得以本真地实现，内在统一的文化重现并取代当今碎片化和极度实用主义的文化。为此他使用了术语uvrer来替代travailler(工作)一词。uvrer(劳动)才能够创造uvre(作品)，而且是充溢着意义的作品。创作不是简单的生产，它需要丰富的感知，需要制造独特性和差异的空间。

“游戏的城市”是一座多元而丰富的，多中心甚至无中心的场所，城市感知的丰富与否体现了生活化的水平。无疑，休闲体育运动是最具代表性和活力的游戏，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游戏本身，用列斐伏尔的话说，“很明晰的是，体育，游戏，凡此种种让感觉最为充盈，它比其它任何的活动都更易于产生艺术创作感。”[17]休闲体育又是突破了目的性、职业化、符号化最直接的“身体创作”，它使得人们在运动感觉的差异创造中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形态，改变了平庸性和习惯化的单调乏味，酣畅淋漓的运动所带来的，不仅是回归日常生活丰富性的需要，更是实现差异空间的需要。

那么，休闲体育空间所提供给市民们的，恰恰就是充裕的自由生长的空间机会，它不像其他被打上商品标记的城市空间那样，用其对身体的指涉功能，隔离人的收入阶层、性别、出身等，并使得身体性不能反过来指涉这些商品符号。虽然休闲体育也处在资本符号(健身公司、服装、器械、营养品品牌)、物性场所和身体动感的三维辩证之中，也存在单向度和扁平化的危险，但它始终保持了其内在的张力，由于它是在主体—公共、身—心、工作—生活、目的—无目的显隐之际，因而其内在产生差异性和诱发运动感的动力不熄，为构建游戏的城市和让生活成为艺术品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性和空间生产动力。

4 结论

城市异化的本质是抽象的表征掏空了身体动感与符号的双向指涉能力，单向度的人丧失了差异化的可能，活色生香的创造也即不复存在。休闲体育空间并没有在城市之外另辟蹊径，而是在抽象统治林立的城市中，将感知、想象和实际，身体运感、象征符号和物性身体之辩证张力释放出来，在身体的历史和空间的历史之间建立起了本质联系，以其切身性、公共性、自治性打开了一条身心一元、群私合一、自由选择规则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道路，其本质即是将城市空间“重新身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