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目珍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指出：“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此种内外之辩，讨论了诗歌写作与宇宙人生之间的一种关系，涉及到体验视角与写作效果的承续性问题。当然，此处的内外之分所导致的写作“影响”并无高下，所谓“生气”与“高致”乃是两种不同境界。于王国维言，诗人对于此二者应该兼而有之，才属高境。然而换一个理路看，“生气”对应着实实在在的现实人生，具体而微，有“形而下”的一面；“高致”对应着对现实人生的超脱，高屋建瓴，有“形而上”的一面。如此理解，诗歌便也有了上下之辩。与王国维的内外之辨一样，此处的上下之辩也无法轩轾，它们造成了阅读诗歌的两个视角，共同构成了诗歌辩证法的两极。

批评家刘波对于诗歌的写作，似乎深谙这种“上下合一”之道，一方面对事物有着整体性的观瞻，时时思考着其中幽微要眇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忘将诗歌送回“低处”，还原它对于宇宙人生的实际意义。由于这两种意义都具有无限扩展的可能，于是“无限向上或向下”便也成为一个观照的视阈。比如，对于生命，他借他人之口说出“活着不过是一种姿势”这样带有幻觉般的话语（《他说，他们说》），然而一旦将这样的话语还原给一个“凌晨”跃出黑暗之门的生命，这样的“幻觉感”便瞬间都消失了。对于作者而言，这绝不是一种想象中的“悲悯”，因为他深知“恍惚的中年，还要平衡/羞耻，分裂症与骄傲的抵抗”，“行走与枯坐黑暗/难以调节这卑微之心”。此诗属于“出乎其外”的视角，于是“究竟谁需要摆脱这尘世/需要接近那瞬间一跃的真相”这种“形而上”的思考便也脱颖而出了。

但无论如何，生命还是一个“摇曳性”的话语。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活着的人终究难以觉历性地体验到死亡。因此，相对于对生命的体验，生活的体验就要深刻许多。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场景，诗人都可以感觉到“仪式感”，感觉到灵魂的被安放。比如诗人在《在柳叶湖》一诗中所感受到的。这是一种“出乎其内”的视角，以体验取胜，然而亦带有朝向“形而上”的“意志”。从“上下之辩”的方向性讲，这是由下而上的一种驱遣，它让我们见识到精神的向上和内在的开阔。同样的诗篇，还有《陋室的秘密》和《神游》，这是两首带有“登高望远”“神游归心”的诗篇，源起于登临，最后却都唤起一种历史的“巅角”，让人怀想起与古人的交遇。前者，诗人因体悟到“远皆归于心”，最后登上了“不悲不喜”的人生高度。后者，诗人从小楼登高望远，从清空通向美好，从局外静候登临历史的舞台，然而也心怀迷惘，意识到“命运的闪电掠过/旷达而幽远”这样的境遇。很显然，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逍遥之游，没有历史与地理的界限，然而亦不虚妄，它从一个主体作为客体的有限性角度，让人追寻一种不朽的无限的连续性，同时让人驱逐掉内心所存有的功利观念。

然而，由上到下，亦造就诗歌的一种局面。比如诗人在《这个夜晚》中对个人精神所进行的那种描绘。此诗的构造带有穿越时空的性质。然而从对生存的体验而言，诗歌经由“光”“界限”“预言”，最后回到“谎言”和“难以启齿的平淡”，无疑是由上到下的一种“降落”。同样的作品还有《无法表现》和《历史与宿命》。就后者而言，这是一首纠缠于“无限向上和向下”的诗。诗歌中的主人公，“乐于承受/并尊崇内心的速度和神”，曾经心怀“我的工作就是替古人担忧”的大志，很难“想到平淡的俗世/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妻子去世”“自己的身世成为不解之谜”这样的现实场景却令人内心凋零、精神徨徊。两首诗中，两个不同的“主人公”，虽然人生经历各异，然而他们的“宇宙人生”却表现出吊轨性的一致：憧憬和盘桓的理想最终都演变为现实的“龌龊”——卑微、局促、仄狭的生存。从表面上看，这种人生的变易并不繁复，然而诗人富于弹性、资于故实的抽象性“摇落”却证实了这绝非简单的秩序转移。并且经由这种“摇落”，诗歌延宕的局面得以形成，理想与现实从容不拘地融到了一起，跨越时空的存在不孤立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刘波的作品也带有某种看似孤悬于“上”的“神性”性质，尽管细读起来并非如此。很显然，这与他对诗歌的审美观念有关，同样得益于其对语言和修辞的努力。笔致贯达而意义纡余，是刘波诗歌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