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茜　邹良才

摘要：鲁迅先生在我国是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人物，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谈到鲁迅，即谈文学，那么在当今，我们如何去看待20世纪的、革命性的、文学性的鲁迅先生呢？鲁迅先生是很深刻的，或者说，“鲁迅”这个词是很深刻的，故本文将结合《故乡》谈谈对鲁迅先生的认识。

关键词：鲁迅；《故乡》；生命意识

中图分类号：1207.42；1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14-0002-02

一、前言

有这样一句话，“中国有两个父亲，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鲁迅叫醒了中国人，而毛泽东带领中国人走向正确的方向，鲁迅先生已经成为一面旗帜，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独特且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生命意识以及深深烙印在中国现代文学骨骼上的鲁迅精神吸引了无数学者，成为现当代文学里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谈到鲁迅，即谈文学，那么在当今，我们如何去看待20世纪的、革命性的、文学性的鲁迅先生呢？鲁迅先生是很深刻的，或者说，“鲁迅”这个词是很深刻的，故本文将结合《故乡》谈谈对鲁迅先生的认识。

二、从《故乡》简单看鲁迅先生的生命意识

鲁迅先生太深刻，他的作品也太深刻。之所以选择《故乡》这篇广为人知的作品，是因为这是一篇小说。小说是活的，是可以让人接近的，并不像其他作品那样高高在上，或刻薄，或晦涩。还有，在我看来，《故乡》是作品，而不是文本。作品和文本是有很大区别的，《哈姆雷特》是文本，因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故乡》是作品，这个作品之上镌刻了专属于鲁迅先生的印记。

《故乡》是活的，因为里面有活的闰土，活的杨二嫂，活的宏儿，水生，活的隔了两千多里且三十年未曾谋面的故乡。还有死了的闰土，死了的杨二嫂，死了的阔别三十年的深蓝的天空和金黄的圆月。不过小说里面的“母亲”究竟是死是活是我不敢下定论的，因为我不知道三十年前有没有“母亲”。同样不敢下定论的还有小说中的“我”，知道三十年前的“我”，知道三十年后的“我”，但是“我”終究是站在高处的，看不清死活。

（一）从希望到绝望和“无所希望”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灰，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鲁迅先生是绝望的，黑暗的，是装在“铁屋子”里的，这个绝望是存在论上的而不是经验上的。所以不能简单地，肤浅地从经验主义上将鲁迅先生划为“沉沦”的失败的单个人。鲁迅一生都被虚无和黑暗包围并与之纠缠，但是这并不减损他出死入生的勇气与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

鲁迅是没有希望的，他的希望是“他之希望”，而这个“他之希望”赋予鲁迅为“将要就死的熟睡的人们”打破“铁屋子”的勇气，而鲁迅本身仍是在虚无和绝望中纠缠。

《故乡》是充斥着鲁迅先生的“希望”的，但是这个“希望”是从黑暗中，从绝望中生长出来的，绝不像社会学上纯粹的“希望”。阔别了三十年的故乡是萧索而荒凉的，故乡变了？“我”变了？文中所说的“这只是我的心情改变了罢了”只是所谓的给予“他之希望”。故乡原本不是这样的：杨二嫂叫“豆腐西施”，而不是作图用的“圆规”；闰土叫“闰土哥”，“我”叫“迅哥儿”；天空原本是深蓝的，还有金黄的圆月而不是现在的阴晦。“我”的希望很大程度上是被闰土杀死的，他的一声“老爷”把“我”从与绝望僵持的局面推入了深渊。但是“我”和闰土之间的可悲的厚障壁并没有隔绝所有希望，仍然有希望从绝望和黑暗中生长。水生和宏儿是全文中的希望的立足点，是灰暗中的一抹光亮。这也映证了鲁迅先生“将来必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人”的论断。

鲁迅先生本身是裹挟在一片虚无和绝望之中的，他的希望来源于“他之希望”和将来之希望。他所谓的希望，只是他自己手制的偶像罢了。

（二）“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和消解

鲁迅先生原本是可以成为一个游离世外的隐士的，但是他没有做到。初到北京的几年，他钻入古书堆里面研究起了古文字学、金石学，想要忘记一切不顺意的不甘心的外物，对一切无所住心，但他终归做不到。他无法“忘”掉人世苦难。如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里面写的，“无尽的远方与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他本人深知这一点会成为他的致命伤，但是他仍坚定不移的不“忘”掉。或者说，这一切“努力”从反面巩固了他的人生信念。

他以一种极富人文情怀的观察审视着命运：从人为的隔膜恨及造化，控诉造化以其巧妙的手段，让一个人在肉体上不会感到别人的苦痛，而在精神上备受煎熬。“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鲁迅先生站在一个制高点，以一种极具穿透力的眼光观察着这个世界：“我”和闰土之间的厚障壁，麻木尖刻而又世俗的杨二嫂，故乡灰暗的天空……这一切都让鲁迅受苦，一切的痛苦都有他一人承担了。

他最大的苦恼，是无力解救由造化和人为而来的苦难大众。而他的信念有致使他不能忘，于是他的爱就有了这样一种近乎“好便是了”的表达方式：“来信说，凡有死的同我有关的，同时我就憎恨所有与我无关的……而我正好相反，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了，死了，我就安心。”与“我”有关的人活着，“我”不放心，因为活着就要受苦难的折磨，死了，就不用忍受这苦难的折磨，苦难便完结了，所以死了让“我”安心。反过来说，如果他人挂心于“我”，对“我”来说也是一件让我不安的事情，因为“我”不能忘却这样一种挂心之爱，也不能忘却那些挂心于“我”的人。被爱也是一种苦痛，因为被爱了就要去爱别人。所以鲁迅先生这样一种“忘”不掉的本质，使得他第一个受苦。

在《过客》里面，过客只能默默领受小姑娘的馈赠，这样一种令人感动的爱是不能被拒绝的，即便是以那些该死的造化设计人为创造的权利的名义来说，因为任何拒绝都意味着残酷和伤害。而这样因为没有勇气拒绝的接受又滋生了无穷尽的苦痛。《一件小事》里面，人力车夫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带来的却是心理上的震撼与惊醒，这样一种唤醒也催生了“我”的不安，所以“我”抓了一大把铜钱，希望以此来抵消我的不安。但是这样一种行为却近乎徒劳，因为消解不是勾销。

同样的表现在《故乡》里面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年少时的欢喜，年少时的天空，年少时的无距离的亲切都来让“我”受苦，蓝背，跳跳鱼，猹，沙滩……这些当初美好的东西现在都来折磨“我”，而闰土对“我”的挂念更是增加了“我”的不安，“我们”之间的隔膜让“我”恐慌。所以为了消解这种不安和恐慌，“我们家里带不走的东西留给闰土，并希望以此来减少他的苦痛，同时这也是“我”自己的自赎。

但是，消解不等于勾销，这种“忘”不掉的本质依然将鲁迅先生放在高处，等苦痛来的时候，他首当其冲。

三、从我的片面看到的鲁迅先生

对于这个时代来说，鲁迅先生依然是很沉重且深刻的话题，于我个人而言，更是如此。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黑暗之中，他生于黑暗，也死于黑暗。但是这不等于他如同那些麻木了的平常人一般在“铁屋子”里面昏睡就死。

魯迅先生的一生经历了很多次“醒”。第一次是在家庭没落之后父亲生病期间，他看清了上层社会的丑恶，也开始体会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与即将成为他生命主旋律的不安与苦痛。那个时候他还不叫“鲁迅”，但是可以说“鲁迅”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生长起来。之后的留学经历以及其他处处碰壁的不如意更加增加了鲁迅先生的绝望和虚无，以至于他陷于其中并开始与之纠缠不休。

鲁迅先生最重要的一次“醒”是1918年，钱玄同先生与他关于“铁屋子”的谈话。此后他开始知道，不能以我之所谓无去否定他之希望。个人的存在论上的“绝望”与“黑暗”并不能抹杀他人社会意义上的希望。并从此开始了他自己本身处于黑暗之中渴望打破“铁屋子”的长时期斗争。

鲁迅先生从某种意义上深刻到尖刻。因为他太决绝，他把界限划得绝对鲜明，他一手拿着锤子敲打黑暗的铁壁，一手拿着锋利的钢笔一刀一刀剔除中国旧社会的腐肉。但是，鲁迅先生对过去旧文化，旧思想抑或是旧世界无差别的攻击，这其中难道没有杀错了人吗？

鲁迅先生解决了怎样唤醒中国人的问题，却没有解决该把中国人带到哪儿去的问题。仿佛只是在说，“离开这黑暗且污秽的地方吧，去寻找光明吧！”鲁迅先生把唤了的清醒的人留在了世上同他一样受苦。而最后解决了中国人应该往哪儿去，中国人真正需要什么的是毛泽东。

鲁迅先生是革命性的，是20世纪的“天选之子”，所以他承担着他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唤醒中国人。那个时代中国人需要一面旗帜，而鲁迅先生则是既定的人选。所以鲁迅先生是革命性的，这一点增加了他的矛盾与尖刻。而他的文学则是革命的文学。

我仍然将鲁迅先生放在绝对高的位置上来接受我的膜拜与虔诚的向往，但是我也不是疯狂到迷信，因为我看到的是20世纪的，革命性的，文学性的“鲁迅”，而这个“鲁迅”，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符号了。

四、我们现在还需要“鲁迅”吗？

曾经有过一个假设：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么鲁迅先生还会是“鲁迅先生”吗？我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鲁迅先生是属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

所以我们今天还需要“鲁迅”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鲁迅先生的本质是革命性的，是处于黑暗的，绝望的，并不适合21世纪。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小时代，有人评论说，现在中国无大家，因此他们越来越思念鲁迅先生了。在我看来，中国需要的是一个“李迅”，“马迅”或者一些其他的“迅”先生，中国只是需要一个人来打破现如今的一潭死水，而不是需要一个鲁迅先生。

当然，鲁迅先生博爱和关怀意识依然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典型的鲁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