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德罗

在已然过去的暑假里，没有一个孩子不是忙碌的。

英语、奥数课程不存在任何意外地保持着高报名率，写作、阅读班的覆盖率也不低。除此之外，学一两样乐器，女生加个舞蹈，男生多一项运动，也可以纳入标配。我身边最“厉害”的一个孩子，总共报了18个培训班。我不知道12岁的她，是以怎样的状态在应付。

夏令营也是暑期不可或缺的一个项目。据闻中国针对青少年的夏令营产业规模已经超过300亿元，并将很快突破千亿。从身边经验来看，动辄去个欧美名校参观，持续十天八天的，耗资三五万，的确已属家常便饭。

对于下一年要面临幼升小或小升初的孩子，家长的神经会更加敏感。五花八门的补习班、衔接班，令孩子们在暑期就提前踏上了忙碌的新征程。从暑期结束，到学校开学，孩子们不过是从一种繁忙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繁忙状态。

忙碌并不是最可怕的，但随波逐流式的被动忙碌，是对童心童趣的一种扼杀。忙碌之后，必将是疲倦、烦躁乃至抑郁，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被异化成了工具。

没有童年的祖辈

导致80后父母疲惫不堪的原因有三点：生活社区从熟人社区变成陌生人社区，教育的地位被无限拔高，看护人过多带来严重内耗。

事实上，这三点也是孩子缺乏快乐的原因所在，仔细去看，每一点都在剥夺孩子自主安排生活的空间与时间。但是，孩子几乎没有自主安排的空间与时间，这一情形的反面，不是80后，而是50后，也就是如今的孩子祖辈。

以我的父母为例，他们都是50后，儿时各自生活在自己的村庄里。村里所有人知道谁是谁家的孩子，整个生活空间是封闭而熟悉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不是不重视，而是极为漠视。我的母亲仅仅因为是女儿身，就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至于看护，一旦孩子能听懂话、能自己走路，就不会有专门的人来负责照看。

我特意对父亲做了一个访谈，了解他那一代人的童年状况。据父亲回忆，他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提一个篮子去捡柴火，到了十二三岁就开始独自砍柴、挑担。每到周末，他都需要负责把家里下一周的柴火准备好。

炎热的暑假，他常常会在五点多上山，砍完一担柴，才回来吃早饭——每天都是一碗稀汤。到了十一二岁，父母还开始跟着做裁缝的爷爷做学徒，如果不是18岁的时候入伍当兵，也许他现在还是一名裁缝。

母亲的情况也差不多。一辈子没有上过学的她，从小拔猪草、放牛、织草席……从十岁出头，她就成了家里的重要劳动力，卖草席的钱曾帮助重病的外公还掉了一部分债务。在那个年代里，未成年的母亲，竟然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

在父母生活的时代，他们到了五六岁，就需要逐渐开始投入生产，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这种家务投入不是美式育儿中为了锻炼孩子的责任心、消耗孩子的精力，而是真正基于家庭困难的需要。

1960年前后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期。虽然跟19世纪的西欧、美国不能简单对应，但儿童的概念其实并没有真正普及开来。也许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有了针对儿童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和夏令营。但对于超过80%的农村孩子来说，一旦脱离了婴幼儿期，他们就需要为家里做点什么。

19世纪的欧美，童工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在《雾都孤儿》中，狄更斯笔下的奥利弗性格忠厚老实，是工头们喜欢的类型。从九岁开始，辍学的奥利弗就成为工人，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便后来被殡仪馆的的老板领回去，也需要充当他的学徒。

我的爷爷也是九岁开始做裁缝的学徒，14岁开始出师接活。按照爷爷的设想，我父亲也会走同样的路。的确，从爷爷到父亲，几十年期间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大量辍学的孩子都会走上学徒之路。在电影《百鸟朝凤》中，游天明遵循了传统的做法，在父亲的苦苦哀求下，终于进入焦家班做学徒。不幸的是，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了所有人，唢呐班子被西洋乐队所代替。

但不管结局如何，生于1970年代的陕西农村娃娃游天明，和分别生于1920年代和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孩子一样，都不曾有过今天意义上的童年。

童年的发现和创造

严格来说，在整个社会有能力完全普及义务教育，并且保护未成年人之前，孩子们都是没有童年的。

1899年，美国曾有28个州颁布了保护儿童的一系列规定，但无奈执行松懈，或者存有巨大的漏洞。比如，童工法规定如果这个孩子的工作收入，对于养活自己或寡居的父母十分重要，就应该允许他被雇佣。

1830年的雾都孤儿奥利弗，1900年美国南卡罗纳州的童工欧文斯，以及1960年时的中国男孩，即我的父親，他们尽管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有两点是很类似的：他们都在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同时，他们也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

据父亲回忆，1958-1960年，家里的主食经常是糠。这种稻谷外壳没什么营养不说，而且非常难以排泄，解手的过程极为痛苦。在冬天，只有草鞋穿的父亲会被冻伤脚趾，外出干活时非常疼。50多年过去了，父亲对此，依然耿耿于怀。

“童年”其实是被发现的，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的出现息息相关，也跟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不可分割。

到了二战之后，美国的大部分孩子都获得了真正“快乐的童年”。就像出生于1940年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里所描绘的，孩子们无论贫富，可以上学，可以一起玩耍，并且都不需要担心温饱。

这是因为，美国在1938年终于在全国层面以法律实现了禁用童工的规定。而大部分中国孩子要获得类似的待遇，要迟至1970年代或者更晚一些。

直到1986年，中国的《义务教育法》才被正式颁布。此前的1956年，颁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内规定：“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既然按照各地情况，那么辍学的情况也就变得十分常见。

作为80后，也许在我成长的年代里，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物质条件都还赶不上1958年的美国中部城市克林顿港，但摆脱了温饱的威胁，强制进入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之后，我们这一代孩子同样享受到了自由自在的童年。

所以，如果要获得快乐的童年，不仅仅需要满足在熟人社区随意玩耍、学习压力不至于太大、看管的人不会太多等条件，还需要保障起码的温饱水平。

的确，与今天的孩子相比，80后没有补课、培训的压力，生活的社区依旧稳定、封闭；而与40、50后相比，80后不存在饥寒交迫的威胁。历史地来看，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其实只是一场意外。

等待奇迹的一代

当教育变成社会阶层流动主要甚至近乎唯一的渠道，那么孩子的童年就会被成人所把控。中美中产家庭的区别在于，中国的中产家庭父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产者，在学历、学识和教育观念上，并没有能够获得与经济能力相匹配的水准。所以，对比之下，中国的家长会更急功近利，更缺乏对孩子的尊重。

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中产家庭的孩子已经无法拥有大量无忧无虑的时光。英國的教育机构也打算花费数千万英镑，推广中国上海的数学教学模式。整个东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疯狂比拼对教育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

今天，我们告别二战已经73年，距离冷战结束也已经快30年。贫困差距的扩大已经不是某个国家的现象，而是在全球普遍存在，就连德国也是如此。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相对和平期后，全球层面的阶层流动都在趋缓。或许，这也是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原因所在。

身处在这一浪潮中，我不禁为自己不到两岁的孩子感到担忧。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是如此地开心快乐。然而，快乐的童年毕竟只是一场意外，一个只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意外。几年之后，当他从幼年走向童年，他还会遇见这种意外吗？

作为时代的意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作为个案的意外或许存在。例如，我认识一个琴童，父母赋予了他相当大的权力和能力来自主安排拉琴、运动、阅读、游戏的时间分配。从他的精神状态来看，我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愉悦。不过，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于，他已经从现有的学校教育中剥离出来，看起来他似乎并不需要背负中高考的压力。

作为父亲，我想我一定会尽力为孩子保留一块发生意外的土壤。但我明白，在这个时代，快乐童年的生长逻辑已经不同于我们那一代。如何在父母深度干预的前提下，让孩子能够追逐自己的兴趣，享受学习的过程？这不仅需要父母持有相应的理念，更需要社会出现能够融合、实践这种理念的学校。

就后者而言，这无异于要创造一场奇迹。

（李红军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