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聪

“后真相”（post-truth）被牛津词典评为2016年度词汇，用来描述“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1］在体育领域内，“后真相”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传播者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运用新媒体技术，对于谣言进行传播。同时，因为其他原因的合力作用，使“后真相”从源头渗入了体育新闻传播的各个方面。

一、“后真相”体育新闻的产生

“后真相”最早可以追溯到“水门事件”，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大选时，为获取民主党的资料，派人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文件，当场被捕。然而尼克松利用媒体竭力掩盖，通过一系列的演说活动，暂时欺骗了公众，成功连任。但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明尼克松和此事有直接关系，他下令免去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的职务。可这一次却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反应，最终尼克松主动辞职。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伊朗门事件”也被人们称为“水门综合症”。

由此可以看出“后真相”最初只是在政治领域内的一个词，用来指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种特定观点，攻讦抹黑对手，或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的社会现象。［2］

著名政治学家约翰·基恩在接受采访时说，现阶段“后真相”呈现出四大特点。第一是全球化，全世界的穆斯林都知道现任美国总统对他们的厌恶；第二点则是民粹主义充分利用“后真相”作为工具，轻而易举的操纵舆论，操纵人们对未来的希望；第三点是“后真相”打破了我们曾经对真相的认识，逼迫人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真相；第四点是“后真相”的不可回避性，“后真相”的传播在人们生活中无孔不入。［3］

在新媒体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因为“后真相”的这种不可回避性，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被其渗透，体育新闻传播也不例外。

二、“后真相”体育新闻泛滥的原因

1.利益性

体育在中国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每一位投资者都想从中获利，也包括各类报道体育新闻的新媒体平台或自媒体人。平台的订阅量、稿件的阅读量、文章的转载量、视频的播放量是评价一个新媒体平台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在算法推荐被广泛使用的现在。

武汉卓尔足球俱乐部是武汉地区唯一一支在中甲的队伍，上赛季球队誓言冲超，但成绩并不理想。2017年10月10日，赛季还未结束，球队就宣布李铁担任新的俱乐部总经理兼体育总监，一时间引起了网友的广泛讨论。截止2017年底，今日头条软件中关于“武汉卓尔外援”的关键词共有114条，10月10日以后的有61条，超过了50%。其中，和球队新赛季引援相关的有27条，阅读量过万的有18篇。

下表是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武汉卓尔外援”关键词中阅读量排名前五的文章数据，最高的一篇达到了42万，最少也有近8万。这些自媒体平台仅靠标题或转载内容就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为今后寻找广告商或其他获利机会打下了基础。而这所有的消息都是自媒体头条号所编发的，全是未经证实的信息，包括文章内容都是大同小异。

表1“武汉卓尔外援”关键词中阅读量排名前五的文章数据

以今日头条为首的部分软件，就是这样利用用户的过往行为，通过一些数学算法，推测出用户所喜爱的东西，并将相似的内容再次推荐给受众。这使得部分新媒体平台为了获得经济效益，有机会利用“标题党”和虚假内容生产，以获取大量的阅读和关注，造成了网络空间假新闻的泛滥。而利益因素也是“后真相”体育产生的根本因素。

2.依赖性

体育媒介是指专门报道体育活动的新闻媒体，包括新闻传媒中的体育版面或版块。［4］大众需要通过各种媒介来获取体育资讯，而所有人也都运用媒介来制造舆论。体育媒介是“后真相”体育产生的重要一环。

其实“后真相”也是一种真相，它符合某些人的现实期待，是一种心理事实。而现在我们进入到的是事实发展的第三种阶段：网络化事实阶段。从远古时期人们利用莎草纸传递信息开始，到报纸、广播、电视的视听信息传播，再到现在的新媒体传播，社交媒体成为了大多数人的新闻来源。在网络信息时代，有太多信息被传递出来，这其中也包括大量的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只需契合人们现有的偏见，就能很快的为人所接受。［5］

表2“武汉卓尔外援”关键词中评论量排名前五的文章数据

新媒体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互动性，受众可以通过留言、私信甚至是实时交流与传播者进行沟通，而这些是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无法办到的。上表是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武汉卓尔外援”关键词中评论量排名前五的文章数据，这些文章的评论量和表一中的阅读量几乎是成正比的，但是阅读和评论之间的差距巨大，第一名的评论量仅有252条，但是却有42万的阅读量。这就是因为算法推荐所带来的影响，很多人只是因为这个标题而点击，看内容之后发现并不是自己所想了解的，就会直接退出。

在传统媒体时代，广播、电视、报纸由国家相关部门管控，对于信息的审查非常严格。而进入新媒体时代后，人人都能成为传播者，信息发布平台又无法及时核实发布内容的真假，这就使部分人通过散布假消息来博取关注度。

可以说，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后真相”的传播营造了“温床”。第一，新媒体的多样性使“后真相”体育新闻有多种发布途径；第二，及时性使“后真相”能够快速得到传播；第三，广泛性使“后真相”信息能够大范围传播；第四，互动性使传播者能在第一时间了解传播效果，并为接下的传播制定方案。而上述这些也恰恰体现了“后真相”体育的依赖性，它极度依赖于新媒体的传播技术。如果没有新媒体，“后真相”体育新闻传播的效果也会大大减弱。

3.政治性

体育与政治在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密不可分，虽然绝大多数的人反对，但事实上政治参与体育的情况却一直存在。自媒体因追求利益而忽视客观事实是“后真相”形成的根本原因，而政治的参与，则是使“后真相”从源头渗入了体育赛事中。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世界上各大体育机构、组织的主要管理者多数都来自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政治干预体育的现象也屡有出现。

在国际足坛，各国都为了世界杯的主办权费尽心力。2010年世界杯申办时摩洛哥比南非多2票，最后主办权却“运作”给了南非；2018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布拉特仅有的几个盟友，普京给了国际足联在俄罗斯几乎绝对的免税权限；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申办的组委会，骨干都是英国人，而它们击败的是志在必得的美国，这才使美国加大了对国际足联贪腐现象的调查。［6］

必须承认，虽然体育在某些时候受到了政治的影响，使“后真相”体育新闻与传播带有政治属性，但是在“后真相”时代，体育成绩的真实从表面上来看是唯一可信的，计分牌的分数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谁获胜了。［7］

三、“后真相”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

1.假新闻泛滥，误导受众

2017年新浪体育评选的体坛假新闻包括哈登飞机爆炸、宁泽涛转会新加坡、普京说没有梅西，俄罗斯就不办世界杯、国足球迷酒店外放炮干扰韩国队等等，这些都曾是在微博上搜索量第一，而且引发了极大讨论的事件。发布者利用受众的心理编造的这些谣言，吸引了受众的广泛关注。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体坛假新闻也时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例如上述关于武汉卓尔转会的假新闻，因传播对象的针对性，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谈论。

一些只顾商业利益的媒体或自媒体只传播“情绪”以获得更多的关注，他们深知诉诸情感或个人看法能更有力的影响受众态度，所以宁愿放弃职业道德或社会道德，利用猎奇等社会心理去煽动情绪、制造噱头，传播假新闻来谋取商业利益。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新闻成为不明真相的网友深信不疑的“事实”。［8］

2.媒体和政府公信力下降

假新闻的传播会使媒体甚至是政府丧失公信力。2017年孔令辉世乒赛期间爆出丑闻接受调查，回国后刘国梁换任乒乓球管理中心副主任，被网友称为明升暗降。随后的一次公开赛中，张继科、马龙、许昕不明原因退赛，也被禁赛和罚款。而这次网友的舆论全部偏向了运动员和教练员，认为这一切都是乒乓球管理中心或者国家体育总局造成的。而这其中就是因为有部分网友在事情发展过程中为维护偶像利益，编发了一些虚假的信息，造成了舆论上的不可挽回，以及公众对于媒体和相关部门的不信任。

3.影响社会稳定

媒体的新闻报道具有舆论导向的社会功能，而虚假新闻不仅浪费了受众的时间和精力，更使他们的感情受到欺骗和伤害。“后真相”本就是利用受众情感进行传播，一旦受众发现这些信息是虚假的，就可能会引起情绪上的极大波动，就如同“水门事件”一样，最终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四、“后真相”体育新闻传播的舆论引导建议

1.坚持真实性原则，完善信息筛选机制

任何时期的舆论引导对于媒介的管理是最重要的。因此，首要的就是完善“把关人”体系。从传播内容上入手，加大对内容审查，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同时，完善算法推荐方式，始终坚持内容为王。

任何时候，内容推送不能少了“总编辑”，再好的传播渠道也要有“看门人”，即使在技术为王的时代，也不能完全让算法决定内容。这一方面需要政府完善相关的法律法律、建立理性健康的舆论空间，为互联网算法时代的信息传播保驾护航，但更少不了类似于今日头条这样的，作为内容提供者的智能平台，肩负起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扬长避短，让技术和算法真正造福这个时代。［9］

2.充分利用新媒体特性，对舆论进行合理管控

政府对于社交媒体的控制只是媒体被动参与政治生活的一种体现，因为它参与了，所以才会被监管与控制。莫洛佐夫认为，社交媒体可以帮助政府进行宣传，成为政府手中新的监督工具。在今天，微博和微信等网络媒体给我们提供了表达意见的空前自由。同时，攻击官员或号召游行示威的言论信息很快就会被删除。事实上，政府对互联网的监督使它更易于控制舆论。［10］

3.培养意见领袖，转变舆论引导方式

同时，因为新媒体平台传播的及时性和广泛性，以张继科、傅园慧为代表的运动员在里约奥运会之后成为了体育明星，每次直播的在线人数都超千万人。可以利用这种粉丝效应，将体育明星培养为意见领袖，在新媒体平台上通过发布消息或直播等手段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将以政府为主导的舆论管控，转变为以正能量体育明星为主导的大众舆论引导。

五、结语

因为“后真相”的不可回避性，体育新闻传播也受到其影响。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算法推荐的使用，传播者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迎合受众心理进行内容生产而忽视了客观事实，同时部分政治手段从源头参与了体育赛事。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才使得现在的体育新闻传播中也有“后真相”的存在。而在这种状态下，假新闻的泛滥极易误导受众，造成受众情绪的波动，最终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

为减少“后真相”对于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传播者和新媒体平台应始终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坚持内容为王，对于新技术手段要扬长避短，使其更好的服务于新闻传播。同时，应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将以政府为主导的舆论管控，转变为以正能量体育明星或自媒体为主导的大众舆论引导，以取得更好的引导效果。

注释：

［1］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

［2］史安斌：《新闻事实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后真相”冲击西方新闻舆论生态》，《人民日报》2017年11月3日

［3］王芊霓：《专访政治学家约翰·基恩：“后真相”的解药不是重回真相》，http：//www.sohu.com/a/211104951_9989 5238,2017.12.18

［4］张德胜：《体育媒体通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5］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

［6］颜强：《无关枯荣,永不凋谢：颜强足球随笔》，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

［7］DJ Gallo.The scoreboard never lies：why sport in a post-truth world matters more than ever[N].The Guardian,2016.12.5

［8］王秋菊：《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特点、引导难点及建议》，《青年记者》2017 年第 6 期

［9］羽生：《人民网一评算法推荐：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918/c1003-295 40709.html,2017.09.18

［10］(英)汤姆·斯丹迪奇：《从莎草纸到互联网-社交媒体2000年》，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