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

我再次见到罗兰是在监狱的舞台上。我们几个摄影师应邀拍一些囚犯劳作的照片，狱方为了答谢，安排了一场文艺表演，压轴节目是翻唱徐小凤的《花好月圆》。听完第一句我就确定，那站在一群翩翩起舞的年轻女囚犯中间唱歌的是罗兰。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去看她，但内心总有个声音在反对，我并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一个落雪的早晨，我觉得所有的犹疑都毫无道理，决定去看她。半路上，我买了一条紫色的围巾和几瓶吉祥罐头。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如果我们无话可说——对我而言这可能成为现实，那么对她更是了，我可以用它们安放眼光。她也可以。我在会客室里等待罗兰时，才想起来没有考虑过她会不会见我。但她出现了。坐在我对面的她，显得庄重自持，看着我的眼神像滑过时光的流水，而我，却像多年来遗忘了监狱里的亲人那般窘迫。

她和舞台上那个深情的歌唱者判若两人。年月已经在她脸上留下了永远的烙印，尽管她与世隔绝多年，这种损耗依然不是缓和的。十九年前，我第一次见到她。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她第一次登台演出。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现在，她用友好但陌生的眼光看着我，我想打破沉默，却不知要说些什么，只好问她为什么愿意见我。她早就准备好似的，用平静又冷漠的声调说：

“我就快出去了。从你身上能看见外面的世界。”

如果这代表一种希望，我愿意充当这个跳板。我刚从一场婚姻的灾难中走出来。但这没什么，只是早有预见的未来提前来临了。她接受了我的礼物。我从她的表情看不到一丝波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给了我勇气，后来又去看过她几次，但很多时候我们一句话也不说。冬天行将结束的时候，她告诉我再过一周就出狱了。“我有个请求，”她说。“我想再住到月河街那间房子里。”我不理解更不赞同，但没有问原因就点头答应了。

接罗兰出狱那天，天下着雨。城市像浸在海里。我慢慢开车，边对她说着杭州十七年来的变化，但她没有如我希望的那样看向窗外。系在她脖子上的紫围巾把她的面容衬得灰白。我又说起对她以后生活的安排——好像我有这种权利，她也没有回应。一只鸟飞过天空，她抬眼追寻它的踪迹。前方车停下来了，应该发生了交通事故。绕过路口时，我们看见几个人围在路边，那只鸟躺在雨地里，像一团湿漉漉的黑色棉絮。

“你不是一个人生活吧？”应该就在这时，她突然问。

“离了。”我想解释下，却发现很多事情实际上无从说起，“有不少原因。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我不该提这事。”她语气冷漠，即使有道歉意味也少得可怜。

“没什么。”我更可能是为了宽慰自己才这样说。

月河街，那幢青砖砌成的楼房时隔十七年之后还在，在五层靠东端的那间房屋前，我把钥匙交给她。我赔偿了原有租客违约金，又双倍支付房租，才租了下来。罗兰关上门前认真地看了我一眼，但并没说什么。她没问我为什么这样对她。

我不知何时去见罗兰才不会被拒之门外。虽然我想不出她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但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她在监狱时，我可以是个无须允许的探监者，但现在我什么都不是。我在书柜上放了一部新手机，她当然早已发现。书柜里摆满了我能搜罗到的音乐书籍，但我不确定她会翻阅。手机里只储存了我一个人的号码。我没有接到过她的电话。我偶尔打过去，她有时接听，有时不接。我没问过应该何时去看她，她也从来没有主动邀请。一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摄影楼转手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我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溜达，然后发现自己站在了那幢房子前。

在门口，我活动脸部肌肉练习笑容。开门的罗兰眼光仍然陌生，似乎都忘了世界上还有我这个人。她手一直握着门锁。我说，“我只是路过。”

她没有说请进就转身向屋内走去。满屋的紫罗兰，我所能看到的一切都一尘不染，似乎争相散发着馥郁的光。罗兰出狱前，我就清空了原有的家具，买来全新的。它们摆放的位置和我印象中那年房间的模样绝对不同。打扫时，我还察看过所有隐秘的角落，似乎担心哪里有被遗忘的血迹。罗兰站在窗前，她应该已经在那里站了很久。五楼之下，运河正在无声流淌。沿河而立的月河街近些年成了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地落，行人摩肩接踵。

“以前不是这样。那时候，看一下午，才能看到一個撑着油纸伞慢慢走过的女人。”罗兰像是在自言自语。

“没什么是不会改变的。”说完我才意识到我并不想说这种话。

这里现在更像一家花店，而不是居家之所，四壁上空无一物。但它至少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我没有挂上罗兰十七年前的照片。中午，我在摄影楼收拾时发现了那些旧报纸。十七年前，报纸上会偶尔刊登罗兰的照片，文艺汇演、慈善慰问或者大小晚会，她刚一出道就成了杭州知名人物。有些采访配的是生活照，背景是大兴安岭的雪和森林、布达拉宫、桂林或者五台山。那两年，她去过很多地方，而我从不远游。我们的生活是如此不同。照片上，她的长发在风中飞舞，海上的夕阳跌落在她的肩膀上，花儿朝向她的指尖开放。典雅，优柔。那时我只能想到这两个词，但它们对我而言已经代表全部。她的脸即使很平静也好像在笑。即使她正对着给她拍照的那个男人在笑，她的笑容背后也藏着一种忧郁。那时我就觉得自己能看出来。她代言过吉祥罐头，我不想做饭的时候就用它充饥。在我婚后的家庭餐桌上，看着它我就像在看着一个可以存放灵魂的奥秘。当年，我从摄影楼回家会路过一个报亭，每天都买可能有她消息的报纸，但失望居多，她参加的演出活动越来越少，后来几乎绝迹了。她的照片解决了一些困扰我的夜晚，让我在孤独中得到满足。但我一次也没有去找过她。避开所有能接近她的机会，不是不想，而是不敢。然后那一天来了。惨案刊载在报纸上，鲜血淋漓的照片，和无情的五十三个字。我现在还能背出来。在那天之前，我听说过她的一些事情。当你内心关注一个人时，你就会无缘无故地认识一些与她有交集的人，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我从未去求证。没有必要。说到底，与我和我想象中的她，都无关。这天中午，我按时间从前往后翻看照片时，像重新走过罗兰在二十六岁那年就戛然而止的一生。我还记得看到消息的那天夜里，我想象罗兰遭受的痛苦甚至她已经到来的死亡，为她大声哭泣。我去了案发现场，站在运河边遥望，直到第二天清晨才离开。此后十七年，路过月河街我总是绕道而行。我不知道如果凝视窗外的罗兰此刻和我想着同样的事情，那她想起的是那最后一个下午还是之前。在最后一个下午之前，我就听说过秦川。他认识罗兰时已经结婚。

最后一抹夕阳映在罗兰的脸上，她终于转过身来。她说，“要喝杯水吗？”

“不用，谢谢。”我担心让人感觉寒冷的沉默会再次来临，所以赶紧说，“最近怎么样？”

“还行，我挺好。”

“晚上一起吃个饭，我的事情就要解决了。”

“不了。”她没有给出理由，也没有问我指什么事。

“这里烟熏火燎的。”我看着窗外升腾上来的炊烟，终于找到了一句话。沿街有多家饭店。

“那时是些卖字画和瓷器的，没什么生意，那些店主整个下午都坐在墙边晒太阳。”她看向我的眼光让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可恶的入侵者，让她感到害怕。我强迫自己对她笑笑。她也跟着笑起来，但痛苦同时出现在脸上。她说：

“在监狱里还有秩序，现在好像整个世界都失控了。”

我看见紧张的情绪正在空中布网，每个结节里都包裹着无穷的悲伤。我想立刻就谈起所有其它的事情，然而找不到话题。然后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说，“能请你唱支歌吗”。我注意到惊惧从她眼里慢慢溢出来。她十指交缠，灰白的脸有微抽搐。我想立即逃走。我倒了一杯热水递给她。她说，“不会再唱了。”

“我不知道。对不起，我以为……”

“在监狱里，那只是一种活下去的方式。”她语气清冷又好像含有愤怒，“那并不是我在唱。”

“我只是想……”我说不下去了，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

“我宁愿生来就是个哑巴。”她的声音更像从遥远的过去传来。她已有细碎皱纹的手紧握着玻璃杯，指尖在剧烈颤抖。“那就像是燃烧。”

她把一生在两年里烧尽了。我看向窗外，天地之间一片通红。然后夜色从空中缓慢地铺下来。在一天中最为安静的这个时刻，在这间房子里，在她身边，我发现我同样觉得孤独。

再次去见罗兰我没有事先想好理由，但她不在。房东说，有几天没看到她了。我感激他好奇地瞅着我却没有打听罗兰的事情。她曾经是杭州街头巷尾议论的传奇。时隔十七年，有些眼光依然不会放过她。我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等着。黄昏时，罗兰在街角出现了。我只在附近走了走，她说。停顿了片刻，她看着空茫的远处又说，今天我本想去找你，却不知道你住在哪里。

“有点路。穿过半个杭州城，在西边。”我笨拙地指着方向。

“或许我该邀请你上去坐坐。但现在我饿了。”

我们走过三条街道，才找到一家人少的餐馆。罗兰选了一个靠窗的角落。服务员拿菜单过来问需要些什么时，我说，十七个菜，你们最好的。罗兰笑出声来，对服务员说，“他是想让我把十七年一顿吃回来。”

等菜的时间里，罗兰没再说话，我也宁愿保持沉默。她头发高高盘起，能看出来简单地焗过油，灯光从背后打过来，在上面润出一圈圣洁的彩色。她的面容消瘦得恰到好处，神情像个拘谨的少女。她是个稍微打理下就会年轻十岁的女人，这种女人能同时活在她的二十岁、三十岁和四十岁里。我能看出她身上她也许想让我看到的改变。我不想盯着她看，但无法克制自己。她注意到了，扭头把脸贴在落地窗上。我似乎看见她脸颊上泛出了红晕，但很快消失了，又平静得像一块冬天的大理石。

“我还记得这里。以前是家录像厅。”她说。“你看，外面的夜色真美。在里面，我真怀念这样的夜色。”

“是啊，真美。”

不需要再多一个字附和她意味复杂的欣赏。我只想留住这个瞬间，给她拍张照片，以后有个回忆的见证。相机就在我随身携带的包里。你爱它胜过爱我，我的前妻曾经说。尽管我从来不认为两者可以比较，但有时候我又觉得她说的不一定是错的。但如果这是真的，也是她最初欣赏的。现在她应该在夏威夷，在海滨别墅里与她的新欢如影随形。她因为摄影选择了我。十五年里，在慢慢集聚起来的厌倦中，她在厌倦摄影的同时也厌倦了我。摄影，只不过固定了一个再也不会回来的虚假时空，她在决定分手后很正式地告诉我。这就是她对我日复一日的生活、或许还有我们之间关系的全部定义。上周末消息传来，她选择了一个四十五岁的鳏夫，听说人品和财力都还不错，尽管这两样都不是那么可靠的东西，我还是为她感到高兴。

罗兰小心地慢慢品尝食物，每一种只尝一点。我覺得今晚的时光就像她嘴中的食物一样美好。有一阵子，餐馆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或许这正是我一直以来渴望的生活，柔情、简单又波澜不惊。我能清楚地知道过去是什么，未来会怎样；回顾与设想，自责与忧虑，恋而不得与害怕失去，所有的念头都显得多余而无足轻重。在这个专属我们两个人的时刻，过去逃离了，未来还在远方，我相信自己都能听到天使在天空路过的呼吸。而天使脚步遗落的音符来自于青年时代一个想象的回响。从我二十八岁那年冬天开始，这个回响就潜进我的内心里，而后沉寂下来，我时常捉摸不到它，但知道它就在那里。

“会好起来的。”罗兰突然抬起头说。

“是啊，没有理由不这样。”

她正在努力露出笑容。我能看出她同时在压制着什么。我无法想象面前这个瘦弱的身体里曾经蕴藏着多大的力量，此刻还有没有。我说，“再过几天，我忙完影楼的事，我想，我们可以找几个景点去散散心。”

“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尽管这是否定，但至少代表着一种回应。

“那就小镇。古老一些的，人迹罕至的那种。”我说。

“是在井冈山下的农民小客栈里。”她似乎在反抗内心的某种束缚，费力地坚持说下去，“秦川对我说，他会用一生去后悔再次遇上了我。”她说完动静很大地长出一口气。我眼前闪过溺水者的头颅探出海面的场景。

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提到秦川。服务员已拉灭了餐厅另一边的灯，他就站在那半透明的黑暗中看着挂在墙壁上的电视，偶尔若有所思地望向我们，也许在猜测我们关系的同时，会在想象中把我换成他。窗外，一只猫慢慢横穿马路，然后在街角消失了。这是一种松动，我愿意这样认为，往事和它所裹挟的一切从此刻起有了个溃口。“命运把我推到他面前，”罗兰说。他们相识于罗兰的第一次登台演出，但到第二年春天才开始真正的恋情。她是个随性的背包客，那天正好到达井冈山。秦川参加单位的红色之旅。在一个山脊转口，他和她迎面相遇。他问，你还认识我吗？他灼热的眼光让她顿时清醒了，半年来一直蒙昧她心神的就是面前这个男人。对不起，她说。只有她自己知道这是对他以后必须承受的劫难的提前道歉。

“我们都愿意成为对方想要的那个人。然而世界却不允许。”罗兰说。

尽管知道這个话题在我们之间迟早要被谈起，但至少现在我并不想聊下去。我还在思忖着要怎样打断，罗兰又问出我早就猜到的话来，“你说，如果没遇见他，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对吗？”

她把脸埋进手掌里。是在哭泣吗？我摇摇头，她没有看见。我必须说点什么了，“现在没什么好怕的了。”我等了很久，她都没有回应，所以我只好问，“后悔吗？”

“我不知道。”她立即回答。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的答案是什么。我把已经冷却的菜肴尽力塞进胃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填充我内心里深渊一样的空白。有那么几分钟，电视里播放一首谭咏麟的老歌《水中花》，它悲伤的曲调缓慢阴郁地飘散在半空中，而后集结成一张网兜头而下。我看见罗兰又把脸贴到落地窗上，似乎夜色里有种东西能拯救她。

告别时，她说，“找个你有空的时间，陪我去下他的墓地。”

然而我们终究没有去成秦川的墓地。罗兰一直没来电话，我也见不到她。有时我感觉她就在房间里，而且知道是我在门外，但敲门声并没有打通一墙之隔的两个不同的世界。春天来了，我终于卖掉了影楼，看它的最后一眼我只觉得轻松。它和它无法不代表的灰扑扑的过往，从此跟我再无关系。我不知道如果罗兰未曾出现，我会不会这么做，是否如此决绝。但我曾经的婚姻就像个狭长的隧道，它拖带的黑暗物质迟早得被抛弃，如果我还想重见光明的话。我径直去看罗兰。门虚掩着。罗兰站在窗前，在二月的暮色中看上去更加弱不禁风。她看到我进来，但没有任何表示。室内昏昧的光像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疾病。过了很久，罗兰才开口说话，那个女人在等谁，他不会来了，她已经等了一下午。

我走到窗前，这是一个阴天的黄昏。冷风在若有若无地飘。一个女人在运河边来回走动着张望。夜色就要从天空压下来，但渐次亮起来的人间灯火正在倔强地抵抗。楼下人声鼎沸，似乎每个人都在歇斯底里地喊叫，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一艘木船遥遥而来，一个女子在为一桌食客唱歌助兴。我注意到罗兰的表情是由惊愕慢慢变成麻木，又慢慢变成痛苦的。我关上窗户。那跟我们无关。我说。

站在幽深的灰暗里，我似乎仍能看见，往事再次在她脸上集结，在那近乎庄严的悲愁背后是吞噬一切的阴云。我能嗅出空气里有种异样的干燥，如果我说出一个字就会擦燃她眼中浓重的忧伤。我抑制着呼吸。但我听见自己说，生活还得继续下去，你知道的，罗兰。

她点点头，但随即又摇摇手。她咬着嘴唇似乎惧怕自己要说出什么来。从她的手势我能看出她此刻全身冰冷。

“我只是一个剩余的东西。”她说。“而他们都在活着。”

“你有我。”

我确定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又重复了一遍。

“我原以为我不会再难过。因为我实在厌倦了难过，但事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做的其实只是一件事情。”我向她走近两步，她强忍着退缩的冲动。“罗兰，重新开始。”

她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

“我们去一个遥远的地方。那里没有人认识你。”我想走过去抱紧她说，罗兰，我们离开杭州。我没有这么做。

“从哪里重新开始呢？在法庭上，我得给自己辩护，说我杀他是被他强迫的。”

夜正式来到了房间里。每次黑夜重新降临，那些已经远去的时光，仍然会带着寒意在我们的内心里重生。

“他说，从看我第一眼，才明白什么叫爱情。”她已退到墙角，用双臂紧紧抱住自己。

我想我理解秦川。

“自杀应该进行一半了吧，我想放弃了。”罗兰盯着被街灯映射得暗影斑驳的窗户，突然尖叫起来，“可是，他偏不。”秦川在电话里向他妻子最后一次道别，告诉她他们就要去另一个世界了，然后把手机扔进了运河里。我们可以开始了，他对罗兰说。很滑稽，她刚才警告他不要那么做。何必告别，谁也不欠谁的。罗兰似乎还能听到手机里传来他妻子的咆哮。那是个被忧闷压垮了然后突然有了惩罚欲望的女人。她会赶过来的。罗兰的父母会接到她的电话，也会来的。他们不知哪一天起站在了一个阵营里，反对他们的爱情。罗兰的父母在劝诫、斥骂和乞求均告无效后，去秦川的单位，后来去她的单位要求开除她。他们把她锁在家里。一年半过去了，无法说服任何一个人，又无法逃脱他们，那只剩一条路好走了。她知道秦川是个怯弱的人，只是因为爱，她才姑息他不敢抛弃妻子，然而现在他在笑着，一副用尽此生所有剩余勇气的模样，这让她又觉得理解不了。难道我们非这样不可吗？也许我们可以。她说，然后哽咽在喉。不要半个小时，他们就会到了，秦川开始催促她。她和他同样需要一个见证；她想，即使私奔也是没有意义的，仍然不能向那些人证明。如果可以，我们都宁愿从来没有遇见过对方，是吧？她问秦川。他没有回答，没有表情。他在准备了，他说，快，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明天，我们就走。”我说。我想我会成为她与世界和往昔之间的屏障，也就此成为她的依靠。“在哪里，我们都能活下去。”

“我看不出任何可能性。对不起，”即使在黑暗中，我也分明能看见她身体颤抖得厉害。仿佛爱让她感到害怕，世界上所有的情感都让她感觉不堪重负。

“为什么？”

我问是因为觉得自己不得不问。

“你想想监狱那些年。”

我想象不出，但不代表我不理解。如果我是秦川，我也没有第二条路。在这里，他们三次站在窗口，准备跳楼。那天上午她买来煤气罐。是他的要求，但她是自愿的；她毕竟没有反对。前一个星期五，她买来氯硝西泮片，他只吞了一粒，被她夺下了。加剧了他的失败感和鲁莽、决绝又多情的勇敢。那年夏天，他们路过云缅边境，在一条古街的小摊前，他拿起一把军刀说，真漂亮。他们买了两把。没有想到用途，至少她这么认为。那天下午，它们就靠在窗后。

“时间并不能改变什么。”罗兰说。

“不是这样的，罗兰。”

我想，她不能忘记其实是因为她想要忘记。

“我只被怨恨纠缠了两个月，也许时间更短，我记不清了，但我想应该是这样。在监狱里。”她说。“然后一切就该像没发生过。然后我就能从零开始生活。”

“就该这样。”

“但这样对他不公平。”

“你不能为一个死人没完没了地自责。”

我走到门口，打开灯。房间里除掉一张床和杂乱堆在上面的棉被，什么也没剩下了。地上散落的各种垃圾能将她埋没，但我确信没有一片枯萎的花瓣。在这个房间里，爱情曾摧毁了他们的生活，爱情带来了死亡。爱情的阴魂现在仍要撕开她从未真正愈合的伤口。在毫无生气的灯光下，她站立的墙角正向外倾泻着寒意，那天，摄像机就固定在那里。他们慢慢为对方脱去衣服。我后来用不太光明的手段复制了那盘录像带。那是他们在走向死亡之前，最后一场做爱。像个仪式，都希望对方能从中感受到自己的爱。他们忘记了镜头的存在，甚至忘记了片刻后计划的死亡。他们不是在表演。我看过无数次，每次都落泪。然后，如她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的，像教科书似的相约自杀到来了。每一下，他都在迎接她的刀。来啊，她刺了他一刀，教他也这么做。他只是茫然地看着她。我是被威胁的，在法庭上她说，我不杀他，他就要杀我。在她发现他真实目的之后，她的说法几乎符合真相。她的腹部也满是刀伤，但每一刀都很淺。他在引诱她，也在欺骗她。终于，她明白了，她赤裸地站在他身边，神情迷惘地问，你到底杀不杀我？她抱着他痛哭，你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世上。他朝她笑着，求她，再给我一刀吧。我们的终点不该是死亡，而是解脱。她说。他说，但我们只有通过死亡才能抵达。他的眼中有那么片刻吞吐着疯狂的光芒。他用身体压向她手中的刀。但他还是忍受不了疼痛。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着，像只神经错乱的蝴蝶一样脚步虚浮。他嘴中倒抽的冷气让她的痛苦都冻僵了。血在他的身后滴落成线。他绕着她转圈，却还在不停地求她，让我死在你的刀下吧。他已经难以听清的声音像在开个玩笑。他命令她，看在爱情的份上，成全我。可是我怎么办，她问，你不能这么自私。她给了他一刀。于是他也给了她一刀。他本能地想躲开她的刀，缩身往后退，但仍在喊，来，杀我吧。她又一刀刺在他背上，瘦骨嶙峋，都能听到刀与骨头撞击的声音。有人在撞门，门外，他妻子和他的朋友、上司，还有她的父母，正在叫他们的名字。终于有人来见证我们为爱情死亡了，她说。她看向他的眼光里盈满笑意。他们能听到他的惨叫声，所以他叫得更大声了。钥匙还在门上。她反锁门时留了钥匙。她一直在向他示意，希望他能看见。他也许看见了，有时还向它走去，但终究没有去碰。他倒在她的怀里，最后一刀扎在她的腰部，很深，他对她说了最后一句话，好像是：这样他们就会放过你。

“有火机吗？”罗兰问。我递给她。她掀起衣服，从腰间那个伤口的位置撕下什么来。我想那应该是秦川的照片。她点着，无力的蓝色火苗腾空而起，很快就成了灰烬。我似乎看见她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我只想知道她此刻在想什么，我没有问，但也许不会发生。

罗兰的租房在一天凌晨着火。她没有逃出来。无论她想放火再进监狱，还是想连自己一起烧掉，她的目的都达到了。罗兰永远不知道，一九九八年冬天的那个下午，我也站在露天舞台下。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她。那天她系着紫围巾，天空飘着雪花。我想上前和她说句话。我向她走去。我看见秦川斜刺里插到我面前。他捧着一束紫罗兰向罗兰走去。我想，那天秦川也说了我想说的那句话：我被你的歌声迷住了。十九年过去了，年轻的一九九八年，会再次成为我所有黑夜中的一个避风港。我暂时不会离开杭州，在这座城市毕竟还有一件事可做，偶尔我会带上一束紫罗兰去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