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山坡

在去南京读书之前，我已经在左岸文化论坛上知道了一个许多人都知道的娜彧。她写小说。在论坛上很活跃，很受欢迎。照片上的她，貌美如花，让我不敢贸然正视。但她给我留下了一个可以去巴结的理由。因为她本姓朱。那时候，她也以为我姓朱。姓朱的作家本来就不多，也许我们能惺惺相惜，相互把对方当成自己人，彼此提携，勇闯文坛。当我到南京两个月了吧，一直没有好意思联系她。因为一想到联系她，她肯定要请我吃饭；一想到跟一个从没谋面的陌生女人吃饭，身体和心理上都出现抗拒反应。某日，南大校园里贴出了一张海报，是导演陆川的讲座预告。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我们终于可以在一个不用请客吃饭的场合正式会面了。我马上短讯告诉她。那时候，电影《南京，南京》刚公映不久，陆川炙手可热。经验丰富的娜彧回复说，她要听讲座，但估计人太多，你帮我占个座位呗。占座不是我的强项，况且人生地不熟的，如果到时候连我自己也没座可坐怎么办？但我愿意冒死替娜彧占一个座位。

那天我早早就去报告大厅。可是比我早到的人已经占领了黄金座位。我只能在偏僻一点的地方占了两个座位。随着讲座开始时间的临近，听众越来越多，一下子把偌大的报告厅挤满了，连通道上也站满了人。不断有学生问我：你旁边的座位有人吗？我说，有。我心里想，如果对方再多问一句，我就说是替娜彧占的。如果她问娜彧是谁，我就说……我真不知道如何说。我只希望娜彧快点来。幸好，她来了，在电话的另一头。我向她招手。这一招手，冥冥中跟她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后，我常常在校园的大路上遇见娜彧。她总是刚从幼儿园回来，手拉着她的女儿，教唆女儿叫我“叔叔”。那时候，我刚刚又成为一名高龄大学生，在众多比我小那么多的同学面前被叫“叔叔”，我略为尴尬。娜彧穿着柔软宽松的衣服，她走远了，我的同学问我：“她穿的是睡衣吗？”我并不见多识广，回答说，我们乡下来的，不要随便评判城里人。

娜彧在美国待过两年，在日本六年，具有深厚的国际背景，让出国只到过越南芒街的我羡慕不已。她在南大读的是戏剧研究生，对戏剧很有心得。这样的人是能够写出大作品的。但那些年，她总是喜欢写短篇小说，不断在《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十月》等大刊亮相，对写大作品并不着急，即便年近四十，还是觉得来日方长。在南京两年，娜彧带我参加过一些同行的饭局。娜彧性格爽朗，心无城府，因此笑得肆无忌惮，有时候还会来一两段黄梅戏或者越剧，所以一直是饭局的开心果。每每介绍我时，她都煞有介事地说，“我们是本家。”因为是本家，我们免除了不必要的猜测和繁文缛节。在那种场合，那个时刻，我心里真的把她当成了自己人。对，是姐弟。而我，因担心娜彧不把我当自己人，故意从没有坦诚相告：我其实不姓朱，姓龙。

那时候的娜彧是城市里的无业游民，全职太太，自由自在，在左岸上十分活跃，大概左岸斑竹才是她的正式职业。平时不见面，在左岸上还是相遇的。文学论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岸迅速冷清。这预示着所有的相逢必有分开的时候。我毕业离开南京时，娜彧送我一套像童画一般的京剧脸谱。她说这个很有价值的。她的意思是说，不要转身便扔掉。她想多了，哪怕她送我几张废纸，我也会当成金片。毫无疑问，那套脸谱我至今仍珍藏着。但我回赠她的那辆二手破单车，肯定早已经了无踪影。

三年后。

我接到了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入学通知书，很快地看到了一份同期学员的名单。出乎意料的是，我认出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朱杏芳（娜彧）。她在QQ上告诉了我她的惊喜。当然，她也知道了我的本姓：原来你不姓朱！

我们就这样成了同学。也只有成了同学之后，我们才彼此更加了解。四个月的培训是漫长的，而且有时候特别无聊。在那窄小的空间里朝夕相处，每个同学的特点都得以放大，深藏内心深处的东西若隐若现，很容易识破一个人品质的优劣。同学的娜彧和本家的娜彧有明显的不同。戴着宽阔的眼镜，嘴嘟嘟着，走路低着头，风风火火。活泼，爽直，口无遮拦，没心没肺，大多数时候还很天真，像一个情窦未开的少女，笑起来脸红一大片。我们谈论风情的时候，她一副懵懂的样子，不是装的，是真的脑子转不过弯来，全然不像是一个闯荡过美国、日本的女人。跟她说话，她会很认真地倾听，很认真地回答你的问题，生怕会说错什么。但她说话耿直，有时候咄咄逼人，一不小心便得罪人，而对此她毫不知情。娜彧的没心没肺表现在，老是大大咧咧，随你怎么开玩笑，她都不恼，而且，她总是不识好歹地笑。早饭时，她经常穿着睡衣慵懒而大摇大摆地出入食堂，即便引起哄堂大笑她也无意改变。因为她觉得不是她的错，而是笑者少见多怪。如果让她跟川妮、金铃子在一起，三个女人就能成一台戏了。只有谈论文学的时候，娜彧才严肃起来，她的见解独特而固执，但听起来不无道理。令人讨厌的是，我们谈论小说的时候，她突然谈论戏剧，让我们哑口无言。

娜彧看似粗心，但很会关心人。她经常表扬和鼓励我。她的表扬不是敷衍，也不是客气，是很真诚很语重心长那种，像姐姐对弟弟的呵护，这让我有信心继续写下去。我经常进娜彧的房间。当然，每次都拉上张爽或其他同学。她很热情地给我们分享食物或咖啡。我们说一些笑话或听她说笑话，她肆无忌惮地笑，我们也得识趣地跟着笑，说说笑笑，无聊的一晚就过去了。

四个月也过去了。

此后，我再看到娜彧的消息时，她已经在美国，陪女儿读书。她很少写小说了，而是做起了“国际贸易”，做微商，往国内贩卖名牌衣服、女士包。有时候，我回想起读过的她的小说，比如《刺杀希特勒》、《广场》、《钥匙》、《秦淮》、《薄如蝉翼》等令人眼红的篇什，这是一个多么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啊，在风生水起眼看着就要火了之时，却改行去做二道贩子，甚替她惋惜和着急。但并没有劝她，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窘迫。我明白她的辛苦、无奈和苦衷。我几乎没有漏掉过她朋友圈一条微信。她的女儿很出息，让她感到很欣慰。世事纷扰，白云苍狗。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须臾之间，我们已经成了成熟中年人，对文学，对人生，对所有的一切都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和体会，再也无法自欺欺人。我经常在她的朋友圈微信跟帖評论，以此表达我对她的关切。她似乎每条必复，我们依然相互称“本家”。“本家”成为我们心照不宣的称呼，那么亲切，那么温暖，即便隔着太平洋，也宛如近在咫尺。

幸而，娜彧回来了。早就回来了。还在南京。但鲁院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相见过。

六年了。我实在是有点想念她。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