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琪

一

感谢这严肃的生活，它治了我的傲慢病，也逼着我学会在生存的夹缝中去缓缓地打磨文字。

严肃的生活就像凉冰冰的水一样浸漫了过来，将我身上的种种欲念不知不觉间一层层地剥掉，只剩下一个要吃饭要生活要孝敬父母的真实的我，这是不是前辈们经常说的“无论如何，生活还将依旧”的内涵所在？

若还残存那么一丝丝功名的羁绊，那也纯然不是为了我自己，而只是为了慰藉母亲那饱含期待无语的眼神，好在母亲后来将这眼神又关注在还在襁褓的孙子辈上，不然，我不知我还将背负着这精神的行囊到何时。

追溯起我写作最初的源头，那便要提到我童年时的母亲。

孤独的童年常常是我和母亲二人守在那个有着前后两个院落大大的宅院里，印象中在外地挣钱的父亲与我很陌生，他就像个过客一样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去了，我便對母亲特别依赖，与母亲的感情也就建立得非常深厚，每回黄昏一过天刚麻麻暗黑下来，我们先锁了后门，然后又关上前门，接着便缩回到中间的屋子里，看着夜色一点一点地升腾起来。那漫长的深夜里蕴藏着无数的故事，我惧怕那黑黑的夜，因为黑黑的夜涌裹着我，令我非常孤独，这种巨大的孤独就连母亲也不能替我驱散掉。可我又迷恋这漫长的黑夜，进入到黑夜中，我发现那里有一个完全不同于白昼的世界，我喜欢那个四处迷漫着能为我带来惊奇的有点潮湿的夜的气息，迷迷糊糊中，好似经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黑黑的夜才慢慢地散去了，带点光芒的亮色闪了上来。

整个童年是超乎寻常的静，又是超乎寻常的孤单，记忆中就像是快要闪出亮色的深夜一样漫长，守着那黑黑的深不见底的深夜，我能敏感地捕捉到任何细微的动静。我还发现了在亮堂堂的日光里根本看不到的人身上最最细微的变化，这些变化复杂纷乱，像迷雾一样罩着我，也给我带来了无限大的想象的空间，我守着这个空间，就像小孩把好吃的藏在墙旮旯最隐秘的地方一样，小心地珍藏着我在童年里发现的最大的秘密。

小时我身体很孱弱，经常发烧经常扁桃体发炎，也经常比别人衣服穿得多，怕钻了凉风感冒，天气任何的温凉变化都能被我这个体温计测出来，家里人都叫我“呼啦啦老汉”——因为扁桃体一发炎呼吸起来就像拉风箱一样“呼啦呼啦”的。母亲偏心我，总在清晨里为我冲一个鸡蛋絮子，而她自己却老是喝着一碗熟面模糊，现在我回想起撒了一丁点儿盐有点淡淡咸味漂在碗里的鸡蛋絮，眼里还会忍不住湿润。那时我家的鸡一天才下两三个蛋，虽不像村里其他人家拿鸡蛋换盐换醋换调料，可鸡蛋于我们而言还是很稀罕的东西，母亲希望我吃了能让身体皮实起来，可我却不争气，不但不能替母亲做地里的农活，还常常要生病分了母亲的神。

后来熬到上学我就令母亲高兴起来，母亲把我的奖状一张一张按种类在墙上贴好，贴时总是将糨糊慢慢地抹，然后用手仔仔细细地把奖状在墙上铺平了，那种动作不亚于做一件细心的针线活。

最令母亲高兴的那件事终于让我实现了，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母亲会如此高兴。

那时我大约正在上三年级，老师让写一篇记人的作文，由于我和母亲最熟悉也最有感情，我便写了“我的妈妈”，现在我还能清清楚楚地记着第一句我写道：“我的妈妈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后面的内容我忘了，好像是写妈妈很勤劳，不曾想那篇作文不但被选送到乡上，最后还在县上获了奖，开家长会时我的作文村里许多人都看了，大家就都在夸母亲能行，生了个好儿子，就别提母亲有多高兴了，母亲表现出的那份喜悦远比我帮她收了一竹簿子棉花烧了一锅开水掰了玉米割了麦子更兴奋。记忆中母亲边在院子里踏缝纫机边让我搬个小板凳坐在她对面给她念那篇作文，母亲百听不厌，总是让我一遍又一遍地给她念，大概在母亲的心目中没料想到小小年纪还不经事的儿子竟然能体会到她的辛苦，还懂事地心疼她。事情都过去好长好长时间了，母亲还一直沉浸在那股兴奋的余波里。

正是这篇作文，也为我找到了一条能令母亲高兴起来的途径，虽然我孱弱的身体不能帮母亲干地里的重活，可我却能用另外的办法来弥补，而且弥补得令母亲更开心，母亲满脸高兴地对我说，鸡蛋絮子没白喂狗娃子，我也是特别高兴。

写作最初的冲动也只是为了让母亲更高兴更开心，就全当是我为母亲做了地里的重活，减轻了母亲的负担，只是后来这令母亲最为自豪的写作会让她老人家操碎了心，却真是令我始料未及的事。

二

《未剪断的脐带》最初的萌芽大约进发在我在西安求学期间，去西安时我不满十五岁，是继续着“我与母亲”作文带给母亲的那种自豪感，在村人与亲戚们眼羡的目光里兴奋地走去的。

都市的生活大大地开了一直生长在那个小小的村子里的乡下娃的眼界，给我带来的刺激如同“迷路的绵羊”徜徉在失却的归途中惶恐而孤独，我发疯般的阅读，从大师们打开的那一扇扇亮堂堂的窗户里，我似乎找到了归宿感。

我一头扎进图书馆里，啃着带去的干粮，拼起性命阅读。图书馆有个好心的赵老师，是她照顾了我这个乡下孩子的情绪，背着人在礼拜天还将我放进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川端康成颠覆性左右了我的思想，此情此景现今想来，犹如昨天般清晰。我在先前的一篇随笔《我与麦客》里记述了我当时的心情。

在阅读和做大量读书笔记期间，我也开始了胡乱地写作，我想写一写我们那个还贫穷还落后的农村，还有村子里面一茬又一茬谁也逃不脱“如驴推磨般”命运的乡亲们。

在点蜡烛的宿舍和放假后空荡荡的教学楼里，我偷偷地边读边写，拉拉踏踏所写的不成形状，却自以为是世上美文，还总要从泰戈尔的早期诗文中给自己找出点自信。

在三门峡西车站实习时，我常常一个人爬到车站对面那座无名山上，坐在高高的土包包上，瞅着一面铜镜般贴在空中白惨惨的太阳，忽然间涌上了一种对我的那个叫榆村的故乡的怀念，写作的冲动异常强烈，就把先前在学校写的那些东西混在一起，弄成一篇有几万来字的东西，这篇我起名叫“早熟”的东西，大概算《未剪断的脐带》的雏形，行文明显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思想上带着叔本华“人生追求幸福就像钟摆一样不在摆的终点和起点，而在摆的过程之中”的悲观论，文章里处处留有硬伤一般没有消化掉的大师们的痕迹。我当年奔波在西安和榆村的求学之路上，还是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篇东西，觉得叫“早熟”不合适，想改个名字，我就求教于当年在林业系统工作的嫂子，说我有一个东西想表达的是一个新的东西成长起来了，可还摆不脱蕴育他的旧的环境，我觉得应该起一个与树的成长有关的名字，大概比较妥贴。嫂子就积极地给我出主意，因为我小时候非常地聪慧，是以母亲为中心的家族里的人的骄傲，他们觉得我是一棵正经苗苗，都希望我能够出人头地，都非常支持我，只是后来我矢志于文学的行为是令他们都失望的，不去当正正经经的苗苗，却要走野路子的种豆得桃，似乎带点背叛的性质，可是我只能无言地抱以惭愧。在嫂子的帮助下，我安了一个叫《砧木》的名字。一时觉得挺合适，砧木是嫁接新的植物的母体，新的生命出来后，它只在下面默默地补充养分，而抛头露面伸向天空享受阳光的却是吸取了它的养分新发出的枝叶，一直要到这嫁接出的新枝茎都成熟得能开花结果了，这砧木还在毫无怨言地供给着没有多少内容的营养，这砧木就像无私的母亲，可相辅相成的是被嫁接的新枝茎永远也结不出有自己独特风味的果实，他的果实里永远都含着嫁接的砧木的味道。这是宿命般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名字我很喜欢，一直延用了好长时间，虽然那些硬堆砌起的几万字也根本无法表达我当时也仅仅只是能窥清几丝脉络的一团模糊的思想，连习作也算不上，因为根本不讲究写作手法，想到哪写到哪，简直不能与外人沟通，可后来想想虽然粗糙，但却都是直击心灵。

那段时间是我最疯狂最勤快也是最快乐的时期，表现在我的书法上便是“不顾技法地故弄狂癫”，虽然母亲对我寄予了深厚的期望，但我却没感觉到有什么压力，还常常在假期里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与母亲交流，讲城里面的那些新鲜事，母亲也给我说一说村子里发生的变化，对我都非常有益，后来那批以村中人为原型的小说，许多都是母亲给我提供的。我将那些文字称为“临摹期”，像《随风飘去》《周年》等母亲一眼就能指出是写的村里的“谁谁谁”，母亲也就更高兴了，觉得写东西就像我小时候写作文那样，要有内容可写，就更经心地为我收集村子里发生的事。

三

粗略回想起来，在这近十年多《未剪断的脐带》的写作过程中，发生的内核上的裂变，有三次。而且每一次都与母亲对我和我对母亲的心态有着丝丝缕缕的牵连。

第一次裂变当属我刚步入社会。这次裂变是由许多断断续续持续着的写作时不断裂变着的小碎片组成的，很杂乱无法统一。

我进入到国铁后非常兴奋，这个陌生的不同于我的故乡、不同于我的校园的环境给我带来了新鲜的刺激，我急切地想投入到这个环境中去，写作也很顺利地展开了。

母亲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生连西安城都没有进过，她自以为儿子从此可以挣钱就要过上好日子了，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便是第一次发了一箱饮料，我全给母亲搬了回去，母亲非常高兴，对我抱有极大的希望，希望我像村里其他走出去的人那样混个一官半职。在此期间我也确实想干好一点，做着种种努力，由于“天资拙劣”却总是白费劲。

窝在我家缝纫机上写成的第一篇小说《余姐》在小范围引起影响后，于我思想上却带来了巨大的困惑，这种困惑延续至今余波也未消失，也时时以各种形式影响着我后来断断续续关于《未》的写作。当时我断然否定了我在校园里树立起的“为理想而写作”的泰戈尔《吉檀迦利》式的文学理想，也对期间接触甚多对我很有影响的萨特的“文学干预生活”的文学思想产生了怀疑。《余姐》的原型是邻居家没考上大学但想走出黄土地的与我很熟悉的大姐姐，母亲听我说完《余姐》一眼就看出来了，当时村人都说大姐姐疯了，而我在春节里见到大姐姐却觉得是村人疯了，大姐姐只是想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已，也是在春节里我写下了《余姐》这篇小说，小说里我写了余姐三次未逃出黄土地，最后村人都说余姐疯病治愈了，“我”却从余姐痴呆的眼神木讷的动作上觉得是“我”疯了。谁知我小说中“余姐”的命运真成了我这个邻居大姐姐的宿命，隔了好长时间在休假时我回到家中，母亲告诉我大姐姐被从外面找回来，治好了疯病，已经嫁人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果真就在田地里见到小说中“余姐”那痴呆的眼神，我不敢看那眼神，怕那双眼责问我，是大姐姐的原型使我写出了《余姐》，《余姐》小范围成功了，可大姐姐在最需要帮助时我却使不上任何劲儿，我怀疑起了文学的现实意义，真诚的写作在现实中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自责起来，觉得自己像个可憎的巫婆，看着一个就要落水的生命没有伸出一根救命的树枝，却是眼见着她慢慢在水中沉溺，還在一旁漠然地自顾自地念着“自己的咒语”，我不知道我下面该如何去做。虽然《墙》是那么杰出，可文学又何曾能“干预这沉重的生活”？我非常难受，茫然不知所从，不知道自己该继续在一旁“念自己的咒语”，还是以更好的方式切入到这个沉重的现实，自思自己也没有伸出树枝救人的力量。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北大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彭克巽教授，写信讲了我的困扰。彭老师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讲到“陀如雄狮般地挺进在俄罗斯板结着的苦难中”。是啊，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沉重的生活中去，我将国企当成我投入的对象。

就是在那种极度矛盾与困惑中，我断断续续地展开了无数次变化着的《未》的片断的写作，那时母亲的期盼还没有过多地压在我身上成为重负，母亲也不知晓我思想上的种种困惑，故而一进入到写作中，总是很愉快。

写作总是在随时随地展开的，到底人物在价值取向上变换了多少次，到底废了多少字，我也记不清了，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人物与文字也在不确定地变化着。比较明显的记忆是冬日里在一个叫关山的四等小站里，晚上窝在那问有火墙的暖烘烘的职工宿舍里偷偷写作；在一个叫韦庄的给我留下“刻骨铭心”印记的车站，我裹着瓦蓝色的劳保大衣，坐在几块砖上趴到我的床板上写作，那个房间渗雨，雪水“滴哒滴哒”地掉在我床头放的那个脸盆里，同住的其他两个舍友都非常友好，不去过多地干扰我，大不了背过我说些“那娃有点怪，不过人倒没麻达，看起来也蛮可怜”之类的话。我在去站台上那个脏兮兮的厕所的间隙，看看四野白茫茫一片，连远方轰隆而来的火车也被着一身素裹，像一条带鱼一样从厚重的土塬里钻了出来，心情非常惬意；还有我钻到黄河滩里农场上的一间小房子里，大夏天里只穿件大裤衩，很兴奋地写作，到了后晌，我一个人在黄河滩上那一望无边绿绿的田野里穿行，看辉煌的落日，看昏浊的河水，常常就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浸裹着我。

这种断断续续的写作次数非常多，给我奠定了很好的“人物形象”的基础，留下的总起来有十五六万字吧，这个初稿，主要讲的是企业。俄国一个作家将他们的民族比做一个早熟的孩子，早熟的孩子先天不足，出生后就受着“夫妇”精心而无微不至的照顾，受此启发，初稿中有一个主题，就是我的一个中篇小说《高血压》的扩充，我将国企比作是一个得了高血压病的火车司机，不承认得病，只能中途停下那列漆皮斑驳的火车，再负重前行。

四

大概也与我身处偏僻一隅有关系吧，我眼中也看不见大师，只看见小丑占据本该由大师表演的舞台，乱糟糟一片。在极度的孤独之中，只有通过阅读强大内心。我先后接纳下了尼采《权力意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关于艺术家怀疑一切重定价值观的思想也接纳下了六祖慧能“顿悟”的禅机；《史记》与聊斋对我更是影响巨大，我思索“人治”在中国的发达，国人引以为豪的谋略是不是影响中国发展的瓶颈，可思想杂乱得理不出头绪。

期间也是母亲最煎熬的日子，过春节母亲顶着满头干枯而雪白的头发在土地爷面前替我默默祈祷，母亲明显己衰老佝偻的背影利刃般刺痛了我，可我找不出一个双全的办法，我不能令母亲快乐。比我小的一茬一茬的人迅速崛起，有的做生意挣了钱，有的钻营当了官，在村子里很体面地来来往往，日子看上去很滋润，可我却过得很苦，还在自己那炼狱般的隧道里穿行。

那期间我的功名心是最重的，母亲无言，而目光中那殷殷的寄托更促发我那颗天生就淡然的心往世俗的功名上搏一搏。我还刻意地读了读曾国藩的日记，刻意地看了看《菜根谭》，希求在功名上能得出点儿捷径，希求在处世上更加地圆融，可是没办法，就像一个泥坯在筑成之日起，就已决定了它作为器皿的最大价值，我天生不是功名上的那块料。从那么有现实意义的《菜根谭》里我却还是看到了文字的美妙，结词成章的精炼，感受到它意境的超然，还有曾氏针对性那么强的日记里，我看到的却是曾氏作为一个由“理学思想主导”、想有所建树的来自底层社会的个人，如何地孤独和单薄，时时有被那个如网如藤盘踞着的封建势力吞噬掉的危险。后人觉得曾氏是功成名就的楷范，我却从曾氏那“哆哆嗦嗦时时如履薄冰”的告诫里感悟到他老人家至死都没有成功感，至死都没有幸福感。

可为了母亲，我还是想搏一搏；可我却常常只能是仅为捍卫那一点点尊严挣扎着，我常常感叹自己与这提供衣食的国企便是大脚与小鞋般的关系，明明夹脚可我却总不能光着脚板走路。

“无论如何，生活都将继续！”

那天，我又照常拿出“散氏盘”的古帖临习，忽然间，我从“散氏盘”中悟到了《未剪断的脐带》的结构与写法，一个现实是“散氏盘”中的篆字大多数我确实并不认识，可我却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它的美，是一种“具象美”穿越过厚重的历史，直接给了我这个现代人一种愉悦，而古人真正想表达的关于土地的契约却在我这儿失去了艺术上的任何价值，只能说古人的初衷在现代仅剩下了史料的价值，他们无意间凭借的“文字”的媒介，却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美。难道小说的写作不也正是这样的吗？我们心中那种种想传达出来的初衷，于外人而言，不也是只有“史”的意义吗？而文学不是历史，真正的治史比文学里表达出的那些“史”更具有意义。

换言之，抛开那些文字本有的意义所表达的内涵，仅仅从那些“具象美”的汉字的外形上，不也传达出了“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时代的信息吗？散氏盘大约是夏商时期在古陈仓一代铸成，那时奴隶社会空前兴盛，正孕育着就要兴起的封建朝代的种种细胞，古陈仓一代土地肥沃，人民生活也相对乐业而能安居，这从“散氏盘”那拙朴大方、不带丝毫“被压抑的苦”的东西，就能看出。还有从颜真卿那“雍容华贵”的大气里不也传达出了大唐盛世的昌盛吗？而八大山人信笔挥在尺牍上那变形的想追求一种“质朴”想构筑一团“童真”的那歪歪扭扭的字形不也传达出明末清初的压抑吗？这在郑板桥怪诞的“六分体”金农刻意制造形体刺激的“漆书”，那种人性的压抑，清朝社会环境的不宽容就表达得更充足了。再看看大师弘一法师的“干胳膊干腿”，硬梆梆似乎清心寡欲的字，我透过纸背却发觉大师并非是“绚烂过后归于平淡”，他内心里自始至终在做着惊涛骇浪的争斗，从他临终那“悲欣交集”几个用尽笔墨的字体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试想想大师所处的那个时代是内忧外患，中西文化强烈碰撞，多元思想層出不穷，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像大师那样敏感悟性高强的人岂不敏锐地已经觉察到了一切？而一介文人又能做些什么？他选择了启迪心灵，希求以佛的宽容仁慈来唤醒惊觉世人，正像鲁迅先生毅然抛弃了医学而用笔杆来拯救“血一样的现实”一样，出家的只是弘一法师肉体的躯壳，而他的灵魂至死都在做着“悲天悯人”的争斗。我不知，还有什么“史”比这活生生还原的那个时代更精确更真实？

这种时代的信息远远比“有意义的文字表达出的历史”更真实。这大概也就是“形象大于思维”的那个著名论断的含义吧。

要将小说处理得既淡化了“史”的意义（不用文字刻意地治史），又表达出一种永恒的美感（用具有强大包容性的具象来传递时代的信息），不正是就要像现代人看“散氏盘”那样“将现实处理成一种印记”吗？

在那个名叫阎良的中国大西部新兴起来的飞机城里，我快速地进行《未剪断的脐带》的第二遍写作，没这方面经验的我常常随着灵感的飞舞，经常一天就有了一万字的进度，休息上两天，然后又肆意挥发着我的灵感。

黄昏时，我就骑上我那辆破自行车，一个人在阎良城边漫无目的地骑着，边欣赏着辉煌悲壮的落日，边眼睁睁地看着原来那个只有小镇一样规模的“旧阎良”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先前还是麦田玉米地的土地上，一栋栋高楼建筑拔地而起，平坦如案板宽展似腰带的马路纵横在阎良的周围，与天边和星光混淆在一处的灯火一起消失到渐渐升起的夜色里。

生活是飞速地前进了，就像不知不觉间就富起来的我的两个姑姑家，小时只因给姑姑看瓜园糟蹋了一个西瓜，心痛的姑姑气冲冲地登门找母亲告状，害得我还挨了一顿打。我气鼓鼓地嫌弃姑姑小气的同时，想想，姑姑守在瓜园里看着命根子一般的瓜蛋蛋一天天长大，那是她们全家的希望，她们就指望着那一个个青皮的瓜蛋蛋盖房子糊口、买肥料购地膜酿种子再投入新一轮辛苦的种养，然后艰难地养活着我的小表弟小表妹们，但农村里又有谁家不是这样驴一般的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又有谁问过为什么她们要过这种驴一般熬不到头的苦日子，驴拉躁了还给主人尥尥蹶子，可她们那些世世代代就靠土地来生存，与姑姑们一样的农民们，我的叔伯我的姨舅我的那些“以为享乐就是赶会逛县城吃包油糕”的乡亲们，他们又能给谁尥蹶子？等到年底盘点，除掉开销，她们又所剩有几？

我永远也忘不掉，忘不掉开园时姑姑满脸喜悦，小心翼翼地将西瓜一个个摘下来码成堆再小心翼翼装上车，骄阳里豆瓣大的汗珠顺着姑姑晒得黑黝黝的脸庞砸落在土地上，她用舌头不时舔舔干裂的嘴唇，咽口唾液也舍不得吃上一口由她亲手种养起来的西瓜，论理她最有品尝的权利。而后她将被碰撞得有些破损但瓤口尚好的西瓜拾掇到一堆，也舍不得一个人独自享用，用架子车总要给我们家拉上些，让大家都尝尝鲜。我想到了那句“养蚕人穿的褴褛衫”，可那是几百年前的封建朝代呀！

怨怪谁？谁也不能怨怪，只能怪我们太贫穷，贫穷像一把罪恶的手一样掐在我们的脖子上，令我们不能喘息。

可不知不觉间姑姑们就富了起来，住进了楼板房，家里装上了电话，年头里我打电话询问我那参加高考的表弟的情况，姑姑边在电话里说着表弟的成绩边喜滋滋地说，你几年没来我家，你肯定都不认得我家了，我正准备把前面的房子再装修一下。

我感叹时代的剧变，也庆幸我生在了这个由飞速前进的经济连锁而带来的社会环境的更加宽松和人文思想上的逐渐包容的时代，毕竟，我们民族的苦难远比“冷如生铁板结一块”更加深重，毕竟胡风和路翎、老舍与傅雷还有那许许多多不屈而高贵、真正铸成我们民族高贵而独立的品质们的先哲们，也并非真能像这升起的黑夜一样溶解透了那个“喧闹的昨天”，只等黎明到来时又开始一个重新的今天那样轻松。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而背负沉重的历史又会使我们裹足不前，我们伟大而多灾多难的民族又何尝不是在这双重的夹缝间艰难地前进着。我由衷地感激我现在享受着的一切现代文明，也由衷地告诉自己珍惜今天这个的的确确来之不易的生活。父辈先哲们受的苦难我没有经受，而父辈先哲们未享受到的现代文明我却赶上了趟，难道这不是时代对我的青睐吗？我也由衷地祈祷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能一直像今天这样安定地发展下去，繁荣地昌盛起来。我甚至想到了那个一直在痛苦中思索着俄罗斯民族命运的索尔仁尼琴，大师他到今天的中国走一走，看着一个个农村正蜕变一样地兴旺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感触？！

五

自十五岁离家经常各地颠簸，于他人定然是件疲惫不堪的事，我却发现，常常是在陌生的环境里能梦幻般的激发出我的灵感。因为工作之需，常常要劳顿地坐着火车，透过车窗看着外面不断变换着的景点，看着辉煌的落日在无边的田野尽情地涂抹，感受着那如同书法中的“泼墨”样扑面而来的一团团滚动着的黄土层，我的思维我的整个人就活泛起来，我用笔赶紧将片断的思想记录在随时不离身的小纸片装订好的那个本本上。一次偶尔的机会，我接触到大师米沃什的作品，才知道我为生活所迫的颠簸，正是一种极好的创作状态，米沃什自己便频繁地变换工作变换环境，以保持思想的活力，以一种持久的“放逐而分裂”的精神状态延续他旺盛的创造力。

在阎良进行的《未剪断的脐带》的第二遍写作尽管极为顺利，也基本确定下了各个重要人物的内涵，可由于是“早熟”之作，早熟未必是件好事，“道法自然”才是最自然的法則，最明显的缺憾是在“虚构”和“纪实”这两个最基本的章节推进期间，二者的衔结之处存在着断茬的硬伤痕迹，不能达到蒙太奇那种慢慢淡入的效果，更达不到秦腔里“过门”的那种自然和谐。我暂且将它放下，不去管它，尽心地临帖，杂乱地读书，刻意地与它保持一种距离，但其实每时每刻我都没有从《未》的那个意境中摆脱出来，也实在是不可能停止了对它的思考。

有时，不得不感叹生活中是有某种宿命般的安排。

由于工作原因，我来到了这个叫韩城的生养过巨人司马迁的故乡，我沿着这座秦代称雍城春秋战国年间已经成为“韩原封地”的古老的城市走了走，立马兴奋地发现如同阎良的飞速发展一样，古城韩城也在将它的外延无限尽地扩展到周边的农村。我站在那个新修建起来先前还是一片荒地的禹甸园广场上，看着喷泉变换着种种形状，看着周围漫入夜色中的点点星光，无不焕发着一种“新”的气象。我感叹还有许许多多我所看不见的“古里庄园”正在悄悄然地向城市化进程迈进，生活正在以它惊人的速度往前挺进，这一切难道不正隐含着一种时代信息吗？我的心情也豁然高涨起来。

这种种的机缘一股脑地涌向了我，难道不是一种宿命的安排吗？没有任何征兆，在阎良时那种如泉涌的灵感，又在这生养过巨人司马迁的故乡韩城出现了，我暂且将这种以“井喷”式涌出的思维称做灵感吧，其实我是不相信灵感之说的，这个唯物主义的世界上，哪有“天上掉馅饼”不劳而获的美事，因为那些井喷而出的思维都是我先前思索过尝试写作过并未成功的，或是我随手记在我的那“用纸片片订的”小本本上的，而在此时一股脑地蹦出来，也算是生活对我的青睐吧。这大概也是古人讲的“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内涵，不问收获是因为没有成熟，或种子质量差或土地不够格，时间如大浪淘沙，优胜劣汰，剩余的好种子迟早要发出芽来。为何先前不能喷发而独独能在这时喷发而出，算是一种“灵感”也不为过。我不敢再任意挥霍那喷涌而出的思维，耐着性子拗着点儿写，每天只写完独立的一个小情节就歇菜，以保证喷发出的思维酿得够味儿酿得更浓。

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在我如蒙着黑布的叫驴推着磨盘炼狱般穿行在那幽长幽长黑暗的隧道里时，使出吃奶的劲儿，自以为穿越了千山万水，可在终于解开那蒙脸的眼罩后，才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似乎又坐到三门峡西车站对面那个无名的土山包上，眼前还挂着那个打磨如铜镜般的白森森的太阳，又回到了我那久违的童年，我那久违的故乡，只是这个童年这个故乡在内涵和外延上已无限止地扩大了，与整个火热的时代相衔接。

——选自西安局集团公司文联《五彩石》2016年春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