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效用最大化”是涉及效用与主体关系的命题。效益主义应用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个方面，其中在私人领域中对效益主义最大化原则的反驳和支持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对于这个命题，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反对论证：一是这种决策方式在人际关系上是冷漠的，它否定了人们之间因特殊关系而产生的特殊义务；二是这种决策方式把不正当的偏好也纳入到效益主义的计算范围。本文就这两种反对论证给予描述和评判，认为这与效益主义企图将个人理性慎思的方式普及到整个社会的思维方法有着深层次的关联。

关键词：效益主义；反对论证；回应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6-0054-05

效益主义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是当代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理论背景。它既有执著的追随者，也有激烈的反对者。在威尔·金里卡看来，效益主义具有两种吸引力：一是它把人的幸福生活从天国拉回人间，人的生活意义和目的拥有不再依附于上帝的神圣意志等宗教观念；二是效益主义的“后果论”，明确地将道德判断的依据奠基于行为后果的利与弊，能够区分道德领域与非道德领域。总之，以历史的观点来看，效益主义使人们的生活从中世纪神权权威的压制中解放出来，而它所提出的标准和程序抵制着各种偏见和迷信。

一、效益主义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应用

效益主义内涵着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对“效益”的解释，二是对效益的最大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