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中叶以降，三教之说，是诸多文人学士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对待三教的态度，往往标志着自身的文学主张及阵营。作为隆、万文坛的领军人物，汪道昆的人生阅历、社会地位，以及出儒入佛的思想转变，使他成为明代中后期三教论的标杆人物。“函三为一”的大道思想，“三和不偏”的实践方法，建构了汪道昆晚年精神世界的三教论，他的诸多诗文创作及社会活动，大都立足于此。

关键词：汪道昆；格义；道；三教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6-0043-03

汪道昆（1526-1593）①，字伯玉，安徽歙县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文苑》有传，著有《太函集》《大雅堂杂剧》《楞严纂注》等。汪道昆是嘉靖后期至万历中期的风云人物，东南沿海，三平倭患；巡视蓟辽，燕山勒功，文章与王世贞齐名，武功与戚继光并列。由明入清，由于文学思潮的变化，以及清廷的刻意打压，汪道昆除了偶尔被钱谦益、纪昀等讥讽之外，被人少有关注。汪道昆著述宏富，晚年自订《太函集》②120万字，是今天乃至后世研究明代社会生活的丰富宝藏。英国思想家约翰·鲍克认为：“中国人对神的想象是宽容大度的——宽容大度有两种含义：即丰富的想象和包容的心态。”[1]158以“宽容大度”来把握华夏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但倘若以此描述汪道昆对待三教的态度，倒十分贴切。

一、汪道昆三教论的历史渊源

汪道昆自称：“吾宗孔氏为百世师，吾宗老氏为圣者师，吾宗佛氏为天人师。时而时中，孔氏是师；时而玄同，老氏是师；时而圆通，佛氏是师。吾无常师，吾有余师。吾自得师，吾自丧师。”[2]卷七十九《大宗师颂》这种鲜明的三教融合思想，既与汪道昆个人独特的生活阅历及学术涵养有关，也有着历史及时代的复杂因素。

早在佛教传入初期，为便于推广传播，传教僧徒借用一些易为人知的儒、道术语比拟佛教的教义及思想，诸如以无释空，以三畏比三归，以五常拟五戒等，这种格义的方式，必然使佛教自觉或不自觉地铭上儒、道二家痕迹。“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傅会中西之学说”“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3]185如东晋的僧肇，以《老》《庄》为心要，融合《般若》《维摩》诸经，《中》《百》诸论，所作《物不迁论》《不真空论》及《般若无知论》等重要论理。“对于流行之玄谈认识极精，对于体用之问题领会尤切，而以优美有力文笔直达其意，成为中国哲理上有数之文字。”[4]240

东晋时代的慧远，为了解决出世与入世的冲突，以及佛法与礼法的矛盾，在坚持“独绝之教，不变之宗”的同时，又赞同“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的主张，表现出儒、佛同源的姿态。齐梁时的“山中宰相”陶宏景，更是以老庄哲学和神仙道教，杂糅儒、释二家思想，名闻一时。相传他曾着道冠、儒履及袈裟，拜见梁武帝，成为后世三教融合的典范。晚唐以后，一家独大的局面成为历史，三教鼎立成为不容否定的社会现实，三教融合才是此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走势。但具体到如何合，怎样合，在不同时代、不同个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明代中期以后，貌似平静的政治格局下，隐藏着巨大的矛盾和危机。综观明代历史，宫闱大案时有发生，宦官佞竖势倾朝野，残酷的政治斗争与冷血的权力争夺伴随王朝始终。极端专制的统治之下，是非曲直、善恶贤奸失去区分的标准，谁掌控了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谁就代表真善美，谁就能够以正义和真理的化身自居。这一格局愈到明代后期，愈为明显。政治环境的日益恶化，必然带来社会风气的日趋溃败。嘉靖二十年，杨爵上书云：“今天下大势，如人衰病已极。腹心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无措手地。方且奔竞成俗，赇赂公行，遇灾变而不忧，非祥瑞而称贺，谗谄面谀，流为欺罔，士风人心，颓壤极矣。诤臣拂士日益远，而快情恣意之事无敢龃龉于其间，此天下大忧也。”[5]卷二百○九，5524社会现实的虚伪冷酷，迅速侵蚀着儒家正统学说的公信力，旧有倫理道德蜕变为追名逐利的藉口和工具。纲常伦理的动摇，促进了儒、释、道势力此消彼长的重新整合，而汪道昆的三教一道理论，即产生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下。

二、对“道”的认识

对“道”进行明确的界定，似乎是非常困难的。黑格尔在讨论中国哲学时谈到：“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面的；当他们过渡到具体时，他们所谓具体者在理论方面乃是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那是没有[逻辑的、必然的]秩序的，也没有根本的直观在内的。再进一步的具体者就是道德。”[6]第一卷，132由于汉语文法结构的不确定性，以及道的抽象晦涩性质，很难找到合适的德语进行表达，雷缪萨认为，“道”这个字，最好用“逻各斯”（λóyos）来表示。③

黑格尔认为这样的概括不够准确，他主张道就是“原始的理性，产生宇宙，主宰宇宙，就像精神支配身体那样”。[6]421黑格尔对道的理解，已经颇为接近其“绝对理念”范畴。马克斯·韦伯则参考了德·格鲁特的著作，认为“道”本身是一个正统儒教的概念，既是宇宙的永恒秩序，也是宇宙的发展本身。韦伯指出，如果把老子的“道”同对神的典型追求相联系会发现：“道是唯一永恒的，因而是绝对宝贵的；它既是秩序，也是生万物的实在根基，也是一切存在的永恒原型的总体。”[7]232

汪道昆特别强调道在儒、释、道三教中的统摄作用：“夫三教一道也。自在而三，则同者未尝不异；自三而一，则异者未尝不同。《易》有之，寂然不动，感而遂通，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此？是道也，儒者得之为中和，佛氏得之为正觉，老氏得之为玄同，其归同矣。”[2]卷八十五《释疑》认为“道”是道家哲学的至高范畴，具有万物本体、亘古不灭的永恒性特征。老子对道的界定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8]7庄子发展了老子哲学的自然主义倾向，主张道无时无处不在，“古之所谓道术者”“无乎不在”，[8]142有意识地弥合哲学本体与自然现象之间的对立。佛、儒二家，均十分重视对“道”的不同体认及诠释。中国佛教继承并改造了“道”的哲学内涵为己所用，把它作为表达内在佛性及绝对真理的本体范畴。

能够统摄三教的“道”，究竟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个难题，汪道昆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阐释：“窃惟三教区分，自成周始。本之三五以上，天下为公。大道之行，要皆无为而化，即七佛迭相持世，未闻有所建明。”[2]卷一百〇三《屠纬真》早在成周以前的三皇五帝时代，道已无为而大行于世，即便是过去庄严劫末的毗婆尸、尸弃、毗舍浮等三佛，与现在贤劫初的拘留孙、俱那含牟尼、迦叶、释迦牟尼等四佛的时代，皆已未能对大行天下的道有所建树。“夫道一而已矣，老氏之求长生，释氏之离生死，则各以道术裂之。”一以贯之的道，儒、释、道三家，以不同的方式，得之一隅。“裂之则亦一术也，非大道也。”更是明确了道的至上地位，儒、释、道三家中的任何一家，只是道之一术，远未能比堪真正的大道。“函三为一”的大道，只是到了中古时代，以不同的表现方式，“裂一为三”。[2]卷二十四《弘明集序》

三、“三和不偏”的实践方法

既然儒、释、道三教只是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则三教的融合归一，自在情理之中了。在道的统摄之下，三教之间有的只是外在的变化，而无本质的不同：“夫道家率由上古，于时为春，于乐为蒉桴，于文为鸟迹，彼一时也。儒者自中古起家，于时为夏，于乐为韶舞，于文为钟王，此一时也。释氏先发后至，于时为秋之成，于乐为钧天，于文为籀，又一时也。”[2]卷二十四《弘明集序》汪道昆有意识地以季节的交替、乐舞的不同，以及文字的形态，化解三教的分歧与争端。

在三教融合的具体方法上，同时代的一些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如屠隆曾就三教问题，与汪道昆交流自己的看法：“故余以为，道一也，佛家谓之般若，道家谓之灵光，儒者谓之性，皆是物也。二氏修之，而离物旨入玄诠；儒者修之，而涉世理，归实际。而佛氏大彻，道家未甚彻，此三氏之异处，理一而已。”“后世儒者之徒，用指二氏为异端，谓其伤伦乱教，其心亦无他，盖将吾儒赤帜为世教藩篱，而不自知其局于小方，而不明大道也。”[9]卷二十七《与汪司马论三教》 同样是出儒入佛，同样讲三教一道，屠隆与汪道昆之间，对三教的认识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屠隆对道的界定比较直观易解，何谓道？道即佛家之般若，道家之灵光，儒者之性。三教之间，由于彻悟的程度不同，提升的境界也不相同，佛最高，道次之，儒最下。由于自身的信仰等因素，屠隆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崇佛倾向。问题在于，既然三家同出于道，同源于道，同合于道，何来“大彻”与“未甚彻”之别呢？

较之屠隆的三教说，汪道昆更加认可王世贞对待三教的态度，“昔弇州有言，以老氏治形，佛氏治心。”“不佞足之曰，以儒者治世，亦此意也。但治形治心，不足以尽佛老。”具体到三教一道的实践方法，汪道昆明确主张：“藉令探之无始，则佛统其宗；镇之无名，则老返其朴；施之无方，则儒适其用。渊泉时出，三和不偏，三极大中之矩在是矣。夫是之谓至教，慎勿以言语文字求之。”[2]卷一百〇三《屠纬真》本于三教一道的基本理念，汪道昆似乎有意识地寻求一个“三和不偏”的平衡点，调和各家的争执。由于三家势力此消彼长的差异，以及自己出儒入佛的主观倾向，汪道昆提倡“佛统其宗”“老返其朴”以及“儒适其用”的三教互补。

三教互补的提法，除却现实的社会政治因素外，三教之间事实上的相通之处，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早在唐代，柳宗元就已看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10]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425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指出了儒、释、道三家精神旨趣的相似性。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对佛、道二家的相通之处，也作过剖析：“尝疑庄子与佛氏，其理说到至处时有相合者。晁文元之论内典，亦常与《庄子》相出入。盖因晋时诸贤最深《庄子》，又喜谈佛，而诸道人皆与之研核论难，寻究宗极。夫理到至处，本无不同，而出经者又诸道人也。盖佛之出世，虽在庄子前，而佛经之入中土，在庄子后，则假借以相缘饰，或未可知也。”[11]卷二十一，191顾炎武在反思明清易代的惨痛教训时，对宋、明末流的空谈误国至为反感：“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12]240三家合流的进程中，儒家学说也在发生着偏离入世精神的转向。

四、结语

陈寅恪先生指出：“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13]283明代中叶以降，三教之说是诸多文人学士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对待三教的态度，往往标志着自身的文学主张及阵营。作为隆、万文坛的领军人物，汪道昆的人生阅历、社会地位，以及出儒入佛的思想转变，使他成为明代中后期三教论的标杆人物。函三为一的思想，建构了汪道昆晚年的精神世界，他的诸多诗文创作及社会活动，大都立足于此。

注 释：

① 据汪无竞著，汪瑶光编次《汪左司马公年谱》，汪道昆生于嘉靖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1526年1月9日，卒于万历二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即1593年5月19日。年谱附于崇祯六年二十二卷刻本《太函副墨》文末，笔者录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库。

② 参考《太函集》“自序”时间“万历辛卯十月朔”，万历十九年辛卯，汪道昆时年六十七岁。

③ 据《利维坦》译者注：“逻各斯，最先出现在赫拉克利特著述中的一个哲学术语，赫拉克利特把世界的普遍规律性，存在的规律称为逻各斯。而斯多葛派把命运、世界理性称为逻各斯。在新柏拉图派的学说中，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逻各斯就是造物主、神的精神实质、上帝。在黑格尔哲学中，逻各斯就是概念、理性、绝对精神。”霍布斯《利维坦》，24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参考文献：

[1]约翰·鲍克.神之简史：人类对终极真理的探寻[M].北京：三联书店，2007.

[2]汪道昆.太函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4.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15.

[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黑格爾.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8]老子等.老子·庄子·列子[M].长沙：岳麓书社，1989.

[9]屠隆.鸿苞[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济南：齐鲁书社， 1995.

[10]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1]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长沙：岳麓书社， 1994.

[1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15.

作者简介：刘彭冰，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陕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陕西省中小学语文教师对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的解读及教学实践研究”的阶段成果，成果立项号：SGH17H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