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帅 魏景波

摘要：秦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和空间角度表现出鲜明的特色。然而，由于秦文化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特征与儒家文化的精神修养和道德约束诉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之与东方各国文化之间也存在显著区别，致使作为儒家经典的《左传》对秦国和秦文化的记载整体呈现抑制状态：在该详细叙事之处多一笔带过，极少以秦人视角叙事，而且多将秦事作为晋事及楚事之附庸来记述。此乃文化角度的分歧。

关键词：秦文化；《左传》；抑制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6-0040-03

关于秦文化的概念，学者们有侧重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秦文化“是伴随秦人的兴起、发展和壮大而产生、发展、传承和传播的文化。”[1]也有学者认为秦文化“是春秋战国以来日渐形成的以秦国和秦帝国为主体的地域文化”[2]。无论是立足时间的诠释抑或立足空间的解读，不可否认，秦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中影响深远。然而，在先秦经典《左传》中，秦文化却处于一种抑制状态。

一、《左传》对秦国及秦文化的抑制

作为“叙事之最”的《左传》，对齐国、晋国甚至楚国似多偏爱，然而对于秦国，笔法之下却多有抑制。《左传》对秦国及其文化的抑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秦国叙事方面，从写法上来说多为附庸式记录。从鲁桓公四年至定公五年，《左传》中秦国参与的大事小情不少，然而能够完完整整作全面而详细叙述的事件可谓屈指可数，其中我们耳熟能详的“烛之武退秦师”“吕相绝秦”“申包胥哭秦庭”等，显然左氏的叙事视角并非秦国，而是重点突出烛之武、吕相、申包胥三个人物的形象。此外，韩原之战是偏于晋国视角的叙事；秦晋崤之战中尽管蹇叔哭师和过周北门两个情节侧重叙述秦国方面，但总体上依旧侧重对晋国的叙述。《左传》中也有秦国视角的叙事，如桓公四年“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3]101，记载了秦国偷袭芮国失败的原因；文公八年“夏，秦人伐晋，取武城，以报令狐之役”[3]566，记载了秦军攻打晋国占领武城的缘由；文公九年“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3]571，记载秦国派人给鲁僖公吊丧；文公十年“夏，秦伯伐晋，取北征”[3]575，记载秦军因开春之时晋国取少梁而反攻晋国占领北征等。这些事件多为一句或者两句记录，并未展现情节，且从《左传》全书来看，这些记载多为引起其他大事件的原因或者其他大事件的余续，因此从宏观角度看，这些秦国视角的简单记录亦非左氏叙事重点。

其次是褒贬态度方面，我们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穆公为例。《左传》对秦穆公最为集中且详细的记载，实质和骊姬之乱后的晋国交织在一起。秦穆公先是助力夷吾回国登位，在夷吾背信弃义的情况下，在晋国再次遭受灾荒时依旧慷慨解囊；后又在晋文公重耳流亡到秦国后，大力襄助其回国为君。秦穆公之于晋國，可谓意义重大。然而左氏并未用“君子曰”“诗曰”之类的话语称赞秦穆公。《左传》似乎对秦穆公有所嫌弃，其中最明确的称赞便是关于其任用孟明的“知错能改”。然而，孟明最后却被秦穆公要求殉葬，《左传》又将其大批特批了一番。

此外，当时秦国的医学和水利几乎可以说是春秋最强，但在《左传》中几乎没有涉及，只是在他国重要叙事中简略提到过两个人物“医缓”和“医和”，算是对秦国医学的认同。成公十年记载：晋景公病得很厉害，派人到秦国求医。秦桓公派医缓去晋国，在其还未到达晋国时，晋景公梦病化为二竖子，之后便是我们熟知的“病入膏肓”的故事。昭公元年，晋平公生病亦是秦国医生名为“和”为其诊治，医和还论述了五色、五声、六气、阴阳、节制等中医理论。此外，医和还与赵孟论述良臣，见解颇深，这与后世所说的“不为良相，当为良医”高度契合。由此成熟的医学理论可见，秦国医学确实发达，然《左传》除此处之外，并未多加笔墨，即使这段医学论述亦是围绕叙事进行，重点在于彰显赵孟功德，左氏不重秦国文化可见一斑。

二、《左传》抑制秦文化成因

作为实力处于诸侯国前列的国家，秦国及秦文化自平王东迁后逐渐显示出影响力。那么缘何作为最终一统天下的秦国，在《左传》中不受重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要从左氏所代表儒家文化的角度探析。

首先，从文化角度分析，秦国所奉行的实用主义与儒家文化之间存在冲突。有学者从饮食角度认为“秦人饮酒比较直爽，没有纷繁的礼仪仪式。体现出淳朴和实用……秦地在饮食方面和其他地域相比较，主要风格还是简快实效。”[4]因此秦文化最大的特征便是实用性。亦有学者高度概括秦文化，称其“能在物质文明方面达到较高的程度，秦国能够最后统一六国，都与秦文化具有实用性和开放性的两大特征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5]而《左传》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其所宣扬的文化自然以儒家为核心。儒家文化更多的是对人的道德方面的约束，号召人们修行自己的品德，讲仁、讲礼，更讲修己，这些内容多偏于精神层次的修养，虽孔孟都有治理国家方面的论述，但显然儒家文化更适于治世而非乱世，因此儒家思想对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及其后的战国时期有些超前。秦国作为东周开始崭露头角的重要诸侯国，务实尚武是其文化的核心。儒家并非反对务实，而是反对务实背后所包含的功利性；儒家也并非反对武力手段，而是反对武力手段所包含的暴力因素。显然秦文化中包含功利性的务实以及暴力因素的武力，并不符合儒家的构想，因此《左传》抑制秦文化的因素之一便是二者之间存在文化冲突。

其次，从历史角度看，秦人乃出身于戎狄，往往被中原各国轻视。尽管太史公给了秦人一个非常正统的出身：“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6]173但是这个女脩因吞食燕子蛋而生下秦人第一位男性始祖的故事，同《诗经》里记载商人起源的“简狄吞燕卵”情节类同。司马迁在《史记》中构建了一个“天下同源”的血缘关系网，夏商周秦的始祖都是黄帝的后裔，这自然不能当真。通过《史记》以及其他文献不难梳理出：秦人多长于驯兽驾车，在周孝王时期因此特长而成为王室附庸。直到平王东迁，秦的首领才因护送有功被分封为诸侯。作为西方一个与戎狄为伍的小国，秦人多与游牧戎狄通婚，比起那些资深分封国，相对而言秦国比较落后。即使秦国后来逐渐强大，依旧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最初连参与盟会的资格都没有。到秦穆公时期，秦国虽然早已取得盟会的参与权，但主盟权依旧以资深分封国为主。

再从“孔子西游不入秦”的传闻分析，儒家对秦以及秦文化的偏见，与孔子周游列国而不曾到过秦国亦有一定关系。为何孔子在周游列国时不来秦国？有人认为秦国出身于戎狄，民风彪悍；也有人认为秦人祖先不过是周王的养马人，偶然占有宗周故地竟不推行周礼，令习儒者愤懑。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然“孔子西游不入秦”的原因尚未有定论。《论语·泰伯》有这样一句话“危邦不入，乱邦不居”[7]111，似亦可解释孔子不入秦的缘由。在孔子周游列国的行程中，曾希望由卫国渡黄河而至晋国，但走到黄河边上，听到了晋国大夫窦鸣犊和舜华被杀的消息，临河叹息“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6]1926，子贡问孔子为何如是哀叹，在孔子看来窦鸣犊和舜华都是助力赵简子的贤者，然赵简子功成而杀人，实属不该。孔子讳伤同类，因此止步于黄河，后来还在陬乡创作《陬操》来哀悼窦鸣犊和舜华。这则记载虽然并未解释孔子不入秦的原因，但切实展现了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理念，推想其不入秦的缘由，大概与此相类。事实上，不仅孔子不入秦，孟子也没有来过秦国，孔孟都不曾入秦，这似乎成了儒家的一种“习惯”。直到战国晚期，荀子作为彼时儒家最具盛名的代表才来到了秦国，后来他的学生李斯和韩非子都为秦王效劳。然荀子、李斯、韩非毕竟晚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换言之，在《左传》主体完成的时代，儒家具有影响力的代表均如孔子一般“不入秦”，因此无论是秦人出身问题、还是秦人不行周礼、抑或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不入秦”似成为《左传》时代儒家代表性人物的习惯。因此，《左传》中对秦文化展现的抑制，也可能与之有关。

最后从人才角度讲，彼时秦国与东方各国相比，人才要少很多。严耕望先生在《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中统计了秦国的人才，史书中的主传加上附传再算上类传，秦国仅司马错、樗里子、白起、王翦、蒙恬、甘罗、乌氏倮、寡妇清八人较为突出。这其中，樗里子的母亲并非秦人而是来自人才辈出的三晋之地韩国；蒙恬和甘罗亦非秦人而是客卿的后代；寡妇清来自巴地，乌氏倮乃戎人，“真正秦人惟司马错、白起、王翦三大将而已”[8]51。这与三晋故地韩赵魏所出的子产、申不害、韩非、吕不韦、荀卿、公孙龙、巨子、平原君、虞卿、乐毅、廉颇、蔺相如、赵奢、张仪、李悝、信陵君、范雎、聂政等让人耳熟能详的人才相比，确实体现了云泥之别。更不必说与儒家文化重地的鲁国、道家文化重地的楚国相比。在百家争鸣的时代，秦人在学术上未曾占据太大优势，因此在《左传》中抑制秦文化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秦文化与东方各国文化的区别

春秋战国时期的秦文化，表现出很多独特之处。

首先从当时盛行的文化角度看。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然秦国并未有引领风尚的突出文化现象。其后，儒、道、墨、法、纵横各家引领风骚。儒家弟子多为鲁人；道家多出自楚国；墨家学人甚少记载籍贯，但修习墨家者以齐人、楚人居多；法家名士集中于三晋以及附近地区，其中韩国乃“法家中心”；纵横家按太史公所言则“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若论秦国在百家争鸣中略有影响的文化，当属兵家，白起、王翦均为善于用兵的名将，然而可惜的是，二者并未如司马穰苴、孙武、孙膑一样，留下兵法著作。换言之，如前文所言，秦国不仅本土人才稀少，争鸣的百家文化在秦地也就是法家独占鳌头，其余文化均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与东方各国的文化氛围确实不同。

再看秦国所奉行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精神。在秦国较为突出的人才中，巴寡妇清和乌氏倮精通商业，主要活动于秦始皇时期，这与《左传》的时代背景相差较远，不再赘述。在秦地较为盛行的法家文化，其核心并不在于“文化”，而在于“维护秩序”。法家文化在秦国乃是维护专制统治的一种工具，这体现着秦人对文化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精神。而在儒家文化重镇的鲁国，尽管习儒者众多，大师辈出，然儒家文化对于君主统治并未起到实际作用，只是在道德方面予以约束。同理，盛行道家文化的荆楚地区，“文化”亦非作为统治方式。将诸子百家文化付诸为君主专制的工具，且严格践行者，大概只有秦国了。因此，东方各国的诸子百家文化，可能或多或少会涉及政治，但真正演变成维护君主专制工具的文化似乎未曾见到。因此从这个角度说，秦国与东方各国践行诸子百家文化的方式不同，秦国所信奉的法家文化并不是一种学术，而是切实利用的统治工具，而东方各国文化则偏重于学术学说。

最后再从秦国民众个性方面比较，秦国与东方各国有显著的区别。

严耕望先生曾经这样论述：

秦本宗周故地，学术发展，不应远落后尘，然自丰镐陷犬戎，秦亦戎狄之属，风俗尚武，不重学术。孔门弟子，尚见两人，及商鞅变法有成，秦政尚法，能以客卿游仕于秦者惟有法家；其次纵横家；墨家节俭功利之教，稍能立足；其余诸家则少活动之余地矣。尤可注意者，秦国法家当政，不但政主专制，学崇一家，即同派学人，亦先居者排斥后来，如法家李斯之忌毁韩非毒杀之，墨家唐姑果排忌谢子斥逐之，秦太医令忌扁鹊刺杀之，此于他国极罕见，而屡见于嬴秦；甚矣，如秦者，不但政主专制，即社会人群亦富强烈排斥性欤。[8]53

最高统治者如君主，其余人才如李斯、唐姑果、秦太医之类，他们专制、排外、嫉恨杰出的同行，必想尽办法而毁之。这段论述可见秦国民众的强烈排斥性，而这在东方各国极为罕见。秦国与东方各国文化差异可见一斑。

四、余论

秦国和秦文化在《左传》中确实表现为抑制状态。究其原因，无非是因秦文化与儒家文化存在矛盾和冲突，加之秦人出身于戎狄，《左传》时代儒家盛行“不入秦”的传统，况且秦地本身并不出学术人才，因此《左传》对秦国及秦文化笔法微妙，在该详细叙事之处多一笔带过，极少立于秦人视角进行叙事，多将秦事作为晋事及楚事之附庸。诸子百家文化能否在秦国践行，与其是否具有实用性息息相关，这与东方各国的文化氛围大为不同，秦人极度重视文化的实用性，并且将文化转变为维护君主专制的工具。而《左传》乃儒家文化之代表，其重视精神层次的道德修养，亦重视自我的品德约束，功利性乃儒家批判之内容，因此左氏抑制秦文化亦在情理之中。

參考文献：

[1]雍际春.秦文化与秦早期文化概念新探[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4）.

[2]刘景纯.秦文化意象与秦文化精神[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3）.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赵东.秦文化与秦文化余续渊流——广义上的秦文化再审视[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2（3）.

[5]田文棠，杜乃俭.秦文化的历史构成与现代诠释[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7（6）.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张燕婴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严耕望.战国学术地理与人才分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作者简介：唐帅（1986—），女，汉族，北京人，文学博士，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

魏景波（1969—），男，汉族，陕西周至人，200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 《左传》与秦文化研究”（17JK0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