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兵

心理学中有一种现象叫作“超限效应”，源自于一则故事：作家马克·吐温在听牧师演讲时，一开始感觉讲得好，于是打算捐款，随着演讲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听得也就越来越不耐烦，于是从决定少捐一点到最终分文未捐，甚至因为过于气愤，还从募捐盘子里偷了2美元。这种由于刺激过多或作用时间过久，而引起心理极不耐烦或逆反的现象，就是“超限效应”。

在行政管理领域，“超限效应”并不少见。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喜欢搞责任转嫁，把不少原由上级部门担负的职责纷纷“甩锅”给了基层。有的基层负责人一年与上级党委政府签订的责任状、责任书竟多达三十余份，涉及安全生产、食品安全、防汛抗旱、网格化管理等各门各类。责任状、责任书多了，评审检查就跟着多了，社区管理、项目服务、征地拆迁、纠纷调解……这些大事小事本已耗尽基层干部的心力，现在还要时不时地为了应付检查准备材料、开会汇报、陪同走访，有时上午刚下通知，下午就要反馈报告。基层干部日常工作状态被打乱，被层层转嫁摊派的任务搞得头晕眼花、手忙脚乱，如“无头苍蝇”一样抓不住重点、找不到方向，往往因不堪重负而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昏招。最终，层层传导到基层的责任无法有效执行，政策落不了地，迟早有“兜不住”漏洞的一天。

责任可以分解，压力可以传递，但不能层层加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对于基层来说，层层加码的责任和压力，在“超限效应”下，有的因事务繁杂而疲于应付，有的因不具执法权而师出无名，有的因专业力量欠缺而有心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