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山

曾国藩对左宗棠有举荐提携之恩，然而在曾、左都功成名遂、位重势隆之际双方却突然失和而断交。一般论者都把失和之因归于双方负气之举，不过笔者认为背后或有隐情，甚至不排除曾、左在演一幕双簧，只是目前尚无直接证据，但仍有迹可循。

一

考察曾、左交往史，双方有两次失和。

咸丰七年 （1857） 二月十一日，曾国藩于江西瑞州 （今高安） 接到父亲病逝消息，立即上奏丁忧开缺，请求回籍奔丧。不等朝廷谕旨到达，曾氏即于二十一日偕弟国华离营启程回湘。

曾国藩如此急迫撒手回籍，似与此时江西战场困局与苦闷心情有关，或以此发泄对朝廷不满甚至要挟。

曾国藩自咸丰四年 （1854） 衡州起兵以来，名义上作为湘军主帅，但由于没有出任地方督抚，实际上无事权无财权，面临多方掣肘，且备受朝廷猜忌。

本来在咸丰四年八月湘军克复武昌、汉阳之际，咸丰皇帝欣喜之余命曾氏署理湖北巡抚，但旋即反悔，迫其离鄂东进江西，反将鄂抚实职改授与湘系不睦的陶恩培，以期牵制曾国藩。

从咸丰四年至七年，曾氏基本困于江西战场，难有大作为。而此时清廷与太平军作战整体形势居于下风。咸丰六年 （1856） 三月，扬州再度失陷，四月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战死；五月江南大营失陷，负责大营的钦差大臣向荣受惊吓于两月后卒于丹阳。

在如此恶劣时局及自身艰难处境之下，曾国藩接到父丧消息后，不待朝廷批复，擅自离营奔丧，当属深思熟虑之举，决非意气用事。

咸丰七年的左宗棠正值幕湘生涯中最忙碌之时。据 《左宗棠全集》 统计，是年左共写书信七十九封，比上一年多出二十余通，是幕湘时期最多的一年。信中所及大多调兵遣将，筹饷运粮诸多事宜。

尽管为军务忙碌，左宗棠仍关注曾父去世的消息，他在先后两次给王錱的信中提及曾父去世之事。

左本来认为此时江西战事胶着，朝廷必不会同意曾国藩丁忧回籍，曾也必不会擅自撒手离营，但他没料到曾不等朝廷谕旨匆忙回籍。对此，左直接表达了对曾氏的强烈批评。他先是致信曾国荃，批评其兄不待朝命，“于义不合”，何况正值时局艰危、军情紧急之时。接着，他又致信曾国藩，批评其“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并劝其尽快出山。

曾国藩原本打着丁忧回籍的旗号撂挑子，实则向朝廷要挟，以求获取更多事权，以摆脱自出师以来之困局。不想作为好友的左宗棠不但不理解，而且言辞刻薄，曾氏内心窝火，不再与左通音问。

此时曾氏无名之火并非完全发向左宗棠一人。前文所述，曾氏丁忧回籍本为要挟，原以为在此艰难时局之下，朝廷会即刻挽留，并马上授其巡抚实职，没想到遭到咸丰帝冷处理，被冷落近一年有余。

咸丰七年 （1857） 十月，咸丰帝才同意起复同在湘乡守制的曾国荃，令其赴吉安，统领吉安各军，但仍然冷落其兄。

直到咸丰八年 （1858） 四月，石达开部转战浙江，连陷江山、常山、开州、处州诸城邑，并进围衢州。时陈玉成部进攻皖、鄂边界诸城，李续宾只好率部回援皖、鄂，浙江无军救援，才迫使咸丰帝起用打入“冷宫”一年有余的曾国藩。

此次曾、左交恶，一年不通音问。随着曾氏重新出山，曾、左亦重归于好。

曾氏蛰居湘乡一年有余，对自己所作所为亦进行了深刻反省与检讨。在给其弟国荃的信中，他多次表示，回想历年所办之事，深感不当之处甚多。咸丰八年 （1858） 三月，曾国藩致信其弟：“弟劝我与左季高通音问。此次暂未暇作，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此亦兄长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此时曾左同在湖南，相距不过数十公里，却舍近求远，让远在江西的国荃转递，非为他故，面子而已。

查 《曾国藩全集》，咸丰八年正月至五月间信札均阙失，但从左宗棠四月二十六日复曾氏信中，尚可推测曾来信之主要内容：“沅浦递致手书，敬悉近状之详，喜慰无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似相持。……来书云：晰义未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由此可知两人失和之后，曾氏检讨自己“晰义未熟，翻成气矜”—— 在守制丁忧之事上没有候旨擅自行动，表明自己并没有真正明白忠孝之大道；而且还不听好友左宗棠之劝告，自尊自大。一番检讨之后，曾氏希望能得到左的谅解。左接曾书后，十分高兴，亦自我批评“负气相持”之毛病。

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复出，先在长沙逗留八天再起赴江西。此数日曾、左天天见面，商谈军国大事。十六日中午左氏设家宴宴请曾国藩一行，曾、左已和好如初。

此次曾、左虽然长达一年互不通信，但和好的基础依然牢固。双方失和之因仅为负气，随着曾氏出山重掌湘军，仍需依赖湖南这个大后方，且双方都有实现匡扶天下这个共同的宏愿。一旦曾氏主动示好，双方则和好如初。而待到同治三年 （1864） 天下大局已定，双方失和则无法复合，非为他故，时势异也！

二

曾、左第二次失和，以至于割袍断义的时间节点则正发生于同治三年 （1864） 六、七月间，此时曾国藩刚刚迎来克复金陵的盖世奇功，处于人生事功的巅峰时刻。而一年前左宗棠也被任命为闽浙总督，已与曾国藩平起平坐，而江南之军政大权几乎都落在曾、左之手。

查 《曾国藩全集》，曾致左最后一通信写于同治三年 （1864） 七月初二日。信中曾氏语气平和地向左通报审讯李秀成之情况；同时告知左自己身体每况愈下精力日颓，恐怕难以胜任两江善后事宜。

查 《左宗棠全集》 左致曾最后一信寫于同治二年 （1863） 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信中有“久未得尊处函牍，未知如何区画”之语，表明自从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手握更大兵权，已非受曾氏节制的巡抚后，曾氏主动减少了与左的联系。

同治三年 （1864） 七月二十九日曾氏上 《再陈裁撤湘勇及访查洪福瑱尚无端倪下落片》 中提及“十四日左宗棠寄臣一函”，但该函没能留存下来，双方日记中都没做记载。该信是否有意被毁掉，是否有关两人心事，不得而知。此后双方再无通信，老死不相往来。

曾、左交恶的直接原因就在于上文所提及的幼天王洪福瑱事件。

同治三年 （1864） 六月十六日，曾国荃部在围困金陵三年之后终于克复。二十三日，曾国藩上《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奏折中曾氏明确报告朝廷洪秀全已于湘军猛攻金陵的一月前服毒自杀，遗体埋于所居宫殿内；幼天王洪福瑱已于城破后举火自焚，李秀成藏于民舍被擒；另外，洪秀全的仲兄洪仁达等人亦被抓获。

奏折中，曾氏承认当夜四更城破之时，约有一千余名逆匪穿着湘勇服装，手持洋枪等，从金陵城太平门地道缺口逃出。但经过官军的拦截、追杀，包括太平天国巨王、幼西王、幼南王等诸首领及兵勇已在湖熟桥边被全歼。

收悉该折，朝廷欣喜异常。七月十四日曾国藩收到六月二十九日上谕：赏加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一等毅勇侯，成满清一代文人封侯之特例；赏加曾国荃太子少保，赐一等威毅伯。

然而仅过十天，曾国藩在由金陵返安庆途中，连接三道朝廷谕旨，指责其奏报洪福瑱焚亡之事不实，明确指出其已逃出金陵，而太平军逃出之余部全被捕杀之说更谬。谕旨严斥曾国藩的同时，令其查明究竟有多少余匪逃出，并从重参办防范不力者。

朝廷知晓洪福瑱等逃脱之事则出于左宗棠之奏报。七月初六日，左上《攻剿湖郡安吉踞逆迭次苦战情形折》，首次于奏折中提及伪幼天王洪福瑱出逃之事，而正是这份奏报直接导致七月十五日上谕对曾国藩的严词训饬。

曾氏六月二十三日上报全功折前可能并不知晓洪福瑱等出逃之事，但关键在于上折后不久就应当知晓此事，且至接到七月十五日挨训饬的上谕前有足够长的时间补救。

六月二十七日，曾國荃接李鸿章信，信中谓：“洪秀全必须戮尸，以抒众愤。其幼子想已窜出。”

从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十日，曾氏兄弟一直都在金陵，如此重大军情，九帅收悉后应当会立即告知乃兄。

七月初九日曾国藩致信其子纪泽，亦提及洪福瑱出逃之传闻：“伪幼主有逃至广德之说，不知确否？”

接到严词训饬的上谕后曾氏于七月二十九日上 《再陈裁撤湘勇及访查洪福瑱尚无端倪下落片》 中提及，在七月十一日至十四日间，刘松山、杨昌濬、左宗棠等先后来信告诉了伪幼主出逃之事。

也就是说，从六月二十三日上报功折至七月二十四日收到朝廷训饬上谕，曾国藩早已知晓伪幼主出逃传闻，该传闻一旦坐实乃欺君大罪，曾氏完全来得及补写一折作些交待。曾氏不作任何补救，除了心存侥幸，是否还有其它考虑呢？

曾氏兄弟已立盖世之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朝廷乃至民间对他们的猜忌亦达顶峰。此时洪福瑱等几条漏网之鱼已成强弩之末，朝廷最大的担心恰是此时已立奇功或尾大不掉的曾氏兄弟，朝野上下心知肚明。

事实上自曾氏举兵之初，朝廷的猜忌与牵制即随之而来，对此曾国藩一直谨慎行事，小心应对，为什么在理应更小心谨慎之时却贪此全功？恐怕是以贪功而自污，正如其在金陵城破之后纵容其弟屠城并劫掠，同样是出于自污的考虑。而这些行为与他作为理学家之身份，与其试图成就“三不朽”之宏愿极为不符，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曾氏熟读 《二十四史》，王翦、萧何故事理当印象深刻。此时的曾国藩正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故效王翦、萧何故事以自污，以表明自己绝无野心。同时他在朝廷及天下人面前制造自己与其他统军将领特别是与此时朝廷最为信赖的左宗棠的矛盾，试图打消清廷对湘系集团的顾虑。试想洪福瑱逃脱之事一旦坐实，则纸包不住火，即使没有左宗棠上奏，朝廷亦会知晓。为这件事而与左绝交，是否别有考虑？

在同治三年 （1864）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接到朝廷训饬谕旨的这两天，曾氏日记没作任何记载，没有任何反省，不符合作为理学家的一惯行事风格，是否早有预见或成竹在胸？几天之后曾氏上 《再陈裁撤湘勇及访查洪福瑱尚无端倪下落片》，对左宗棠大肆攻击，说二月间左宗棠攻杭州时，康王汪海洋、听王陈炳文等的军队逃出十万之众 （显然夸大），朝廷并未纠参，而此次金陵城破仅逃出数百人，也应暂缓追究。此折已在朝廷面前制造自己与左宗棠的矛盾，再加上曾氏主动裁军，而这正是朝廷最希望看到的。

至于左宗棠事先不向曾氏通报，直接向朝廷奏报洪福瑱出逃之事，也应有在朝廷面前制造自己与曾氏兄弟并非浑然一体之印象。此时左宗棠早已是闽浙总督，在江南统军将帅中地位仅次于曾国藩，几乎平起平坐，对朝廷的猜忌也应有所提防。

九月初六日，左宗棠上 《杭州余匪窜出情形片》，对曾国藩攻击其致十余万太平军全数逸出之事进行反击，说当时杭州、余杭两城之间有六十余里，未能像金陵那样合围，且否认有十万之众逸出，并说自己早就告诉过曾国藩须派兵防守广德，曾氏始终不听，致伪幼主等最终从广德逃脱。

有趣的是，朝廷对于曾国藩七月二十九日所上为己辩解且攻击左宗棠之折并无回复；相反，对于左宗棠九月初六为己辩护之折立即下旨声明不会追究，反而高度赞扬左“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并告诉左，朝廷对其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再接再励，成为一代名臣。清廷显然在扬左抑曾，个中心态，值得玩味。

此后曾、左交恶，再无私交。虽然曾国藩照样位居高位，实际上是在临深履薄中过完自己余下的政治生涯及生命历程。相反，左宗棠一步步走向其事功的顶峰：追歼太平天国余部，受封一等恪靖伯；平定陕甘回乱，收复新疆，出将入相，成为有清一代汉人官员非进士出身者拜内阁大学士惟一之人。

三

曾、左虽不直接通音问，但仍关注对方。曾氏在与左断交最初两年，是其政治生涯中最为谨慎之时，此时曾氏门生故旧仍满天下，朝廷对其防范并没有完全放松。这两年曾氏日记很少提及左宗棠，在给友人书信中提及左，多有埋怨、批评成分。这是其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还是有意向世人表明他与左的不和呢？

同治五年 （1866），郭嵩焘由于左宗棠的参劾辞去署广东巡抚一职。郭与左是同乡好友兼姻亲，且郭对左有恩。而郭与曾氏关系更为密切，情感更深，且两人是儿女亲家。左弹劾郭同时举荐蒋益澧代郭。蒋虽亦为湘乡人，但出自王錱部下，与曾氏关系疏远。此时左接连几次参劾郭之举实际有意向朝廷表明他与曾氏湘系集团决裂，此举也正合清廷之意。

郭嵩焘去职之后，曾国藩致信郭嵩焘仲弟崑焘 （郭崑焘与左宗棠当年同为湖南巡抚的左膀右臂），批评左参劾郭当属忘恩负义，“以石交而化豺狼，诚不能无介介”。而就郭去职之事致信同样是郭嵩焘至交的陕西巡抚刘蓉 （论私交，曾、郭与刘三人感情最深），却认为郭不太适合做督抚，批评左的成分却不多。而一年之后 （1867） 刘长佑去直隶总督一职，曾氏再次致信郭崑焘：“近日原（杨岳斌）、霞 （刘蓉）、筠 （郭嵩焘）、沅 （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 （刘长佑） 复继之。吾乡极盛，固难久耶？思之悚惕。”曾氏本人对此心知肚明，凄惶之情亦溢于言表。

同治六年 （1867） 三月，曾纪泽来信告知父亲，听说左宗棠再次参劾李元度，并向其父反映闽人以歌谣的方式表达对左宗棠的不满。曾去信明确告知儿子，此二者都不可信，并告誡儿子不能对左宗棠、沈葆桢 （此时沈亦与曾氏失和） 心存丝毫意见，只要互不往来即可，并于信末连写两个“切记”，个中因由，值得玩味。

同治六年 （1867） 以后，随着曾氏旧部陆续去职，朝廷对曾氏的戒备大可不必如从前。此时曾氏与家人、朋友信函中常常提及左宗棠，对于其西北用兵也十分关注，并对其弟国荃盛赞左氏的西北军事行动。

同治九年 （1870） 十月初九日，慈禧太后召见曾国藩，问及刘松山阵亡对陕甘用兵损失重大之事，曾氏回答：“鄙意左帅调度并无乖失，断无轻于易置之理。”曾、左断交，时过境迁，朝廷对曾国藩再也无须戒备，曾氏此时大多都能秉公持论。

四

至于曾、左失和断交之后，左对曾及其家人的态度更值得玩味。

曾、左虽无直接往来，左也如曾一样关注对方。从同治四年开始，左宗棠与朋友通信中频频提及曾国藩。

同治四年 （1865），左致信浙江按察使杨昌濬，逐一点评曾国藩、刘蓉与郭嵩焘，认为此三人虽自视甚高，性格执拗，但在个人操守方面可作人之楷模。此时左仍把曾当作朋友，至于当初为什么要弹劾曾，他认为是觉得朋友之间有缺点应当指出，不必遮掩。为什么不先向曾氏通报而直接参劾？是否故意在朝廷面前制造左与曾的隔阂与矛盾？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证明，但从那以后，朝廷日益信任与倚重左宗棠却是不争的事实。湘系集团在军事领域的核心人物也正是从那时开始，逐渐从曾国藩转至左宗棠。晚清历史上也没有发生“兔死狗烹”的历史轮回。

同治五年，左宗棠致信江苏巡抚马新怡，询问曾国藩病情。据 《曾国藩全集》 统计，从同治三年 （1864） 至同治十一年 （1872） 曾氏去世前的八年间，曾在书信中提到左宗棠的达十八次之多。而据 《左宗棠全集》 统计，从同治三年 （1864） 至光绪十一年 （1885） 左宗棠去世前的二十一年间，左在书信中提及曾国藩则达四十八次之多，可以说对曾国藩的思念贯穿于左宗棠的余生。

特别是得知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左宗棠悲痛异常。左致儿子孝威信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

当时左正督陕甘，马上派人送赙银四百两，并送去了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知人之名，谋国之忠”，这是对曾氏极高的评价，且很早之前左向朝廷上折中就表达过，并非曾氏去世后的套语。“同心若金，攻错若石”，肯定他与曾氏同心同德是主流，相互攻错不过是支流而已。

更为罕见的是左宗棠在挽联中署上“晚生左宗棠”。此前他从未在曾氏面前如此自谦过，甚至包括曾氏升任协办大学士、大学士之后。按满清官场惯例，官员须在大学士、协办大学士面前自称“晚生”。光绪元年 （1875），曾国荃致信左宗棠，祝贺其升任协办大学士，按规则谦称“晚生”。左回信中回忆起当年曾国藩升任协办大学士时允许自己不称晚生的故事，让曾国荃不必如此。当年，曾国藩在复左宗棠信中引用戏文“恕汝无罪”，为左开脱。如今左宗棠又将这句戏文在复信中送给了曾国荃。这样的故事很难让人相信曾、左会失和交恶。

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荃就是乃兄曾国藩的影子。而事实上左宗棠与曾国藩不通音问之后，却与曾国荃关系更为密切。

同治三年 （1864） 曾、左失和，第二年左与曾国荃亦无通信，第三年仅一封书信往来。此两年为曾、左关系的敏感期，可以理解。但到了同治六年 （1867） 左致曾国荃书信达八封，俨然是关系最为密切的老朋友。

同治五年 （1866） 八月，时任湖北巡抚曾国荃上 《劾督臣疏》，弹劾湖广总督官文。曾国藩获悉后大为着急，担心朝廷偏袒官文，因为他出身于满清贵胄。而左宗棠一开始就明确支持曾国荃这一举动 （其中也许有左与官文的私人恩怨）。至于陕甘用兵之事，左氏也常征询曾国荃意见。光绪十年 （1884） 左由于身体原因请辞两江总督，同时力荐曾国荃继任。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也做到力所能及的照顾与帮助。

首先，极力支持并推荐曾纪泽。

光绪六年 （1880），曾纪泽奉命出使俄国、英国，与俄国谈判收复伊犁之事，事关重大，使命艰巨。左宗棠称赞其“遇事一力承担”，“办事尚为得体”。

光绪十年 （1884） 闰五月，左宗棠刚交卸两江总督一职回京，复入职军机处，即上 《遵旨保荐人才折》 举荐曾纪泽，认为他学识宏博，精通经史，对西方各国情形了如指掌，奉旨出使办理外交，不卑不亢，举止得体。在左看来，曾纪泽实现了其父未竟之志，又实现了邦交各国对大清的敬意。他认为曾之才干高于刚署理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希望朝廷能简任曾纪泽为闽浙总督或两江总督。果真如此，既能稳定海防，又能平息西方各国的嚣张气焰。由此可见左对曾纪泽的器重与极力提携举荐之力。

其次，左宗棠资助曾国藩次子纪鸿并对曾氏侄子纪渠亦多有照顾。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极力提携并重用曾国藩女婿聂缉规。

光绪七年 （1881） 九月，左宗棠离京出任两江总督，安排聂任职上海制造局，月薪五十两。时制造局总办为李兴锐 （后亦官至两江总督），李认为聂缉规年轻纨绔，别无所长，不同意他任职制造局，但为照顾左宗棠面子，可以为聂开薪水。

左宗棠回长信答复李兴锐，说自己并不认识聂，是好友王著农等人推荐说聂“有志西学”，并不是为薪水而来安排一个闲差。至于对聂的评价也不能以一时为据。在信中，他还回顾了自己与曾国藩的交往，“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存也。阁下以为然耶？否耶？”论及与曾国藩的关系及自己照顾关心曾国藩后人的举动，毫无隐讳，坦城而真实。

在左宗棠的坚持之下，聂缉规得以任职上海制造局，成就一番洋务之才。左去世后，聂先后出任江苏、安徽及浙江巡抚，亦足见左氏识人之明。

聂缉规妻子即曾国藩满女曾纪芬 （晚年号崇德老人），聂次子娶左宗棠长孙女，两家成为姻亲。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曾、左失和至不通音信，实际上是特殊的形势造成，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造成双方因怨恨而交恶。自同治二年 （1863） 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始，天下精兵几乎集中于曾、左两位湘系要员之手。清廷固然关注剿灭太平军事宜，但对湘系集团的猜疑与防范也始终是头等大事。当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曾国藩此时即主动减少与左的往来。仅从 《曾国藩日记》 所记录的通信情况来看，即可看出同治二年 （1863） 开始双方已主动减少往来：咸丰十年和十一年八十四封；同治元年三十五封，二年则直线降为十一封，三年仅五封。随着金陵城破，太平天国余部事实上已成强弩之末，清廷此时最担心的早已不是出逃的幼天王洪福瑱及其余党，恐怕是手握重兵的湘系集团了。所以当清廷几天之内连发谕旨对曾国藩严词训饬应当别有所图。对于曾国藩而言，防止兔死狗烹的悲剧重演，最好之法是自污，是主动裁军，同时向朝廷和天下表明：曾、左作为两个方面军的主帅关系其实是不协的。“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两个正人君子断交，有没有必要闹得沸沸扬扬，让天下人共知？

（选自《书屋》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