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巧

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城镇发展达到了一定规模，随着城镇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口增多、经济繁荣，房价也大幅度增高。一些得势权贵和豪门富户广置房产用于自住或出租，而普通百姓乃至清廉自守的官员却买不起像样的房子，尽管宋代官员的俸禄在历史上绝不算低。

宋代初期，政府不向官员提供住房，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宋神宗即位后，宰相级别的官员才有官方府邸，而其他大宋朝众多官员们只能自己解决住房。好在宋代自京城到各地州府都有官房可租，由一个叫“店宅务”的机构管理，官员没有住房的，可以向“店宅务”申请租房。

北宋官员王禹偁曾指出当时大城市的房价：“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非勋戚世家，居无隙地。”——京城房价极高，寸土寸金，绝不是一般人所能问津的。

其实，一些有实力的朝廷高官也成了购房主力，他们除了自住外，多数用于出租。

宋徽宗朝的宰相何执中，“广殖赀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多数房产用于出租，“日掠百二十贯房钱”，每日租金收入120贯钱，折算一下，每月房租收入大概3600贯，是他宰相俸禄的8倍。

而被称为北宋“六贼”之一的朱勔，深得宋徽宗宠信，巧取豪夺，广蓄私产，“田园第宅富拟王室，房缗日掠数百贯”，绝对是官员中的房地产大户，后被处死。

南宋初年号称“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不仅在杭州有朝廷分给他的一幢别墅，他还在苏州、镇江、绍兴、嘉兴、南京等五地分别购买和兴建豪宅用于出租。有名的奸臣秦桧的房产更多，据说他死后，光他的孙子秦埙的名下就有六千亩地和十三处房产，其房产总量更是可想而知。

要说为张罗房产大费心思，宋真宗朝宰相丁谓算是一个。《东轩笔录》 记载：“丁谓为宰相，将治第于水柜街，患其卑下，既而于集禧观凿池，取弃土以实其基，遂高爽；又奏开保康门为通衢，而宅据要会矣。”—— 他投资房产的第一步，是在汴京水柜街购置了一块地皮，因水柜街地势低洼，经常积水，所以地皮价格便宜。地势低洼难不倒聪明的丁大人，第二步，他下令在集禧观里挖了一个大水池，将挖出来的土用来垫高水柜街的地基，这样丁家的房子就建得又高又敞亮，也就意味着房产升值了。第三步，经过一番“科学论证”， 丁宰相又向朝廷奏请开辟水柜街附近的保康门为交通干道，皇帝准奏，于是，水柜街一下子就成了帝都汴京城的繁华地段，地价与房价呼呼上涨，而丁宰相的房子很“巧合”地处于商圈要害位置，“据要会矣”。原来一块“丑小鸭”地皮，被聪明的丁宰相运用技术手段和权力之便，炒作成了高贵的“白天鹅”，实在让人惊叹！但是，丁谓的行为当时就被很多士大夫嗤之以鼻。

宋代还有一个因官员过度留恋别墅生活而误国的例子。南宋末年的权相贾似道，皇帝将西湖葛岭的一座豪华府邸赐给了他，他醉心于西湖的别墅生活，“五日一乘车船入朝”，实际上根本不尽心国事，“军国重事 （贾） 似道于湖上闲居遥制”，致使朝政混乱，国事日衰，被人嘲讽“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钱塘遗事校笺考原》）。最后，贾似道因误国被贬、被杀。

再看看两宋时期清廉官员的住房状况。

如前文所述原因，宋代大多数官员尤其是清廉的京官们只能租房居住，“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者，比比皆是”。

《宋史·杨砺传》 记载，宋朝第一个状元杨砺官居枢密副使 （相当于副宰相），不得不租宅店务的房子住，去世后，宋真宗登门悼念，发现杨家“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 高官杨砺租住的房子位于狭窄巷子深处，连马车都进不去。

宋真宗朝的宰相寇准一生清廉自守，尽瘁国事。《丁晋公谈录》 中记载：“寇准出入宰相三十年，不营私第。”为此获得朝野赞誉，当时有名的处士魏野赠诗给他：“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以诙谐的笔调，赞扬他为官不谋私利的高尚品质。美名传千里。寇准的清廉之名传送外邦，一次，辽国使者访问大宋朝，在国宴上直接就问：“谁是‘无地起楼台宰相？”—— 尴尬的是，这时的寇准已经被朝廷贬谪了。

再来看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考中进士后，工作了好多年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说，在京城工作这些年，一直就在小胡同里租房子住。

其实，宋代很多官员也尝试依靠正当积蓄购置房产的。

《东轩笔记》 记载，熙宁九年 （1076年） 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隐江宁府 （今南京），在江宁府城东门和钟山的正中间购置了一块地皮，“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他将建造的这座宅子称为“半山园”， “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但避风雨，又不设墙垣，望之若逆旅之舍”，连个围墙都没有，实在与他曾经的宰相身份不相称。

元丰七年 （1084年） 春季，王安石生了一场重病后，就把这座 “半山园”和附近的几百亩田产捐做了“报宁禅寺”。而后，王安石全家在江宁城内秦淮河边上租了个很小的院子居住，再也没有建造宅第。租的这座小院子实在不怎么样，王安石在诗中描述：“火腾为虐不可摧，屋窄无所逃吾骸”—— 素有“火炉”之称的金陵城，尽管夏天热是极其有名的，但是，930多年前这位老宰相竟然为防暑而焦虑，实在让人为之心酸—— 他不是没有条件过惬意的养老生活，而是自己放弃了。

群众的心里是雪亮的。后来，南宋一位宰相李壁在王安石这首诗下批注：“元丰末，公以前宰相奉祠，居处之陋乃至此，今之崇饰第宅者，视此得无愧乎！”

陆游的祖父陆佃为官四十多年，官至副宰相，从不给自己谋私利，“楚公仕宦四十年，意无屋庐”（《家世旧闻》），元祐年间，他回老家守制，没地方居住，就借住在寺庙里。退休后，终于在老家卧龙山下买得一块地皮，想盖座像样的院落，却限于财力一直没能如愿。

宋神宗朝的名儒邵尧夫，居住洛阳时，一帮官员朋友和学生一起凑钱为他买地盖房，而且也都随着他在洛阳购置田宅，其中有曾任宰相的好友富弼，“富韩公命其客孟约买对宅一园，皆有水竹花木之胜”（《邵氏闻见录》），为的是可以经常往来交流学问，“自此可时相招矣。”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也在洛阳“买园于尊贵坊”，盖了座庄园起名“独药园”，经常与邵尧夫来往。

再看宋哲宗时的宰相苏辙，一直租房，有朋友建造了新居，苏辙写诗祝贺：“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儿孙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寿八十知已难，从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 既是祝贺，也是满肚子心酸！崇宁二年 （1103年），退休的苏辙终于在小城市许州盖了新房，欣喜之下，写诗抒怀：“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

关于房产，苏辙的哥哥、大名鼎鼎的历史名人苏轼也好不到哪里去。元丰七年 （1084年），蘇轼路过江宁府时，曾经是政敌的王安石把他当成知心朋友加以接待，“尽论古昔文字”（《西清诗话》），惺惺相惜，王安石还劝苏轼在金陵城购地建房养老，苏轼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最终没能办成，苏轼写信给王安石：“（苏） 轼始欲置田 （宅）金陵……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苏轼文集》卷五） 可见，当时金陵城 （今南京） 的地皮价格就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得起。

俸禄颇高的大宋官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住房之紧张更不必说了。在两宋的京城里，一家三代挤一座小房子的事情，很常见。看来，城镇化加速造成住房紧张的状况早在宋代就充分显现了出来。

（选自《看历史》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