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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药中寻找新药到中药现代化

2018-09-18曾庆雨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下半月 2018年6期

曾庆雨

【摘 要】 民族医药学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医学传统和体系,这个体系由有记录的“文传民族医药学”(Ethno medicine on word traditions)以及“口承民族医药学”(Ethno medicine on oral traditions)两大部分构成。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对上述两个构成部分都应当予以重视。通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发展,民族医药学在21世纪初,成为日益完善的、古老而新兴的学科。文章通过对曾育麟教授民族药学理论构建及其实践的回顾性分析,对该学科的形成发展以及中药现代化进行探讨。

【关键词】 曾育麟;民族药;中药现代化;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8)12-0134-05

1983年,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召开了首届全国民族药学术会议,中国药学界的一个新名词——“中国民族药学”在本次会议正式诞生,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医药学研究领域将被开拓,那就是中国民族医药学。中国民族医药有别于传统的汉族中医中药,它自成一体,别有系统的观点,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完全认同,可见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

1987年,在印度举办的首届国际民族医药大会,曾育麟《从民族药中寻找新药》一文引起各国与会学者的普遍关注和赞扬,其也成為云南省民族医药研究的先行者与奠基人,继而越来越多的学者踏上了挖掘、整理、开发民族医药的征程。跨世纪以后的十年,民族药一词已经得到相关学科的普遍认可,并建立起了自己的学科研究及教育体系,也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和理解。2017年7月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明确:“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这标志着国家第一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了中医药包括民族医药的重要地位、发展方针和扶持措施,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故而有必要对民族医药学科形成发展做出一些历史性的回顾,也对隶属于中药这一领域中的民族药现代化进行探讨。

1 筚路蓝缕:《玉龙本草标本图影》及其他

与《滇南本草》相比,《玉龙本草》的知名度远逊,但内行人士皆知云南滇北(西北)地区本草汇聚编著最重要的是《玉龙本草》。正是这一南一北两部本草,撑起了云南民族药用动植物谱系的主体构架。目前能找到最早、最可靠的版本是于1959年出版的《玉龙本草标本图影》[1](以下简称《图影》),这部一改李时珍《本草纲目》式的传统本草书写结构模式,对古老的《玉龙本草》中所收集的药用植物,以现代植物学的编写方法进行了重新分类和鉴定,并采用国际通行的标准方法,用拉丁文对植物进行命名,以满足专业性的科属比对需求,且标本的制作十分规范,体现了编著者高水平的专业素养,以及所具备的现代西方药物学科的操作理念。《图影》共收入药物标本328种,其中图影的制作,达到了图文并茂,十分有利于读者的辨识和理解,这是传统本草书籍所不具备的功能。《图影》的出版,不仅是对濒于毁灭的纳西族古老民族医药典籍的整理和抢救,更是运用现代的药学理论对传统药用植物与用药方法进行标准化整理的一个成功尝试。这种以西学手段灌注于中国古老医药典籍整理,并由此产生对传统药用植物与用药方式应该要有标准制定的想法,在当时实属超前的理念,与曾育麟的求学经历和就业时局紧密相关。

曽育麟(1930-),字宪宗,号仲平,四川成都人。1947年,17岁的曾育麟考入当时的华西协和大学,1952年,毕业留校的曾育麟响应号召,主动申请赴云南边疆工作。当时全国行政辖属以地区划分,云、贵、川三省按军制划为大西南局。曾育麟由大西南局分配到新建的云南省药品检验所(以下简称药检所)工作,担负起了云南区域内的民生用药、医疗用药等质量把关的重任。

作为技术带头人,曾育麟着手规划药检所的格局和建制,设立各个不同的功能部门,除了主导这些行政管理的布局外,面对当时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实行的最严格的经济封锁,全国西药制品严重匮乏的局面,如何保证云南地区医疗看病用药的需求?如何保证普通民众的用药安全等问题,成了他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百废待兴之际,他做出的第一个决策就是做市场调查,掌握第一手药品供给状况的材料。在调查中曾育麟惊讶地发现,本地中药材之丰富完全能满足民众的基本医疗需求,甚至某些需要抗生素类药品治疗的疾病,也可以尝试通过云南的地方药材来治疗。但同时他也敏锐地看到当时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云南药材市场管理十分混乱,药材真伪的识辨和使用都是经验性操作,全无标准可言,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作为一个接受过现代西方药物学专业学习的研究者,曾育麟十分清楚,没有实地勘察和实物比对的经验,没有实验室里确凿和严格的分析数据支撑,药材真伪辨识的手段,药物使用安全标准数据的获得都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为了填补自己在地方药用植物知识上的空白,他常背着一部老旧相机,走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踏遍云南的山川河流,访问上百位药农、药工,相机有故障了就用手绘植物图样,从根、茎、叶、果、子的形状,到界、纲、类、科、属、种的准确鉴别,再到形、色、味、效的详尽记录。终于完成了滇北(西北)地区的药用植物典籍——《玉龙本草标本图影》的编著工作,成就了中国第一部图谱式地方本草典籍。

然而,《图影》的出版只是他所从事的民族药研发事业开端的一小步。与此同时,曾育麟主要参与的另一项工作,即对云南白药原料调查、配方核实,以及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所需要的药品标准制定、原料供给可能性等重大问题的论证。该项工作因周恩来总理的过问,成为当时云南省医药工作中的一项大事。1958年,《图影》还在编写中,而“云南白药原料金铁锁的研究”、“热带药用植物的调查”两个项目已完成,他由此涉入对云南彝族医药体系的深入探查,获得了云南热带地区药用植物的第一手资料。这一年里的勤奋工作,多篇优质学术论文的发表,使年仅28岁的曾育麟荣获1958年“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大会成果奖”。以此为始,他研究成果多样而卓著,迅速成为中国药学界的新秀而声名鹊起,影响渐大。

入行六年的曾育麟,已对云南各民族医药文化历史的钩沉、研究与实验、药材的鉴别与有效成份分析、药品的标准化制定等有了一整套的思路。他意识到这是十分庞大的事业,他必要穷尽一生把民族医药这一个宝藏挖掘出来,为人类健康服务。论文《云南三分三的调查和生药学研究》[2]、《云南金刚散的调查研究》[3]等多篇优秀论文的发表,填补了药用植物原產地研究的空白。而《中药形性经验鉴别法》[4]的出版,基本解决了药用植物采集收购中出现的辨识、误判等长期疑难问题。

2 继往开来:《中国民族药志》及其他

20世纪80年代,曾育麟主编的《中国民族药志》(一、二卷)[5]的问世标志着“民族药”概念的规范界定和药物标准化进程的跨越发展,这是民族药走向现代化,走进国际视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此之前,曾育麟参加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77版)时,他以扎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据理力争,促成国家级药典对民族药物的收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国家药典中第一个拥有民族药标准的国家,结束了民族药没有法定标准的历史。为了完善各民族药的标准化,他倡导和组织有藏民生活的六省区民族医药工作者,共同完成了《藏药标准》(1998),收载藏药材174种,藏药成方290个。主持编制了《云南药品标准》,收载了包括20个民族的75种民族药标准。民族药标准化的实现,为民族药的新药开发和市场运作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技术性和法定性支持。

曾育麟很清楚,民族药要被充分认识和研究挖掘,除了继承,更重要的是培养研究型人才。1985年,为了恢复和重建云南中医学院中药系,曾育麟被调入高校,他由研究者转变为教育者,由实验室走进了课堂。从人员调配到实验室规划,从财务预算到学期课程安排,事无巨细,全身心投入,废寝忘食。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建设了民族药教研室,他亲自编写《民族医药概论》讲义(后以《民族药学》定名,在1989年由云南中医学院作为专业选修课教材印制),为学生讲授关于民族药的基本概念和常识,云南中医学院亦成为全国首家专业培养和系统教授民族药理论课程的大学。在教学过程中,他对以往民族药用植物调查、用药经验总结、方剂的实验分析等积累下来的大量资料,做出具有理论意义的梳理总结,通过客观而具有深度的审慎思考并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医药学传统和体系,这个体系的构成是两大部分:即有记录的“文传民族医药学”(Ethno medicine on word traditions),以及“口承民族医药学”(Ethno medicine on oral traditions)。作为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这两个构成部分都应当予以一样的重视。正如他为《土家族医药学》一书中所作的序所言:“任何一个民族有没有本民族的传统医药学的问题,尤以对没有本民族文字者而言,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民族、历史、医药学总是密切联系着的,只承认其中之一或妄图否定其中之一都是无望和荒谬的。最终让有志者用事,去一个一个地证明吧,像这本《土家族医药学》[6]那样。”基于这样的观念,他不仅在文章《民族药的概况及展望》[7]中阐释其观点,更是身体力行,主持云南少数民族医药传统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如《档哈雅》(傣族)[8]、《聂苏诺期》(彝族)[9]、《德昂族药集》(德昂族)[10]以及普米族、水族、基诺族和佤族的医药书籍。每个民族在本民族的医药史上都大量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化发展痕迹,不惟汉族医药才有。培养民族医药人才,也不仅仅是单一向度的线性传承,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发现,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亦属于中华大文化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应因社会发展的时间延展或是教育引导的偏误而湮没不存。

第二,民族医药与中医药体体系的差异存在,不会形成中药与民族药的对立,相反二者是互补的。大量的实证材料表明,中药与民族药的使用情况大相径庭,很多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中药不用的民族药离不开,中药少用的民族药却常用;同样的药物中药使用的部位、方法、病症在民族药使用中相似者少,相异者多。这就给后来的研究者对病理、药理同异性进行剖析的科学性验证、提炼、精细化等方面,提供了巨大无比的研究空间。这既能弥补中药药用范围的空白,也是以天然药物抗衡化学合成药物不利因素的重要法器。由此,从民族药中寻找新药的主张便应运而生。当然,药学是一门最客观的实证性科学,再好的主张也必须要付诸实践。从民族药中寻找新药的实证有:从纳西族药三分三中成功提制出硫酸阿托品,快速终结了我国依赖进口的历史;从傣族和汉族均使用的“臭油”中研制出中国稀缺的新型栓剂基质——香果脂,再次填补空白,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历年版均对其收载;从民族药用植物萝芙木中研制成功当时紧缺的高血压用药降压灵;还有一批原料名称仍在产权保护有效期内,以民族药为基础研发出来的新药,如可供口服亦可外用的孔雀万金油,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傣血通,防治中风的龙灯胶囊,主治肝胆病的青叶胆片,用于放化疗和白血球降低症的升高白血球用药的千金藤素片。而诸如血塞通、昆明山海棠片、益脉康、治近定眼膏等,已成为了常用药而为民众所熟知。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便有了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首届国际民族药大会上获得金质奖章的成果形成,即《从民族药中寻找新药》论文,引起了世界同行们的共鸣。

在扎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一年的教学科研建设,云南中医学院中药系在1986年成功申办了民族药硕士研究生学位点,并在同年招生,成为当时云南省高校为数不多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这为民族药的发展做了高级人才的储备,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民族医药研究者建立一个学术园地。另一方面曾育麟积极筹办学术刊物,落实刊物的批文、资金、编委会人员构成等。1992年7月,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研究会主办的第一期《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正式出版,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曾育麟为该杂志的主编,一干就是十几年。《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的成功出版发行,为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民族民间医药的学术研讨提供了平台。

专业人才的培养、系统理论的构建、学术刊物的创办、药用价值产品的研制等,是民族医药研究领域不断壮大的重要因素。民族医药踏实地服务于万千民众的治病需求,在近半个世纪的奋进和努力中,成为了一个新生的学科领域,得以渊源流传,造福于民。

3 推陈出新:《向历史要药》及其他

曾育麟发表于1986年的论文《向历史要药》[11]在当时并未引起多少关注,如今再读这篇论文,不难发现文章中涉及到今天一个非常重要也很急迫的问题,那就是药用资源严重匮乏当如何解决?这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发问,它充分显示出一个科学家所具有的敏锐头脑和前瞻性眼光。曾育麟在文章中指出,面对天然药用资源因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尤其是土地污染,山林水土流失,药材资源的供给能力日渐萎缩的状况,当可从两个方面寻求应对之策:

其一,从历史资料的存留中深度梳理,把大量可作为药用的植物、动物、矿物资源挖掘出来,对目前药用资源可起到有效的查漏补缺的作用。文章通过大量的资料列举,证明了历史典籍记录留给今人的很多利好,同时也提醒今人,应继续整理和出版还在流失的医药典籍,记录现在的民族民间医药行迹,对历史做出有效性的延续,因为今天是未来的历史。

其二,指出采用人工培植药用植物的可行性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人工培育动植物,规模化种植,虽说是一条满足药品工业化生产,规范市场化运作的最佳途径,但是对于培育中可能产生的药性衰减,种植中出现的品种退化,土地污染后置影响等问题,都须要有足够的认识,要保持高度的重视,不能仅为各种利益的所获,而放弃了药品本身是一种特殊商品的基本概念。科学的培植,应该更多向历史学习,采用传统方法中的科学理念和方法,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养分,为规模化种植服务。

这篇论文虽然简明,但内涵厚重。充分说明随着天然药物越来越被医药工业和药品市场所青睐,新药研制课题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态势已经形成。换言之,研究一个新药,不仅是药物本身的基础研究、临床功能研究、毒理药理研究,还要考虑产地环境变化,考量野生与人工培植的同异性等因素,重视生产工艺的科学化等。例如,在灯盏花素的发现过程中,曾育麟通过普查,发现了苗族、彝族、白族、纳西族和藏族都有使用植物灯盏花入药,民间医生入药主治口鼻歪斜等中风后遗症,普通人家则当作菜肴食用。通过实验室提取了灯盏花中的重要成分灯盏花素后,药理实验并无效果。面对失败,曾育麟不放弃,勤思索,再次奔赴丘北,一次次走访当地民间老医生,终于了解到灯盏花在民间使用须是用油炒过方才有效。他藉此认定,实验失败的原因应是提取方法的问题。之后,根据他的提议改用脂性溶媒获得了成功。而今,灯盏花素片剂和针剂均成功上市,并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抢救用药之一。由此可知,对民族药研究外延的关注,不仅是一个研究方法和路径的问题,更是促使中药走向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

如何去实现中药的现代化?曾育麟认为,从向历史要药入手是重要的途径。首先,对固有的中药内涵进行更新扩容。21世纪的中药概念,应该是包括中华各个民族药的药用药方内容,而不再是仅有汉族一脉的药用药方。其次,仅依赖传统的原料构成和制作工艺已经很难满足当代人类的用药需求,中药现代化的问题,必然成为新药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而所谓的现代化,不仅只是设备和制作的先进,更是剂型、检测标准与手段、效用组合与提取工艺等富含科技含量的高水平成果的集合,且一切的研究成果还必须能够充分转化为市场所用,能产生真实的社会效益,能够真正服务于人类的健康。

曾育麟从他的知识结构中“萃取”現代药学理论的科学思维和理念,一方面继续收集、整理、出版《中国民族药志》[12],另一方面延续对药用成分进行有效性获取的研究工作,以期能符合现在医学临床使用,《滇产雪上一枝蒿的生药学研究简报》[13]、《滇产胡黄连与进口胡黄连化学成分的比较》[14]、《傣药“埋嘎筛”极其制剂的研究》[15]的发表,“降压灵的研究(生药部分)”、“一种新的国产的栓剂基质—香果脂的研究”、“进口药材国产资源的调查研究”、“云南白药的研究”、“腐植酸钠的研制和临床应用”、“竹红菌治疗外阴白色病变和疤痕疙瘩的研究”、“尖吻蝮蛇去纤酶的研究”、“豆腐果甙的研究”、“抗癌药顺铂的应用研究”、“三七总皂甙注射液的研究”等课题的研究,一系列新药的成功上市,硕果累累,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研究新药的同时,曾育麟对药品质量的检测手段更加重视,尤其对于知名的药品品牌,更要有近乎苛刻的完善的科学检测手段,才能保证有不变的质量和恒久的口碑,“云南白药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的研究”的成功,就是优秀的案例之一,它开创了以药品自身为检测标准的先河,改变了以往以其他物质作为标准的惯例,这是一个首创,解决了处方不能公开,无法公开检测各项物质的难题,如今此法依然沿用在药检工作之中。

4 小结

总之,曾育麟对于民族药领域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做出了开拓性和基础性的巨大贡献,被尊称为中药学家、民族药学家。在结束本文之时,笔者借用曾育麟先生在他的著作《滇人天衍》[16]中的“史话”来进行总结性的陈述:

我国是一个没有中断过历史进程的文明古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性格融为一体,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医药也不例外。传统像一张细密的网,制约着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必然制约着自身的医药传统,对各民族的医药史产生着影响。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行程中,云南的26个民族为了生存和繁衍,都经历了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岁月,由此而逐渐积累和形成了本民族的传统医药学。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历史悠久的医药史,记录下了各民族人民在医药学方面不断向前发展的每一个历史脚印。

由于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的背景不同,对疾病的认识有先后,医药学的形成也就有快慢。从目前看,各个民族的医药在理论上就有所差异,实践上各有高招,各具特色。有的民族的医药学理论已自成体系,十分成熟;有的民族还只停留在操作阶段,尚未上升为自己的医药学理论;有的民族则因医和药的发展不平衡,即药早于医,药多于医,便借用其他民族的医学理论来阐释自己民族的用药原理。但不论情形怎样,云南2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医药文明和历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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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曽育麟.云南三分三的调查及生药学研究 [J]. 云南医学杂志,1962(3):64-66

[3]曽育麟.云南金刚散的调查研究 [J]. 中国药学杂志,1960,8(2):63-65

[4]曽育麟.中药形性经验鉴别法(上、下册)[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65.

[5]曽育麟.中国民族药志(一卷、二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2000.

[6]田华咏.土家族医药书 [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

[7]曽育麟.民族药的概况及展望 [J]. 中国药学杂志,1981,16(1):3-6.

[8]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档哈雅[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9]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科委.聂苏诺期[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

[10]方茂琴.德昂族药集[M]. 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0.

[11]曽育麟.向历史要药 [J].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1986,9(3):25-28。

[12]曽育麟.中国民族药志(三卷、四卷)[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2007.

[13]曽育麟.滇产雪上一枝蒿的生药学研究简报[J].药学学报,1963,10(2):111-114.

[14]滇产胡黄连与进口胡黄连化学成分的比较 [J].中国药学杂志,1979,14(2):82-82

[15]曽育麟,凌美华.傣药“埋嘎筛”极其制剂的研究 [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8(2):37-39.

[16]曽育麟.滇人天衍——云南民族医药 [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收稿日期:2018-04-25 编辑:陶希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