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领会?积极做好“发展素质教育”

2018-09-17王义遒

中国大学教学 2018年1期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还强调要“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

这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发展素质教育”的提法。“发展素质教育”，我理解不是指“发展素质”的教育，而是将“发展”作为整体概念的“素质教育”。这也是中央再一次对“素质教育”思想的肯定。

“发展”的历史方位就是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是要面向未来，面向国家正在出现的新形势、新需求。

八年多前当钱学森先生去世的时候，笔者曾发表过一篇“博客”文章，题为《钱老走了，呼唤一个时代！》。为此《中国青年报》曾对我做过专访（刊登在该报2009年11月12日），我说，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新时代”。结果不到八年，“新时代”就到了，我大喜过望！

这个“新时代”的特征就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将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了，我们更加接近于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了。我们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注意，是“第一”，而不是第二或第三动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要靠创新型人才；而培养创新型人才，基础在教育。现在党在“优先发展教育事业”里又加上了一句“发展素质教育”，这就赋予了素质教育以新目标、新使命、新内容、新模式和新方法。这些“新”，要与“新时代”相对接，紧紧扣住“新时代”的

要求。

“发展”还是以现有基础作为起点的。我们的基础是什么，起点在哪里？在我国，“素质教育”已经喊了20多年了，在中央和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些文件里也多次提到，在各类学校中也曾大力推行，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这并未成为教育界的普遍共识，前两三年甚至对此还提出过不少质疑、议论和批评，有些著名教育家也发表了严肃认真的评论意见。一段时间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中也较少提到“素质教育”（例如，还没有被列入相关教育法律，在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未提此词汇），教育界曾因此出现过一些思想混乱。为了澄清这个问题，顾明远先生已写了文章，“为素质教育正名”[1]。现在中央再次重申了“素质教育”，应该将此档“公案”了断了，但相关的思想与政策仍需厘清，以便理直气壮地大力发展素质教育。

为此，本文将对“素质教育”的提出背景做个回顾，然后对“发展素质教育”做些探讨，以求教于同行批评指正。

二、对“素质教育”的回顾

“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界提出来的一个具有针对性的特定概念，内容丰富，很难翻译成相应意义的外文。因此中国高教学会前会长瞿振元根据美国同行意见，曾建议将素质教育按照汉语发音直译为“Suzhi Education”[2]。中国高教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对此还提出了一个“倡议书”。顾明远先生的文章已对我国提出素质教育的背景、本质和内涵，以及实施过程做了详细阐述，这里仅稍作补充。

顾先生说：“毋庸讳言，素质教育是针对‘应试教育而提出的。”这就一语道破了来由。“应试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中，特别是针对“高考”来说的，是指一种片面强调应付考试、追求提高升学率为目标的教育现象。有人说，“应试教育”是个“伪命题”，因为没有一种教育是不需要考试的。其实，“应试教育”不过是对那种将“应试”作为教育目标的、片面的、过分的、不正常的做法作概念化的命名而已，根本不是一种“命题”，更说不上是“伪命题”！（对此已有人从逻辑上加以驳斥[3]。）现在基础教育常常将高中近一年半时间用来训练应付高考的猜题、押题、背标准答案等，这就把基础教育严重扭曲了，大大损害了它们的质量。

这里还要说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教育上曾经出现过一场“知识”和“能力”哪个更重要的争论。这是针对当时出现的“高分低能”现象的。彼时有些毕业生考分较高，但工作岗位上却表现出沟通交流、动手操作能力不足。结论大体上是要两者并重，“能力”也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当时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刚向市场经济转轨，舆论曾流行“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这导致在部分学生中产生了“知识无用论”，不愿努力學习；另有部分学生则在工作中频繁跳槽，一心追求高收入。于是有人认为，在知识、能力背后还有影响更大更广的东西，称其为“素质”。因为“提高国民素质”已成为社会共识，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说过：“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但教育界一直有人认为，“素质”在心理学上带有天赋材质的意思，是后天不能改变的。因此，“提高素质”的说法就是不科学的，有悖于心理学上的科学概念。然而，历史上词汇的意义是变化的。经过教育界一些人的努力（如文辅相、周远清、顾明远等），“素质”两字已经约定俗成，被重新定义为“素质是在人的先天生理基础上、经过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由知识内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心理品质”（周远清）[4]，或“一般说来，素质即人所具有的维持生存、促进发展的基本要素。它是以人的先天禀赋为基础，在后天环境和教育影响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身心组织结构及其质量水平，主要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等”（顾明远）[1]。这些定义当然还可更精确化，但拘泥于原有心理学定义也过于

迂腐。

这样，“素质教育”就被叫开了。笔者于1995年和北大几位同事考察过美国一些大学对面向21世纪的人才培养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过去重视知识、能力的培养，现在应更多关注attitude（态度，即对团队合作、对事业负责任等）了。回来后我向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周远清同志汇报，他说这“态度”实际上就是“素质”。我十分同意他的这种理解。所以我国教育界总是将素质和知识、能力等概念平列起来，且大多是从教学层面上来观察和对待的。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党的教育方针，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加以解决，另提素质教育是不科学的，会产生误导，会淡化党的教育方针[5]。这些意见当然不无可取之处，可以使我们对素质教育的提法更加科学化、精细化。但由于这种提法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是有其产生的缘由，尽管开始难免朴素、粗糙，但不能否定。

由于“素质教育”开始是从“应试”“知识”和“能力”这种教学层面问题上提出来的，所以若完全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高大上”、过于“政治化”的方式来解决，反而会觉得有点“隔靴抓痒”，甚或有点“杀鸡用牛刀”之感。

教育問题涉及人的问题，是相当纷繁复杂的，需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比如，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称教育的四大支柱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与人共处、学会生存。这也是从实际出发的，我们也予以肯定。我们还常说，“素质教育”实际上就是学会正确做人和做事的本领。这与上述四大支柱的说法也是一致的，它与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并不矛盾，实际上是从特定视角和针对特定问题上对教育方针的一种补充和具体化。上引的顾明远文章中指出，在基础教育领域，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提到“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198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素质教育”的概念。

在高等教育领域，1995年9月教育部启动了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其内涵“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同时指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观念的体现，不是一种教育模式和分类。因此各高等学校要确立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共同提高的人才观”（见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它是针对当时专业教育过窄、人文熏陶过弱等高等教育弊端而肇始的。实践证明这项工作促进了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思想观念的大讨论，改变了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实施的过于狭隘的专业教育模式，在高校中较普遍地引进了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提高了本科教育质量。这些都是有助于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是起了好作用的。正像周远清所说，这项工作是“切中时弊，顺应潮流，涉及根本”的（后者指“以人为本”“文化育人”的根本）[6]。之后，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全面推进了素质教育。

正是因为素质教育取得了显著成就，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其中规定：“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由此可见，实施素质教育就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一种措施和手段，也是结合具体情况对教育方针的一种补充。

这以后，在中央和教育行政部门发布的文件中多次提到实施素质教育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等词汇。2010年7月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还把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到了“战略主题”的地位，其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只是在2016年3月发布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才没有使用“素质教育”的词汇，但仍然提到了“综合素质”。可是，在201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又明确提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系统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并强调要“注重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做好衔接”。

由此可见，中央对“素质教育”的提法是一贯的，也是始终坚持的，并且将它看成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我们应该认真领会“素质教育”的精神，做好各种具体工作来坚决落实素质教育，特别是“发展素质教育”。

三、怎样领会“发展素质教育”

要做好落实“发展素质教育”工作，首先需要准确、科学地理解这个概念。然后需要说明发展素质教育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之间的

关系。

“发展素质教育”由六个字组成，实际上包含三个概念：发展、素质和教育。它们的准确定义却都并不好下。对于“教育”概念，尽管也是言人人殊，但用在这里，分歧似乎不大；对“发展”的理解根据具体情况而变，尚不致引起争执；最大的问题出在“素质”二字上。不仅有素质是先天禀赋，后天无法改变的意见；而且即使原则上同意按约定俗成的解读，素质可以通过后天环境和教育而改变，但究竟什么是“素质”仍存颇多歧见。比如，对上述周远清或顾明远的，以及其他类似的定义，大家都表同意，但对其内涵仍可构成异议。因为在以上引述的周远清和顾明远的定义中所说的“心理品质”和“基本要素”，仍显得比较笼统和模糊，难以使人确切把握其内涵。例如，虽然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的《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文件中已指明了“各高等学校要确立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共同提高的人才观”，还有人有意无意将知识与能力列为素质的内涵，甚至将其等同于素质。这样，“素质”二字就包揽人的一切品质了。然而，多数“素质”的界定都认为素质是知识的内化而成，能力是素质的一种表现[7]，所以，知识与能力虽不能直接作为素质的内涵，却有包容和支配关系①。不过，人的知识水平高低与学历有关，不能说学历低的人素质不高。例如，大家公认，刘胡兰的素质很高，而知识比她丰富得多的汪精卫素质很差。这样看来，似乎素质更接近于“道德”。那么，“素质”与人格、信仰、品行、气节、操守、习性、态度、意志等究竟是什么关系，后者是否就是素质的一部分，甚至是否可因其具备基本相同的含义而替代“素质”？这也是一个问题。

这里还涉及对“素质”的结构分类，有上述顾明远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等”，还有1998年高教司文件“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是基础”的提法。此外，在不少文件中提到“综合素质”，其确切意义与内涵，一般也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也需要做一些学术上和文字上的澄清，否则会在实际工作中造成某些缺损与困惑。

张楚廷对“素质”二字有较为独特的界定。他认为“素质即素养与品质”[8]，但他谦虚地称之为是一种“非经典的理解”，就是说，这只是一种通俗朴素的理解。尽管在提倡素质教育之后已有不少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探讨，但并未有相当权威性的文件做出具有规范、被教育界大多数所公认的结论，因此无论学界还是教育实际工作者对此的认识还不十分一致，甚至有点混乱不清。

因此，“素质”的定义与内涵没有完全厘清是产生上面争论的主因，说素质教育“不科学”或“模糊”的主要根源还在于对“素质”没有充分明确的界定。

与其他哺乳动物不同，由于人的直立行走，女性骨盆能容纳的婴儿脑量只有成人的1/4，而其他哺乳动物刚出生时的脑量为其成年的一半，因此婴儿的能力远低于能自主蹦跳的动物幼崽。所以他无所谓“性善”“性恶”，是一个“有待规定的存在者”[9]，一切依赖于母教和家庭教育。从这样的观点看，人的基因固然对人的素质有一定影响，但教育，尤其是母教和家庭教育对人的素质成长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教育工作者、教育学术团体应该跟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合作努力，将决定人素质的关键因子研究出来，形成一套相对科学和精确的理论体系来指导我们的素质教育实践。早些时候中央发布了以24个字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在又重申了“素质教育”，这为我们确立当代中国人的基本素质提供了范例和良好的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一个难点在于，对人的“素质”要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年龄、经历和岗位的不同，随着历史变迁和定位的不同，对人的素质要求也是变化的。这也是造成难以轻易确定所要教育的“素质”的确切内涵的一个原因。不过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体努力，我们能够对各级各类教育分别提出与其相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素质”内涵。

既然人是非常复杂、多样和个性化的，因此以培养人为根本目标的教育也是十分复杂多样的。要解决的问题千变万化、非常复杂。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问题和人群需要出台一些各不相同的具体做法和提法，以对教育方针做些局部补充或具体化。与知识、能力相对应，提出“素质教育”，就是以提高人的各种素质为目标的教育和教学，应该是被允许并且是需要的。正如当下为发展新经济，提出“创新创业教育”一样。

澄清素质教育的科学本质和内涵不能孤立地进行，而是要边研究、边实践。这个实践就是“发展素质教育”的具体工作。

至于对“发展”的理解，固然要对过去20多年来的素质教育的实践进行总结，从经验教训中找到进一步改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要从当前“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去探索发展素质教育的新路子。

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自从高等学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20多年来，通过组织各种讲座、名著阅读、文艺欣赏与会演等活动，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将文化素质教育贯穿渗透所有课程，改善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技、文艺与社会实践活动等，同时又建设了一批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使大学本科教学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后又着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和创新教育，直至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或通识教育课程成为本科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或“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已成为多数高校的常规教学制度。实际上，素质教育一直是与时代并肩前进。当下，它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教育思想与观念，而已经成为一种教育的“模式”与“制度”了。

在“新时代”，素质教育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新目标、新使命、新内容、新模式和新方法呢？无疑，这就是为造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的，成为创新型国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样的人能坚守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懂大局、肯包容、善协作，有国际视野、有绿色意识、有文化自信，能创新、能分享、能融合。从根本上来说，素质教育的目标是要将人的天赋材质与潜能发挥到极致，以贡献于国家和人类。由于新科技的发达，人类的智慧和才能将会越来越充分地得到施展，而教育的功能和影响将会在空间和时间上发挥得越来越广泛与便捷，这将为素质教育的运作模式和实施方法带来革命性的变革。素质教育将以崭新的方式方法呈现在人们面前，其范围将远超过各级各类学校的园地。

党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建设社会主义人才的总方针和大原则，具有很大包容性，但是也比较统观与抽象。“素质教育”就是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导下为便于其贯彻实施的一种具体思路、策略和途径，以及在具体细节上的补充。对于素质教育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党的教育方针的关系，早年潘懋元曾做过分析[10]，笔者认为其观点至今仍可适用。从上面所引文件和大量有关素质教育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二者的关系与各自地位都是处理得十分明晰和恰当的。因此，对“素质教育会淡化党的教育方针”的顾虑实在是有点“过虑”了。倒不如说，当年我国教育界为了克服彼时教育上存在一些积弊而提出“素质教育”思想体现了我们实施党的教育方针的一种中国智慧，形成了一种有显著中国特色的新的教育理念。

四、怎样做好“发展素质教育”

上面说到，素质教育已经从单纯的教育思想观念发展成为一种教育制度或模式了，这样各校就可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的总要求，结合自己的情况做些具体规划，制订些实际措施，落实发展素质教育。下面冒昧地提出若干意见，以供参考。

（一）要在高校教學方案里安排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高校无论是实施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还是通识教育基础上的专业教育，都要将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课程纳入教学方案中。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从大众化迅速向着普及化发展的情况下，高校本科教育将越来越具有夯实与拓宽人文与科技文化基础的性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将会越来越多。如何开设好这类课程，如何保证它们的质量，将成为办好高校的一个重要任务。学校应该根据自己的定位慎重选择课程。可以将这种课程分为几大模块，其中必须有：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解读，介绍科学技术新发展与生态环境新变化，通晓历史演变和世界大势，增强文学艺术鉴赏力等内容，供学生选读。

在各种素质中，最重要的是树立坚定的信仰。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就是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理解人生意义和事业意义。要将这种思想观念贯彻渗透到所有课程中去，这也是对所有课程的一种新要求，课程建设者需要对此有明确的认识。

（二）要充分运用教学计划之外的通常称为“第二课堂”的各种活动。在信息传媒发达普及的当下，学生为接受某种知识，“入学”已非必要。学校的存在，不仅在于接受知识，更在于创造一个环境，使教师和学生能共同面对面交流讨论，从而激励思想，碰撞出创新火花，推进学术，增进知识，锻炼能力，坚强意志。因此，体育活动、文艺欣赏与创作演练、科技竞赛、学术社团和各种志愿者及社会服务、社会实践活动都非常必要，是提高学生各种素质的重要途径。学校必须动员人力物力支持和指导学生课外活动，使之成为展示与发掘学生各种天赋潜能的舞台，使校园环境充满生龙活虎的青年朝气。事实证明，优秀人才是在思想碰撞、相互激励中成长起来的。在当前全球化时代，还可将教育教学活动拓展到全世界，以培育学生的国际视野和活动能力。现在许多高校已经比较普遍地开展了学生国际交流与假期互访活动，我国将逐渐成为世界的学习与学术交流中心。

（三）要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落实发展素质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教师的素质高才能感染熏陶出大量高素质的学生。教师素质高，不仅在于他有学问，能把课教好，让学生听明白，考得好；而且要自己身体力行，在操守上以身作则；即所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当下各高校为了提高本校在各种排行榜上的名次，“抢名师”成风。他们关心的往往只是学术成就、头衔、称号、名气，而且互比待遇，不恰当地开出高价码。这将会严重败坏师德师风，值得警惕。

当下理工科学校要物色到有学养、有经验的人文学科的好老师仍较困难，打破教师的单位所有制，让更多学校共享名师的制度，甚至推行笔者曾提倡过的一种“自由职业”教师制度[11]，仍值得试行。同样，教师不仅要有知识，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现在有“双师”资质的教师还比较少，学校要大力鼓励从非教育部门吸纳有实践经验的人员来学校兼职，丰富教师队伍的人才结构，这样也便于增加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拓展学生的视野与增强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

（四）要充分运用各种先进的教育技术。现代信息技术和其他各种学习手段的进步已经使教育教学活动的时空与互动的可能性大为扩充，伸展到各个角落，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个性化。“互联网+”、翻转课堂、慕课、微课等都可普遍推广。将来在学习上，也可通过“人机对话”来达到目的。不过我想，无论用什么技术，如果不能启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激发思维的活跃性与理性化，就难以达到教育要求与目的。许多技术所提供的知识难免碎片化，学生只有真正通过自己用功，冥思苦想，才能成为他自己的、系统化的、可以灵活应用的东西。技术只是“助手”。

（五）要在融合与共享上下功夫。无论是教师还是运用各种先进技术，只靠一个学校的力量是很难使教育做到完美的。在当前“建设新工科”讨论中，“融合”成为一个关键词。这里提到了要实施“协同教育”“学研产结合”，将研究部门和企业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发挥出来，共同办好教育。专业之间、学校之间也是这样，要在“突破”上下功夫[12]，突破堡垒、藩篱与隔断，互相取长补短，共享师资和设备等力量。这样，一个人的各方面素质就都能得到充分锻炼和提高，素质教育的目标才能达到。

（六）要将素质教育纳入终身教育的轨道。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显然素质教育是终身的事。十九大报告关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论述里，是在提到继续教育时说到要“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我想，未来高等学校将会实施大量不拘年龄限制的继续教育，交流、传授、研讨、创新各种各样先进的、尖端的科学技术。学校将成为一个学习中心，素质教育自然也要伸展到这里。

（七）要坚决改变大学与相关学术评估的制度与办法。当下为追求功利所出台的各种激励政策，往往片面追求“量”的增长，试图以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刺激教育与科学的发展。各种等级、头衔、奖项层出不穷，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像用货币为单位来计算价格一样，结果导致社会上急功近利、浮夸虚表成风。这本身就是一种“低素质”的表现。企图用这种指导思想来“发展素质教育”岂不可悲！“素质教育”强调的是“内化”与“内在”的“质”，看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将市场经济中单纯以物质利益刺激的做法带进文化教育科学领域，使那种只图表面、重“量”不重“质”的做派或许能得逞于一时，但如让其长期蔓延下去，将会严重败坏教风学风，其后果将难以收拾！我们应审慎运用各种评价、选拔、奖励等制度，摈弃那些已产生严重负面效应的做法。

（八）各级各类学校要采取多样化的实施办法，切忌千校一面，千篇一律。各校要根据自己的办学类型、定位特点和实际情况来确定一段时间的具体工作重点，突出素质的某些侧面。地方高校要密切结合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样，各校都能展现自己特色，全国素质教育就将呈现壮丽多彩的局面。

（九）要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理论探讨。上文说过，对于素质教育目前仍存在一些一时还难以完全澄清的地方，在理论上还有不少值得探讨的东西。前不久去世的教育家王策三先生并不反对“素质教育”，但他认为这只是個“朴素”的提法，不够科学化、严密化[5]。这是严肃认真的。实践出真知，对“素质教育”中不够明确、科学和严密的地方，我们需要边实践、边探讨，以臻于理论上完美。这不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肯定它的大方向，确信它是有助于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我们就要深入持久地不懈努力做下去，就必将在理论上梳理出科学严密的概念，构建出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来。

（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学术团体，要根据一段时间的形势与情况，及时拟定出一些比较普遍适用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抓手”，形成各时期的一些“中心任务”和素质教育的总气势。这与各校的万紫千红各放异彩并不矛盾。

各校领导是否真正领会、体察到素质教育在整个学校教育中的重大意义与作用，并在教育教学实践上加以重视与组织落实，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学会团体在这里也可以发挥重要的推手和引导作用。

当下中央提出了发展素质教育的重大召唤，只要我们认定目标，坚持不懈地做下去，相信它一定会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出自己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 顾明远. 中国教育路在何方——教育漫谈[J]. 课程·教材·教法，2015（3）：3-16.

[2] 瞿振元. 素质教育要再出發[J]. 中国高教研究，2017（4）：26-29.

[3] 李镇西. 素质教育是“伪命题”吗？——

与罗崇明先生商榷[EB/OL]. http：//www.sohu.com/a/151109719_112404， 2017-06-20.

[4] 周远清. 素质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关于高等教育思想观念改革的再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00（8）.

[5] 王策三. 恢复全面发展教育的权威——三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J]. 当代教师教育，2017，10（1）：6-28.

[6] 周远清. 素质教育：源头·基础·根本[J]. 中国大学教学，2014（5）：12-14.

[7] 文辅相. 素质方法创新[J]. 高等教育研究，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