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金国

1994年4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的张丁华专程来到胜利油田胜利日报社，参加报社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30年前，胜利日报社的前身勘探报社刚成立时，张丁华是勘探报社副社长。

老人说，32年的石油生涯是自己生命中最难忘的岁月，常常想起当年一起奋斗过的老同事、老战友，常常梦见在油田工作时的场景。

32年，那些宝贵的青春岁月，那些风华正茂的日子，都献给了共和国的石油事业。

在青海，带出一支标杆基层队

1952年7月，张丁华从西北大学俄语专业毕业后，被保送到北京石油专科学校（江汉石油学院前身）学习石油地质勘探和采油工程。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石油工业部专家工作室工作；1955年他又被选派到北京石油学院进修石油地质专业。

这个时期，为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巩固国防的急需，新中国的石油工业拉开了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序幕。从1953年开始油气地质勘探的青海柴达木盆地，相继传来一个接一个的喜讯。为加快勘探步伐，石油部聘请10多位苏联专家到青海帮助指导油气勘探。张丁华被选派随专家组到青海柴达木探区工作。

柴达木盆地是个一眼望不到边的褐灰色戈壁滩，到处都是连绵起伏的沙丘。“南昆仑，北祁连，八百里瀚海无人烟”“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一年一场风，开春刮到冬”“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是人们对柴达木盆地自然环境的真实描述。

张丁华作为青海石油局专家工作室副主任，陪同苏联专家奔波在茫崖附近的油砂山、大风山、油泉子、冷湖等探区。专家们热情很高，工作一段时间后，都写出了报告和工作建议。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那些专家们的情绪有些异常，不像刚进盆地时工作劲头大，业余时间爱热闹，又唱又跳的。现在工作虽然照常干，但话语明显少了，工余时间时常几个人围在一起听俄语广播，有时还相互议论什么，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后来他们知道了，从1956年初苏共召开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等在党内外公开全盘否定斯大林，搞大国沙文主义，大肆进行反华活动。援华专家大都是从艰苦卓绝的苏联卫国战争中走过来的，他们对赫鲁晓夫搞的这一套，难免迷惑不解，自然影响情绪。

1957年7月，苏联专家组奉命撤走。张丁华受组织委派，一直把他们送到北京。后来才知道，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下令让援华专家全部撤回。

1957年下半年，组织上号召机关干部下到基层劳动和工作。张丁华多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到最艰苦的野外小队去工作。当年8月，张丁华到油泉子试油队任队长。

油泉子，是石油地质工作者用“榔头加罗盘”“构造加油苗”等简易工具和找油方法，在盆地找到的第一批含油构造，也是因为其地表高点部位有多处油苗露头而得名。它不仅是盆地内第一个进行钻探的构造，在这里打成了第一口油气探井“泉一井”，而且还是盆地内第一个基本探明的油田，也是盆地内第一个试采开发的油田。

油泉子构造钻探出油后，向全国人民报了大捷。1956年9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题为《支援克拉玛依和柴达木油区》的社论。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勘探由此引起各方关注。因此，油泉子在柴达木盆地的油气勘探开发史上，是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的。

张丁华到油泉子试油队当队长，正是油泉子的钻探成为当时的重点战场并形成高潮的时候。油泉子构造从泉一井開钻到1959年6月暂时封闭停产，3年多时间共钻井251口，可以想象试油作业的任务有多繁重。

当时的油泉子试油队有100多名职工，3台通井机，可以组成8个小班轮流作业。初次担任基层队干部，第一次正式接触现场的试油生产工艺，还要带好100多人的队伍，困难可想而知。

张丁华坚持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快与队上的职工打成一片。野外文化生活单调，工余时间他就和大家一起下棋、聊天。工人们递给他烟，他就学着抽。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抽烟。工作中他整天一身油工衣，虚心向大家请教作业技术，和大家摸爬滚打在井场，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全队月月都能圆满完成生产指标。他自己更是熟悉、掌握了每一道生产工艺。起下油管，24米高的两腿井架，他能背上黄油枪等工具爬上爬下打黄油。第一次上井架时腿还打颤，爬得多了就习以为常了。

油泉子探区是个风沙较大的地区。有一天下午，他开着通井机到几公里外的井场，然后步行返回。去时天气还好好的，返回时，正走在一片沙丘沙包之间，突然间风沙呼啸而起，顿时沙尘弥漫、天昏地暗，前面看不见路，脚下迈不了步。他趴在沙包地底部，想等风头过去再走，不想一会儿就被流沙埋住了。他挣扎着爬出来，脚下成了沙窝子，刚迈出一步就又滑了回来，停下不动，没几分钟流沙又把大半个身子掩埋了。这时候他有些心慌，但头脑清楚：不能停下来，必须朝前走！他眯缝着眼，手脚并用，连走带爬，终于深一脚浅一脚闯出了那片沙丘地带？？

那次经历让他见识了柴达木盆地风沙的厉害。

油泉子地区的探井较浅，井打得很快。1958年3月，钻井队大干快上，钻井速度和完井数量直线上升，给试油作业带来了超大的工作量。为了跟上钻井速度，更好地完成试油任务，张丁华决定组织月度突击试油会战。

一方面，他们完善工作责任制，实行班组责任目标指令制；另一方面从作业工艺技术特点出发，采取双机在五六口井上交叉作业。他和技术员、大班人员边指挥生产，边跟班劳动。全队职工每天早出晚归，午饭都在井场吃，连续十几个小时工作。结果他们在4月份一个月里，实现月试油24层组，创下当时全国同行业同类基层队月度试油层的最高纪录，在石油系统树起了一个标杆。当时的《青海石油》在头版刊发了《油泉子试油队创全国标杆》的新闻。作为标杆队队长，他还在全局干部大会上作了经验介绍，还作为标杆队队长随局长到玉门，参加了石油部召开的以“解放思想、土洋并举、大干快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争取产量再上台阶”为主旨的现场交流会。会上听取了余秋里等石油部领导的讲话，会后又参观和听取了玉门油田土洋结合搞小炼炉、搞联动抽油机作业等现场演示和经验介绍等，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增强了工作信心。

此后，他又转战开特米里克地区，任钻采区队长、总支书记，组织指挥500多名职工展开钻井、试油、采油会战。当时玉门油田钻井队长王进喜在全国钻井战线，倡导提出了一部钻机要实现“月上千（米）、年上万（米）”的竞赛目标，张丁华的钻采区队也组织了钻井大会战。他们组织5部钻机，在荒原、沙丘间打响了钻井会战。没有星期天、节假日，每天都连续工作10多个小时，有时还两三天“连轴转”。1958年，他带领的区队实现了“月上千、年上万”的目标，成绩在全局5个探区中名列第二，他自己也被评为甲等先进生产者。

在采油生产方面，当时的工艺技术比较落后。方法上，一种是人工拉绳提捞；一种是人工手摇辘轳（后来技术革新搞成电动绞车）；还有就是机械抽油。由于当时发电动力不足，加上井浅，他们采用了人工拉绳提捞采油的方式。

具体作业过程是这样的：先用薄铁皮砸好一个一米多长、直径可放进井筒的圆铁筒，筒里装好抽吸凡尔，用电线捆好，接上绳子，在井口立好三角架，架上焊有拉动绳索的滑轮，将圆筒下放到井下，待进满油水后，地面上的人就拉动绳索往上拽。铁筒下放多深，地面上人就拉动多远。就这样一筒一筒地提捞采油。

电力足的时候，张丁华还把从玉门学习来的联动抽油办法用上：在一台抽油机上安装一个马达，连接几台抽油机的传动部分，实行“一机多用”作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那时候的采油队，已有不少采油女工。她们戴上棉手套，挽起裤脚，也加入到拉绳提捞的队伍中。由于开展劳动竞赛，大家都关心生产指标，还出现了男女职工抢占产量较高的油井井口的现象。有的职工天不亮就起床抢占高产井口，人人都干劲十足。张丁华带领队部的干部，哪里紧张就到哪里顶班干。作业机具搬迁，没有吊车，全靠人拉肩扛。两寸半的油管，一根9米多长，张丁华有时一人就扛起一根。

那时生活十分艰苦，生产生活用水紧张，大家几天甚至十天半个月洗一次脸是常有的事。作业收工后油污满身，经常脱不下裤子，好不容易脱下来了，那裤子都能直挺挺站着。大家就发明了“拿铁片刮油泥，用沙子搓洗工衣的干洗法”。数九寒天，更是对职工的严峻考验。在野外荒滩上作业，穿着毡靴、老羊皮袄，戴着狗皮帽子，仍然难抵严寒。干活呼气，水汽结到帽檐上，挂起一堆小冰柱。晚上住在漏风的帐篷里，两床棉被和皮衣全盖上，被窝里还是像个冰筒子，早晨醒来，被头结了一片霜。就是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他们的钻井、采油等各项工作都创出了佳绩。

1960年3月，他任冷湖油田采油二大队大队长，参加冷湖油田1960年产油30万吨的会战。人在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缺氧反应明显，工作起来十分辛苦。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还都是青稞面，食用油更是稀罕，一顿两个小窝窝头，不敢几口吞下去，就放在碗里用开水冲泡成一大碗面沫沫，喝下去哄肚子，就这样，有时间一天还只能吃两顿饭。张丁华近一米八的大个子，体重只有100来斤。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带领1000多名职工，硬是勒紧裤带、饿着肚子坚持生产，出色完成了上产任务。那时30多万吨的原油产量，约占全国产油量的三分之一。

老人深情地说：“青海8年，是我步入社会、人生起步的8年；是我工作生活在基层、接受艰苦环境考验的8年；也是我在基层学做领导工作，经风雨、长本领的8年。”

老人还有个心愿，就是想回一趟柴达木，再到油泉子、开特米里克、茫崖、冷湖这些地方看看。

难忘胜利油田16年

1964年4月，张丁华随会战大军来到渤海湾畔的山东东营地区，参加中国石油史上继大庆之后的又一次著名石油大会战。

到了油田会战指挥部，张丁华被分派到地质研究院，任第七室主任。前六个室都是业务研究室，第七室负责生活管理、行政管理、印刷、绘图、资料、情报等工作，是为前六个室服务的。

胜利油田地下地质情况复杂，比大庆复杂得多。那时候全国的石油地质专家差不多都汇集到了胜利油田地质研究院。会战初期，地质研究工作量很大，技术人员每天都工作到夜里十一二点还不离开办公室。院领导就让张丁华定点打铃，每天夜里11点铃声一响，必须关灯，逼着大家休息。

正因为技术人员工作这么辛苦，搞好生活服务工作就格外重要。领导们也特别重视和关心生活服务工作。当时在会战指挥部坐镇的余秋里部长，几乎每天开饭时都到地质食堂里看看给大家吃些啥。

当时条件艰苦，菜很少，主要是地瓜面和玉米面。但他们还是动了不少脑子，把简单的饭菜精心做好，千方百計改善主食的花样品种，让大家吃好。

这段经历也让张丁华学到不少东西，认识到艰苦环境里更要把生活搞好，关心职工生活也是一种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1964年12月，张丁华到勘探报社任副社长，负责报社全面工作。《勘探报》是由余秋里部长命名的。当时报社主要采编及印刷人员也是他向山东省委书记求援，从《大众日报》社抽调来的，人员素质和办报实力很强。

石油部领导很重视报纸的作用，整个石油会战的传统也是注重舆论先行，发挥舆论宣传工作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大庆会战时有《大庆战报》，胜利油田会战有《勘探报》。事实上，《勘探报》在整个胜利油田的会战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

过去一直在基层搞石油生产，很少有时间坐下来思考、分析问题，张丁华刚到报社时感到压力很大，工作起来也有些吃力。他就抓紧时间学习，从头学起，从审稿、校对、改稿到自己动手写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很快熟悉了办报业务。学会了如何分析形势，如何抓报道重点，如何宣传典型等。特别是典型报道，他自己在青海时带出过标杆队，被树为典型，对选树典型对于工作的推动有切身体会。那段时期，《勘探报》选树典型、总结典型、组织对典型的宣传方面，做得比较突出。

那个时候，各个会战战场上都是热火朝天，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典型人物。张丁华组织记者深入到会战现场。报社没有车，记者采访都是搭乘到前线的卡车或公共汽车去，白天采访完，晚上回来写稿。

当时会战抓的典型是32120钻井队。这个队打3000米以上的深井年进尺上了1万米，成为当时全国打同类井进尺水平最高的钻井队，油田为此召开了万人庆功大会。报社抓住这个典型，及时组织报道，总结了这个队的做法。会战工委认为很好，后来就在全油田推广了32120队的科学打井方法。“大战通王惠”时更是做了大量报道，宣传了很多典型。如“临危不惧的钻工”王建忠，在大钩滑下来的刹那，不顾个人安危，用身体死死压住刹把，避免了一起井毁人亡的恶性事故。报纸工作有声有色，受到了会战领导和职工们的表扬和肯定。

报社当时的采编人员只有二十几个人，报纸是双日刊，每两天就出一期，后来因為工作需要，几乎一天一期。稿子大都靠自己采写，工作量非常大，但报社队伍素质很好，大家又都积极肯干，整个集体里洋溢着一种融洽和积极向上的气氛。张丁华更是每天从早忙到晚。那时候讲“以阶级斗争为纲”，报纸上出一点差错甚至错一个字，都可能被说成是政治问题，因此精神上高度紧张，每篇上报的稿子他都要亲自过目，一校、二校、三校的小样都认真仔细地看。每天晚上都忙到十一二点，第二天一早照常上班。

那时候他真正体会到了办报人的辛苦：白纸黑字，要有极强的责任心，日复一日熬夜，要有不怕吃苦的精神。后来他管宣传工作，就十分体谅办报人员的辛苦。

由于过度劳累与紧张，天天审报样，他的眼睛出了问题，视力严重下降，后来不得不做了一次手术。

张丁华十分怀念在勘探报社工作生活的这段经历。1994年报社成立30周年时，他专程来到胜利日报社。见到一些印刷厂的老工友时，他都能叫出名字来。他说，他们都是普通的印刷工人，但工作上都极其认真负责。那时自己三十一二岁，工作上讲求雷厉风行，要求严格，印刷厂的师傅们没少跟着吃苦。

其实，张丁华在勘探报社工作期间，还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文革”动乱中，勘探报社受到严重冲击，他个人遭受了称得上残酷的迫害，期间他三次被“打倒”，身心倍受摧残。如今讲起那段经历，老人十分淡然。他说自己刚参加工作就入了党，有着坚定的政治信念。这场灾难已经不仅仅是哪个人的灾难，相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在这场灾难中蒙受的屈辱和损失，个人的冤屈和伤害算不上什么。他在第三次被“打倒”后，被从干部队伍里“清除”出去，发派到基层当工人。他说，那时候自己心情反倒好多了，巴不得早点离开是非之地，到基层去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到基层队当工人

1968年10月，张丁华到采油指挥部的一个采油注水队当了一名工人。

当时队上人都是住大房间，一间房里住六七个人。他住的房间已经有了6个人，他只能在门口风口的位置安下了床。他就在这个地方住了两年多。对他来讲这已不算什么了，吃苦他不怕。他就每天坚持上小班，到水电厂后面的1219注水井上班。

这个地方离队部七八里路，离他在基地的家30多里，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回家。当时他的体重只有110斤，劳动了两年后体重变成了140斤，主要是心情好了。对他来说，体力劳动就是件快乐的事情。他本来就是从基层出来的，在柴达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干过基层队长，因此在这个采油队他很快就与大家打成了一片，相处很好。

他到采油队也是想学一点技术，就看注水技术方面的书。他本就是学石油地质的，有基础。那段时间里，他学会了看注水联络图，用计算公式把水位标出来。又学了注水地质、注水工艺，学会画各种注水图并把这些图贴在值班房里。那时候他又是看书，又是做笔记、画图、计算，每天都很充实，两年的时光一点也没虚度。从那时候起他坚持学习采油技术，从没放下过，因此一直对采油生产业务很熟悉。这对他后来到大港油田任主管生产的副指挥抓生产工作有很大帮助。

因为上班工作轻松，他还在旁边整了块地，建了个鱼塘，自己种菜、养鱼，还栽了树，井口建设也搞得很好。

这期间他交了不少工人朋友，还热心帮助年轻人介绍对象，还真成了几对。后来他想起这些心里就生出一种欢乐。做工会领导工作时，还经常提醒工会干部，要多多关心青年工人的婚姻大事。

一些老师傅也都对他很好。最忘不了的是老班长。1969年春节，他正在上班时，遇上了大风雪，路上全结了冰。白天化了一部分，晚上又冻起来，下了班没法回去。自行车根本没法骑，走路又太远，风雪还没停，接班的人也上不来。就这样他连续上了两个班，都无法回去吃饭。后来老班长冒着风雪给他送来了饭。

从队部到注水站七八里路，班长是走着来的，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当时看到班长从怀里掏出包了好几层的饭盒，他真是感动极了。他说，这种来自工人兄弟身上纯真的情谊，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2011年他到胜利油田的时候，专门去看望了老班长，当时还找到了七八位当年一起上班的工人师傅，一起吃了顿饭。七八十岁的几位老兄弟见面，悲喜交加，那场面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那两年的劳动生活，让他有了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对一线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有了更深入真实的了解和理解。他不是下来蹲点，不是体验生活，而是每天实实在在跟他们生活工作在一起，一起上班下班，一起吃饭睡觉聊天。他们上班干什么甚至想什么他都知道。

比如规定上夜班时，不准睡觉，但在那种环境里就行不通。班上要是一切正常，巡回检查一遍，做几次化验，该干的都干完了，半夜三更的，孤零零的一个小房子，又没别的事可做，不睡觉干啥？他们睡觉要求条件又不高，有的铺张毛毡纸，有的干脆就在桌子上睡，睡得还挺香，你不让他睡觉，一个人坐着干啥？后来他主管油田生产时就特别理解一线工人，执行规定要求一定要考虑具体环境的实际情况。

他到大港后，就对一线生产值班制度进行了改革。

这两年还有一次经历让他难忘。有一次在井站上班，是夏天。他取了水样正在化验，突然间管线发出很响的晃动声音，房子也晃得厉害，天旋地转，他还以为是哪里又在搞原子弹实验。房子摇晃得越来越厉害，外面的水管线都被扭断了，他见情况危机，一个箭步窜出房子，趴在了地上。过了好一会儿，大地才停止晃动。他赶紧爬起来，把扭断和弯曲的管线修好，因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一直在岗位上守着。等下了班往队部走，发现马路上裂了很多口子，往外冒黑水，队部院子有些房子也倒塌了。过后才知道，是渤海湾海底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

这两年的生活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也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工人们那种朴素、简洁的生活方式和待人的真诚与热情，一直留在他心里。后来无论他在什么领导岗位上，见了工人都感到亲切。工人们也都习惯叫他张师傅，他也从不会在他们面前摆架子，因为他本来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也养成了习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像实在的工人一样，本着方便实用的原则，决不摆排场。

1973年，有一次外出开会，他那时已是油田会战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回来时路过济南，夜里12点下火车转车。夏天很热，他就背着一个小包，也懒得去找什么旅馆，就在车站前面的水泥地上把包一枕，睡了一夜，第二天又坐车走了。他說当时也不是想着一定要省下几个住旅馆的钱，就是觉得那样挺方便。睡在水泥地上的样子不太像个政治部主任，但却很像个工人，比上夜班时睡觉的条件强多了。

还有一次是1980年，他已经是大港油田主管生产的副指挥了。出去开会，到了杭州，按规定可以住四五块钱一晚的房间，他觉得没必要，就住到了一晚上8毛钱的大通铺过道上。他说反正自己带有枕巾、被罩和床单。

那几年，他经常出去，下基层也多，经常和工人们住在一起，包里就常带着枕巾、被罩和床单这三样东西，无论走到哪里，三件东西一铺就是睡觉的床。到了上海，也是住地下室，一位相识的大学老师找他找不到，没想到他住8毛钱一晚的地方。他说晚上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又不影响白天的事。到现在他的生活方式还是咋样方便咋样来，很反对铺张讲排场那一套。

他说，那两年的工人生活经历，所受到的教育、熏陶以及在那种环境里所感悟到的人身上本能的东西，一生受用无穷。

组织指挥生产

1969年10月份，当时同在采油队下放劳动的原油田会战总指挥焦力人同志，担任了胜坨油田恢复生产领导小组组长，开始组织恢复当时已处于瘫痪状态的原油生产。

当时人心涣散，生产秩序混乱，油井关的关停的停。为了尽快恢复生产，焦力人组织了胜坨油田三个区的上产会战，当时油田原油生产主要战场在胜坨油田。张丁华被抽调担任三区会战小组组长。

1969年10月到1970年3月，在职工们的共同努力下，仅用半年时间就恢复了生产。之后，张丁华调采油指挥部机关担任宣传组副组长、组长，后又担任了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和副政委、副书记等职。

当时虽然恢复了会战指挥部，但经过几年的反复折腾，人心都散了，队伍也散了，大庆的好传统好作风没有了。因此，如何把人心收起来重新组织起过硬的队伍，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心。当时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难做，又不能说文化大革命不好，不可能否定“文革”的做法，又要把“文革”中形成的那种派系林立、无政府主义严重的涣散局面扭转过来，思想政治工作部门花费了很多心血。

在基层，开展了学习解放军“建设四好连队”活动，通过学习解放军的作风，引入部队连队建设经验，在基层队恢复了指导员，大队恢复了教导员，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张丁华因为了解基层情况，又经常下到采油队去抓典型总结经验，而且懂专业、熟悉业务，因此，提出了管生产的领导和干部要思想领先，思想工作要贯穿到生产中去的工作思路，工作抓得实实在在。这段时期的工作，从整体上锻炼了张丁华的综合领导能力。他比较注重认真和踏实的工作作风，不搞形式，不搞花架子，结合实际，抓队伍建设，抓先进典型，树各种样板，鼓励大家向先进人物学习，齐心协力搞好生产，思想政治工作搞得扎扎实实有声有色，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1973年8月，经山东省委批准，张丁华被任命为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副局级政治部副主任。那时候，油田的勘探领域不断扩大，相继发现了临盘、河口、东濮、义和庄等油田。由于张丁华熟悉生产业务，所以他这个政治部副主任大部分时间都是坐镇会战现场组织指挥生产。

1973年冬，发现了临盘油田。油田提出了“大干一个冬天，拿下临盘油田”的口号。为此，油田组织了百人工作组直接到一线指导会战工作。作为前线工作组副组长，张丁华直接住到了一个试油队上，组织指挥前线工作。

试油工作是整个会战生产中一个十分关键的环节，会战成果最终也取决于试油工作能否跟上。张丁华干过试油队长，熟悉石油生产，因此就去抓试油工作。他住到小队上，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再一次感受到了工人们身上那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干劲。无论环境形势怎么变，基层工人们身上的干劲不会变，只要工作需要，他们会立刻冲上去，从不讲条件。经过一个冬天齐心协力的会战，顺利拿下了临盘油田。整个冬天，张丁华都是在临盘过的。

1974年初，油田组织“东黄会战”。东黄会战的任务是建一条从东营到黄岛的输油管线。当时油田的原油外输只是通过火车运载，随着原油产量的不断增加，仅靠陆上车辆运输已不能满足要求。要从海上走，就需要铺设一条大口径海上输油管线，同时还要在黄岛修建一座地下大油库。

张丁华从临盘回来不久，就进入东黄管线建设指挥部担任副指挥。工期紧，任务重，油建工人十分辛苦。张丁华在黄岛住了两个月，深入现场，以工地为家。沿途各处，哪里出现问题，他就赶往哪里，一边组织生产解决生产急需，一边还要做好会战宣传工作。

胜利油田史志记载：东黄管线于1974年9月6日建成投产。该管道管径529毫米，全长251公里，设计年输油能力为1000万吨，途经垦利、广饶、寿光、潍县、安丘、昌邑、高密、胶县、青岛9县市，穿越河流、公路、铁路134处，开挖土石方285万立方米。参加工程建设的有1万多名油田职工和交通部、山东省的2万多名工人、民工。

1975年年初，张丁华又参加了河口会战，又是担任会战前线工作组副组长。和临盘时一样，他又带着100多人的工作组进驻到会战前线。这一次他住到了一个钻井队上，除了组织生产，还跟班劳动。

也是寒冬，冬天的井场让他体会到了钻井施工的艰辛与豪迈。一个冰冷的冬夜，他跟钻井工人一起上夜班。他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夜里气温很低，加上离海近，海风吹来，一会儿腿就冻麻了，站都站不住，但班上的工人依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照常工作。采油工人辛苦，钻井工人更苦。采油队的人上班还可以坐在小房子里，钻井工人上班却是在旷野，在井场上，在钻台上，夏天烈日当空，蚊虫叮咬，遇上雷雨，照样得毫不动摇地守在钻台上。到了冬天，常常迎风作业，尤其是上夜班，那种辛苦，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体会不到的。经过几个月奋战，河口会战也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1975年8月，黄河发大水，流量每秒达到9000立方米，最高时达到1万立方米每秒（现在流量达到3000立方米每秒就会告急）。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可以说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一旦黄河决堤，旁边的孤岛油田将会遭受灭顶之灾，后果不堪设想。

油田组织了5000多人的防洪大军，日夜坚守在黄河堤坝上。张丁华作为防洪副总指挥参加了这次抗洪抢险战，白天组织人加固堤坝，晚上组织观察水情巡视堤坝。

张丁华说，当时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是“旱鸭子”，不会游泳，真要决堤了跑都跑不掉。可当时满脑子都是防洪保卫油田，根本顾不上这些。整整一个多月时间，白天填土、装草袋，晚上轮流值班守护堤坝，直到雨季过去，汛期过去，防洪战役才算结束。等所有队伍都撤走，张丁华他们才离开。

1976年，在河南濮阳发现了油田。由于当时河南油田的力量还比较弱，所以石油部决定把濮阳油田交给胜利油田勘探。胜利油田遂组建濮阳会战指挥部，组织队伍进军濮阳。同时油田还成立了会战前线工作组，由设计人员、工程地质技术人员和政治思想工作人员三部分人组成。这个组也叫“学大庆工作组”。张丁华又担任了副组长。1976年2月到1976年10月，将近一年的时间，他都住在濮阳前线。说起来没人相信，他在胜利油田生活了16年，竟然一次也没有登过泰山。特别是濮阳会战期间，每次往返东营、濮阳都路过泰山，因为忙，每次都说等下一次，结果直到会战结束，直到离开胜利油田，也没能抽出时间去登一次泰山。

濮阳一战打得很艰苦也很漂亮。张丁华在前线抓了很多具体工作，至今还有很多参加过濮阳会战的人认识他。

当时的工作重点在钻井队，由于“文革”的影响，队伍派系斗争严重，不团结，影响了生产。他就从抓队伍建设入手，在会战现场召开了前线政治工作会议，并现身说法，要求大家齐心协力打好会战这一仗。

这次会议对加快会战进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会后他一个队一个队地跑，了解情况，帮助他们搞队伍建设。还有一个工作重点就是突出夺油，哪个地方出了高产井，打出了好成绩，宣传工作就立即跟上去，组织表彰、请功。

整个夏天是会战最紧张的时候。河南的夏天非常炎热，有时晚上热得根本没法睡觉。他每天背个包，包里照例装着枕巾、床单和被罩，跑到哪儿就在哪儿住下，工人吃啥就跟着吃啥。整个会战期间差不多都泡在井队上。由于工作做得扎实，所以总结出了很多好的经验，树起了一大批各方面的典型，会战队伍士气高昂，确保了这次会战的圆满成功。

到1976年10月，工作组的工作告一段落。那时候张丁华不光抓队伍建设，还注重对地下地质情况、采油生产状况以及整个油田的勘探形势的分析研究，组织各方面技术人员做这项工作，对后来濮阳油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后来濮陽油田也是在这次会战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战果，生产形势越来越好，最终发展成一个大油田，就是后来的中原油田。

1976年年底，河口指挥部在义和庄地区发现了高产油层，油田又成立了义和庄前线会战指挥部。很快就上去了50多个钻井队和相应的施工作业队伍，组成了1万多人的会战大军。这又是胜利油田历史上一次鼓舞人心的成功的大会战。开始由油田一位副指挥负责会战工作，这位领导不久由于工作调动离开了，就由张丁华全面负责义和庄会战，担任前线指挥。他住在前线，直到1978年底会战结束。会战一结束他就调出了胜利油田。

义和庄会战是张丁华在胜利油田参加的最后一次会战。像一个标记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里。此后许多年里，一提起油田，他就会想起义和庄会战的那些场景，就会引发出一种对胜利油田16年工作生活岁月的怀念之情。

当时，义和庄会战的目的是为胜利油田1978年原油产量跨上2000万吨做准备，希望义和庄拿下200-300万吨的年产量。义和庄会战取得了很大成功，打出了胜利油田第一口古潜山高产油井（义古11井），而且接连打出了好几口千吨井。整个义和庄油田日产量最高时达到1万吨，也就是说达到了年产300多万吨的日产水平，但最终却没能实现这个年产量目标。这是由于当时的开采方法不科学，一些千吨井由于过度开采而导致过早枯竭，有的千吨井只维持了几天。这是个深刻的教训。但义和庄最终也建成了年产100万吨的油田，是个很大的成果。

张丁华主持义和庄会战期间，重点抓了两项工作。一项就是反“低老坏”活动。“低”就是低水平，“老”就是老毛病，“坏”就是坏作风。会战任务重，都是强调打井速度的，但管理跟不上，就会发生安全事故。有些是不该发生的事故。比如有一次因为大绳磨断，大钩掉下来，造成一人死亡的恶性事故。大绳有好几股钢丝绳组成，不可能同时磨断，只要稍微检查一下，这样的事故就不会发生。还有的是因为丝扣不检查，导致脱扣造成钻具掉进井内。这些都反映出工作不认真、管理不严格的毛病。

他们就在所有井队中开展了反“低老坏”活动，要求每个井队都要认真查找出自己的“低老坏”问题，找出来后还必须拿出解决的办法和整改措施。这项活动当时在油田影响很大，到现在油田还经常用“低老坏”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在义和庄会战中提出来的。当时他们甚至要求每个井队必须找出自己的“低老坏”问题100例。现在看起来这些做法未免简单，但在当时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那种特定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对于提高现场管理水平和安全优质地打好井都发挥了十分有效的作用。

第二项工作是抓新技术推广。张丁华虽然是政治部副主任，但由于常年跟生产打交道，所以深知新技术的应用对提高打井水平的重要性。当时石油部也正在大力推广钻井新技术，如优质泥浆新技术、四合一钻头新技术、高压喷射新技术等。为了让会战井队尽快掌握和应用好这三大新技术，他们在前线办起了“三大技术培训班”，请当时油田的钻井技术专家、泥浆专家来讲课，一批一批将所有钻井队的队长、技术员和骨干司钻都培训了一遍。通过培训，这些人员的素质有了明显提升，新技术得以普遍推广运用到钻井施工中，成效显著。这项工作也受到了石油部的肯定和表扬。

义和庄会战相当艰苦。会战战场离海很近，有的钻井队就在海边打井。张丁华清楚地记得1977年11月份，天气很冷了，有一次大海潮突然而至，正在海边施工的战功赫赫的3252钻井队来不及撤走被潮水包围。夜里11点来电报告急，他立即组织人员带上几箱子景芝白干，连夜坐卡车往井队赶。赶到海边后，开始用船，后来船划不动了，就下来趟着海水抬着酒往井场走。到了井场已是凌晨2点多钟，井队上的人都坐在那儿，注视着潮水的动静，钻台上还在坚持打钻，四周都是黑压压的海水。看到他们来，工人们都很感动。

看到工人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在坚持生产，张丁华也很受教育。钻塔，海潮，坚守岗位的工人？？这样的场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

其实当时他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涉水前进的。天黑根本看不出路在哪里，也不知海水的深浅，要是一脚踩进一个水坑里，像他这样的“旱鸭子”后果不堪设想。但当时确实顾不了很多，只知道井队处在危机关头，工人们被困在海水里，他这个前线指挥必须也在现场与工人们在一起心里才踏实。

事隔20年后的1997年，当时的3252钻井队队长、时任油田钻井总公司经理的刘延庆见到他时，还提起这段往事。他说，当时你去看我们真是太好了。大家一见到你，心里就有底了。

1978年10月，义和庄会战圆满结束。当时濮阳油田已初具规模，石油部决定濮阳油田从胜利油田中独立出去，成立中原油田，并继续组织大规模的中原油田会战。

11月，参加义和庄会战的钻井队大部分调往中原参战。张丁华一边做义和庄会战的总结，一边开始做参战队伍的动员组织工作，做好开赴中原的准备。那时候会战没一分钱的奖金，他找到管财务的领导要了几千块钱，定做了5000个搪瓷缸子，上面印上“义和庄会战留念”几个红字，一人发了一个。这就是他们会战胜利后发的奖品。这个缸子他至今还保留着。

总结大会刚一结束，他又组织前线人员敲锣打鼓地欢送赴中原继续会战的井队。每个钻井队走时，他都组织人员在大路口欢送，与这些并肩战斗、甘苦与共的战友们告个别。刚把战友们送走，他自己也接到了调大港油田工作的命令。他回油田指挥部汇报完工作后就去了大港，离开了风风雨雨工作生活了16年的胜利油田。

大港经受新考验

1978年11月，来不及洗尽义和庄会战征尘的张丁华来到大港油田。按照石油部领导的要求，先做调查研究，再进入工作角色。

11月的渤海湾已在寒风中进入冬季。有时黄沙扑面，刮得人睁不开眼；有时风雪遮天，冰冷刺骨。在这种恶劣天气里，他用近半年的时间跑遍了散布在芦苇丛、盐碱滩上的采油队、作业队、钻井队、油建施工队。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地摸情况，一个队一个队地了解生产状况。队伍特点、人员状况、地质、采油注水等各类生产数据直至队长、指导员的名字，记满了厚厚的资料本。

大港油田的勘探始于1964年。到1975年，经过10年奮战，原油产量达到450万吨。1976年任丘油田发现后，大港抽调近五分之二的生产、科研、管理骨干力量，参加任丘油田的开发建设。任丘油田独立出去后，大港油田的原油年产量只剩下360万吨，1977年降到315万吨，1978年产油300万吨，1979年日产量继续下滑。油田大型钻机只有22台，只能维持打生产井的需求，没有力量打开勘探的新局面。产量下滑止不住，又拿不下新增勘探储量，油田生产形势异常严峻。

1979年5月，中共天津市委任命张丁华为大港油田副指挥。

生产形势严峻，作为油田副指挥、党委常委的张丁华兼任油田生产办公室主任，其他几位副指挥包括总地质师、总工程师也大都兼任了生产办公室副主任。那时候，油田生产的日常工作，都由生产办公室负责组织完成，能否止住原油产量的下滑？46岁的张丁华面临严峻的考验。

对于油田的生产管理，他并不陌生，从青海到胜利，从试油队长、采油大队长、钻采区队长直到会战前线指挥，钻井、采油直到输油的每个生产过程他都熟悉。很快，“调整部署，抓好基础，奋力开拓，再创辉煌”的总体思路确立下来了。

当时，油田生产管理的基础很薄弱，有的工作制度还不健全。每天的生产会，听到的不是新井不能投产，就是工作衔接不上，井下怪钻井不交井，钻井怪井下不试油，油建怪供应不提供仪表？？你怪我，我怪你，互相扯皮，责任不清。针对这些情况，张丁华和油田领导研究，决定从整顿入手，并制定了四条措施：一是每10天召开一次计划衔接会，把一个月的计划安排分3次检查落实。二是每天晚上11点开主管生产领导电话会，了解每天的工作进展情况。三是重点工作油田领导现场办公。当时，新井、新站投产比较多，他就组织机关和有关单位主管生产的领导到现场开办公会，当场解决问题。四是抓计量工作。当时原油日生产能力从报表上看已达8000吨，可到月底大盘库时只有7000吨左右。实际日产量与报表产量相差近千吨。当时已接近年底，冬天的早晨十分寒冷，张丁华连续10天每天早上6点钟赶到计量站参加交接班，亲自调查了解每天怎么计量，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四条非常务实的措施落实后，很快见到了成效，当年原油生产能力稳中有升，达到了302万吨。

1979年8月，正当他们掀起上产热潮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视察了大港油田。

8月8日那天，天气很好，小平同志在天津市委领导的陪同下，乘一辆面包车来到大港，市委安排油田党委书记、指挥余立群和张丁华也上车陪同，便于及时汇报。那天小平同志兴致很高，一路上和随行人员有说有笑，不时问一些油田的情况，他们都一一作了回答。小平同志还到站上与职工们交谈。在油田机关第一招待所大会议室里，听取了大港油田的总体汇报，最后还题了词。小平同志的视察，对于正在为上产奋战的油田广大干部职工是个巨大的鼓舞。

产量初步稳住后，张丁华又组织在油田大打了一场注水攻坚战，改进注水设备工艺，实施老油田综合调整。同时，加大勘探力度，舍得花大钱去寻找新的区块，依靠集体力量和专家的智慧，应用勘探新理论实施复式油气藏的勘探，组织了北部唐山地区、中部岐口地区、南部小集地区的勘探会战，发现了一批新的含油断块，并打开了南堡凹陷的勘探局面，扩大了找油领域。每年都能形成2000- 4000万吨的新增地质储量，使油田稳产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83年6月，张丁华担任了大港油田党委书记。作为油田主要领导，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做出的决策很多。如今，老人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印象深刻的却是为职工群众办的一些实事儿。工作务实的张丁华在领导岗位上心里始终装着职工群众。他说，作为一个领导，必须心里有群众。管生产要关心职工，做思想政治工作更要关心职工。领导辛苦，工人更辛苦，要时刻把职工的冷暖放在心上。只有这样，一支队伍才会有士气，才会有凝聚力。

担任油田党委书记后，他为职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户口问题。还是在1982年的时候，油田开职代会，一位代表情绪激动地说，我们累死累活地干，哪里会战，我们打起行李就到哪里去。可你们知道吗？石油工人走南闯北，人家却说我们“石油工人没有家，娶个媳妇向阳花，生个孩子亚非拉。”（指没有户口）老婆是农村户口，没有粮票，只能上农村买高价粮，还不敢让领导知道。要是会战，一出去几个月，回到家里，我们都没有粮食吃。孩子大了要考学，没有这里的户口人家不让考？？字字句句，声泪俱下。看着一张张朴实的面孔，听到这些发自肺腑的呼声，张丁华心酸地流泪了。作为职工们可以信赖的领导，他很自责。从那时起，职工的户口问题就成了他的一件心事。

按当时的情况，测算下来，大港油田需要解决户口的有一万来人。这不是个小数目。而户口问题又不是油田能决定的事情。

那段时间，他见了天津市的领导就讲，让他们了解真实情况和职工的具体困难，又安排有关部门以油田党委的名义向天津市委市政府写报告，送了好几次。他还带着油田相关领导登门拜访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相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疏通各方面的渠道。最终在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第一批3000个户口批下来了，部分转战南北的老石油工人和老知识分子的家属户口解决了。他的心稍感安慰了些。

后来调到天津市工作后，作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纪委书记，他仍然把这件事挂在心上，多次找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同志，直接向他阐述油田的户口问题。油田领导也多次到市里汇报，促成了市有关部门到油田召开现场办公会，直到又解决了7000个职工家属的户口，他的心才踏實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给大龄青年职工找媳妇。油田很多一线职工长年工作在野外，找媳妇成了老大难，男性大龄青年越来越多，也带来了一线生产单位职工队伍不稳定的问题。这又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找来油田工会的副主席和女工部长两位老大姐，请他们当红娘。经过四处了解情况，得知辽宁锦州地区有许多大龄未婚女青年。她们多次去锦州工会和妇联联系，又组织了一大批男职工到锦州去相亲，终于促成了50对男女青年订了婚。

结婚那天，油田工会领导到锦州去接亲。锦州市政府组织了1万人，敲锣打鼓在车站举行送亲仪式，铁道部专门调拨一台专列客车送锦州姑娘出嫁。油田领导带着迎亲队伍到天津火车站去接新娘，敲锣打鼓，彩花飞舞，鞭炮声声，场面十分热闹。婚礼上，他又作为主婚人主持了婚礼。看到一对对幸福的新人和他们激动得泪流满面的双亲，油田领导们一个个也乐得合不拢嘴？？

1985年秋，在喜迎国庆节的前夕，大港油田实现了日均产油上1万吨的目标，达到了全年产油360万吨的日产油水平。为了这个目标，职工们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党委书记张丁华也日夜奔波在南部会战前线，整整3个月没好好休息过。10月1日国庆节他也是在前线过的。10月2日，天津市委把电话打到前线。他从南部会战前线赶到天津市，接到的通知是调天津市委工作，任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就要离开奋斗了32年的石油战线，张丁华依依不舍。这里有他太多难以忘怀的记忆：青春、热血、汗水、泪水；痛苦和磨难、喜悦与成功。井场、小站、沙漠、荒原、芦苇丛、盐碱滩，到处刻满了奋斗的足迹，一步一步，踏实而清晰。更有结下深厚情谊的石油兄弟，给了他智慧，给了他力量的石油生涯。

走到哪里，都难以忘怀的32年啊！告别石油，因为有更重要的工作等着他。

石油人本色

1985年10月，张丁华任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又同时担任纪委书记。

1988年4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1991年起，先后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副书记、书记等重要职务。他还是中共第十三届中纪委委员，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和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当过采油工人，从基层走出来的张丁华始终保持石油工人身上那种艰苦朴素的本色。在任何场合、处理任何事情，他都遵循一个原则：做事认真负责；做人朴实厚道；做官两袖清风。

离开内蒙古时，自治区委领导开欢送会，按照他的要求，大家一起吃了顿羊肉泡馍算是送行。在大港时，有时要处理工农关系，他交代大家招待客人可以喝酒，但不要浪费。他自己很少参加这样的酒场。从不随便请人喝酒，自己有朋友或客人需要招待，他就自己拿酒。离开油田时，领导班子成员每人拿出两元钱，四菜一汤，吃了顿便饭为他送行。

但他也不是个怕花钱的人。他曾先后筹资40余万元，在自己的家乡和当地政府一起建起了一座“新兴农民工小学”。他不仅出资5万多元为学校购置了活动器材和图书，还把老家的宅基地托付给这所小学作为劳动实践基地。他每年回家乡都要植树，几年来他耗资5万多元，栽种了400多株松柏、银杏和700多株冬青，现在已长成了一片小树林。

如今，老人最大的乐趣就是研习书法。书房里、客厅里挂满了他自己的习作。他在老年大学已上了两年的书法培训班，学习书法极认真，每个学期都把自己的习作结集成册，作为自己的作业。那些作品集印刷精美，与一些知名书法家的作品集没什么区别。老人很得意自己的这些作品集，他说这几年的工资差不多都花在这上面了。老人是自费印刷，印数不多，主要是自存资料和鞭策自己。

老人说现在还常常看《胜利日报》（每期报纸报社都给老人寄去），报纸办得很好。他常从上面了解胜利油田的情况。谈到胜利油田，老人十分动情，说自己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做梦常会梦到油田，很想念油田的那些老朋友、老兄弟。离开油田后由于工作繁忙，很多人都没有联系了。他很为自己曾是一名石油工人而自豪。

老人还兴奋地谈起离开石油战线后自己经历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1997年7月1日，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有幸参加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率领的代表团，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共同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现场亲眼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

第二件大事是199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委员的身份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盛大的国庆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终生难忘。

第三件大事是2009年10月1日，再次以老部长的身份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老人说，自己作为一名从石油战线成长起来的干部，有这样的经历，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