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显功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译文的不断刊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逐渐深化。此时，这些译文中的《共产党宣言》的片断文字和部分章节，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与理论渴望。因此，陈独秀认为应尽快把《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出版，以适应时代的召唤。

当时，担任上海《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也曾计划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在《星期评论》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后，极力支持，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陈独秀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新青年》，知道邵力子推荐的陈望道精通英文和日文，同时具备马克思主义常识，又是新文化的倡导者之一，也极表赞同。于是，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陈独秀请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一起供陈望道作为翻译的底本。

陈望道，原名参一，字任重。1891年1月18日生于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一户农家。6岁读于乡村私塾，后考入省立金华中学读书。1915年赴日留学，先后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中央大学法科学习，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士学位。1919年6月回国后，经《教育潮》主编沈仲九介绍，担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师。在校期间积极倡导新文化，因“一师风潮”而被迫离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冬，陈望道回到故乡分水塘村，在偏僻的柴屋里冒着严寒集中精力翻译《共产党宣言》。到1920年4月，陈望道译完了《共产党宣言》，此时，他接到了《星期评论》编辑部邀他到沪任该刊编辑的电报。于是，陈望道带上《共产党宣言》译稿来到上海，将译文和日文版、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再转请陈独秀审定。陈独秀对此译稿非常满意，将文稿交给戴季陶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不料，该刊因“言论问题”遭到查封。

当时陈独秀在沪正主编《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只有他一人独挑编务，于是就请陈望道前来协助参与杂志的编辑，与陈独秀同住于环龙路。此时，共产国际东方局派俄国人维经斯基作为代表来华，联系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抵沪与陈独秀见面，共商建党之事。1920年8月，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共有8名成员，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陈独秀在籌建中国共产党时，深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相当缺乏。因此与维经斯基商议，筹措经费印刷《共产党宣言》译稿。经维经斯基提供经费，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家名为“又新印刷所”的小印刷厂，以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初版的《共产党宣言》首印1000册。此书32开，封面以红色印刷书名与马克思肖像。这部中国出版的首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在我国印刷品上印上了马克思肖像。此书一经发行，很快售罄。同年9月又印了第二版，改正了首印本封面错印的书名《共党产宣言》，书封上的书名和马克思肖像也由红色改为蓝色。《共产党宣言》在几个月里重印了十几次，出版一年不到，中国共产党在沪诞生。

陈道望译本《共产党宣言》为竖排平装本，以五号铅字印刷，内文共56页，每页11行，每行36字，每页标“共产党宣言”眉题，文中部分专用名词后注有英文供参照。封面标注“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作者标注为“马格斯、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本书正文之后的版权页的出版项标注是“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时间是“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又标“定价大洋一角”字样。本书尺寸长为18.1厘米，宽为12.2厘米。

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初版出版时，虽然在形式上只是一本普通的小册子，既没有精美的装帧，也没有采用优质纸张，但是在历史的洪流中，《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犹如一面光辉的旗帜指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开创了中国社会的新天地。毛泽东在1936年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其他一些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也都提到《共产党宣言》对自己的影响。

（摘自《中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