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拜占廷帝国与可萨汗国①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的一大热点问题。一方面，这两个国家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最西端两国，探寻二者之间的跨区域文化交流，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丝绸之路最西端的情形。另一方面，两国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外高加索地区和克里米亚地区的局势。在这些区域，拜占廷帝国先是在可萨汗国的支持下和波斯争霸，而后在8到10世纪又上演了拜占廷、可萨、阿拉伯之间的三国混战，呈现了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种文明的冲突与博弈。正因为此，拜占廷一直重视和可萨汗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拜占廷帝国与可萨汗国在9世纪前半叶之前，一直维持着友好的联盟关系[1]184-185，203。20世纪90年代起，这一观点遭到笯楠(Noonan)等学者的批判，认为拜占廷和可萨汗国之间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关系，既不友好也不敌对[2]132。但这两种观点都无法解释一个奇怪的现象：在732年至840年之间的一个多世纪里，拜占廷史料对可萨汗国几乎只字未提[3]167-169。因此，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目前学术界所认为的那样简单。而想要探究其中的变化，732年是一个重要的结点。

事实上，732年确实是两国外交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拜占廷皇帝利奥三世(Leo III，717-741年在位)为自己的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 V，741-775年在位)选择了可萨汗国的公主为妻。君士坦丁与可萨公主的后代，即后来的拜占廷皇帝利奥四世(Leo IV，775-780年在位)，也因母亲的民族成分而被称为“可萨人利奥”。从这一称谓来看，利奥三世与可萨汗国的联姻在拜占廷的历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但是，从拜占廷的传统来看，这是一桩十分反常的联姻。按照拜占廷人的传统，他们继承了古罗马的荣耀，拥有高贵的血统，拜占廷皇帝及其男嗣绝不能和所谓的“蛮族”统治者缔结连理。在君士坦丁与可萨公主的婚姻之前，只有一次例外，即皇帝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II，685-695、705-711年在位)与可萨可汗之姊的婚姻[4]432。不过，二者结合之时，查士丁尼二世已经是被废黜的皇帝，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算违背了传统。由此可见，利奥三世安排皇太子与可萨公主的联姻，显然违背了帝国传统，其行为也因此遭到后世拜占廷人的诘难。在对此举的众多责难中，最为典型和突出的要数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在其著作《论帝国管理》(DeAdministrandoImperio)中，他以十分严厉的语气谴责了利奥三世与可萨汗国的联姻决定，认为此举“使罗马帝国和他自身蒙受奇耻大辱……由于这不合礼法的亵渎行径，他(利奥三世)将一直遭受教会的谴责，并被永久地逐出教会”[5]13,133-145。而这桩婚姻的产物“可萨人利奥”也遭到后世拜占廷史学家的蔑视，认为他“既非基督徒，亦非多神教徒，也不是犹太教徒，而是各种不虔诚信仰的混种”[6]III,265。

另一方面，这桩违背帝国传统的联姻的缔造者利奥三世，在位期间却表现出对帝国其他传统的格外尊重。由他颁布的《法律选编》，在行文中多次强调对罗马传统的重视[7]proem。在治国实践中，利奥三世也努力营造一种回归传统的氛围。比如，在利奥三世执政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元老院已经几乎消失在拜占廷的文献中[8]201-203；而在利奥三世统治期间，他将元老院重新带回民众视野，无论是在他的即位大典上，还是在其子君士坦丁的受洗仪式中，元老院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发挥了相应的作用[9]390,19-26;400,13-14[10]52。此外，利奥三世还特别注重在礼拜仪式中凸显传统因素。根据拜占廷著名史家尼基弗鲁斯(Nicephorus)的记载，利奥三世的登基仪式完全遵循传统程序，“他从金门进入内城，接受列队等待的民众的欢迎；然后他抵达圣教堂，在那儿等待加冕典礼”[10]52,20-24。

既然利奥三世一向如此遵从帝国传统，那么他为何要在皇位继承人的婚姻问题上公然挑战传统，主动为君士坦丁选择一位外邦女子为妻呢？这桩备受瞩目的联姻，在拜占廷和可萨汗国外交关系史上必有其极为特殊的影响和作用。考察这桩联姻，对于了解8世纪初期外高加索地区的局势，进而明了此后可萨汗国的历史发展脉络，至为关键。同时，8世纪中期，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这是犹太教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这桩联姻则是拜占廷帝国极力阻止此事发生的手段。通过对这桩联姻的分析，我们也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8世纪初期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为争夺可萨信众而进行的博弈。鉴于这两点重要性，学术界广泛注意到了这一皇室联姻事件，但对其动机的探讨却存在不足。惠特托(Whittow)虽然分析了此次联姻对拜占廷宫廷服饰的影响、拜占廷文化对可萨人的吸引力，但却没有对联姻动机进行论述[11]225-226。在对联姻原因有所涉及的学者中，奥斯特罗格尔斯基(Ostrogorsky)将其简单归因于军事联盟的缔结[1]139。这一观点被国内学者广泛接受[12]72[13]86，但这种看法并不能解释前文所述的此次联姻的“特殊性”。邓禄普(Dunlop)简单提到联姻与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之间存在联系，但其分析的角度仅局限于宗教层面而忽视了其它因素，如外交传统与军事需要等[14]177-178。总体看来，关于732年拜占廷帝国与可萨汗国联姻的动机，学术界仍然缺少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以笔者之见，皇室联姻背后折射的是拜占廷帝国与可萨汗国之间敏感而摇摇欲坠的关系，利奥三世此举实则有着诸多的利益考量。

一 巩固两国传统邦交

拜占廷帝国与可萨汗国之间自从开始实质性接触之后，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732年的皇室联姻，则可以巩固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

可萨人是半游牧民族，属于西突厥的后裔，其统治者源自突厥的阿史那氏(中国唐代昭武九姓之一)，在6世纪由中国西部边陲迁徙到乌克兰平原[11]220[15]53。自552年起，可萨人开始建立松散的部落联盟，实行原始的军事民主制度。因为可萨人首领的威望来自于其军事成就，所以他们一直保持着扩张的态势。559年，可萨人战胜阿瓦尔人(Avars)，侵占了后者的领土，自此在伏尔加草原立足[11]221-222。7世纪中期，可萨人在伏尔加河(Volga)下游和高加索北侧山坡之间建立汗国，统治范围延展至亚述海(Azov)海岸[14]ix。

历史上，可萨人曾臣服于中国皇帝，其政治理念也深受中国等级制度的影响[14]220。因而，可萨人对与中国相似的庞大帝国拜占廷格外仰慕，深深折服于它的先进文明，也对拜占廷皇帝充满敬意。这种崇敬之心在史料中有所体现。比如可萨人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将军泽别(Ziebel)，在见到拜占廷皇帝希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时，“欢欣雀跃，亲吻皇帝的脖子，向他行礼致敬”，“可萨士兵全体跪拜，伸直脖子，带着敬意向皇帝行礼”，“军官们则全部站到石头上，以同样的方式向皇帝行跪拜之礼”[9]316,5-11。可萨人对拜占廷帝国的此等敬重，奠定了双方一个多世纪友好外交关系的基础。

除了军事上的联合，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还体现在商贸领域。出于对东方商品，尤其是中国丝绸长期以来的浓厚兴趣，拜占廷帝国极力推动与丝绸相关的贸易活动。根据裴矩的《西域图记》(成书于7世纪初)所述，当时有三条“丝绸之路”，其中“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中道“从高昌……至波斯，达于西海”[17]163。由于拜占廷正与波斯进行战争，不得不舍弃中道,将获取东方商品的希望寄托于北道，而恰好处于北道之上的可萨汗国因此与拜占廷帝国建立起密切的商贸合作关系。彼时，黑海北部沿岸成为贸易聚集地，东方的香料、胡椒、乳香、丝绸以及其它奢侈品通过可萨汗国传入，令拜占廷王侯贵族趋之若鹜。在众多商品之中，乌拉尔的黄金和中国的丝绸成为可萨汗国获利的主要商品[18]487。现代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共出土了7至10世纪的700多件丝绸。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外高加索地区是连接拜占廷、中亚、中国之间极为重要的贸易枢纽，而拜占廷帝国为了满足对丝绸的需求，从7世纪起逐渐对可萨汗国形成贸易上的依赖[19]278。

与此同时，可萨汗国借助其丝绸贸易中间商的优势，努力发展国内产业，扩大了对拜占廷帝国的出口商品范围。考古资料表明，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可萨人手工作坊中，发现了质量上乘的首饰，它们用于出售给拜占廷人[20]224-225。特别是在7世纪，随着埃及和叙利亚相继落入阿拉伯人之手，拜占廷帝国的经济遭到重创，粮食等基本物资的供给出现严重问题。在这困难关头，可萨汗国的物资帮助使拜占廷有效地实现了经济上的调整。据现代学者估计，在650至750年间，克里米亚地区的可萨人每年向拜占廷帝国提供约300吨的肉制品[20]224。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7世纪时，拜占廷与可萨汗国已经实现了军事上的亲密合作与经济上的密切往来，双方之间的友谊关系也已存在于统治阶层的观念和意识中。这样看来，拜占廷皇帝利奥三世在732年安排的这次联姻，首先是对两国长期以来友好关系的肯定。当然，拜占廷帝国安排此次联姻，还有很重要的现实考虑，因为帝国需要与可萨汗国建立军事联盟，应对现时危机，共同抗击阿拉伯人。

二 建立抗击阿拉伯的军事联盟

从希拉克略到利奥三世的近百年间，阿拉伯人一直是拜占廷帝国的梦魇。他们不断扩张，在635至642年这短短八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迅速吞并了拜占廷帝国最重要的一些领土：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21]30-37。717至718年间，阿拉伯帝国更是集结了2560艘战船和20万陆军，对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围攻[9]395,23-25;397,3ff[10]52,7-10[16]II,484。面对如此劲敌，拜占廷帝国深感仅凭一己之力的困难以及得到军事盟友援助的重要，而可萨汗国恰是拜占廷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从战略地位而言，可萨汗国“横亘在阿拉伯人的进军路线之上”[14]ix，构成阿拉伯人进入黑海的最大障碍。为了进军欧洲内陆区域，阿拉伯人将地中海和黑海同时视为突破点。一方面，他们经西班牙半岛入侵西欧；另一方面，他们试图武力入侵高加索地区，征服可萨汗国，坐拥黑海入海口，继而进军东欧。于是，从642至652年，阿拉伯帝国与可萨汗国之间战争不断，史称“第一次阿拉伯—可萨战争”。最终，可萨汗国成为了这场十年战争的胜利者[11]226[14]41-57[22]59-60。718年，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之后，开始将更多的兵力投放到高加索战场。从722至737年，“第二次阿拉伯—可萨战争”全面爆发，而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同期在拜占廷帝国或者在西欧所发生的战事。723年，3万可萨人在亚美尼亚与阿拉伯人相遇，结果可萨人取得了胜利，阿拉伯人丢盔弃甲，一直逃到叙利亚[14]62。可萨人继续集结军队，希望能够一鼓作气，攻入阿拉伯境内，却被阿拉伯将军加拉(Jarrah)率军击溃。此后数年内，阿拉伯人每年都对可萨汗国发动入侵战争，并能获得大量俘虏和战利品。这一境况，直到730年才有所改变。根据波斯著名历史学家泰伯里(Al-Tabari)的记载，在730年，可萨汗国共投入30万士兵对抗阿拉伯人，最终大获全胜，他们杀死了阿拉伯将军加拉，屠杀了大部分战俘，缴获了大量战利品[23]XXV,69-70。但在随后不久的另一场战役中，可萨人损失惨重，1万人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14]71-73。而双方之间最大规模的战役，发生于737年。是年，阿拉伯帝国派出15万大军，最终击溃可萨军队，俘虏2万户可萨百姓，并迫使可萨南迁，可萨汗国内部风声鹤唳，哀鸿遍野[14]81-83。以上这些战役，见证了“第二次阿拉伯—可萨战争”的惨烈。

在两次“阿拉伯—可萨战争”中，尤其是在第二次战争中，可萨人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一方面，他们迫使阿拉伯人两线作战，忙于北部战事，从而无法集中兵力进攻君士坦丁堡[3]173[11]225；另一方面，可萨人成功阻挡了阿拉伯大军进入东欧，进而拯救了基督教世界[14]x。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为关注的是718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和732年普瓦提埃战役对于挽救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意义和作用，却对可萨人的功绩有所忽视，这对可萨汗国而言显然有失公允。

在8世纪上半叶，在面对共同的敌人——阿拉伯帝国时，拜占廷帝国与可萨汗国选择了相互援助。718年，拜占廷帝国击溃了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军队，这为可萨汗国增添了进攻阿拉伯人的信心，他们在这一年第一次主动对阿拉伯人发起攻击[14]61。根据史学家泰伯里的记载，可萨人在阿拉伯帝国境内大肆屠戮穆斯林，在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但由于军事实力的差距，最终可萨人损失惨重，被俘人数众多，其中哈里发奥马尔二世(Umar II)从这场战斗中分到的可萨战俘就多达50名[23]XXIV,74-75。可萨汗国的此次军事行动，很可能是受到拜占廷帝国的要求，借机打击共同的敌人，试图解除阿拉伯人带来的隐患。

在联姻发生之前的五年里，拜占廷帝国再度面临阿拉伯帝国的巨大威胁，甚至面临着亡国的危机，因而有必要采取措施，强化与可萨汗国的军事联盟。虽然在718年，阿拉伯大军从君士坦丁堡战败撤退，但其陆军实力并未受到实质性损耗，阿拉伯人依然延续着每年对拜占廷帝国发动入侵的传统。726年之后，阿拉伯军队甚至可以轻易深入到拜占廷帝国内陆。特别是727年，尼西亚城遭到阿拉伯人围攻40天，给拜占廷人带来极大恐慌[9]405,25；407,3[24]147。此外，在732年，阿拉伯人还曾深入到帝国腹地阿克洛伊农(Akroinon)和帕弗拉格尼亚(Paphlagonia)[9]410,3-4[21]147[24]149[25]200。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多次入侵亚美尼亚军区(Armeniakon thema)。多方史料证实，在729至732年间，阿拉伯人占领了查尔西安农(Charsianon)要塞，袭击了卡帕多西亚的凯撒里亚(Kaisareia)，抓获大批俘虏，掠夺到大量战利品[9]409,24-25;410,3-4[16]II,501[24]148-149[25]199-200。

可见，在732年缔结婚约之前，拜占廷帝国再次深感阿拉伯帝国的强大敌意与威胁，迫切需要可萨汗国对阿拉伯人进行牵制和打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联姻相当于一种盟约，是迫切的现实需要。

三 加速基督教传播，避免信仰对抗

8世纪初期，可萨汗国正经历着一个特殊的阶段，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都希望能够在可萨汗国获得国教的地位[11]227-228[26]103。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在740年，可萨汗国正式皈依了犹太教[13]81-91[14]116-170[27]309-325。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可萨人就曾于721年短暂地接受犹太教[14]170。这一事件导致拜占廷帝国的政策发生巨大变动。毕竟，基督徒与犹太教徒之间由于信仰冲突，长期存在敌对关系，拜占廷帝国的皇帝有义务打击异教徒。在拜占廷历史上，多位皇帝例如查士丁尼、希拉克略等都曾推行对犹太人的迫害政策，而犹太人也会相应采取反抗措施。特别是在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发生大规模冲突之后，少数犹太人异常兴奋，一直在宣扬：拜占廷帝国行将灭亡，犹太人将获得它的领土[28]44。8世纪初，在拜占廷帝国内，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的关系变得尤为紧张。一旦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拜占廷帝国则有义务对其进行打压，这样一来，势必将损害拜占廷帝国与可萨汗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拜占廷帝国都迫切需要可萨汗国的援助。由此，拜占廷帝国的统治者利奥三世也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在722年，他颁布敕令，强迫帝国境内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9]401,22-25[16]II,489-490。实际上，这一举措正有敲山震虎之意，皇帝希望借此来表明他对犹太教徒的敌视态度，从而希望可萨人能够考虑两国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而拒绝接受犹太教。

既然两国关系最可能因为信仰问题而发生转变，那么对于拜占廷帝国而言，想要消除这种隐患，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可萨汗国内部实现基督教的胜利，通过宗教和文化上的认同，来确保双方关系更加紧密、更加牢固。而且，通过教会，拜占廷帝国也能够实现对可萨汗国的进一步控制。在721年可萨人第一次皈依犹太教之后，利奥三世开始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为此，他竭力推动基督教信仰在可萨汗国境内的传播和建制。在与可萨汗国的毗邻地区，如车绳，拜占廷强调在和可萨人的日常接触中宣扬自身的宗教和先进文化[18]487-488，并在克里米亚建立起一些主教区，由多鲁斯(Doros)大主教管辖。嫁与利奥三世之子君士坦丁的可萨公主，很可能在可萨国时就已经用希伯来语学习了《圣经》等基督教经典[2]114[11]226[14]177-178[18]487-488。几乎与此同时，拜占廷帝国成功地在可萨汗国境内建立起哥特主教区。拜占廷帝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基督教在可萨汗国内获得主导地位[26]103。

但是，利奥三世的上述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在730年前后，越来越多的可萨上层人士皈依犹太教[14]170[27]317。利奥三世被迫加大宣扬基督教的力度：一方面，他强迫君士坦丁堡大教长在可萨境内以及毗邻地区建立基督教堂；另一方面，即更重要的举措是利奥三世企图通过缔结皇室联姻，以此来进一步推动基督教在可萨汗国的传播。在这次联姻中，拜占廷帝国的要求是“可萨公主必须受洗，必须学习基督教经典”，表明了利奥三世的核心目的。在利奥三世看来，可萨汗国公主皈依基督教、学习基督教经典的行为，势必受到汗国上下的格外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导汗国各阶层的典范作用，从而加速基督教在汗国内部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遏止可萨人皈依犹太教的势头。

利奥三世为了阻止往昔的亲密盟友变成信仰上的敌人，被迫使用了皇室联姻的极端举措。然而，随后的历史表明，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的心意已决，利奥三世已然无法阻止这一进程。在737年，阿拉伯将军玛尔万(Marwan)领导了著名的“猎狗突袭”行动，并在这次行动中彻底击溃了可萨人，可萨可汗被迫向阿拉伯帝国遣使求和，在面对“或者皈依伊斯兰教，或者赴死”的两难抉择时，可萨可汗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11]226[14]81-86[22]63-64[29]325-326。但仅仅三年后，即740年，可萨可汗不仅放弃了伊斯兰教，而且公开宣布皈依犹太教。由此可见，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早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利奥三世深知可萨汗国皈依基督教的难度，因此，他只能采取皇室联姻的措施，来做最后的努力。

而双方关系的转折点，也的确是740年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自此以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在8世纪中后期，拜占廷的史料中几乎看不到可萨汗国的身影。而根据中国史料《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载以及中西交通史专家蔡鸿生先生、林英教授的推论，可萨汗国在天宝十年到十四年(751-755)曾三次向唐朝纳贡，以期获得唐朝支持，增加战胜阿拉伯人的把握[30]53-57[31]19-20。可萨汗国选择在此期间向唐朝请求援助，或许正是因为它与拜占廷帝国的关系已经因其皈依犹太教而恶化，只得向另一个强大的帝国寻求帮助。到9世纪时，拜占廷与可萨汗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往昔的亲密盟友甚至走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在创作于10世纪的作品《论帝国管理》中，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将可萨汗国明确归为敌人范畴，并详细记载了如何引导其它国家打击、消灭可萨汗国[5]10-12。最终，960年前后，拜占廷帝国借古罗斯人之手消灭了可萨汗国[2]115-117。

由此可见，可萨汗国在8世纪初开始接纳犹太教，引起拜占廷帝国的恐慌。因为拜占廷帝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对可萨汗国甚为依赖，而皈依犹太教的可萨汗国将变成帝国的敌人。拜占廷皇帝利奥三世迫于形势，只能在万般无奈之下提出联姻，并要求可萨公主皈依基督教、学习基督教经典，希望能够凭借此举力挽狂澜，阻止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两国虽然在732年实现联姻，然而这一策略却没有取得利奥三世所期待的效果。在740年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之后，两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正如利奥三世所最不希望看到的那样，由于信仰的冲突而开始恶化，最终崩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8世纪上半叶拜占廷帝国的外交视角中，可萨汗国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在利奥三世统治期间，两国都面临着阿拉伯人带来的灭顶威胁，共同的命运使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军事上的合作更为突出[3]173[4]431-432。然而，可萨汗国在面对信仰的选择时更加青睐犹太教，利奥三世为防止由此可能引发的敌对和冲突，企图扭转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的趋势，实现基督教在可萨汗国境内的胜利，于是在732年安排了皇子与可萨公主之间的联姻，此次联姻可谓是利奥三世为在可萨汗国内宣扬基督教所做出的最后努力。

注释：

①可萨人(Khazars)在国内也被翻译成“哈扎尔人”或者“卡扎尔人”，可萨汗国是中国古籍中对这一部族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