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源环境审计政策协同测量
2018-09-14何卫红教授
财会月刊 2018年17期
梅 菁,何卫红(教授)
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及国务院将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十九大更是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环境保护中市场失灵的假设是新古典学派研究的基础。作为政府干预的重要手段之一,以审计署为首的各级国家机关和政府机构围绕着环境保护的各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资源环境审计政策。作为重要的环境规制之一,资源环境审计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效果会对环境保护绩效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学界对于审计政策的研究普遍停留在逻辑分析层次上,如果能够测量政策,用量化的结果直接对政策进行研究,这将有利于揭示政策制定机制,对今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着更好的指导作用。
一、已有研究回顾
1978年Libecap[1]首次尝试基于政策本身进行量化的新研究方法,将内华达州1859~1895年期间的矿产权活动提炼成法律变化指数,选取对描述矿产权有重要意义的15个类别,给法规涉及的类别加分,然后用量化结果进行政策效果分析。Cools等[2]对改善交通方式、激励使用替代交通方式、停车与土地使用管理等方面的具体政策措施,以硬性、软性、推出、拉回四种措施类别来进行评价和量化分析。殷华方等[3]对我国颁布的4次外资产业政策依据产业代码进行分类并给政策类别赋值,计算政策指数。刘凤朝、孙玉涛[4]基于政策内容类别和效力,通过政策总量梳理和时间序列统计分析1980~2005年创新政策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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