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小米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而且是上世纪80年代初退休的教师。清贫是必然的，他们几乎没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唯一留给我们的是：爱学习———我们都挺会读书。

我的小弟“文革”开始尚未上小学，但他后来是我们家学历最高的。小弟初中毕业后与哥哥姐姐们一样下了农村，不同的是，他不像我热衷給公社广播站投稿，也不像哥哥们那样埋头于书法篆刻，他下乡是带着高中数学课本去的，田间劳动休息时，就捡一根树枝，在地头演算数学题。

恢复高考制度的日子来临，我5个弟弟集体复习功课。爸爸每天摸黑起床，在煤饼炉子上烧一大锅饭，弟弟们排排坐在妈妈教书的学校的会堂一角看书，那景象相当壮观。他们在三年内全部成为大学生。其中以小弟考得最理想———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那年他才18岁，基本上没被耽误什么青春。毕业后，他连着读硕士、博士，又先后到复旦和北大做博士后研究，如今已是北京大学数学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中学教师的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幼年的我们跟他上街，繁华的延龄路、中山路、解放街，商店鳞次栉比，我们却很少进去，只有文具店、儿童书店除外。我们只是在各种各样的店门口久久地徘徊，父亲指给我们看那些高悬的牌匾，先是认字，再讲书法。因为人小，须把头仰得高高的，每每将脖子看酸。

现在父母都已故去，我想起母亲，往往是西湖醋鱼，她晚年的西湖醋鱼做得堪比楼外楼。我想起父亲，往往是由于古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