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丽 华

（1.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市100091；2.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河北石家庄050061）

区域协同的本质是产业协同，区域竞争实力的增强从根本上有赖于产业协同水平的提高。因此，产业协同的深度和广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协同的进程。深刻剖析产业协同内涵及影响因素，构建衡量产业协同的指标体系和测算模型，并据此检测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水平，有助于动态掌控京津冀产业协同进程，确定协同发展下一步的重点和突破口，推动协同程度不断深化。

一、产业协同影响因素

产业协同是一个由多元要素构成的复杂开放系统。一方面，产业协同是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在关联性与差异性的对立统一中寻求更高协同效益，进而形成协同竞争新优势的过程[1]。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协同是动态的。一方面，产业协同是产业系统与外部政治系统、生态系统、社会系统的有机统一，产业协同离不开外部环境的支持。产业的协同发展不是一个“单打一”的经济命题，而是一个集理念、经济、制度、生态、社会等于一体的协同发展的综合命题，需要在多元系统的融合发展中寻找创新时点，需要在深化改革中寻求整体谋划与重点突破的有机统一。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协同是静态的。因此，可以认为，产业协同是一个集静态与动态于一体，涵盖过程与状态、方式与结果的对立统一的有机系统。

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系统，产业协同的程度和水平必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协同空间

产业协同空间是影响产业协同能力最直接的因素，是产业协同的基础。只有具备足够充裕和广阔的协同空间，才能衍生产业协同的需求与可能，也只有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产业协同的水平才与资本规模、协同能力、技术水平和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大部分产业致力于长期的协同发展与合理的收益水平，产业间协同关系相对稳定。过小的协同空间既无法产生产业协同的内生要求，也无法承载产业协同的基本诉求。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要么是某些要素或产品短缺，要么是个别市场大起大落，容易导致产业协同关系松散且不稳定，各种利益关系难以协调。

决定产业协同空间的既有市场空间的现有容量，也有让渡空间的范围，还有拓展空间及承接空间的大小。

市场空间现有容量既包含现有市场体量的大小，也包含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它体现着既有市场的承载能力，决定着跨区域产业协同空间的大小。只有空间广阔、体系完备、各种要素供需有序、发育程度足够高的市场环境，才能为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让渡空间指的是经济建设、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供给框架下，一地将一定的市场空间释放出来让渡给另一地或者彼此共同承接运作。由于产业协同发展的过程本质上也是要素二次分配的过程，从而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博弈过程中的利益再分配和再均衡，因此让渡空间的大小会影响协同空间的范围。

承接空间主要指既有市场空间下，随着让渡空间的出现和拓展，承接地在产业体系、企业实力、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自然生态等领域的综合承载能力。一般而言，承接空间各方面设施和条件越优越，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吸引力也就越强。承接空间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业协同发展的方向和可持续程度。

（二）协同成本

建立并维持协同关系的资源耗费构成了协同成本的主体。要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必须使协同利益大于协同成本，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建立协同关系。边际收益越大，由集体来提供选择性激励的能力或吸引某位政治家、企业家来组织这个团体的能力就越强[2-3]。如果将协作关系视为企业间的交易活动，那么建立和维持协同关系的全部资源耗费就等于因协同而发生的交易费用。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来分析协同成本。

科斯认为，交易活动是稀缺的，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是不现实的。价格机制的存在使得市场中每一笔交易的实现都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这个费用就是交易费用。同理，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交易过程中，协同交易的存在同样是稀缺的。价格机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利益机制的权衡使得产业协同面临多重成本的约束，其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协同成本就是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

从交易成本来看，它包含科斯提到的一系列交易费用，如发现成本、过程成本、执行成本、监督成本等。由于产业的协同发展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跨区域交易，因此这里的交易成本既包含区域内的交易成本，也包含跨区域的交易成本。如果i、j两地的交易成本大于i地或j地区域内的交易成本，则意味着协同成本高，实现产业协同发展的难度大。因此，为实现产业协同发展，必须使i、j两地的交易成本低于i地或j地区域内的交易成本。

从机会成本来看，它之所以会成为决定协同成本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因为协同战略下的产业协同会涉及要素配置、产业布局等，需要实现从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向以协同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根本性转变。其中，个体利益最大化与协同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差距就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越高，意味着个体利益与协同利益之间差距越大，协同成本越高，推动产业协同发展的难度也就越大。反之，亦然。

综上分析，为实现协同成本最低，一定要使地区间交易成本低于地区内交易成本，并确保机会成本最低。因此，协同成本与地区间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为正相关关系。

与交易成本决定交易行为类似，协同成本也直接决定着协同行为的发生与发展。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协同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协同利益的多寡，进而影响协同主体协同意愿的强弱。协同利益从本质上要求实现帕累托最优结果的改善，也就是说每一个参与者都必须能够从协同发展中实现综合收益的改善，而改善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协同成本的高低，并直接决定协同意愿的强弱。所谓协同意愿，主要指推动地区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观倾向性。产业协同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协同进程将对区域内既有利益分配格局及既存问题产生再分配效应，因此各主体需要围绕产业协同发展在资源共享、问题共担等方面达成一致。各主体只有意识到产业协同发展对解决区域内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必要性以及不协同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才会产生内生动力参与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一般而言，区域内潜在的问题越多、越严重，那么协同成本就越低，解决问题带来的总体利益就越大，各协同主体签订协同协议、推动问题解决的可能性就越大[4-7]。

（三）协同能力

协同能力主要指地区推进产业协同发展进程的能力。一般而言，协同能力与地区经济实力、结构水平、政治地位等正相关。

从经济实力和结构水平来看，需要选择能够代表产业竞争力的指标。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必然要求三地通过分工协作提升产业综合实力，使三地形成的优势产业结构、重要产业链（如汽车制造、智能终端制造、互联网+制造等）能够在全国乃至世界价值链中占据重要地位。

从政治地位来看，在我国既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行政区域级别的不同和既有的等级分明的城市群设置模式，既造成了各种要素聚集能力和协同效果的千差万别，也造成了各地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方面谈判话语权和博弈地位的不对等，并进而直接影响产业协同进程。

（四）协同制度

推动产业协同发展，获得协同利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即使各参与主体均认为实现总体利益改善的可能性较大，利益分配的矛盾依然会阻碍协同的推进。对协同利益的分配会受到参与者协同目标偏好和成员间影响力不对称水平的影响[4，8]。尽管协同带来的共同利益改善是必要的，但仅有共同利益尚不足以支撑协同关系的必然建立。在拥有足够的协同空间、协同成本、协同能力、协同意愿的前提下，为使协同从可能变为现实，还需要制度和机制的保障。

协同制度主要指推动产业协同发展的制度环境以及体制机制设计的协同与创新。在推动产业协同的过程中，会与其他地区、其他产业发生各种协作与竞争关系。只有以良好、健全、创新的制度体系为保障，产业协同发展才能破除各种利益壁垒有序推进。一般来讲，制度环境越完善，产业协同行为越规范，协同活动越活跃，协同进程也就越顺利。

（五）协同创新

创新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创新革命与产业革命相生相伴，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产业协同不是目标，而是过程，是方式，是手段。产业协同的目标就是在协同空间充裕、协同成本合理、协同能力和协同意愿强烈、协同制度能够提供充分有效保障的基础上，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的协调化和高度化。

上述五大因素交织在一起，协同作用于各协同主体，其发展和发达程度决定着产业协同的进程和深度。产业协同影响因素构成可参见图1。

二、产业协同指标体系构建

图1 产业协同影响因素

基于前文关于产业协同程度与水平影响因素的分析构建产业协同指标体系，具体参见表1。

以S、C、P、I、T分别表示协同空间、协同成本、协同能力、协同制度和协同创新，构建产业协同模型F：

在上述模型中，有n项评价指标，m个年份，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Xij：

其中，xij为第i年第j个指标的指标值。

三、产业协同测度方法

产业协同是一个不断变化并逼近的状态，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和绝对的答案，因此产业协同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根据前文所述的产业协同评价标准，本着既反映产业协同发展实质又简单易行的原则，选择适宜的指标进行测算。从上述模型可以知道，产业协同指数涉及经济、科技、公共服务、社会意愿、基础设施、政策体系、体制机制、生态等多方面评价指标，评价指标属性不同，其计量单位也不一致。为便于使用统一方法进行计算，需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第一，对数据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按照评价指标的性质，一般可将评价指标分为效益型指标、成本型指标、固定型指标三大类。效益型指标是正向指标，值越大越好；成本型指标是逆向指标，值越小越好；固定型指标值始终不变。结合表1可以看出，表中的大部分指标都是效益型指标，但有些指标本身难以明确划分为效益型指标或成本型指标。比如，城市级别和地位，在实际测算过程中，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按照当前我国要素配置数量和质量一般随城市级别高低依次递减的倒金字塔型结构，即城市级别越高，所聚集的优质要素越多，工资水平越高，房地产开发规模越大，本文采用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等指标来予以描述。在确定相应指标的基础上，对数据矩阵采用极值法进行归一化处理。

正向指标：

逆向指标：

其中，xij表示第i个年份第j项评价指标的数值，min{xj}和max{xj}分别表示数据矩阵中第j项评价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第二，在此基础上，计算第i个年份第j项指标值所占的比重。第三，计算指标信息熵。

表1 产业协同指标体系

第四，计算信息熵冗余度。

第五，计算指标权重。

第六，计算单指标评价得分。

按照上述步骤，通过构建由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30个三级指标构成的产业协同指标体系并计算得到相关数值，以对区域产业协同进程和水平进行有效的判断和分析。

四、京津冀产业协同指标体系测算

根据产业协同指标体系，立足数据可得性，基于动态演进视角，本文以2005年、2010年、2015年为时间维度，每个准则层选择两个指标，构建一个包含5个目标层、15个准则层和30个指标的产业协同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沪苏浙三省（市）近十年来产业协同的进程进行计算和对比。

（一）30个指标权重的测算

利用上述方法确定30个指标的权重，具体参见表2。

根据表2，从总体来看，在30个指标中权重超过3%的指标有13个。其中，反映协同空间的有两个，即进出口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反映协同成本的有两个，即高速公路里程和铁路营业里程；反映协同能力的有三个，即财政收入、房地产开发投资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反映协同制度的有两个，即实际利用外资额和三地相互投资规模；反映协同创新的有四个，即技术市场成交额、研发经费支出、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和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根据上述指标的分布层次，可以清楚地看到协同创新和协同能力在产业协同中的重要地位。协同创新决定产业协同的内生性和成长性，促进区域内不同协同主体之间的产业融合，改善区域产业链条的知识密集度与综合竞争优势，其在产业协同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上述指标的数值和分布区间也证明了这一论断。协同能力反映协同主体推动产业协同的主观倾向性与客观行动力，其权重指标值普遍较高，在产业协同进程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权重低于2%的指标有四个，分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平均从业人员、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高新技术产业利润总额和城镇化率。这四个指标分别反映创新供给（协同创新）、机会成本（协同成本）、创新绩效（协同创新）和承接空间（协同空间），在产业协同指标体系中占比偏低，影响相对较小。

表2 京津冀产业协同指标体系30个指标权重分布

从单个指标权重来看，最高的是财政收入。占比接近1/10，远远高于单个指标权重的平均值3.33%。这表明，地方财政实力在产业协同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达济天下的精神相一致），毕竟只有具备足够坚实的财政实力，才能在产业协同中游刃有余地承担起产业转移、要素外溢等相应职责。指标权重次高的是技术市场成交额，其8.09%的权重显示了创新带来的产业绩效改善在产业协同中的重要影响。事实上，产业协同的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创新在空间尺度上实现最大程度的外溢，防止区域创新梯度差过度悬殊，构建完整、完善的创新产业链条。指标权重第三高的是高速公路里程，其5.86%的权重表明，在产业协同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程度、交通便捷程度在决定产业协同成本高低的同时，也在产业协同推进与深化过程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二）京津冀产业协同指数测算

基于上述分析，测算京津冀三地2005年、2010年、2015年产业协同指数的变动情况。具体参见表3。

1.基于五个目标层权重的分析

从五个目标层的权重看，京津冀地区按照权重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协同能力、协同创新、协同成本、协同制度、协同空间。其中，协同能力在五个目标层中权重最高（指标值为0.2377），接近1/4。这意味着，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进程，提高三地综合实力，巩固经济地位，优化经济发展结构，从根本上改善三地协同能力是首当其冲的突破口。

2.基于目标层的纵向动态分析

一是协同空间。分地区比较可以发现，京津冀三地三个年度协同空间的平均指标值分别为0.0918、0.0605和0.0479。由此可以看出，北京以绝对优势在京津冀产业协同空间中掌握着明显的话语权，而河北作为三地中协同空间指标值的最低点，则暴露了其市场空间开发有限、让渡空间狭小、承接空间尚未充分拓展的短板。从动态演变来看，无论是北京、天津还是河北，三年中三个地区的协同空间均呈现出递增态势。其中，河北递增幅度尤其大，2015年比2005年增长了近十倍，远远高于北京的不足三倍、天津的不足四倍。这表明，河北凭借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要素禀赋，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具有良好的协同空间扩展的潜力。

二是协同成本。分年份比较可以发现，京津冀地区2005年、2010年、2015年协同成本的指标平均值分别为0.0637、0.0842、0.0682。也就是说，京津冀协同成本在2010年出现下降后又于2015年有所回升。分地区数据显示，河北指标值最大，意味着其协同成本最低；天津指标值最低，意味着其协同成本最高。由此可以认为，河北在产业协同中具有良好的成本优势，为其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积极作为提供了有力支撑；北京和天津协同成本偏高，意味着京津两市因要素过度聚集并超过合理边界，资源供需结构严重失衡，导致了规模不经济，带来了协同成本的高企。从动态演变来看，相对于2005年（指标值为0.0577），北京的协同成本先是于2010出现下降（指标值为0.0667），但又于2015年迅速回调（指标值为0.0412），甚至超过2005年，成为三个年度中的最高值。对此的解释为，受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影响，各地为稳定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秩序，频频出招，北京也不例外，结果导致2010年北京的协同成本出现下降；而受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影响，为加快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北京不断提高各种要素的滞留成本，以价格手段倒逼的形式来实现低附加值要素的外迁，无形中导致了协同成本的提高。天津协同成本指标值的走势与北京类似，指标值在2010年出现上升后，又于2015年下降到三个年度中的最低值。这就意味着，天津的协同成本在经历了2010年的下降后，又于2015年反弹到了三个年度中的最高值。而且，在三地中天津的协同成本指标值一直最低，说明其协同成本已经超过北京，成为三地协同成本的最高点。据此可以认为，天津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影响，一方面倒逼本地低端要素（产业）外迁与转移，另一方面以提高协同成本的形式不断提高要素进入门槛，有选择、有甄别地承接外部要素和产业转移。而河北则与此相反，其协同成本的指标值自2005年以来一直上升，这意味着其协同成本一直呈下降态势，说明河北在三地产业协同发展中具有良好的成本优势，该优势可为京津冀产业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要素优化布局和区域结构调整提供有效支撑。

表3 2005、2010、2015年京津冀产业协同指数变动

三是协同能力。分地区来看，京津冀三地协同能力三个年度的指标平均值分别为0.1251、0.0582、0.0588。北京协同能力指标值比天津与河北之和还高，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于津冀两地，彰显了北京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的地位，无论是综合实力还是经济地位和结构水平，均表现出了强大的影响力。河北指标平均值与天津相差无几。2005年，天津协同能力（0.0120）明显优于河北（0.0035），但2010年两地差距明显缩小，河北几乎与天津追平（津冀两地分别为0.0375和0.0374），2015年河北协同能力（0.1356）成功超过了天津（0.1252）。这样的动态变化表明，尽管河北在产业发展综合实力、经济地位和经济发展的结构水平等方面与京津两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但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其协同能力正在逐步改善。从动态演进来看，三地协同能力均呈现出明显的进步。相对于2005年的指标值，2015年京津冀三地协同能力分别增长了3.76倍、9.43倍和37.74倍。梯度结构明显的协同能力增速表明，尽管津冀两地的协同能力与北京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两地增速明显，特别是河北更是飞速赶超，充分显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影响下河北在协同能力方面改善和赶超的进度。

四是协同制度。分地区来看，京津冀协同制度三个年度的指标平均值分别为0.0788、0.0669、0.0577。北京协同制度指标值最高，显示了其在制度结构、制度创新、制度绩效领域的领先地位。河北作为三地中指标值最低的区域，暴露了其在上述方面的落后境地。从动态演进来看，三地协同制度总体上均呈现出不断优化的趋势。而且，在协同制度的绝对值上，尽管津冀两地与北京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但两地的增速远远高于北京。相对于2005年，2015年天津和河北在协同制度方面分别增长了2.9737倍和8.4286倍，均高于北京的2.4598倍，特别是河北其增速是三地中最快的。因此可以认为，三地均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协同制度的改善，尽管河北的制度协同水平在三地中是最低的，但其最快的增速显示了其在制度设计、制度创新、制度绩效领域的不懈努力和奋力追赶。得益于天津和河北在协同制度领域的加速改善，两地与北京的相对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北京与天津、河北指标值的相对差距分别由2005年的1.36倍、3.44倍下降到了2015年的1.18倍、1.26倍。

五是协同创新。分地区来看，毫无悬念，北京协同创新的指标值是三地中最高的，河北是最低的。与其他同样存在差距的指标相比明显不同的是，三地间差距过于悬殊。从平均值来看，三地三个年度的指标平均值分别是0.1473、0.0498、0.0206，北京的指标平均值分别是天津、河北的2.96倍和7.15倍，天津的指标值是河北的2.42倍。过于悬殊的协同创新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三地间创新产业链条不完整、断层现象明显的原因所在。从时间结构的演进来看，三地各自的协同创新体系均在不断优化，指标值也逐年增长。2005、2010、2015年，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创新指标分别增长了1.5588倍、2.5992倍和34.3333倍，河北的增幅尤其明显。津冀两地在创新协同领域的加速赶超推动了三地协同创新指标比例的逐渐优化，从2005年的1：0.28：0.01到2010年的1：0.29：0.13再到2015年的1：0.39：0.19，显示了天津和河北在推动创新协同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

3.基于各地区综合得分的分析

从横向分析各地区综合得分，无论哪一个年度，北京的综合得分都是最高的。从三年均值来看，京津冀三地三个年度综合得分的平均值分别为0.4982、0.2821和0.2992，彰显了北京在京津冀产业协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津冀两地的对比中，河北2005年综合得分落后于天津，2010年综合得分超过天津，并将这一态势一直保持到了2015年，显示了河北在京津冀产业协同中良好的发展态势和后发优势。三地综合得分的比例从2005年的1：0.50：0.39发展到2010年的1：0.57：0.63，再到2015年的1：0.59：0.66。可以看出，三地间产业协同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优化的发展趋势，三地间差距也逐渐缩小，显示出产业协同良好的发展预期。

五、结论

第一，北京在京津冀产业协同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北京拥有最广阔的协同空间、最强大的协同能力、最优良的制度环境、最先进的协同创新水平，这既决定了其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的“领头羊”地位，也为三地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北京在产业协同发展中的一举一动直接决定着三地的协同进程。

第二，天津拥有良好的协同空间、协同能力、协同制度、协同创新，使之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成为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其较高的协同成本既能倒逼低端要素、落后产能转移或升级，也能提高承接外部要素（产业）流入的门槛，为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设置“过滤网”，当然这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天津吸引产业转移与承接的一道壁垒。而且，与北京和河北相比，天津在产业协同发展中的综合得分最低，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面临无法回避的压力。

第三，河北最狭小的协同空间、薄弱的协同能力、欠佳的协同制度、最低的协同创新水平，使之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中面临落后和尴尬境地。不过，其最低的协同成本、增幅最大的协同能力和协同创新水平则彰显了河北奋力赶超和弯道超车的信心与决心。而且，河北产业协同综合得分并未“垫底”的发展现实也显示了河北蓬勃的发展生机。特别是河北拥有三地中最低的协同成本，意味着其近年来开展的降成本、优环境活动已经初见成效。河北已经开始通过降低协同成本来改善协同发展环境，积极承接先进产业转移，培育经济转型发展新动能，促进产业协同进程。立足当前发展实际，在今后的产业协同发展中，河北亟需在拓展协同空间、增强协同能力、深化改革协同制度、促进协同创新方面下功夫。其中，特别需要在优化协同创新中重点突破，着力提高当前落后的创新水平，缩小与京津两市的创新差距，为积极承接京津创新产业链条化转移与布局提供良好支撑。

第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三地产业协同发展影响深远。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三地协同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产业协同发展领域同样如此。

由表4可以看出，与2005年相比，2010年京津冀产业协同各目标层面均实现了飞速增长；与2010年相比，2015年增速明显放缓。在五大目标层中，除协同能力目标层中北京和天津的指标值增速继续上升（意味着协同能力改善度环比上升）、协同创新目标层中天津的指标值增速上升（意味着协同创新改善度环比上升）以外，其他各项指标值的增速均出现了下降。对此，本文认为，受京津冀协同发展、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战略影响，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不再是之前粗放型、低效型的数量扩张，不再是之前简单的企业外迁和盲目承接，而是更多关注质量、效益、创新的产业结构性协同，更多关注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对接，更多关注创新产业的一体化延伸。因此，新常态下的京津冀产业协同是主动调速下的自我修复与完善，是应对新一轮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调整的蓄势待发，是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重要的路径选择。

表4 京津冀产业协同指标体系环比增速对比 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