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馨 吴楚克

（1,2.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新疆地域辽阔，岩画的分布十分广泛和普遍，其中岩刻画在整个新疆多有分布，岩绘画则主要集中在新疆最北端的阿勒泰地区。相比国内其他地区，新疆的岩画更具和墓葬、遗址共存的特征，为岩画考释提供了更多的实证基础。本文所探讨的康家石门子岩画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距县城西南75公里的天山中段，地理坐标：北纬43°51′2″，东经 89°19′20″，海拔 1 500 米。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康家石门子”的名称来源于清末民初之时，一康姓家族生活在这里，由于这里山的形状像两扇门，所以命名为“康家石门子”，并沿用至今。康家石门子岩画是呼图壁县（“呼图壁”在当地语言中为吉祥之意）最具典型性和影响力的岩画，在部分国内外文献中也会以“呼图壁岩画”进行指称。事实上，在呼图壁县还有多处岩画点，涉及人像、动物等。为了表述的严谨，本文选用“康家石门子岩画”这一更为具体的称谓。康家石门子岩画位于两条山溪（康拉尔沟、涝坝湾子沟分别流经东侧和南侧）汇流处西北岸的侏罗纪晚期丹霞地貌山体南侧岩壁底部的垂直岩面上（图1）。该区域是天山中典型的侏罗纪最晚期的岩层，学名为“喀拉扎组”（俗称“城墙砾岩”），形成时间在距今7 000万年前，山石以水平状沉积的砂砾岩为主。岩画图像位于高高耸立的柱状风化岩山底部内凹的岩夏之中，由于岩体背风向阳又称为“晒岩”，远望岩画所在的山体有如连绵山峦中的一座城堡。内凹所形成的岩夏不仅背风避雨,对于声音的传播和反射也颇有意味，站在岩夏的大石上呼喊，声音传播较远，回声响彻山谷。就岩画选址与声音之间的关系，麦瑞思（Marie M）等岩画学家已有研究[1]12-25，具体到康家石门子岩画，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数据进行剖析。康家石门子岩画图像以人形为主，与人形岩画在同一岩面上，西侧相距十余米处以及岩夏内的石块上有多组动物图像，主要是羊、鹿、马，此外还有凹穴、折线纹等。

图1 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地貌景观

图2 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发现者李世昌（左）和《呼图壁县地名图志》（右）

天山从帕米尔高原巨大的造山运动中奔逃而出，平均海拔4 000米，在雪线之上，水资源丰富；康家石门子岩画处于海拔1 300～1 800米之间的低山湿润草甸地带，源自天山融雪的呼图壁河、雀儿沟河纵横南北，河水终年流淌，滋润着大地。这里山戴雪冠，林木苍翠，冰川密布，河溪发达，自然环境宜牧宜农，康家石门子岩画所在的山系阻挡了西北的寒风，使山下的草甸草场就算遇到大雪的严冬也绿草茵茵，形成了理想的冬季牧场。站在丹霞地貌形成的山顶眺望，星星点点的毡房、珍珠一样的羊群、奔跑的骏马，仿佛是天堂里的画面。这样的自然环境孕育着人类早期的生产和生活，在岩画周边分布着石堆墓等多处古墓群，可以推断在远古有较大氏族部落生活在这里。岩画生动古朴的画面中刻画着先民们对丰产和繁衍的祈求，古拙的石器击打在岩面上承载着人类初期的奋斗与热情、历史与记忆。

一、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发现

在上个世纪，对岩画的了解和认知远不及当今，即使有些人看到岩画，往往会以为是放羊娃的“玩作”，而不会和历史遗迹联系起来。且新疆地广人稀，山高路远，岩画的发现更实属不易，更需要对艺术敏锐的观察和一定文史知识的积累。在采访中，年近古稀的康家石门子岩画发现者李世昌先生，追忆了他早年在呼图壁“地名办”（直属呼图壁县政府）的工作经历和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发现过程。

康家石门子岩画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被县征收牧业税的工作人员发现，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未经专家鉴定，仅附近乡村的居民知道此处画作。1983年呼图壁县人民政府“地名办”主任李世昌（甘肃陇西人，18岁始到新疆）负责编纂《呼图壁县地名图志》（图2）和《呼图壁县行政区划》，在地名普查与走访中，根据当地维吾尔族牧民的描述发现了康家石门子岩画。据李世昌老人回忆，当地生活的维吾尔族牧民说那个崖壁（指康家石门子）上有鬼，会吃人，李世昌说我是共产党员，唯物主义者，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一定要去看一看。根据牧民对方位的描述，李世昌找到康家石门子岩画，现场拍照并绘制了素描图（李具有建筑学的专业背景）并上报至昌吉州博物馆，但并未引起博物馆相关人员的重视，只是将康家石门子岩画大概断定为南北朝时期。根据当时昌吉州博物馆给李世昌的反馈，李世昌参与编写的《呼图壁县地名图志》一书对康家石门子岩画的介绍为：“在雀尔沟西部13公里处。克牧勒塔斯山断层壁立，在离地面5米处的岩石上雕刻舞蹈群像，画面横长4米余，上下宽约2米，笔锋苍劲，画面古朴，初步考证产生于南北朝时期”[2]160。这是目前所知关于康家石门子岩画最早的文字记载。直到1987年，时任新疆考古所所长的王炳华教授考察呼图壁古城过程中，听闻康家石门子岩画，经县文物局局长张峰柱引荐，李世昌向王炳华说明了情况，并带领王炳华前往康家石门子进行实地考察。经过王炳华的重视、研究和相关文章的刊发，康家石门子岩画逐为外界所知晓。岩画作为早期人类对世界观和自我的表达，是人类思想、思维过程和对演进的理解在现实中的折射，是人类历史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解读史前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通道之一。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该区域艺术造型、宗教信仰和史前文化的大门。

二、康家石门子岩画研究回溯

康家石门子岩画引起国内外的关注与王炳华先生的重视和研究分不开。他于1988年在《新疆文物》发表《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画》一文，最先就康家石门子岩画的族属和年代问题进行了阐述：“呼图壁境内，天山深处新发现的康家石门子岩刻，是一处非常重要的遗迹。很可能，他们是与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在新疆北部地区活动的塞人有关的一支居民。是他们凿刻在岩壁上的一页珍贵历史……我们没有把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刻造像结论为公元前三世纪，而结论为公元前一千年的前半期，最主要的，是考虑到这组岩刻画，自它始凿到完成，曾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3]15。王炳华先生在谈及岩画断代缺少比较准确方法的同时，也提及岩画的创作不仅在古代狩猎民族，而且在近现代的游牧民族中也是比较普遍的、历史性的现象。王炳华先生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我在这里，明知岩雕刻画断代存在这类棘手的问题，却还是明确提出了这幅岩刻可能在公元前一千年前的倾向性结论，主要就是因为岩雕的思想内容上，明显可以见到原始社会后期父系崇拜的思想内涵。而这一相对年代又有助于我们做出绝对年代的推断。这个方法，从理论上讲，当时是可以站住脚的。但具体分析是否完满、充分，自然还可以充分进行讨论。”[3]15-16苏北海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艺术溯源》一文中认同王炳华的断代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的巨幅生殖崇拜岩画，属父系氏族社会时代凿刻，因为岩画上所反映的以男子为中心的生殖崇拜，但还未进入奴隶社会。根据中亚进入奴隶社会的大体时间是在公元前5～3世纪，则康家石门子的巨幅裸体岩画应该产生于公元前500～公元前1 000年之间，即距今约2 500～3 000年时间。”[4]37

宋耀良在《呼图壁岩画对马图符研究》中认为在整幅岩画中对马的图像最为抽象，首尾相接形成一个封闭性的有意味的形式，且在画面的最高位置，可能是“族徽”。母对马在右，公对马在左，对照右大左小的人像顺序，母对马要显贵于公对马，由此推断出当时的氏族处于母系为主的时代，并与阴山托林沟对马岩画作了比较，认为这两处相隔万里的岩画具有同一文化内涵，之间可能存在着传播关系。[5]84-87户晓辉认同宋耀良的观点并对虎岩画进行了探讨，认为虎是“母”，是女性的象征，而“虎鞭”可能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并且把虎作为对马的伴生图像，认为虎与画面中的女性形象是等值的，其功能也应该是相似的。户晓辉认同宋耀良的观点并对虎岩画进行了探讨，认为虎是“母”，是女性的象征，而“虎鞭”可能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并且把虎作为对马的伴生图像，认为虎与画面中的女性形象是等值的，其功能也应该是相似的。他在关于对马的解释中认为马图像与马祖崇拜思想相关，和十车国王马祠得子的故事结构可能同是原始生命信仰的艺术反映。[6]55-64

2014年，西北大学刘成教授对康家石门子岩画进行了三维数字扫描，实现了数字化记录，并在扫描数据的基础上，根据刻痕分析了康家石门子岩画中图像的叠加关系，以此得出了部分图像在年代上的先后顺序，为康家石门子岩画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2015年，罗伯特·贝纳里克、保罗·塔森、马克西姆、汤惠生等岩画学者考察了康家石门子及阿勒泰岩画，其中贝纳里克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年代在距今3 000～2 000年，其年代上限不早于距今4 000年，年代下限不晚于距今1 500年。

2017年，由于旅游开发和地方文化宣传的需要，康家石门子岩画的意涵被构建为西王母文化的起源。持此观点的主要是巫新华。他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早期人物形象可能是中国西王母文化的起源地……康家石门子岩画曾于春秋战国时期传播到四川西南部地区和云贵一带，并直接影响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青铜枝形器的出现。而盐源青铜枝形器则是中国西南地区汉魏时期风行一时的西王母主题青铜摇钱树来源”。[7]笔者2017年8月对呼图壁县委宣传部长进行了访谈，他认为先前关于康家石门子岩画“生殖崇拜”的定位不利于旅游宣传，对直白而广泛地宣传这一地区生殖崇拜文化感到羞涩与忌讳，而西王母起源这一假说更符合当地文化宣传和推广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当地的知名度。

总体而言，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研究，先贤学者在年代的判定上基本观点为距今3 000年左右，在族属问题上多归功于塞人（Scythians，希腊文献译为“斯基泰人”，波斯文献译为“萨迦人”），在图像的内涵阐释方面集中在生殖崇拜、舞蹈起源、族群祭祀等。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岩画的研究与20世纪的原始主义思潮和原始主义运动不无关系。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原始艺术在欧洲等西方国家受到学者的重视。同时，19世纪末，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岩画的发现使岩画研究逐渐进入到学界的视野之中，并被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史方面的专家所关注。这一时期受到泰勒《原始文化》和弗雷泽《金枝》的影响，对原始艺术的研究多关注艺术起源问题，“为艺术而艺术”“巫术说”“宗教说”“舞蹈说”“游戏说”“模仿说”等观点相继提出，史前岩画往往成为学者论点的例证。同时，这一时期的岩画研究受到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理论的启示，考古学家雷纳克（Reinach）、步日耶（Abbe Breuil）认为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岩画是狩猎或生殖巫术的体现。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人类学发展，高尔汉借用结构主义方法对岩画进行阐释，之后阿纳蒂借用结构语言学对岩画进行讨论。到20世纪末，随着科技考古和碳14、釉系测年的发展，岩画研究中更多科技的力量介入，为岩画阐释提供了直接断代的年代学基础。笔者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研究并未脱离大的学术舆论背景，20世纪80年代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发现和研究之初，正是国内文化意识反思和繁盛之时，其生殖崇拜说不仅仅是基于图像的分析，也受到了西方关于原始艺术思潮的影响。

三、康家石门子岩画主体图像探讨

“人类学以整体论为标志，它一直强调整体综合的观点，坚持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一个具有功能结构的系统。因此，对于变化多端的人类社会文化现象来说，许许多多的课题不是一个学科的知识所能解决的，而是要多种学科的通力合作。”[8]118-121岩画研究不仅需要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进行阐释，更需要整体论的视角。2017年夏，笔者对康家石门子岩画本体及周边的文化习俗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涵盖图像、区域生态环境、民间习俗、历史文化等，以此勾勒出岩画制作的“时空”场域，同时把对岩画的研究置于民族社会关系之中进行解释。通过民族志、考古资料等多重证据的应用延展岩画实证的经验范畴，从跨学科和整体论的角度补充证据链条，使得从物质遗存到精神阐释之间的逻辑更为严密且具有可验证性，从而消解对岩画的过度阐释。

图3 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主体图像

图4 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主体图像（部分）

新疆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气候由干冷向暖湿转变，各大山系山前冲积扇边缘溢出地形成天然绿洲，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场所，孕育了新疆的早期文明。位于天山腹地的康家石门子岩画自然环境适宜人类生存，动植物多样，宜牧宜农。康家石门子岩画主体图像（图3）东西长约13米，最下层岩刻距地面约1.9米，最上部岩刻距地面近10米之高。画中以人物为主，人物中间有对马和老虎的图像。其中人物大小不等，最大者超过真人，最小者约10厘米，共刻大人74个，小人62个。画面中的人像有些根据特征可辨识性别，男像体格健壮，并绘出生殖器及睾丸，女像修长秀美、臀部肥硕，画面中有交媾动作出现，但有些人像颇为抽象或已斑驳不易辨识性别。此外还有双头同体人像（图4）：两个头像共有一个倒三角形的身体，身体的一侧有男性生殖器；腹中怀子人形：在人形的腹中有一与人形头像相似的图像。这种表现手法在岩画中并非孤例，但多见于动物岩画之中，如马来西亚的打们岩画中有牛的腹部描绘小牛的彩绘。

在康家石门子岩画的人物造型中，尖顶帽比较突出，王炳华据此将康家石门子岩画作为塞人遗存的证据之一。尖顶帽这一文化符号在西域地区较为常见，至今仍有制作和穿戴。溯古，在新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曾出土过三顶，哈萨克斯坦的伊塞克遗址的“金衣人”也头戴尖顶帽，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省的巴泽雷克墓地中出土过弯钩形尖顶帽。俄罗斯学者认为巴泽雷克古墓中出土的尖顶帽是原始人对“生命树”的象征性符号表达。如图5是鄯善县苏贝希遗址I号墓地M6女尸和M11女尸的形象，尖顶帽的特征十分明显，M6女尸的帽子内部有支撑棍，其高高的帽尖和康家石门子人像岩画中头顶的“天线”（俗称）十分相似。马洛里（Mallory）和麦尔（Mair）认为苏贝希女尸可能是祭师或者皇族或两者兼而有之。[9]16“希罗多德在各军队与薛西斯作战的描述中，注意到了塞种人戴的尖帽，而且一个戴着尖帽的塞种国王形象出现在比索顿的雕刻中。我们在波斯波利斯的浮雕上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帽子的形象，上面显示特使们戴着这种独特的头饰，附文称他们为塞种人，这是被希腊人称为斯基泰的这一游牧民族的传统的波斯名字……我们能从这种奇特的头饰中得出什么结论呢？资料显示这些戴着高耸入云的帽子的人要么是神人沟通的媒介，要么他们本身就是神灵。而且根据图像证据，最早的戴高帽的形象是神灵。也就是说早期只有神并且可能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才戴高帽。既然祭司们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同时为了拉近与神灵的距离他们便也戴神的帽子，可能是为了使他们的职位显得更突出，当然也是告诉世人他们之所以可以戴这样的高帽是由于跟神灵的特殊关系，而非普通人能享有。”[10]110-114这说明“尖顶帽”这一造型的实用性并非主要的，其在早期的巫术或宗教中是人神沟通的工具，也是神权或皇权的象征。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在现在维吾尔族尖顶帽的制作程序中带有诵经等宗教色彩，尖顶帽被视为高山或雄性权利的象征，也是神圣与高贵的体现。笔者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中尖顶帽的人物造型不仅是塞人的佐证，也体现了该岩画所表达的场景可能是某种仪式，具有强烈的巫术或宗教（原始萨满教）色彩；这幅岩画既是仪式的一部分也是仪式的图像化呈现，即“既能记事，又可成事”。

图5 鄯善县苏贝希遗址I号墓地M6女尸（左）和M11女尸（右）

图6 哈萨克斯坦唐伯拉岩画 图7 康家石门子岩画（左），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刻痕（右）

康家石门子岩画人物造型中还有一典型的特征就是对男性生殖器的夸张表现，也正是由于画面中对此的突出描绘，诸多学者的阐释采用了“生殖崇拜”的观点。生产和繁衍是远古人类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主题，但人形和生殖器是同一个时期创作，还是后期进行添加而成为不同时空的刻画组合，还有待于更为深入的观察和科技断代手段的辅助。但整个画面载歌载舞、突出生殖器的表现似乎展示了先民们祈盼多生多育、人丁兴旺、繁荣发展的娱悦场面，这在关于周边地形和神话传说的人类学考察中也得以印证。在位置的选择上，“丘陵为牡，溪谷为牝”成为诠释康家石门子岩画生殖崇拜的又一例证。民间认为，生者选择宅地，或考虑村庄、城镇的位置时，认为“母形”（就是指两山夹一水的川地，或两山夹一谷的谷地）最好，因为这种地形有利于人丁兴旺，福佑。阴宅的选择上会选择女阴似的低凹地形，俗称“鲜花地”“莲花地”“金盘献果”，将死者葬于此，生者可以得到庇护。此外，这里还有与产子或多子有关的神话：在距离岩刻100米处的半塌陷石窟中，有一从缝隙中渗出的泉水，附近的哈萨克牧民称为“神水”“泪泉”或“子母泉”，传说妇女饮用后有助于繁衍子嗣，也有不孕的妇女专程来此，带上祭品祭拜，饮用泉水以恢复生育能力，生育男孩。至于这些神话是上古流传至今，还是今人为附会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生殖崇拜色彩而加以构建和渲染的，已无从得知。

由于天山一带自古就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通道，文化、人口、族群皆比较多样化，文化的涵化和儒化互相渗透。如英国的明斯（E.H.Minns）是研究斯基泰文化的著名学者，他在《斯基泰人和希腊人》一书中指出斯基泰文化和黑海沿岸草原地带希腊文化之间的传播关系。[11]2-6康家石门子岩画与中亚地区的岩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至于康家石门子岩画与哈萨克斯坦唐伯拉岩画、阿塞拜疆的阿布歇隆区（Absheron）和戈布斯坦区（Gobustan）的岩画之间风格的相似性是否与传播有关，还有待更准确的岩画断代和证据支持，但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如图6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唐伯拉岩画，在画面的最下方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拉手舞蹈的人像在风格上与康家石门子岩画（图7）比较相似，不同的是后者的拉手舞蹈人像刻痕更深，凿刻而成，刻痕呈“U”型，刻痕上覆盖有残留的颜色；而唐伯拉岩画中的图像磨刻而成，刻痕较浅。从这两幅岩画的制作手法和刻痕而言，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这组图像早于唐伯拉岩画中的图像。

图8是位于阿塞拜疆古布斯坦（Gobustan）的岩画（就其地理区位而言，位于高加索山和里海之间，是通向欧洲的门户，也是亚洲和欧洲人们迁徙的主要通道），该处岩画于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狩猎、动物、植物和生活方式（人物）的岩画图像从史前时期一直延续至中世纪。古布斯坦共有6 000多幅岩刻，大量的洞穴和岩棚证据显示这里有15 000年的人类居住或使用历史。阿纳蒂在对古布斯坦岩画的研究中认为这一地区的岩画最早可追溯到距今三万年之久，其风格显示了欧洲和近东地区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及关联，从这一地域不同时期的岩画中可以发现文化的变迁和早期智人迁徙的痕迹。[12]图8左中的女性身体呈圆润的三角形，臀部呈菱形，从造型上兼具欧洲史前艺术中圆润丰满的特征和康家石门子岩画中三角形身体的风格。图8中、右中人物上身的三角形造型更为明显，与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人物造型风格更为相近。

在康家石门子岩画周围分布着诸多石堆墓、石圈墓，如位于呼图壁县雀尔沟镇雀尔沟村东南约15公里天山山谷中的石门子墓（其西北约25公里为康家石门子岩画）。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石门子墓地共有墓葬94座，主要分布在呼图壁河西岸的一、二级台地上，东岸分布较少。在口腔卫生方面，死者有患牙周炎的现象，未见龋齿，可能与他们食用较多动物性食物有关。从中也可推测出石门子古代居民的生产方式应是以畜牧经济为主。[13]16-17呼图壁东南吐鲁番绿洲（盆地）的苏贝希文化、南面焉首绿洲北沿的察吾乎文化则农业与畜牧业兼有，其绝对年代基本上都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至公元前后。他们种植并食用小麦、谷子等作物，同时又饲养羊、牛作为衣食之源，利用绿洲少量的水源采用原始粗放的耕作技术开垦土地、种植作物，过着定居的生活。出土尖顶帽女尸的苏贝希遗址居民多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屋，从遗址出土的各种毛织服装、毛毡、皮革制品、弓箭及大量殉葬的羊可推测当地居民从事畜牧和狩猎，陶、革制造等手工业也较为发达。[14]15察吾乎文化主体墓地是原始大型氏族的公共墓地，其经济是以畜牧（游牧）经济为主，大量陶器的出土表明当地居民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特别是一些陶器中发现了谷物说明当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在晚期墓葬中出现了铁器。地缘相近、年代相似的苏贝希和察吾乎文化，其生计方式、习俗信仰及社会结构对于解释康家石门子岩画背后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康家石门子岩画中还出现了两对对马、身刻折线纹的老虎等动物形象，风格相似的马、老虎图像在贺兰山、阴山岩画中皆有出现。纵览康家石门子岩画主体图像的刻痕、风格和叠压关系，笔者认为它应该不是在一个时期完成的，而是有一个制作的持续期并不断添加。对马的图像年代较早，人形次之，其中人形在制作年代上还可细分。根据对康家石门子岩画周边遗存的考古分析，笔者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主体图像是距今3 000年左右大型氏族公社宗教仪式的产物，是在游牧与农业兼具的文化形态下产生的，表现了氏族权利和生殖崇拜的思想，也是原始萨满教的遗存。其表现风格上与中亚岩画具有一定的文化关联性，由于新疆地区石器时代的文化及与中亚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晰，康家石门子岩画与中亚岩画之间具体关系和传播路径尚不可推判。

图8 阿塞拜疆古布斯坦岩画

四、康家石门子岩画的价值与意义

（一）岩刻、岩绘在画面中叠加出现

岩画按照表现方式的不同可分为岩刻（petroglyphs/rock engraving） 和岩绘（pictographs/rock painting）两种类型，岩刻是指用凿刻或磨刻方式制作的岩画，如哈萨克斯坦的唐伯拉岩画，国内的贺兰山岩画、阴山岩画、将军崖岩画、天山山麓岩画等；岩绘是指用色彩进行涂绘制作的岩画，如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穴岩画，国内的广西花山岩画、云南沧源岩画、阿勒泰洞穴岩画等。康家石门子岩画两种制作方式兼具，有白色或红色涂绘于岩刻画之上，目前残存的颜色并不多，近距离可辨识。在全球岩画视域下，岩刻与岩绘叠加出现的现象极少，康家石门子岩画中的这种现象为岩画的分层和多种方法的交叉断代提供了可能性。

（二）图像丰富，保护状况相对良好

康家石门子岩画数千年来在风侵雨浸之下能够保存下来，且图像相对清晰，未泯灭于茫茫历史长河之中实属不易。康家石门子岩画于1990年成为新疆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建设成集保护、研究、旅游、宣传为一体的景区，图像外围建设有防护网。康家石门子岩画，特别是本文所讨论的主体图像位置距离地面较高，不易造成人为破坏，崖壁两侧修了引水槽，雨水和积雪融水通过引水槽可流至地面，避免了水浸对画面和色彩造成的伤害。目前，康家石门子岩画最主要的风化原因是新疆地区风沙较大造成的风蚀以及昼夜温差、季节温差造成岩体的张力变化容易导致岩面产生裂隙或剥落。

（三）位于东西交通枢纽，地理位置重要

新疆自古就是文化交流的要道，呈现多元文化辐集的形态。“从很早起东西方就存在着文化互动，来自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在距今4000年左右进抵新疆哈密。与此同时，一些西方的文化特质也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具体包括麦类作物、权杖头、冶金术等……与中原内地相比较，新疆的史前文化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为来自不同方向的族群和文化不断互动、影响并分化为一系列的绿洲文明。”[15]33康家石门子岩画所在的呼图壁县东距乌鲁木齐市70公里，位于天山北坡中段，准噶尔盆地南缘，是古代“丝绸之路”通往中亚、欧洲诸国的必经之路,现在仍是通往北疆各地及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边贸口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康家石门子岩画所在的天山一带是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交融的纽带，也是欧亚草原的十字路口，这里便利的交通、丰富的资源和宜人的气候哺育了天山山麓的族群，形成了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珍贵的文化遗存，也塑造了康家石门子东西兼具、内容多元的图像风格。

图9 康家石门子岩画中具有彩绘的部分图像

结语

黄文弼在《高昌陶集》序言中写道：“吾人相信东西文化之推进，确曾经过新疆，新疆如水管，一方为水塔，一方为龙头，水塔之水，必须经过新疆，然后至龙头。故吾人欲研究东西文明之推进，非在新疆寻觅痕迹不可，此为无可怀疑之事也。”[16]109新疆自古以来作为东西沟通的要道和欧亚草原上的重要一环，文化多样，遗存丰富。对新疆岩画的研究不仅包括遗址、古物，从“中程理论”的角度还应包括新疆丰富的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与习俗等。以康家石门子为代表的新疆岩画数量丰富，风格多样，兼具岩绘和岩刻，制作时间跨度大，与中国西北的青海、宁夏、甘肃、内蒙，俄罗斯和中亚诸国在岩画的造型、风格、色彩、主题上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对新疆岩画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探知新疆的上古历史，更能促进我们对这一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