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苏

1930年10月，台湾南投县境内的一个原住民部落1200多人，与配备了飞机大炮毒气弹的数千名日军展开了30多天的激战。战后仅存200多名妇孺。这就是当年震动全台、惊动日本天皇的雾社起义。

赛德克族

1895年3月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将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割让给日本并赔款白银2亿两。台湾望族、进士丘逢甲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人，组织在台清军和本地乡勇，和与明治天皇争夺皇位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统率的数万日军血战5个月，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相当于日军在甲午战争中伤亡人数的两倍），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重伤毙命。

日军“平定”台湾沿海平原地区汉人居住地区后，继而又占领了中央山脉周围的原住民居住山区。

台湾原住民总人数约15万，其中9万多人散居于各地山区，形成了几十个各自关联却又独立的族群，保留着各自的语言、风俗、习惯等特点。日本占领全台后，将9万多山区原住民称为“生蕃”。一些县的殖民当局下令对“蕃人”格杀勿论，甚至开出价码，悬赏警察和其他人杀死“蕃人”。台湾各地原住民在1896年至1920年间，先后发动了130余次武装抗日起义，但都遭到残酷镇压，造成7000多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约占原住民总数的1/12。

在台湾中央山脉中段西部边缘的南投县浊水溪上源地区，有一个名叫雾社的原住民地区，这里山高林密，恰好是中、北、东部原住民传统生活领域的分水岭。雾社地区的赛德克族共有11个村社（部落）500多户2000多人，其中马赫坡社的头人名叫莫那·鲁道。莫那·鲁道1882年生于雾社，体格健壮，智武双全，由于从小便在山林中狩猎，练就了翻山越岭的好身手和一手好枪法，在赛德克人中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赛德克人素来强悍。1897年，日军派遣的一支10余人的探险队进入雾社后全部死亡。日军出动军队报复，赛德克人依靠险恶的地形，打死打伤日军17人，史称“人止关之战”。后日本调集了1000多人才得以进入雾社。

面对强悍的赛德克人，殖民当局推出了软硬两手政策。他们一方面在雾社建小学、邮局、警察局、旅馆、医疗和经济机构等，鼓励日本警察与原住民头人的女儿联姻。还在1911年组织原住民首领赴日“观光”。莫那·鲁道也参加了日本之行。殖民当局还有目的地选择一些原住民儿童，对他们进行奴化教育，这样一来，赛德克族就渐渐成了殖民当局标榜的“山地模范部落”。

另一方面，殖民当局长期强迫原住民无偿修路、建桥和服繁重的苦役，到原住民发源圣地大量采伐木材。还强行对被原住民视为祖训的文面、断齿等文化习俗进改造。驻守雾社的警察多是日本国内的浪人，他们比在平原汉族地区的日本警察更野蛮，对原住民任意搜查、辱骂甚至毒打。与这些日本警察结婚的原住民女子常被抛弃，连莫那·鲁道的妹妹也遭此不幸。如此种种，让赛德克人对日本人恨之入骨。

起义爆发

1930年10月7日，一对原住民青年结婚，莫那·鲁道的长子达多·莫那热情邀请一名过路的日本警察喝喜酒。这名警察以达多刚杀过山猪的手肮脏而加以拒绝，并用警棍殴打他。达多和弟弟巴索·莫那将其痛打了一顿。事后，觉得大事不妙的莫那·鲁道亲自带着儿子两次到警察所赔礼道歉，却遭拒绝，日本警察扬言要上报报复。此前，雾社就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一名原住民头人外出打猎返家途中，被日本警察邀请喝酒，因说出的原住民感谢语与日语中的“禽兽”一词同音，被日本警察当场打死。

原本就对日本人充满仇恨的莫那·鲁道决心反抗日本统治，他秘密联络了雾社的11个赛德克族部落，其中6个愿意参加起义。被日本人吸收为教师兼警察的两名族人花冈一郎、花冈二郎，二人并非亲兄弟，而是日本在“理蕃政策”下改了日本名字，从小刻意培养的“模范青年”。一郎的妻子川野花子（族名娥宾那威）与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族名娥宾塔欧托）是表姐妹，后者是荷戈社头人塔达欧·诺干的长女。在得知族人准备起义的消息后，两人同意与同胞站在同一阵线。

1930年10月27日是殖民当局为纪念在台战死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举行“神社祭”的日子。这天，雾社的日本人照例要在雾社公学内举行运动会。莫那·鲁道选择在这个日本人警惕性最松的时机，带领6个赛德克族部落共1200多人（能作战者约300人），发动反日起义。

27日凌晨3点半，起义军切断了雾社通往山外的交通电话线路。莫那·鲁道的两个儿子分别率队攻入马赫坡的警察所和制裁所。上午8点，当日本人在雾社公学举行“神社祭”和运动会时，数百名原住民突然冲入，专杀日本人，还让在场的100多汉人尽快离开（两名穿着日本人服装的台湾本地人被误杀）。二郎之子几十年后回忆，其父在警局中负责电话接线工作，当起义军进攻时，他没有向外发出求救电话。当起义军涌入雾社市街上时，二郎还打开了警察局的军械室。二郎的妻子多年后回忆：“那些余生的日本妇女造谣说，‘亲眼看到花冈二郎引诱躲藏的日本小孩出来，再加以杀害……雾社事件爆发后，二郎一直和我在一起，怎么可能去做那些事？”

至于一郎，战后日本台中州知事给台湾总督的报告中，记录了在雾社市街上开小商店的台中商人的证言：当抗日起义军准备撤退时，“花冈一郎命令头目赶紧到眉溪去，于是头目又命令其他蕃人，要去眉溪的趁早去……共有二三十人往眉溪出发，往迈勃方向去的一队人，高唱凯歌走了”。

这一天，莫那·鲁道带领的起义军还分别袭击了多处警察分驻所和有日本人的地方，日方死亡134人，受伤215人。

深山激战

当天上午，一名逃出雾社的日本人向山下的殖民当局报告了赛德克人起义的消息，震动全台。殖民当局立即调集周边地区的军警紧急赶往雾社，还以提供赏金和枪支弹药为条件，调集了多个和赛德克族有仇的亲日原住民共数百名武装人员，协助日本军警部队作战。下午4点，两架日军飞机飞临雾社上空侦察，除先行赶往的军警外，殖民当局还从台北、台南、花莲和台中各地抽调军警1000多人，他們于起义次日抵达。当天傍晚，日军先头部队在雾社近郊河畔遭到起义军狙击，造成1死5伤。因不明情况和地形不利，日军暂停进攻。29日，增援部队到来后，日军再次发起进攻，而起义军早已撤离阵地。于是，日军在未遭抵抗的情况下进入雾社市街。

进入雾社市街后，日本军警一边搜救幸存者，一边搜捕他们认定的起义重要人物一郎和二郎。其实，二人在起义当天就已回到家乡荷戈社。当天晚上，两人决定除了让二郎怀孕的妻子回娘家外，其余亲属全部自杀。几十年后，当年还是孩子的南投客运公司社长回忆他当时在现场听到一郎说道，“接受日本人招降是不可能的事”。二郎也说，“这次事件绝对的正确，我们没有错……是日本人逼我们选择了反抗的路线”。翌日，两家人进入附近的森林，一郎先杀死了妻子和仅一个月大的儿子，然后剖腹自杀。二郎和两家家属近20人全体上吊自杀，他们的尸体10天后被日军找到。镇压起义后，日本政府为了显示奴化教育成功，故意把一郎、二郎描述成是不忘日本恩惠而自杀。

面对大队日军进攻，莫那·鲁道决定将起义军分成两部分，分别在塔罗湾和马赫坡两条战线进行抵抗。塔罗湾战线由一郎的老丈人、荷戈社头人塔达欧·诺干负责，马赫坡战线则由莫那·鲁道亲自防守。

10月31日，日军对起义军发起进攻，双方激战一天后，塔达欧·诺干和另一部落的头人不幸中弹牺牲，战线失陷。第二天，日军在大炮和飞机的支持下进攻马赫坡等社。经过一天战斗，马赫坡战线也被日军占领。然而，起义军仍不断反攻。

11月3日，日军继续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在山林中居高临下，打退了多次进攻。日军调集山炮对山猛烈轰击，飞机也狂轰滥炸。11月5日，日军在马赫坡社东南方与起义军再次激战，20多名日军战死战伤，而莫那·鲁道次子巴索也在此战中重伤而亡。

“悲壮的诗篇”

此战之后，莫那·鲁道率青壮年和族人通过山涧的一座藤索吊桥，退守至马赫坡绝壁，然后命令各社老弱进入密林中躲藏。

马赫坡绝壁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天险，它处于一座高山的峡谷中，从山顶到谷底约500米，无路可通，只能抓住大树的根蔓攀援而下。谷底是一条宽不过10米的小溪，阳光在中午时分才能照到。在谷中的隐蔽处，有多个大小不等的石洞，其中最大的宽约10米，深约4米，莫那·鲁道和40名战士以及上百名家属就分住在石洞中。起义军进入峡谷后，砍断了那座藤索吊桥，截断了进出的唯一通道。日军即使攻上山顶，发现谷底起义军的藏身处，也无法下去。此外，莫那·鲁道还在山顶的丛林中设有10多处暗堡。

莫那·鲁道不时率勇士从洞中出击，袭击不熟悉地形的小股日军。不料日军竟违反国际公约，用飞机向峡谷投下800多枚毒气弹，致起义军和家属死亡惨重。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日军加派与马赫坡结有宿仇的原住民部落武装300多人发起进攻。

起义军及其家属在马赫坡绝壁坚持了近1个月。到11月底，能战人员仅存50多人，且大多负伤，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况。一些老弱妇孺为坚定亲人奋战到底的决心，带着孩子，依据风俗纷纷自缢于大树下（赛德克人认为其祖先诞生于一棵巨树之中，人死后灵魂会通过彩虹回归巨树，故面对死亡时选择吊于树下），情况异常悲惨。

日本《现代史资料》记录了一些日军后来看到的现场：“沿途森林中也发现凶蕃的缢死的尸体很多，犹如林间果实，也有因树枝折断尸体坠地而重迭着的……看到凶蕃如此悲壮的结局，一片哀怜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我觉得仿佛是目睹了一场当代的活的平家没落剧（作者注：日本文学作品《平家物语》中源氏与平氏的政权争夺，平家灭亡后，平清盛之妻平时子抱着外孙安德天皇与三神器一同跳海自尽），至少也不失蕃族史上一首悲壮的诗篇。”

12月1日，日军集中炮火朝绝壁猛轰。据当时在现场、后被日军俘虏的一名部落人的讲述，莫那·鲁道见大势已去，把妻子、两个妹妹、两个儿媳、两个女儿和孙辈在内的全家共18人召集在一起自缢。家人死后，他独自一人带着枪，消失在更深的山林中……

此时，山林中只剩下莫那·鲁道的长子达多和最后的五六名战士。12月2日，平时与他关系较好的一名日本警察带着达多被俘的妹妹马红·莫那到山林中找他。达多拒绝了两人的劝降，带领最后的几名战士在山中自缢。

悲壮惨烈的雾社起义终于落下帷幕。

在镇压雾社起义的30多天战斗中，殖民当局共出动兵力4000多人，战死28人，战伤26人，帮助日军的原住民战死22人，受伤19人，这自然是日方公布的“缩水”数字。至于赛德克族6个部落1236人中，300多人战死，近300人自杀，最后仅剩514人。此后又因“二次雾社事件”，人口进一步减少。

永久纪念

起义失败后，残存的族人被日军安置在收容所，雾社被拨给了协助日方有功的亲日原住民永久居住。

雾社起义的消息传出，上海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支持雾社人民起义。台湾农民组合、民众党纷纷谴责日军使用毒气，民众党还向国际联盟发电抗议。在镇压起义中，日本天皇也过问了进度。在各方压力下，台湾总督石冢英藏和台中州知事等人引咎去职。

4年后，一名打猎的原住民在一处隐蔽的密林洞窟中，发现了莫那·鲁道的遗骸。殖民当局将其送到台北帝国大学，作为台湾土俗人种研究室的标本。国民党接收台湾后，在雾社设立了仁爱乡。1974年，莫那·鲁道的骨骸得以被恭迎回雾社安葬。

莫那·鲁道家族唯一的生还者是长女马红。她多次上吊自杀未遂，后领养了一个女儿，去世时65岁。另一名幸存者是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她在川中岛产下遗腹子后改嫁，战后改名为高彩云，直到1996年去世。

今天的雾社已成为台湾重要文史遗迹之一，建有莫那·鲁道纪念公园，园内有他的雕像和纪念碑。那座名为“褒义坊”的大石坊上，“抗暴殲敌九百人壮烈捐生长埋碧血，褒忠愍难亿万世英灵如在永励黄魂”的对联格外醒目。而静静躺在纪念碑下的400位雾社烈士，则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

（作者系第十一届贵州省政协委员，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