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安治

清末民初的省港（广州与香港）是南中国的经济发动机。滔滔珠江吞吐赣闽湘桂黔滇各省商货，经省港营销全球。一船来自江西的废鸭毛，在内地是施肥用不上的废物，扬帆运到省城，就是外商付现收购的热门商品。上秤洗选打包，船运香港转口，登上“蓝烟通”远洋货轮直放汉堡、马赛、纽约，成为欧美名厂制绒、制毡原料。货畅其流，就能点石成金。江西钨矿、湖南桐油、福建红茶、广西草席、广东香蕉，都打开了国际市场。省港商业繁茂，中国商人学得洋商本领，省港工商实业兴办成风。半世纪创业维艰，养成华南第一批新式工商资本家。

先富起來的资本家热切的投资欲首先指向交通业。当时交通可以民办，而且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省港交通建设有太多值得投资的项目，错综复杂的水网需要内河轮船，日渐壅塞的省城急需新码头货仓区，而洋务运动中热议的粤汉铁路更是燃起了省港商人的雄心。一条出韶关打通南岭天险的铁路，联结珠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前景无可限量。手握粤汉铁路的股票比自己办厂上算。

香港富商杨西岩是清末民初省港交通商潮的领军人物，他的事业由内河航运起步，正面击败英商太古洋行，使中国商人扬眉吐气。

其后积极参与粤汉铁路商办投资受挫，却无心插柳，与同盟会结下交情。在战乱频仍的民国初年，杨西岩成为孙中山密友，政治纷争却使他开罪蒋介石。

退隐后的杨西岩重回交通业，雄心勃勃取得省城“河南”今海珠区）洲头咀江岸“海坦填堤筑磡”建设工程，这是1920年代省港交通业的希望工程，重要性仅次于粤汉铁路。然而，杨西岩未能克服时代考验，使希望工程沦为苛捐胜场，省城航运因为他的失败而止步不前。他一生传奇，堪称清末民初第一代资本家的缩影。

击败英航商的民族资本家

杨西岩是新会富商杨超之子。杨家经营建筑房地产致富，在香港上环干诺道西拥有杨泰兴码头，出租收利，港人敬称“大地主”。商而优则仕，杨西岩纳赀捐官，豪门出手，一捐就是正五品同知，新会知县见他的水晶顶戴都要磕头，又得到伍廷芳援引，宦途一步登天。

1898年，年方而立的杨西岩出任驻檀香山总领事。夏威夷华侨众多，领事例由当地中华会馆商董兼任，杨西岩空降总领事，在夏威夷经商40年的中华会馆商董古今辉则屈降副手。杨西岩迅速展现才华，1899年檀香山爆发鼠疫，美军火焚唐人街，杨西岩与古今辉大力救护侨民，交涉善后，迫使美政府赔偿侨民半数损失，颇得时誉。但得志过快，不免招嫉。1902年，杨西岩与古今辉同遭弹劾，交部议处，杨西岩黯然辞官，“姑免置议”，结束短暂官场梦，总领事由古今辉升任。

宦途受挫返乡的杨西岩自此不再使用蔚彬原名，改以号行，足见打击之重。但塞翁失马，杨西岩之鸿途大展，却由罢官开始。

珠三角货畅其流，依靠内河航运。怡和、太古与省港澳轮船公司等英国航商凭恃内河航行权经营珠三角航线，新颖快捷的浅水铁壳轮船压倒老式木船，喧宾夺主抢占市场。由香港出发，珠三角内河航运网主要沿两条黄金航线开展。一是由香港经虎门到省城广州的“省港线”，二是由香港转磨刀门水道到新会江门镇的“江港线”。由江门镇溯江而上到三水，就是集散赣湘桂滇黔内陆各省商货的西江、北江水网。由三水向西接西江出肇庆到梧州，向北循北江出清远到韶关。1890年代省港商界向内陆发展商机，江门镇地位骤升。1902年，中英新约增开江门为通商口岸，但英国商人大意失荆州，率先经营“江港线”的太古洋行一家独大，得意忘形，洋船员对乘客极为横暴，而江门却是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侨乡中心，侨商见过世面，怒火一触即发。

杨西岩回国后，积极投身于1904年美国《最后排华议案》激成的“抵制美货运动”，与李煜堂发起“香港拒止美国华工苛约会”，同时，注意力迅速转向新会老家航业。李煜堂等四邑巨商集资创办四邑轮船公司，杨西岩大力投资，众志成城，建造“顺利”与“德利”两艘木壳船，与太古的快速铁壳船竞争。船速虽然不及英轮，但是侨乡人心凝聚，视太古如寇雔，四邑轮船公司迅速发展，添建“安利”“大利”等快速铁壳轮船，居然击败了洋行。

在四邑轮船公司旗开得胜后，杨西岩与李煜堂于1908年倡办香港四邑商工会，位列四邑商界领袖。然而，杨西岩的航运事业走不出四邑。当时，以省港澳轮船公司为主的英国航商已在“省港线”站稳脚步，占下省城粤海关旁的黄金码头仓库区，旅客上落方便，商货就近报关。有意竞争的华商轮船无法就近靠泊，发展受限，只能以一艘轮船打游击似的“一船公司”小规模苦撑。四邑轮船公司在省城没有码头，生意出不了侨乡。航运事业受阻，杨西岩的目光转向热议的粤汉铁路。

1896年清廷开办铁路总公司，联通南北的铁路大动脉建设首重北京接武汉的芦汉“北线”，广州接武汉的粤汉“南线”暂缓。然而，先富起来的粤湘资本家却热烈呼吁民间自募商股，赶筑粤汉铁路。

1900年，清廷与美商合兴公司签约借款兴筑粤汉铁路。合兴转售股权引起舆论抨击，被迫废约。广东绅商乘机争到粤路商办，发起“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杨西岩积极参与，与夏威夷传奇巨商陈芳的儿子陈席儒、陈赓虞兄弟合作，担任粤路公司在香港的募股代理人，2000万资本额却迟迟未能募齐。两广总督岑春煊决意收回官办，绅商大哗，杨西岩与陈氏兄弟发起“粤路股东维持路权会”争讼，媒体大战反而成为粤路公司的主要业务，仅电报与广告费用即耗费十余万元。

公关大战需要媒体，与孙中山并列同盟会“四大寇”的陈少白成为杨西岩等人的军师。陈少白手握《中国日报》，全力声援，惨遭禁售，报社几乎倒闭。杨西岩与陈氏兄弟曾允诺金援，临事却意存观望，引起同盟会不满，当时在《中国日报》担任记者的冯自由尤其切齿。其后陈杨虽合赠陈少白港币9000元，但已在冯自由之《革命逸史》中留下骂名。

杨西岩未办成粤汉铁路投资，却因此与同盟会接上了线。许多港商慷慨资助同盟会，他的好友李煜堂是同盟会重要财主，孙中山对粤路运动中力抗总督的杨西岩颇抱希望。1907年，孙中山亲书函件，命冯自由托陈少白向杨西岩与陈氏兄弟募款，陈少白却答以“陈杨等原非有心革命，向之筹款徒伤感情”。冯自由亲自接洽，惨遭闭门羮。1909年，杨西岩于新成立的广东省咨议局任议员，与同盟会渐行渐远。

杨西岩与孙中山的交情虽然起步不利，但3年后却担起国民党在省港的筹款重任，一人撑起半边财政，更成为孙中山的家庭密友。

开罪蒋介石的筹款专家

辛亥革命爆发后，胡汉民被推为广东都督。军政府成立伊始，广东藩库只剩现（毫）洋1万余块，而开府之日仅军队关饷即立需20余万。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杨西岩挺身而出，接受筹饷局主席之推举，夤夜搭轮返回香港募捐。杨主席亲自捐1万，半日即募到毫洋50万，雇轮急运广州，一日之内平息了省城缺饷风潮。胡汉民再请杨西岩与陈氏兄弟等港商筹款，前后筹出毫洋200万元。

胡汉民是同盟会的募款专家，但他一向攀不上杨西岩等巨商，曾撰文恼怒痛斥“大资本家最不革命，最怕革命”。同盟會活动资金只能靠“富于热诚的普通工人商人”的小额捐款苦撑。杨西岩突然成为胡汉民最得力的筹款专家，并非出于热情，而是高利生意经。胡汉民虽然经历多年化缘般的募款磨难，执政时的财政方策却异常拙劣，只顾眼前，不计长远。他任命李煜堂为财政部长，与杨西岩及陈氏兄弟担起香港筹款重任，开出的条件居然是3个月“倍数偿还”之200%短期高利贷。

有政权就还得起钱。胡汉民将官钱银局库存纸币1200万元全部提出，加盖军政府财政部大印发行，要求商会承认通用。杨西岩更倡议发行2500万元毫票，并亲自到上海订货印钞。发钞奇法轻松偿还200万港商筹款，使军政府有钱可用，胡汉民在自传中洋洋自得，自称“嗣后乃不虞困乏”。但是，滥发纸币造成币值崩落，商家拒用，大失民心。

杨西岩与国民党订交之初，虽然只是做高利生意，但他对孙中山却逐渐有了感情。1913年孙中山起兵讨袁世凯，广东各界因纸钞贬值愤恨，讨袁失利是意料中事，商界裹足不愿资助国民党。杨西岩却卯足全劲，不计利害放下生意经，将杨泰兴码头等杨家在香港生财的房地产抵押变卖，又向香港羊城保险公司借款，前后筹措数十万元充讨袁军费。讨袁军败，杨西岩随之家道中落。

孙中山对杨西岩毁家相助的义举感念在心，自此亲如家人，其哲嗣孙科也引杨西岩为腹心。1917年9月，孙中山卷土重来，开府广州护法，家道中落的杨西岩勉力捐款港币5000元，又在香港代筹数万元，但次年5月孙中山即下台赴沪，杨西岩却无怨无悔。1920年陈炯明驱桂，孙中山回广州，杨西岩热心筹款，又倡议孙就任大总统，制约陈炯明。1921年4月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开府所需的80万毫洋由杨西岩筹措，患难之交真挚动人。

开府广州之后，孙中山设法回报老友。官府生财靠捐税，而传统捐税则是好生意，商人承包捐税，缴足任务金额，其余即收入私囊。广东富庶繁华，烟花赌厘各捐成为资本家的生财捷径。包烟捐的邹敏初、包赌饷的霍芝庭都成为一代巨富。孙中山以筹款老友分任包税要职，在开府时筹款40万毫洋的伍学熀获派两广盐运使，杨西岩原以“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名义筹款，1922年开春获派印花税处处长，包下烟酒印花税。杨西岩得到生财之道，更能源源捐输，使孙中山无后顾之忧。

杨西岩与孙中山成为患难之交，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成为孙科“太子派”的中坚，却与胡汉民不睦。1923年，滇桂联军驱逐陈炯明，杨西岩与伍学滉筹款50万，却要求以徐绍桢为广东省长，抵制胡汉民。胜利后，胡汉民愤怒出走香港，杨西岩则更上层楼，出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再升任内政部次长。位虽隆崇，但时誉不佳。“太子派干部能力确差。杨西岩、伍学滉、徐绍桢均无法维持局面，杨西岩聚敛尤甚。”曾任外交部长的傅秉常回忆道。

广东捐税早已超征预征，无法再加税，财政厅长生财之道单靠“登场炮”。傅秉常回忆，新厅长上任之际，按例向商界加一次税：“商民对此新任财政厅长，期望今后数年之平静，乐于再应付一次。故任何人出主财政，均可设法筹款一笔，但亦仅此而已，无法再向商民开口也。”

“登场炮”放完，财政厅长成为苦差。杨西岩本人曾因筹不出钱兑现一张孙中山开给滇军将领的3000元支票，遭到捆绑拘禁，被迫火急请香港亲戚汇款解难。孙中山慨然拯救老友，1923年12月，杨西岩脱离苦海，调任禁烟督办，包下鸦片烟捐。孙中山又在广州市区划出两方地皮相酬。一处位于观音山南麓，今为中山纪念堂，一处位于惠福西路盐运西二巷，今仍为越秀区精华地段。

烟捐一向是广东的主要财源，黄埔军校开办的部分费用也来自于此。杨西岩却低看办军校的蒋介石，短拨了黄埔经费。蒋勃然大怒，递出辞呈，离开黄埔回宁波。急图建军的国民党大为恐慌，胡汉民、廖仲恺等轮番上阵，力劝蒋回粤，蒋却给挚友廖仲恺回封信，洋洋三千余言，指控广东已被杨西岩这种“财团”垄断了：

今日粤中财政，已为财团所把持，财团不去，则财政无人可办，而财团贪残恶毒，人人共见，如欲其办理财政，未有不假公济私，以败坏政府名誉，丧失本党信用者也……如用此等奸商，办理财政，谁不自危，如用此等市侩包办鸦片捐税，谁能信其不厚图中饱……

孙中山以“办理不善，流弊滋多”为由，将杨西岩“着即免职，听候查办”，并指责“数月以来，办理毫无成绩，外间啧有烦言，亟应大加改革”。黄埔军校得以成功兴办。不过，孙中山仍顾念老友，杨西岩在1924年3月17日被撤职查办，3月31日即以“查明尚无实据”为由免议。次年3月，孙中山于北京病逝，杨西岩也退出政坛，只余国民政府参事之闲职。

退隐之后，杨西岩回到航运本业，却毁了广州航业的发展前景。

洲头咀的涛声

英商之所以能独霸广州“省港线”，关键在码头。省港澳轮船公司握有粤海关旁西濠口黄金码头区，姗姗来迟的太古洋行与省港澳轮船公司联营，携手垄断内河。省港客轮商船若不靠泊长堤各码头，就到白鹅潭下锚接泊，吨位较大的货轮则只能泊白鹅潭，白鹅潭成为烟囱如林的泊区。

后来居上的怡和洋行是印度支那轮船公司的在华总代理，跑“省港线”特重远洋转口，满载暹罗安南大米的远洋货轮在香港换驳2000吨以下内河轮船，千吨轮船到广州只能锭泊白鹅潭。怡和看准白鹅潭商机，于1913年在珠江后航道西岸的芳村大涌口买地建造码头仓库，俗称“渣甸仓”，前后建立能贮放150吨货物的9座货仓，跃为省港货运霸主。太古紧随其后，在“渣甸仓”隔江相对的白蚬壳兴建“太古仓”。

中国航商若要夺回利权，就要在白鹅潭建码头仓库。1925年，离开官场的杨西岩集资成立聚合公司，取得在白鹅潭南岸洲头咀的“海坦填堤筑磡”工程，由鸡鸭滘（今海珠区永兴街）起，至洲头咀海关望楼，约半公里江岸填固河堤，就能租给商人建水埗码头，坐地收租。填堤之前的洲头咀只有转泊的小轮电船能靠岸，填堤后将成为广州的下一道长堤，这是省城航业压倒怡和、太古的大好良机。

然而，聚合公司并不填堤，却坐地收起海坦租。小轮电船靠泊月收租银5元，丝艇货渡收10元，引起省城航运界怒火。杨西岩政商关系“良好”，遇有船商抗缴，常以警察为收租打手。1928年，省城船商联合打官司，迫使聚合公司停收海坦租。杨西岩的如意算盘，原是依靠海坦租凑齐筑堤资金，逐步筑堤。引起公愤后，只能偃旗息鼓，挂个治河委员会委员虚职，坐看怡和、太古继续独霸“省港线”。

1928年盛夏，杨西岩捐出孙中山拨给他的观音山南麓地皮，兴建中山纪念堂。1929年5月，杨西岩冒暑北上，参加移灵南京盛典，不料旅途奔波染疫，10月5日于广州病逝。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他仍在为孙中山奔走。

今日，“渣甸仓”与“太古仓”成为了广州古迹，洲头咀辟为公园。广州则仍能见到孙中山与杨西岩的友谊纪念。孙中山于1923年拨毫银2万，于朝天岗建造光复纪念坊，表彰杨西岩等29位居港同志迭次捐献巨款，此坊营建五载，亦于1929年落成，为两人知交留下纪念。光复亭于抗战时被毁，胜利后重建，今日犹存。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