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运畅（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惠安馆》讲述了住在北京城南的小英子“我”，在来到北京的第一个冬天结识了妞儿和“疯子”秀贞两位好朋友，机缘巧合中“我”发现妞儿是“疯子”秀贞未婚先孕生下后又被抛弃的女儿，于是“我”决定帮助母女俩相认并逃跑，最终秀贞与妞儿命丧铁轨的悲剧故事。文本以主人公英子的第一叙事视角，冷静且直接地描绘着老北京一角发生的这一场悲剧，而正是儿童纯真与命运悲剧的反差与碰撞，展现出儿童叙事的独特性，也使得旧社会对女性的摧残被披露得更显锋利。

一、儿童叙事方法的独特性

讲幼年记忆以小说体裁呈现，是不少作家都用过的手法。如何能够保持孩子童稚的观察，不掺杂进成人的思考并写出吸引人的小说，很考验作者。《城南旧事》的五个短文，仓促切割了英子的童年，更衬托出无忧无虑童年欢乐短暂的可贵。童年是不容易写的主题，因为孩子对人生的认识有限，童年回忆往往沉迷情绪而内容缺乏。而林海音对于这种方法的使用，却显得格外成熟。她的选材与叙事有着极高的契合，使她能够成功写下她的童年并使之流传。

《城南旧事》中，叙述者“英子”是一个少年时期的女孩子，她的世界没有被社会污染，从而使她看待社会的眼光冷静而客观。作品一开头便说道“我”对骆驼的铃铛有着与父亲不一样的看法。虽然父亲说：“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但“我”却认为：“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林海音就是以这样的对话，展开了“我”的城南旧事。

儿童叙事手法的运用在《惠安馆》故事中着重体现在英子对成人世界的“不解”。《惠安馆》的女主人公是秀贞——一个旧社会女性悲惨命运的典型，受着丈夫女儿失踪、街坊邻居闲话的痛苦，但英子却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要叫秀贞“疯子”，在她眼里，“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英子的不解，是限制在儿童视角内的不解，隔开了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是不考虑秀贞的过去与未来的“不解”。这样的局限性，使读者得以自由猜测秀贞的命运，至于最终的悲剧，也因这局限，才给人更强烈的冲击与回想。

儿童叙事的另一重要特征，在于叙事的模糊性与两面性。孩子的世界总是想象与事实结合，梦境与现实不分。就如同文中关于惠安馆的叫法“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真假难以定论，文中人物并不在意，而作者心底却似乎认定儿童的判断更接近真实。这样的对比，同样体现在对秀贞的称呼上，胡同里的人们叫她“疯子”，因为她的精神状态与众人不同，也因她的遭遇特殊，“我”却叫她“秀贞”，因为在“我”眼里，秀贞只是一个盼望丈夫女儿团圆的女人，她的一切“反常”都情有可原。甚至于最终“我”在母亲的呼唤中醒来，恍惚中竟分不清秀贞与妞儿的故事是现实还是梦境。“真”与“假”的两面性，是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对立；“真”与“假”边界的模糊，是儿童世界与现实的交织。

孩童对于人生善恶的认识固然需要指引，《惠安馆》里秀贞的故事，在成人眼里有不同的认识，而林海音在下笔时，却没有黑白分明、善恶立现地去批判，而是呈现出人在没有办法时的弱点。这样的写法，往往比教条式的写法更打动人。事实上，孩童探触人生的能力远超成人的预期，英子纯真的思绪和眼光，对人性的刻画、人生的描述及社会的描写，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儿童叙事视角的独特性，在英子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女性悲剧命运解读

《惠安馆》中的秀贞，与一个并未在故事中露面的男性“思康”相恋并未婚生子，最终却遭遇恋人抛弃、女儿死去的双重打击，导致她有些疯癫。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是可悲的、可怜的。但在文本中，她却又是为人不齿、遭人厌恶的。人们见了她唯恐避之不及，没有人愿意搭理她，甚至不让小孩子接近她。她原本是一个受害者，却无辜的遭受世人的唾弃。文本中，秀贞的爱展现得很充分，她努力追求着自我的幸福，营造着自我的幸福，却是零回报，恋人没有再出现，未婚有孕的她受着环境的压迫与邻居的不容，继而又因女儿被带走，遭受最终打击，从此变得行为失常，被人叫做“疯子”。追溯秀贞悲剧命运的源头，不难发现，男权社会下女性话语权的丧失和女性对自身悲剧命运的麻木，是根本原因。

文本故事叙述中很少有男性话语出现，但出现时往往占据决定权。在秀贞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小桂子的时候，秀贞的父亲长班老王回到家，“行啦行啦！不——害——臊！”并不耐烦的瞪了秀贞一眼。在这一片段上，秀贞的父亲作为旧社会的男性，率先表现出对秀贞的不满与厌恶。而带给秀贞直接伤害的“思康”自始至终没有出场，而“我”也只能从秀贞的疯言疯语和旁观者的谈话中了解一二，本应该收到道德谴责的人逃离了，留下秀贞和她的家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甚至秀贞的名字，也用了“贞节”的“贞”，社会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秀贞的不幸，男权社会下，女性作为附属品，自身的价值无从依靠便无从展现，秀贞其实是“贞”的，她的悲剧，是想作为男权附庸而不得的结果。

反观文本中的女性群体，同样有其悲剧性。在“我”的视角里，宋妈和母亲对秀贞都没有好感，每当带着“我”路过惠安馆的时候，总是捏紧了“我”的手快步走过，嘴里还会念一句“疯子”，生怕“我”去接近这个“异类”。宋妈与换洋火的老婆子的对话，让“我”了解到秀贞的悲剧命运，二人看客般的对话，没有同情，没有感悟，有的只是不解，“可不，打这就疯了！可怜她爹妈，这辈子就生下这么个女儿，唉！”无论是“可怜”还是最后一声“唉”，与秀贞本身的悲剧都无关。女性对自身价值的漠视，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就连秀贞的母亲，也没有因为女儿的不幸有些许的觉醒与反抗，她看女儿的眼光与其他人并没有不同——“疯子”，“秀贞，你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了呀！”，又对英子说：“别听她的，胡说呢！回去吧！”

而作为故事的主人公，秀贞的一系列行为，同样展示着女性独立人格的缺失。遭遇不幸之后，她始终活在“疯子”这一身份中，幻想着恋人孩子的回归。每天期待着“思康”和“小桂子”回来，甚至让“我”称呼“思康”为“三叔”，女儿在她心里也成长着，她给“小桂子”做衣服，让“我”叫“小桂子”回家等。女性彼此的误解、伤害，自身对独立人格的不自醒，使原本不幸的命运变得更加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