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勇

[摘要]对外援助思想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经萌发、建构和成熟完善的过程。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主要包括：对外援助是弘扬国际主义道义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客观需要;对外援助政策制定应以国际形势和国情国力为基本依据;对外援助应平等相待，尊重受援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对外援助要拓展功能、优化结构、丰富形式、提升效益。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援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中国援外工作的基本指引，是驳斥西方不实指控的有力话语武器，也是开展援外工作宣讲教育的宝贵资源。

[关键词]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8）04-0088-12

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外援助工作一直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始终关注对外援助工作，并在长期工作实践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援助思想。目前学界对此关注不多，研究较为薄弱，亟需加强。本文尝试梳理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的形成过程，归纳其主要内容，阐述其价值所在。

一、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的形成过程

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与中国对外援助实践紧密关联;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经了艰难曲折的形成过程。

（一）萌发孕育期（1952～196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便开展了对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中国对外援助范围逐渐从周边社会主义国家拓展到亚非新独立国家。1960年代，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美国顽固坚持敌视政策，中国通过加强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联系，粉碎了超级大国的围堵图谋。在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彼此扶持，不断亲近，阿尔巴尼亚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国家。周恩来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的非洲十国行，拉近了中非距离，开启了中国援非事业。为了支持朝鲜的战后重建和北越的抗美斗争，中国对两国的援助力度持续加大。中国这一阶段的对外援助工作总体是成功的，援助规模较为合理，援助效益较好，对外援助在确保中国地缘政治安全、扩大新中国影响力、树立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中国在对外援助理论上颇有建树，1964年1月，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将中国援外同某些大国以渗透和控制受援方为目标的“附件援外”从根本上区分开来，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然而，由于这一时期“左”倾思想在党内潜滋暗长，并且蔓延波及外交工作，党内关于对外援助工作的正常讨论难以为继，对外援助工作中过分突出意识形态的问题初见端倪，这为后来对外援助工作的失误埋下隐患。

1952年8月，邓小平从西南局上调中央工作，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后又兼任财政部部长，开始涉足对外援助工作。1954年4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办公会议，联系和分管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在1956年9月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领导书记处工作，处于“中央一线”位置，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先念、方毅诸同志保持密切工作交往，多次参与对外援助方面的会见、磋商、谈判工作，对援外工作相当熟稔。

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跌宕起伏，苏联中止援助，撤走专家，胁迫中国退让，加重了中国经济困难，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情感。1960年9月，邓小平坚定地表明立场：“坦率地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当时苏联在对华援助上的背信弃义和霸权主义促使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思考中国自己的援外方针。多年后，邓小平同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说：“父子党关系，要控制人家，我们是深有感受的。”与此同时，邓小平密切关注某些大国的援外动作，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和主张。这一期间，由于党内分工，邓小平的工作重心并不在外交方面，他更多地处在参谋、协助者的地位。因而，邓小平这一时期的对外援助思想处于萌发孕育阶段。

（二）初步建构期（1973～1976年）

“文革”是中国“左”倾错误发展的高峰，外交领域亦受影响。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左”倾外交政策曾一度造成了工作错乱，同时加重了中国的援外负荷。

1971年10月，在亚非拉等受援国的鼎力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冲破多方阻挠，恢复在联合国的正当合法席位，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与所谓的“中华民国”断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或者复交的时候，纷纷提出援助要求，导致中方援外工作压力空前，这段时间的中国援外工作喜忧参半，一方面，中国通过真诚无私的援外工作得到广大亚非拉朋友的支持和友谊，赢得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援外规模过大，无偿赠送比例过高，援外工作监管不善，效益不佳等弊端，解决对外援助的突出问题势在必行。

1973年3月29日，暌违政坛已久的邓小平终于复出，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代管外事工作。1974年1月30日，王稼祥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参加追悼会并致悼词，囿于当时氛围，他并未提及“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等批判话语的是非问题，但肯定了王稼祥的一生，标志着援外战线的某种松动。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他批判了两个超级大国假“援助”“支持”之名，行“掠夺”“控制”之实的恶劣行径，重申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原则。面对当时援外工作出现的偏差，邓小平下定决心纠正，并提前向外国友人“吹风”。1974年8月，他在同赤道几内亚副总统会谈时说道：“我们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不发达国家……凡是力所能及的，一定提供;办不到的，也要向朋友们说清楚。”

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他旋即开始大刀阔斧的治理整顿。1975年4月，邓小平主持召开援外工作汇报会，指示六部委联合起草《关于今后对外援助问题的请示报告》，获取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后，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精神，全面检讨援外工作纰漏，雷厉风行抓调整，他和李先念、方毅等分头与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就此次援外工作调整作细致说明，争取他们的理解支持。另外，对削减援外计划后，上述国家可能的动作和走向也作了适当的应对准备，避免剧烈外交震荡。事实证明，这次援外工作调整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新时期我国援外工作走上稳步健康发展道路。在复出的三年里，邓小平深入调研援外工作现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果断拍板调整援外工作计划，其对外援助思想体系轮廓初现。

（三）成熟完善期（1977～1993年）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再度复出。他在援外领域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同意对外经济联络部呈送的《关于贯彻叶副主席、李副总理的重要批示，调整对外援助支出计划的请示》报告，全面压缩援外规模，加强援外工作监管。1978年7月，邓小平指示外交部发布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照会，停援助，甩包袱，彻底摆脱中越、中阿在援助问题上的畸形关系。经过几年的治理整顿，中国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从1973年的6. 904%回落至1979年的0. 766%，援外物资、项目的监管有了明显改善，援外工作的突出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有力支援了国内经济建设。1979年3月，邓小平批复同意为王稼祥平反，指出：“王稼祥同志从当时国内、国际的实际情况出发，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对外策略和方针方面的建议，组织原则上没有错，总的精神是正确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应予平反;强加在王稼祥同志和其他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翻。”这标志着援外战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拨亂反正工作的初步完成。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宣布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确立。会议前后，邓小平频繁出访，寻求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援助，提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并举受援和施援两项工作，扭转过去经济领域“停滞封闭”“多出少进”的窘况。

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经过全面观察和缜密思考，提出关于时代主题和中国外交政策的两个转变：其一，改变了“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观点，认为“和平和发展”是时代主题，争取较长较间的和平建设期是完全可能的，主张外交工作（含援外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这一大局。其二，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代主题和外交战略是援外政策制定的宏观背景和决策依据，邓小平的这两大调整对中国援外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1983年，中国政府提出“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对外援助四项原则，并以此作为新时期指导中国援外工作、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准则。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东剧变，国际共运陷入低谷，中国成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中国“当头”“扛旗”，邓小平不为所动，认为这样会让中国失去外交主动权，增加援外工作负担。他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当头”“不扛旗”。在邓小平看来，苏联的崩溃从某种意义上说，证明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之路必须除旧布新，另辟蹊径。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再次阐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方向。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划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中国加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给援外工作带来生机活力。如果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邓小平主要关注的是援助国数量增减、援助金额多少、覆盖面大小等外延问题的话，那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更多考虑的是对外援助如何变革管理体制、优化合作方式和提升效益，建立“南南合作”新模式和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等内涵问题。至此，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臻于成熟完善。

一、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对外援助是弘扬国际主义道义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客观需要

关于援外动因问题，国际政治学理论一直存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争。前者认为基于利他动机的援外是真实存在的，后者则认定援外不过是谋求霸权的手段和工具。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一种援外行为的发生，往往是施受双方综合考量甚至是艰难博弈的结果，单一的理想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解读均不充分。在中国外交语境下，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矛盾冲突通常表现为“义”和“利”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之间的权衡和把握。一方面，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一国在国际主义方面的无私奉献归根到底还是为国家利益服务，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另一方面，两者也具有潜在冲突性，有些国际主义的付出对于国家利益的回报是非显性、非对称性、难以量化的，特别是在一国经济状况困难，财政支出总额紧张的情况下，对外援助支出与国内建设消费支出之间此消彼长的矛盾会凸显起来。

“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准则。”作为共产党人，邓小平秉承这一基本准则，坚决抵制“国际主义过时论”和短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协和万邦”“仁者爱人”的“重义”传统，勇于承担必要的援外责任，藉此宣扬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猜测中国可能会忙于结交“富朋友”而疏远“穷兄弟”，对此，邓小平给予正面回应，明确将能不能坚持力所能及的国际主义道义作为真假社会主义的衡量标准之一。1978年6月，邓小平会见卢旺达总统时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只顾自己的。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我们相信，经过一段努力，我们自己发展后，可以更多地尽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1980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卡拉汉时又讲道：“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达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那时，我们还要继续执行现在的在道义上、政治上帮助第三世界的方针政策。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也是下一代人的问题。中国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1986年9月23日，邓小平重申：“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事中国决不去干。”

同时，邓小平高度重视发挥对外援助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作用。他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包括对外援助在内的外交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针对“文革”后期，中国援外任务超出能力范围的情况，邓小平果断收缩援外范围，叫停部分援助，坚决捍卫国家利益。此外，邓小平更多地从国际经济合作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把握对外援助，跳出“援外工作就是捐钱送物”的狭隘理解，指出对外援助是对外开放、经济合作、互惠互利的主要形式，也是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的客观需要。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讲，“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的国家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总之，“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综上可知，邓小平认为，在对外援助问题上要践行正确义利观，兼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努力寻求两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把握好度，不可顾此失彼，偏废一方。

（二）对外援助政策要以国际形势和国情国力为基本依据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积极倡导的思想路线，也是他一以贯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援外工作，亦是如此。对外援助是外交工作的重要方面，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的准确把握是科学制定援外政策的前提条件。“文革”结束不久，邓小平便指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現实，过去老的战略规定也不符合现实了。原来存在的两个阵营都瓦解了，两个阵营中间存在的中间地带也发生了变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根据新的形势变化提出来的，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依据。”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敏锐察觉，国际力量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美苏冷战继续僵持，实行霸权主义越来越力不从心，双方都在进行战略收缩，总体形势趋于缓和。为此，邓小平判断，“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中国面临的战争风险客观上也明显降低。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动向，邓小平及时对外交工作（含对外援助工作）进行调整，改变了抗苏联美的“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国家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搞“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

邓小平认为确立对外援助政策的另一基本依据是本国的国情国力，对外援助政策要与国家的中心任务相适应，与现实国力相匹配。“文革”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迟缓，国力不济，疲于应对援外责任，拖累国内经济建设，引发干部群众对援外工作的非议。

在援外问题上，邓小平贯彻实事求是精神，主张量力而行。1978年9月27日，邓小平对尼泊尔首相说：“我们有自己的困难。对你们大忙帮不了，但是小忙可以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80年5月12日，邓小平开诚布公地讲道：“现在我们的对外援助可能要比前几年少一些，因为我们顾不过来。但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将拿出相当大的数目来帮助第三世界。”1986年9月23日，邓小平对第三世界科学院院长说道：“中国最理解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心情。……我们建国以后对第三世界的穷朋友做了一些事情，但还不很多……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现在还比较穷，但我们愿意尽力，我们要量力而行。”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只有对外援助规模水平与国情国力相匹配，对外援助才能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对外援助应平等相待，尊重受援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

在对外援助过程中，施援国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将外援作为胁迫受援方就范的工具和手段，施援方人员也容易滋生居高临下的恩赐主义思想，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高度警觉。毛泽东指出：“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周恩来倡导的援外八原则中的第一、二项都是强调平等、尊重的重要性：“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邓小平的对外援助思想与这些基本原则一脉相承，1977年10月7日，邓小平对日本访华团说，“我们对邻国，哪怕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都采取不干预别国事务的政策。我们对朝鲜、越南都有援助，但绝不会依仗援助施加影响。这是我国的根本方针。”

此外，邓小平经常对援外工作者开展警示教育。1979年7月7日，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外交人员要保持艰苦朴实、对人和蔼、办事认真这么一个作风，来不得大国主义。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分量以后会越来越增强，要力戒大国主义。”1979年9月，邓小平对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说：“马克思主义主张国际主义，认为有义务援助其他国家，却无权控制别的国家，干涉别国内政，剥削别的国家。”1980年4月29日，邓小平在接受卢森堡电视台采访时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我们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样随意输出或输入的。”

（四）对外援助要拓展功能、优化结构、丰富形式、提升效益

囿于时代条件，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对外援助存在如下弊端。其一，功能单一，主要是基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方面的权衡，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人才培养方面的考虑较少。其二，结构失衡，单向度的无偿赠送比例高，无息贷款多，双向度的互惠合作较少。其三，机制缺陷，援外工作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运作，援外订单常常是作为政治任务摊派，对市场交易规则尊重不够。其四，效益不高，中国式的“全包”“交钥匙”的援助方式，忽视受援方自身能力的培养，甚至助长受援国的依赖心理。因此，这种局面亟需加以改变。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围绕着援外工作如何拓展功能、优化结构、丰富形式、提升效益提出一系列意见。1978年9月28日，邓小平同尼泊尔首相讲：“我们总结了若干年来对外援助的经验，在这方面存在一个受援国承担在当地的建设费用问题，过去是由我们负担。我们得到的经验是，由我们负担，花钱反而多，也不利于受援国发展自己的经济。以后，我们的贷款是否也要有点利息？所谓利息，我们要的也是低的，甚至可以说是象征性的。我们总结经验后考虑，有点利息比没有对受援国更好，有利于受援国搞经济核算。”1979年7月7日，邓小平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要着眼于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不要让它躺在援助国的身上。”1989年1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马里总统时说，“中国专家参与马里企业的管理，是一种新的合作形式，可以积极发展。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有益”。此外，邓小平一直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正确处理接受外援与自力更生的关系，他也将这一基本经验推广到援外工作中去，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着眼于培养受援方造血能力的对外援助才是持续、健康、可靠、成功的。早在1974年8月，邓小平就对赤道几内亚副总统说道：“我们援助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帮助受援国掌握相关方面的技术，项目建成后，由你们自己管理。……你们不培养自己的人才不行。”1975年2月，邓小平对莫桑比克友人也曾强调说：“根据我们的经验，从建国开始，就要确立自力更生的思想和路线。这条路线并不排除吸收必要的外援，但是要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会使建设更快、更扎实、更可靠些。”

综上所述，邓小平紧扣“什么是对外援助”“为什么要对外援助”和“怎样开展对外援助”这样三个核心问题，较为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动因、对外援助政策制定的依据、对外援助的原则、对外援助的改革创新等一系列问题，建构了逻辑严密、独具特色的对外援助思想体系。

三、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的重大价值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观照当下中国对外援助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时至今日，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一）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援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已经走过近70年的历程，实践的不断深化催生着科学理论的诞生，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援外理论体系呼之欲出，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居于独特地位。首先，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是对毛泽东、周恩来援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对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说，“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画的蓝图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来实行我们的对外政策。”其次，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为新世纪中国援外理论奠基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援助思想随着实践的丰富而不断完善，但万变不离其宗，细读2000年江泽民在中非合作论坛、2006年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10年温家宝在第九次全国援外工作会议、2015年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的引领作用都是明晰可见的。简言之，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承上启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援外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是新时期中国援外工作的基本指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援外事业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这与邓小平援外思想的正确指引是分不开的。

从援外原则上看，2010年，温家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援外发展模式的深刻内涵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力所能及、重信守诺;形式多样、注重实效”。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强调，中国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这些主张都是对邓小平援外原则的进一步继承和充实。

从援外规模上看，1980～2000年，中国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与OECD国家援外支出平均比例基本持平，低于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持续30年保持在0.2～0.8%的合理区间。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近年来我国对外援助的绝对数呈现“水涨船高”的良性发展势头，兑现了邓小平当年“量力而行搞援外，国力增长援外加码”的郑重承诺。

从援外结构上看，2010～2012年间，中国援外资金中，“无偿援助占36.2%，重点用于中小型社会福利项目建设、技术合作、物资援助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无息贷款占8.1%，主要用于帮助受援国建设社会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优惠贷款占55.7%，主要用于生产型项目、大中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免除坦桑尼亚等9个最不发达国家和重债穷国共计16笔到期无息贷款债务，累计金额达14.2亿元人民币”，充分体现了中国对受援助国债务减免的审慎原则。

从援外方式上看，中国援外已经实现了以提供资金、物资、工程为主要形式的“硬援助”和以人力资源开发为主要形式的“软援助”的协调发展，有效满足了受援国的多样化需求，堪称“南南合作”的典范。简而言之，没有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的正确指引，就没有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援助事业的全新局面。

（三）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是驳斥西方不实指控的有力话语武器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大国是主要的施援国，他们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援助模式和话语体系。进入21世纪，伴随国力上升，中国援外的规模范围和影响力显著增加，而且中国援助模式与西方模式有明显区别，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广泛关注。在西方诸多评论中，不乏《龙的礼物》这类比较客观公正反映中国对外援助工作的著作，但也有不少对中国援外工作的抹黑污蔑，攻击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面对西方在援外领域的不实指控，中国首先要“做”得正，拿事实来说话，争取无声的话语权;另外，也要“讲”得好，讲好中国援外故事，讲清中国援外方针，争取有声的话语权。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源自中国多年援外实践，秉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是一套经历考验，独具特色，合理正义的话语体系，是驳斥西方不实指控的有力话语武器。在国际援外话语舞台上，我们只有拿起这一武器，敢于交锋，才能达到驱雾除霾、以正视听的目标。

（四）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是开展援外工作宣讲教育的宝贵资源

援外工作一直是老百姓关注度较高的外交话题，不可否认，目前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政府的援外工作疑虑不少，主要包括：（1）援外工作的价值，中国为什么要援外;（2）援外的规模，即现有援助规模是否合适;（3）援外的效益，即援外支出的收益如何，会不会重蹈当年越南、阿尔巴尼亚接受中国大量援助又反华的覆辙？上述疑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府部门对中国援外工作信息披露不多，沟通不足的原因，也有个别传媒片面失实报道，以讹传讹的原因。因此，加强中国援外工作的宣讲教育显得格外重要。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既是指导国家援外事業的政策蓝本，也是阐释中国援外价值、意义和方法的教育范本。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公民，在对援外问题的认识上，要有登高望远、开放共赢的博大胸怀，把握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舍”与“得”、“义”和“利”的关系。对外援助，该花的钱一定要花，而且要花在刀刃上，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立足当下，又要放眼长远。只有用好、用足、用活邓小平对外援助思想这一宝贵资源，改革创新援外工作的宣讲教育活动，才能有效澄清民众的诸多疑虑，获取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为新时代中国援外事业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