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瑞娟

[摘要]陆游一生与诗酒为伴，创作了近万首诗歌，体现了其诗歌创作的日常生活化。陆游阅历丰富，视野开阔，无事不可入诗，在勤学读书、酬赠唱和、感事抒怀、教育子弟等情境下，创作了大量论诗诗。论诗言诗既为诗歌创作的题材之一，又为诗歌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考察陆游的论诗诗创作，可以洞见其诗学主张，同时通过与陆游其他诗论形式的参照对比，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论诗诗这种颇富文学意味的诗歌批评方式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陆游；论诗诗；诗学观；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5-0069-07

陆游自幼即濡染了父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杀敌报国之志，但由于权臣当道，他的报国之志并未顺利实现。在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几度被罢归山阴，赋闲在家。“书生本欲辈莘渭，蹭蹬乃去为诗人。囊中略有七千首，不负百年风月身”（《初冬杂咏》八首其五）。与辛弃疾类似，陆游一生力主恢复，渴望像辅佐商周君主的伊尹、姜尚一样发挥才能，报效国家，但一生仕途蹭蹬，落拓不偶，无奈而为诗人。原本诗歌只是他生活的一个枝叶，但不料他却以诗、词这种“立言”的方式流传不朽，文学成为陆游一生中成就最高的事业，甚至成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在。除了沿袭传统在诗歌中抒情言志，陆游还常以诗歌的形式谈及诗歌创作原理，道出诗家三昧，论诗诗成为陆游诗歌理论的重要体现。

一、宋代以诗论诗风气的流行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仕宦生涯和日常生活中，诗歌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相对于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古代文人的生活内容简单得多，在物质享受方面也大为逊色，但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把诗歌当作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借以抒发自我情志，与友人唱和往来。诗歌不仅是古代文人怡情悦志的艺术佳品，还是社交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宋代是科举制度日益完善、文化昌盛的时代，勤学读书、作诗唱酬蔚为一代风气。唐末郑谷云“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静吟》），将作诗的价值置于当官之上，宋代文人更是以诗歌为其人生要务之一。正如洪迈所言：“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1]（p.452）读书识礼、博学于文成为士子们共同的追求。黄庭坚云：“未尝顷刻可去酒，无有一日不吟诗。”（《谢答闻善二兄九绝句》）其父黄庶亦有诗云：“尘埃蹭蹬落粗官，赖有诗书可自安。”（《次韵答王甫判官》）在两宋新旧党争激烈的情况下，士人为官鲜有一生悠游平顺的，大多坎坷不遇或屡遭贬滴。而“穷而后工”（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诗学信念和前人实践，又激励着诗人们更加倾心于诗，寄托心胸志意于诗，甚至以诗为其安身立命之所在，创作了大量名篇佳什，或在当时即有同道相慰唱和，或于后世得遇知音遥忆追怀。

“诗言志”（《尚书·尧典》），“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中国古典诗歌自诞生起即弥漫着强烈的抒情色彩，自然意象构成诗歌的基本元素，形象性和含蓄不尽的意味成为诗歌的基本属性。然而，诗歌的表现范围其实是十分广泛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解话·宣公十五年》），由于读诗、作诗是文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与诗相关的文人生活自然也就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一大题材。陆游曾描写自己的日常生活道：“东窗对儿子，聊与细论诗。”（《东窗》）以诗歌的形式谈论诗歌创作原理，评骘诗人诗作，是自《诗经》以来就出现的一个诗坛现象。唐代论诗诗呈现勃兴之势，除了杜甫的《戏为六绝句》组诗以外，其他单篇论及诗歌的作品还有很多。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四言形式品评诗歌的艺术风格，颇具唯美色彩。宋代诗人生于唐后，一方面努力学习前代诗歌的优良传统，研习著名诗人诗作；另一方面，由于特定的政治背景、时代氛围，又形成自己的诗歌特色。宋诗总体的特色是重理性、好议论，加之宋代文人之间唱和酬赠的风气颇盛，因此，对于“诗”本身的讨论感叹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题材之一，其中包括自己作诗的心得体会、对同僚或亲朋诗作的评论等，互相推毅，从而使论诗诗的创作呈现兴盛之势。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论诗诗之流行于宋代亦自有故。盖以（1）宋诗风格近于赋而远于比兴，长于议论而短于韵致，故极适合于文学的批评；有时可以阐述诗学的原理，有时可以叙述学诗的经历，有时更可以上下古今，衡量前代的著作。（2）宋诗风气，又偏于唱酬赠答，往返次韵，累叠不休，于是或题咏诗集，或标榜近作，或议论断断，或唱和霏霏，或志一时之胜事，或溯往日之游踪，有此二因，则论诗诗之较多于前代固亦不足为奇了。川]（pp.433-434）

陆游一生与诗酒为伴，创作了近万首诗歌，体现了其诗歌创作的日常生活化。陸游善于在生活中以审美眼光发现自然界之美好与诗意，感物而发，作诗吟咏，体现了其生活的审美化。陆游《小饮梅花下作》曰：“脱巾莫叹发成丝，六十年间万首诗。”自注云自年十七八学作诗，60年后得万篇。之后的七八年，诗人仍以充沛的精力吟诗作诗，后经自我删汰，仍为后人留下了近万首诗歌，足可见陆游诗歌创作之勤。“损食一年犹可健，无诗三日却堪忧”（《醉书》），写诗成为诗人生活的必要内容。“百岁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衰疾》），自陶渊明隐居归田、饮酒作诗以来，酒在诗人们生活和诗歌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陆游在诗中也常常“诗”“酒”并提，如“诗酒平生乐”（《诗酒》），“诗”“酒”二者成为诗人诗意生活的最佳伙伴。而每每以诗人的身份谈诗论诗，造就了陆游论诗诗创作之丰赡。

二、陆游论诗诗创作的几种类型

陆游现存诗稿中的论诗之作，有的是专门论诗，可称之为狭义论诗诗；有的则是在叙事抒怀中偶有几句言及诗歌，但亦不乏真知灼见，醒人耳目，这类诗作可称之为广义论诗诗。翻看陆游诗稿，我们会发现其论诗之作有700余首，尤以晚年闲居时为多。那么，陆游何以创作出数量如此众多的论诗诗呢？论诗作为一种题材是在何种情境之下进入诗人笔下的呢？综观这些论诗诗，我们发现其创作情境是多元化的，可分为读诗论诗、教诗论诗、酬赠论诗、触景论诗、感怀论诗、题跋论诗、伤悼论诗等几种，前两者属于专门论诗，其余则为偶及诗歌。现择其要述之。

（一）读诗论诗

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下，宋人热爱读书成为社会风气，而读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研读前人诗集，学习诗歌创作。陆游作为一个喜好读书之人，在品读前人诗歌时往往会抒发感慨，以诗论诗，有时在重读自己的旧稿之后也会将学诗作诗的心得以诗歌的形式道出。如《读幽诗》：“我读幽风七月篇，圣贤事事在陈编。岂惟王业方兴日，要是淳风未散前。屈宋遗音今尚绝，咸韶古奏更谁传？吾曹所学非章句，白发青灯一泫然。”陆游曾多次在诗歌中提到《七月》《东山》以及屈宋，称颂其言之有物的现实主义精神，可见其诗学宗尚。追慕陶渊明成为宋代文人的一代文化风尚，陆游在品读陶集时亦流露出对陶渊明的钦慕。如《读陶诗》：“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退归亦已晚，饮酒或庶几。雨余锄瓜垄，月下坐钓矶。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将陶渊明引以为异代知己，不但学习陶诗的平淡清丽，而且效仿其人饮酒耕田的生活方式。另外，陆游作有《读唐人愁诗戏作》五首，以及《夜读岑嘉州诗集》《读杜诗》《读近人诗》《读林通、魏野二处士诗》《读宛陵先生诗》等，自读己诗论诗之作有《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丐湖湘一麾会召还不果偶读旧稿有感》等，都有论诗之语。

（二）教诗论诗

陆游喜欢作诗，也常以诗歌的形式教导子孙，而教导的内容之一就是作诗。在示子诗中，陆游常以自我学诗经历为例说明诗歌创作的道理，如《示子遹》：“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獭。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他指出，少年初学作诗时往往喜欢雕琢藻绘，未能领略作诗的实质，等到中年阅历渐丰，才感悟到诗歌作为六艺之一，不需狡桧，作诗真正的功夫在于诗外，即广阔的社会生活当中，应该到诗外求诗，这样才能写出言之有物、内容充实的作品。陆游又曾作诗向自己的外甥桑世昌传授作诗心得云：“好诗如灵丹，不杂擅荤肠。子诚欲得之，洁斋祓不祥。食饮屑白玉，沐浴春兰芳。蛟龙起久蛰，鸿鹊参高翔。纵横开武库，浩荡发太仓。大巧谢雕琢，至刚反摧藏。一技均道妙，桃心讵能当。结缨与易箦，至死犹自强。《东山》《七月》篇，万古真文章。天下有精识，吾言岂荒唐？”（《夜坐示桑甥十韵》）陆游以“灵丹”为喻，认为好诗不宜雕琢过甚。此外，教儿作诗的“文能换骨余无法，学但穷源自不疑”（《示儿》）也成为论诗名句。

（三）酬赠论诗

以诗唱酬是古代文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宋代文人所作寄赠诗、和韵诗、次韵诗尤多。这类诗虽然是为应酬而作，但亦不乏佳作。陆游在以诗酬赠过程中常论及诗歌创作原理，如《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古诗三千篇，删取才十一。每读先再拜，若听清庙瑟。诗降为楚骚，犹足中六律。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此风近复炽，隙穴始难窒。淫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苦言告学者，切勿为所休。航川必至海，为道当择术。”陆游在此诗中论及诗歌发展的历史，推崇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而对于晚唐诗持否定态度，认为后人作诗应当取法乎上。此外，在酬赠论诗中也常闪现出一些睿智的诗学见解，如“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赠应秀才》），“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诗如古鼎篆，可爱不可摹”（《寄酬曾学士学宛陵先生体比得书云所窝广教僧舍有陆子泉每对之辄奉怀》）等，皆见解深刻而出语简洁。

（四）感怀论诗

陆游在日常起居生活中常因病因事有感而发，将诗歌创作与自身生活境况紧密联系起来，论及诗歌创作的真谛。如《夜吟二首》其一：“似睡不睡客欹枕，欲落未落月挂檐。诗到此时当得句，羁愁病思恰相兼。”其二：“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诗人认为，在深夜静思之际，月色清冷，尘嚣散尽，羁旅之愁与多病之身相兼，感从中来，自然得句。由此可见，除了自然清景的触发，从生活实践中所获得的对世事人生的深切感受，亦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契机。陆游在闲居生活中还体悟到心境与诗歌格调的关系：“身闲诗简淡，心静梦和平”（《幽兴》）；“身闲诗旷逸，心静梦和平”（《山中》）；“身闲诗简淡，道胜梦轻安”（《秋夜》）；“无意诗方近平淡，绝交梦亦觉清闲”《（幽兴》）。可见作者推崇的是平淡自然的风格，并认为心境闲淡、无意于作诗才能写出平淡之作。作诗的目的是抒怀，并非刻意求工：“作诗未必能传后，要是幽怀得小摅。”（《幽居遣怀》）因此，陆游主张作诗不要雕琢苦吟：“亦莫雕肺肝，吟哦学郊岛。”（《晨起》）而他自己在实际创作中也践行了这样的诗歌理论。

三、从论诗诗看陆游的诗学观

在宋代，相对于诗话而言，论诗诗的创作更为普遍。虽然诗话大多记录的是人们品评诗作的相关言论，创作的目的也是“以资闲谈”，但毕竟不如诗歌创作来得那样广泛，作者那样众多，因此，“以詩论诗”比“以诗话论诗”的现象更为普遍，作者群更大。诗话大多采用“摘句品评”的方法，诗歌中有“集句诗”一体，而论诗诗除了少数会化用前人诗句，作为评论的基础，更多的则是对诗歌创作原理的阐述或对他人诗作的形象化置评。陆游从自身学诗作诗的实践经验出发，创作了许多论诗诗。陆游没有专门的诗论著作，他的诗论散见于论诗诗、题跋、笔记、书信等文学形式中。论诗诗中的某些诗学观点，可以和诗话等作品中相互呼应，构成其诗学观的主体。

（一）对前代诗歌传统的崇尚和继承

陆游对前代诗歌传统极为重视，常在诗中表现出对诗骚传统的崇尚。如《读幽诗》称扬《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希望能够继承“咸韶古奏”“屈宋遗音”，而并非仅学习表面的章句修辞。在《夜坐示桑甥十韵》中为后辈指引学诗路径，认为应追根溯源：“《东山》《七月》篇，万古真文章。”又曾在另一首诗中说道：“秦汉区区了眼前，周家风化遂无传。君看八百年基业，尽在《东山》《七月》篇。”（《杂兴》六首其一）在诗歌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回望起初，穷究其源，对矫正诗坛一时之弊不无裨益。陆游曾作《时鸟》：“我作时鸟篇，用继幽人诗。”可见其以实际创作继承和发扬《诗经》的优良传统。对于楚辞，陆游也一向评价甚高，常在诗中表达对屈宋的赞赏，如《答郑虞任检法见赠》：“文章要须到屈宋，万仞青霄下鸾凤。”又曾称道友人吴斗南：“平生离骚读千遍，屈沱秭归要亲见。归来落笔愈惊人，宋玉景差俱北面。”（《寄题吴斗南玩芳亭》）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作者对于屈原作品的崇尚是显而易见的。

宋代士大夫追慕陶渊明成为一代风气，极大提高陶渊明在诗歌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都有论陶诗或和陶诗，南宋时期的陆游也仰慕陶渊明，多次以诗论及渊明其人其诗。如《小园》：“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拓阴阴一径斜。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将陶诗置于枕边，视为良师益友，而其生活方式也和渊明何其相仿。又如：

竹林嵇阮虽名胜，要是渊明最可人。（《家酿颇劲戏作》）

数行褚帖临窗学，一卷陶诗傍枕开。（《初夏野兴》）

今朝北窗卧，句句味陶诗。（《砭愚》）

地偏心更远，靖节爱吾庐。（《闲居》）

研朱点周易，饮酒和陶诗。（《客有见过者既去喟然有作》）

菊花香满把，聊得拟陶潜。（《秋晚岁登戏作》二首其一）

莫谓陶诗恨枯搞，细看字字可铭膺。（《杭湖夜归》）

由于陶渊明、谢灵运都擅长描写自然景物，诗风皆清丽，所以陆游亦常“陶谢”并提，如“陶谢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读陶诗》），“平生慕陶谢，著语终不近”（《春晚》），“作诗自许辈陶谢，啸傲烟云弄清泚”（《寄题连江陈氏拂石轩》）等。陶渊明的人生道路、思想性格对宋代士大夫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其剥落铅华、自然而工的诗歌风格，也为士大夫们所钟爱。

对于唐诗，陆游积极学习，尤其推重李白、杜甫、岑参等诗人。“饮似长鲸快吸川，思如渴骥勇奔泉”（《吊李翰林墓》）体现了对李白豪气的艳羡，而陆游自己也赢得了“小李白”的美称。对于杜甫，宋人学习最多，但多不得其要领，陆游则看重文字背后老杜的思想意旨和深厚感情。对于岑参，陆游少时即非常喜爱，曾赞誉道：“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夜读岑嘉州诗集》）甚至称“尝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3]（p.146）。究其原因，想必是岑参从戎西边时所作豪气纵横的诗篇与陆游内心渴望杀敌报国、恢复中原的心志十分契合。

（二）自然清景，寓目成诗——诗歌创作发生论

陆游在《示子遹》中曾经提出著名的“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理论，所谓“诗外”，其实主要是指文字技巧之外。诗歌虽然具有审美特性，讲究用语修辞，但形式毕竟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思想内容，而这必须来源于生活，即作者在实际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从《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周南·关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秦风·兼葭》）开始，由自然物起兴的写作方式即定型，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传承下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以优美的语句，阐述了自然界对诗人诗思的触动作用。陆游在诗歌中屡屡提及自然景物为诗人提供了诗情、诗思、诗材，可称为其诗歌创作发生论。在学习前人作品，揣摩作诗方法的基础上，自出机杆显得尤为重要。而目睹自然界之清景，是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契机。这也就是古代文论中的“感物论”：“如果‘感物是心及于物，物也及于心，心深入物，物也深入心，心与物相互交感、应答，那么这就是一种心物一体观念……这种心物一体的观念认为，世界上一切自然物皆有生命，人也是自然物，也有生命；人的生命活动把自己的生命情感外溢到自然山川、花鸟鱼虫等自然物中，而自然山川、花鸟鱼虫也深入到人的生命活动中去；正是在生命体的相互深入中，诗情画意自然而然产生了。”[4]（pp.75-76）“诗情画意”就是诗人的审美的眼光、诗意的心胸，是诗歌创作发生的重要前提。

陆游热爱自然、亲近自然，诗兴常因景物而触发。他辗转各地为官的经历使他得以饱览不同地区的山水风光，尽情领略大自然的瑰丽神奇。赋闲在家的岁月里，故乡山阴的清山丽水也足以洗涤他的思虑，慰藉他的精神。因此，陆游在诗中常常称道自然美景对诗歌创作的巨大触动作用，也体现了诗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舟中作》）

造物有意娱诗人，供与诗材次第新。（《冬夜吟》）

堤上淡黄柳，水中花白鹅。诗情随处有，此地得偏多。（《野步》）

吾行在处皆诗本，锦段虽残试剪裁。（《梅雨初晴迎客东郊》）

青林白鸟自成画，急雨好风当有诗。（《夏日北榭赋诗弈棋欣然有作》）

病客情怀常怯酒，山城光景尽供诗。（《晚登横溪阁》）

雨声到枕助诗律，花气袭人生客愁。（《腊月十四日雨》）

欲归且复留，造物成吾诗。（《春晓东郊送客》）

江山好处得新句，风月佳时逢故人。（《遣兴》）

暮春之初光景奇，湖平山遠最宜诗。（《禹寺》）

远游是开阔心胸，激发诗思的重要途径。陆游曾在赞誉友人的诗作时称：“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二首其二）又明确指出：“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丐湖湘一魔会召还不果偶读旧稿有感》）因此，他“细雨骑驴人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作令人销魂之远游。但是，诗人同时感慨“江山壮丽诗难敌，风物萧条醉绝稀”（《感事》），“造物陈诗信奇绝，忽忽摹写不能工”（《日暮自湖上归》），江山的壮丽，造物的奇绝，似乎再工巧的诗都难以与之匹配。因此，便有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饮酒》其五）的缄默诗学。

陆游在行旅途中，往往遇美景而成诗，但他除了吟咏山水风物本身，还常在此类自然场景中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诗歌创作的动因，并兴致勃勃地以诗语道之。自然界美丽如画的山川风物，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与此同时，描写自然风物的诗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并能超越时空而流传久远。

（三）穷而后工——诗人境遇与诗歌成就论

“穷而后工”是北宋欧阳修提出的一个诗学概念，是指那些仕途偃蹇的诗人由于自放于山巅水涯，体物既深，因而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这就涉及诗人境遇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陆游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诗人处于穷、愁的境地，诗句更易“工”：

易虽病里犹能读，诗到愁边始欲工。（《山园晚兴》）

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篙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读唐人愁诗戏作》五首其一）

自古文章与命仇，功名身外更悠悠。（《杂感》）

诗情剩向穷途得，蹭蹬人间未必非。（《舟过樊江憩民家具食》）

人惟静处看方见，诗句穷来得最多。（《蓬户》）

此为继承杜甫“文章憎命达”（《天末怀李白》）、欧阳修“穷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思想而来，探讨诗歌成就与诗人仕途际遇的关系。在承认诗人仕途穷而诗乃工的同时，陆游也提出异议：“酒能作病真如此，穷乃工诗却未然。”（《曾原伯屡劝居城中而仆方欲自梅山入云门令日病酒偶得長句奉寄》）“穷”而诗易工，只是点明了诗坛存在的一个现象，但“穷”并非诗工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欧阳修认为：“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陆游则进一步探讨了诗人境况之“穷”、身体之“瘦”与作诗之间的关系：“诗家事业君休问，不独穷人亦瘦人。”（《对镜》）“我生寓诗酒，本以全吾真。酒既工作病，诗亦能穷人。每欲两忘之，永为耕樵民。”（《诗酒》）诗人们热爱诗歌创作，但又不得不为之耗费心力，有的还会因作诗而获罪，因此，对于大部分诗人而言，他们对于作诗可谓既爱又恨，但还是会非常看重，视之为不朽之事业。

（四）不事雕琢，浑然天成——诗歌创作风格论

陆游早年曾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但后来认识到江西诗派雕琢字句、标新立异的弊端，并对其中一些人的诗作提出批评：“琢琱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大羹玄酒味，蟹鳌蛤柱岂同科？”（《读近人诗》）表面的使用僻典、押险韵掩饰不住气骨的衰弱。陆游认为：“文章当以气为主”（《桐江行》），也就是说，诗人内在精神的灌注是最重要的。诗人以“大羹玄酒”比喻自然朴质的诗风，以“蟹鳌蛤柱”这种席间美味比喻加工雕琢过甚的诗风。在《夜坐示桑甥十韵》中，陆游也表达了相似之意：“好诗如灵丹，不杂擅荤肠。大巧谢雕琢，至刚反摧藏。”以“灵丹”为喻，认为诗歌不应过分雕琢字句。

陆游初学作诗时，也曾在文字技巧上下功夫，如他自己所说：“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示子遹》）在几十年作诗实践中方领略到诗家“三昧”。因此，他告诫自己：“亦莫雕肺肝，吟哦学郊岛”（《晨起》）；“学诗尽力去浮华，从事文辞但可嗟”（《自儆》）。在《何君墓表》中，他阐述了自己对于“诗工”的看法：“大抵诗欲工，而工亦非诗之极也。锻炼之久，乃失本指；斫削之甚，反伤正气。”[3]（p.428）诗歌文字之工是必要的，但非终极目标，而且锻炼过甚反而会适得其反，使人只见辞藻不见精神。一味雕琢字句，逞才弄巧，只能让诗歌走向末路：“组绣纷纷炫女工，诗家于此欲途穷。”（《即事》）陆游亦曾半开玩笑地说自己是因为不刻意为诗而得以长寿：“诗人肝肺困雕镌，往往寿非金石坚。我独适情无杰句，化工不忌遣长年。”（《杂兴》四首其四）在掌握了作诗的基本规范之后，诗情诗兴、应感斯会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灵感便显得尤为重要。陆游“新诗邂逅得天成”（《古驿》），“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文章》）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不要过分雕琢并非可以潦草成篇，那样也会因形式的不妥帖而影响精神意旨的传达。“转枕重思未稳诗”（《初夜暂就枕》），“枕上有诗频自改”（《春晚》），“细改新诗须枕上，少留剧饮待花前”（《见事》），“诗家忌草草，得句未须成”（《子聿入城》），皆显示了陆游认真严谨的作诗态度。

由于反对一味求工求险，陆游在诗歌风格上主张平淡自然。如《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云：“律令合时方妥帖，功夫深处却平夷。”“平夷”并非草率，而是剥落浮华之后的自然真率，正如陶渊明的诗歌，虽朴质却能深入人心。陆游曾称赞萧彦毓的诗歌有“闲澹”之风：“诗句雄豪易取名，尔来闲澹独萧卿。苏州死后风流绝，几许工夫学得成？”（《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二首其一）陆游在闲居感怀中亦常提到心平身闲有助于平淡诗风的形成：

心平诗淡泊，身退梦安闲。（《闲趣》）

无意诗方近平淡，绝交梦亦觉清闲。（《幽兴》）

小诗闲淡如秋水。（《嘉定己已立秋得膈上疾近寒露乃小愈》十二首其八）

北宋前期梅尧臣即已提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平淡”成为士大夫们普遍推崇的诗风，而陶渊明、韦应物的诗歌最具此格，因而受到众多诗人的喜爱。四、论诗诗的独特价值与当代启示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诗学批评的一种特殊形式，以评论对象本身的形式来进行论说，即以诗的形式来论诗艺。这样，论诗既是诗歌之题材，诗句本身又成为论诗之语。论诗诗属于韵文，还有许多以非韵文的形式论诗的情况，如诗话、随笔、序跋、书信等。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论诗诗与这些非韵文形式论诗之文字的联系与区别，从未洞见论诗诗的独特价值。

相对于现代西方文论及我们当下的研究论文而言，陆游的论诗诗与其他论诗之语有其共同点，即创作态度较为轻松、随意，可以表达作者的诗学理论或批评立场，而给读者的阅读感受是生动有趣，可读性强。论诗诗与非韵文形式论诗之语的不同表现在：

其一，论诗诗凝练整伤；书信、序跋等论诗文字则散漫随意。如陆游在《跋<渊明集>》中曾记述自己少年时读陶渊明集的情景：“吾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莫，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数日前事也。庆元二年，岁在乙卯，九月二十九日，山阴陆某务观书于三上龟堂，时年七十有一。”[3]（p.198）这段话记述详细，故事性强，从中可看出陆游的勤奋好学，以及对陶渊明作品的钟爱。论诗诗则语句整齐，有些论断式话语，如陆游《读陶诗》：“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退归亦已晚，饮酒或庶几。雨余锄瓜垄，月下坐钓矶。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一个“慕”字足以概括上文所载作者读陶渊明诗事，“退归”“饮酒”“瓜垄”“钓矶”无疑是陶渊明隐居生活的代名词，“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则一语道出陶渊明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自己的诗学取向、人生志趣。可见，由于诗话之作大多是“以资闲谈”，所以创作态度更为轻松，而写作也较为松散，而论诗诗属于诗歌创作，因而作者的态度更加严谨认真。

其二，论诗诗惯于通过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段论说，给人强烈的审美体验；散文论诗在形象方面则逊之。诗歌是形象的艺术，论诗诗也不例外。前文述及的陆游论诗诗句“好诗如灵丹，不杂擅荤肠”（《夜坐示桑甥十韵》），“琢琱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大羹玄酒味，蟹鳌蛤柱岂同科”（《读近人诗》），或使用明喻，或使用暗喻，喻体之间又形成对比，给人以鲜明的形象感，让读者在感性体验中领悟好诗的风貌。另如陆游《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蜕。”以“火龙黼黻”即火形和龙形的文采来比喻作诗作文只知雕琢章句，犹如补缀百家之衣，以“虹蜕”比喻文采出众。这种表达方式调动了读者的审美感官，读来令人如沐春风，毫無单纯理论阐释的枯燥和寂寞之感，也比单纯叙事或议论具有更多的美感和诗意。

其三，论诗诗中的经典语句耐读易诵，令人印象深刻，因而更易流播广远，产生更大影响；其他非韵文论诗之语类似于笔记，以纪事为主，娱乐消遣性更强。陆游论诗诗中的经典句子如“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琢琱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等为人们耳熟能详，并产生较大影响。诗话则很难有这样的经典语句流传。

其四，论诗诗大多仍具有诗歌的情韵，意境优美，但有时表意不够明确，难以把握；采用散文句法叙事，则意思易于详尽明白。刘熙载《艺概·诗概》云：“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5]（p.113）诗与文相比，各有其长处。诗歌蕴藉含蓄，作者和读者都容易沉潜于诗歌所营造的特定的艺术意境中，作者之观点须体味得之。尽管“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但无韵之“文”相对于有韵之“诗”来说能更好地表达“意”。如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有一段话评论杜诗：“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遂列出杜甫《岳阳楼诗》，继而论道：“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唱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6]（p.95）这段话主要涉及如何理解杜诗的问题，意思详尽易解。而陆游的怀少陵之作：“拾遗白发有谁怜？零落歌诗遍两川。人立飞楼今已矣，浪翻孤月尚依然。升沉自古无穷事，愚智同归有限年。此意凄凉谁共语，夜阑鸥鹭起沙边。”（《夜登白帝楼怀少陵先生》）虽然化用了老杜诗句，但自我抒情的色彩浓厚，“怜”拾遗白发，体凄凉之意，含蓄朦胧，并未直接言说杜诗如何。此外，有些术语过于概括，难以细加寻绎。如“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夜吟》二首其二）作诗方法“独心知”，“金丹换骨”是指到一定程度实现顿悟，读者读罢也只能自己揣摩，心领神会。又如：“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此处“诗家三昧”内容到底为何，究竟该如何剪裁布局，读者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任何事物都有其正反两面，在具备某项独特优势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先天的弱点，不可强求。以诗歌的形式进行批评，优势在于形象可感、韵味独具，但从另一个方面讲，诗歌的特性也让理论变得兴象玲珑而非明白如话。郭绍虞先生曾经论及杜甫《戏为六绝句》的难解：“第惜其为韵语所限，不能如散体之曲折达意，故代词之所指难求、诗句之分读易淆，遂致笺释纷纭，莫衷一是，杜甫诗学，求明反晦。解人难索，为之兴叹。”[7]（p.3）张伯伟亦认为，论诗诗“受到平仄韵脚限制，表达思想不能如散体文那样自由舒展，有时不得不省略某些字句，造成语意模糊”[8]（p.434）。笔者认为，论诗诗的“语意模糊”，难以索解，正是由诗歌自身的诗性特质造成的。

论诗诗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领域颇具价值的一种诗性批评文体，而在西方也有诗人言诗的情况。美国的艺术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艺术家与普通人相比，其真正的优越性就在于：他不仅能够得到丰富的经验，而且有能力通过某种特定的媒介去捕捉和体现这些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可触知的东西。”[9]（p.228）那么，诗人的优越性即在于，他们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对诗歌有较为深刻的感知和体悟，同时具有诗性的思维方式，因而能够运用诗歌的艺术形式，以比喻、象征等手法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从而带给阅读者以形象的美感和思考的空间。有学者认为：“用形象比喻，由于采用了与批评对象相应的感性形式，较能充分地体现批评家意识和作家意识相遇、相认、相融合时的初始经验，同时也容易诱发读者的想象，且预留韵味理解的空间。富有灵性的比喻，其艺术魅力也就成为沟通批评同作者、批评同读者关系的亲合剂，有助于克服当代批评科学化带来的疏远感，文学批评因此而能增加读者文学欣赏的乐趣。”[10]（p.10）当代文学批评要生存和发展，而非仅局限于学术界的特定圈子，当增强研究论文的可读性，而论诗诗形象可感的象喻式话语可资借鉴。

[参考文献]

[1]洪迈著，穆公校点.容斋随笔（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第10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4]童庆炳.中华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刘熙载.刘熙载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6]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8]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9][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视觉艺术心理学[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0]赖力行.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与转化[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