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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际著名智库发展经验加快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2018-09-10张大卫元利兴

全球化 2018年6期
关键词:智库研究

张大卫 元利兴

摘要:近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断加快,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但也存在政府科学决策参与程度低、智库行业主体单一、缺乏权威性评价标准体系、智库定位不清、人员结构不合理、机制僵化、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研究分析国际著名智库可以发现,不同国家政治体制决定了国家智库体制机制的差异,导致各国在智库行业管理体制方面存在不同,但在智库内部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共性。借鉴国际智库发展经验,我国智库建设应加强战略布局和规划,有效规制智库思想市场健康发展,建立适应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方向和要求的多类型、多层次、多功能的现代智库体系,加强完善智库内部管理机制,激发智库创新活力。

关键词:国际智库发展经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作者简介:

张大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元利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博士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提升国家软实力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挥智库在重大决策中的咨询作用,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国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方向、目标、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对智库建设提出了改革目标。2015年1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年11月,中宣部牵头组织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25家機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201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强化智库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引领作用。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了“智库交流”平行主题会议,2017年10月举办了“一带一路”智库建设研讨会。我国智库在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智库建设步伐日益加快。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智库健康发展,提升我国智库国际影响力,应进一步借鉴发达国家智库发展经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一、世界发达国家智库体制机制特点比较分析

智库发展往往受到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管理机制、人才队伍、资金实力与学术成果等多方面的影响。经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著名智库的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调研和反复比较,可以择要梳理出它们的一些特点。

(一)不同国家政治体制决定了国家智库体制机制的差异

由于世界各国政治体制不同,造成智库在参与国家决策过程中的方式和发挥的作用不同。同时,国家政治体制也影响了智库体系构建的性质。

美国三权分立、两党竞选、轮流执政和总统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美国智库体系的多元化结构,形成既贴近政府又独立于政府的关系,形式上表现出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的特点。两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使美国智库独具特色的“旋转门”机制能够顺利实施,通过这种机制深度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在政府决策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英国属于君主立宪制,由女王任命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党派领袖出任首相并组阁,向议会负责,实权在内阁。在这种体制下,英国的文官系统较少依赖外部资源进行政策咨询,英国智库的党派属性非常明显,政党和智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互为补充的作用,智库参与政府决策主要通过其政党实现。

德国虽然采用多党竞争制(温和多党制),但各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小,政见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呈向心性竞争态势。这一认同性的政治氛围,促使德国智库扮演着“社会共识”的独立角色。德国政府认为,客观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公众与政客对智库提供的信息和建议做出最好的判断,并将“只接受政府资助”作为保持智库独立性的必要前提。因此,60%的德国智库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烙印,而是坚持独立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准则。

法国“半总统制”的政权模式,既有总统制特点,又有议会制特点,国家决策有依赖专家委员会的传统。总统在提出重大决策前,一般成立由政府官员、议员、专家和相关行业代表组成的专业委员会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因此,政府和主要党派自身直接或间接组建的智库机构是法国智库的主力军。

俄罗斯智库主要脱胎于前苏联时期的官方智库体系,传承了前苏联时期良好的学术研究体系和机制。近年来,俄罗斯上层政治固化制约了智库发展,在“可控民主”思维下,政府主导色彩明显,官方半官方智库占主导,独立性弱,大多数智库对政府依赖性比较强,以政府委托或大型国企委托为主。

日本属于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政治体制,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通常都会以“咨询会”“审议会”“恳谈会”等形式做详细的调研论证。这是与日本决策层联系最密切、比较制度化、较高层次的智库形态。日本智库存在官方、半官方、民间智库,但总体上具有浓郁的企业特色,多数大型综合智库都以企业形态出现。

韩国与新加坡智库的发展均源于集权体制,智库以政府研究机构为主,很少需要依靠“外脑”,智库主要由政府或直接或间接组建。两国略有差别,新加坡智库虽主要由政府主导,但智库多位于国内知名的高等学府;韩国是以政府研究机构为主体,企业附属研究机构为辅助的智库生态体系。

我国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的重大决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我国智库以官方和半官方的附属型智库为主,呈现圈层结构,多数为从属于党政机构的智库,大多通过层级管道直接参与政策制定,承担政府委托的课题或运用内参输送观点,通过相关会议汇集政策观点、为决策者当面授课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资金来源多以政府财政拨款或委托研究项目经费为主。

(二)各国智库行业管理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

各国智库市场主要表现为多元构成的行业形态。目前,发达国家的智库在隶属形态上表现为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和民间社会智库三个大类,但这三个类型在各国智库行业的比重和作用有所不同。例如,美国智库行业市场化程度非常高,主要以独立于政府的智库为主;日本智库大多以企业形式存在;而法国、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智库以政府主导或者依赖于政府的智库为主,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我国智库以官方、半官方智库为主,社会智库发展不足,市场化程度较低。

各国智库行业管理体系也不尽相同。一方面,世界各国通常以行业协会机构负责智库行业的管理,包括智库行业标准制定、管理措施,甚至相关行业法律法规制定,同时作为行业的自律性机构,对行业进行规范和协调。例如,美国设有咨询协会,英国设有管理协会,德国设有咨询协会。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采取不同的智库行业评价模式。美国对智库行业采用以市场尤其是政策市场为主导的评价模式。德国采用第三方评价为主导的模式,通过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专门负责对全国智库进行评价,其中以莱布尼茨协会的评价最为权威。日本和韩国采用以政府为主导的评价模式,例如,日本一般会在智库内部设立评估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一般由国家公务人员和兼职教授组成,代表国家的利益对智库活动进行监管和评价。韩国的智库评价则全部归属于国家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NRCS)管理,NRCS是韩国政府设立的智库管理机构。因此,日韩的智库评价模式实际上由政府主导。

各国智库发展规模和水平差异较大。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5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的数据为例,2015年美国智库数量达到1835家,占全球智库总量的26.8%,其年均预算达数百亿美元,排名前10的智库年度运营费用均在3000万美元以上。美国智库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一些大型智库人员多在200人左右,人数最多的兰德公司达1800人,研究领域包括了国际发展、国际关系和安全、国家和国际经济社会政策、公共健康和环境等。在全球排名靠前的智庫中,美国智库占大多数。英国智库数量为288家,全球排名第三,大型智库研究人员均在百人以上,年度经费超过1000万英镑,其中费边社成员总数超过1000人。在欧洲国家中,英国是智库类型最全、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德国智库规模约为英国的50%,共有195家智库,大型智库约12家,雇佣研究人员约30~80人,年度预算为500万~1400万欧元。日本共有109家智库,其中两家跻身全球百强智库。新加坡智库有12家,其中三家跻身全球前百强智库。从国家层面上看,智库行业规模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三)国际著名智库在内部管理体制机制方面具有共性

一是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从智库资金渠道与筹资能力上看,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多元化的复合融资能力,社会委托、政府资助、项目外包、财团支持、会员会费甚至外国政府资助等都可以成为其筹资渠道,不同性质的智库收入构成有所区别。英国智库运营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或政党支持,但两者间并非直接隶属关系,智库按照规定全权安排和使用资金。德国和新加坡两国智库发展的绝大多数资金均来自政府,并且都倾向于依托高等学府,选择采取以政府为主的支持方式是为了更有利地保持研究的自由和独立,而不受利益集团的驱使。法国与韩国智库运行资金主要来自中央预算,独立智库的资金则主要来自企业赞助与政府委托项目。日本智库的经费来源很大程度上受其组织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如官方或半官方智库的经费大部分源于政府,企业类智库的经费基本来源于企业财团与委托研究费用。

二是人员构成高端化、多元化。在世界著名智库中,核心研究人员能力和水平较高,多为国家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在智库中具有较高地位,配有完备的支撑与保障体系。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标准极高,一般要达到所在领域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视野和在公共领域里有影响力这三个标准,其研究人员均有较深厚的学术背景,大多数人有政府背景,有些人还有国外背景,如澳大利亚前女总理、土耳其前财长等。另外,研究人员收入水平较高,研究的自主性较高,没有繁杂的行政工作和繁琐事务的干扰

,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工作。相对于发达国家著名智库,我国智库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尽管我国智库研究人员在基础研究方面水平差距不大,但是智库人员在经济实际管理、国际事务、政府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与国际智库研究人员差距较大。

三是普遍采用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化的治理机制。智库作为独立实体,其运转需要合适的管理体制,其具体形态依赖于所在国家的法律,并受政治体制与相关文化因素的影响,因宗旨不同各国智库具体的管理机制有所差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智库的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化的治理机制,组织机构倾向于扁平化设置与分权管理,充分保证研究空间、质量与专业性。智库的日常管理运行由智库负责人(总裁等)负责。理事会由重要捐助者组成,成员大多是大企业家、捐助基金会负责人、前政府官员和著名学者等,他们有很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人际网络。美、英、德、法等欧美智库重视通过发展会员扩大智库资金来源与社会影响。日、韩、新加坡等国的会员组织成熟度要低于欧美国家,如日本只有一些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NPO)智库发展会员制。

四是具有严格的成果质量管理机制。国际著名智库高度重视研究成果质量,把其作为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并将其融入到核心价值观中。例如,兰德公司的愿景是“成为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政策思想和政策分析之源”,核心价值观是“高质量和客观性”;布鲁金斯学会追求“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正是在追求高度重视研究成果质量的价值观指引下,国际著名智库大都制定了严格的成果质量标准和评价管理机制。例如,兰德公司在1997 年制定了《高质量研究与分析标准》,并不断完善修订。另外,一些国际智库建立成果质量管理部门或组织机制(科学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等),实施内外部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与监督,以保证研究成果的高质量。

五是智库传播平台体系比较广泛。美国智库具有完善的传播平台体系,主要智库每年都会出版大量的专著、期刊、研究报告、背景分析、简报等刊物,举办各种讲座、报告会、培训班面向政府和大众传播智库观点。英国、法国与新加坡智库成果传播方式与美国基本相似。对政府决策方面上,德国、韩国、日本的智库则更倾向于通过直接接触政府官员的方式影响政策决策,而较少借助公众或媒体。日、韩的智库则更像是主办者的私人咨询机构,对外发声的效果明显弱于欧美系智库,其成果首先对本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产生影响后,通过企业领导与政府官员的接触影响政策制定。长期以来,我国智库注重于对成果内部汇报,而忽视了对外传播,因此,造成我国智库传播平台缺乏和传播能力不高,阻碍了我国智库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二、国际著名智库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经验启示

(一)建立适应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方向和要求的智库体系

建立与我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大国智库体系。当前我国正处于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崛起的中国需要建立能够代表大国软实力的智库。发达的智库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美国智库作为第四种或第五种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决策环境和条件异常复杂,社会利益分化多元,政府决策面临过去不曾有过的挑战。现代社会智库以其宽阔视野、高度专业化和对复杂问题的建构能力,成为政府决策质量和效能的基本保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大国崛起参与全球竞争、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内在需要。

建立和完善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智库体制机制。国际经验表明,智库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与其国家治理体制相适应、较为完善的智库决策咨询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治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地“治国理政”的国家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运用国家制度有效实施“治国理政”的能力。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我国当前实现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智库的支撑作用,所以要充分认识我国治理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治理体系的差异,建设与中国特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智库体制机制。

建立促进智库快速發展的法律制度环境。从发达国家的智库管理体制看,均已经出台了有关智库的法律制度,包括从财税政策到政府决策程序都是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同时,法律制度决定了智库组建的形式和运营模式,例如大部分国家的著名智库多以政府研究机构、社团、企业形式出现,性质上有营利和非营利之分,在各国也都有明确的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通过规范的法律制度,有利于发挥智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智库思想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

(二)把握全球智库发展趋势,培育智库行业市场

完善智库行业顶层设计,加快智库总体布局和选择。从发达国家智库行业发展来看,多数智库发达的国家通常采用政府布局和市场化运行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政府对智库产业进行战略布局有利于打造服务于国家利益和战略的智库结构,能够在总体上调控智库行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与市场选择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保证智库市场活力的有效机制,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有利于智库找准自己的行业定位和发展方向,保证市场健康发展。因此,我国可以从顶层设计上对智库行业和体系进行总体布局,在运作方式上结合实际情况,对不同类型的智库采用市场或行政性的管理机制。

创造国际化、网络化的智库发展环境。当前,国际化已经成为智库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方向,发达国家的智库已逐步实现其国际化布局,增强全球影响力。智库全球化呈现出研究领域国际化、研究视角国际化、人才队伍国际化、影响力国际化和机构网络全球化等特征,为此,应逐步推动中国智库构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研究网络、成员网络或合作网络,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智库网络体系。

(三)加强人才、资金和成果等内部运营管理机制建设

战略定位事关智库的发展方向。纵观国际著名智库,大多具有明确的研究定位和指向,专业性强,服务对象明确。当前,国际著名智库研究领域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长期性和实效性的趋势。因此,我国智库可以结合自己人员、资源等情况,发挥自身特长,找准战略定位,瞄准重点领域,加强对国家重大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重大问题长期性、系统性、实用性的跟踪研究,促进智库思想成果转化。

人才管理是智库管理的核心。国际著名智库高度重视人才培育、管理、监督、激励和评价。一是重视培育学术领军人物。美国知名智库研究人员大部分是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极高,要求他们深植各个领域,具有前瞻性思维和广阔视野,具有参与公共政策对话和影响政策层的能力。二是充分发挥前政要和领导人的影响力。美国一些智库的负责人一般由重量级人物出任,比如前总统克林顿夫妇的密友、前常务副国务卿塔尔伯特担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犹他州前州长、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担任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担任兰德公司总裁。因此,可以借鉴国外智库经验,发挥我们国家前政要或领导人的丰富经验和影响力,整合社会资源和提升智库国际国内影响力。

研究成果质量是智库的生命。纵观国际知名智库无不以高质量、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闻名于世。如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等智库都将质量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我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借鉴国际著名智库的成果质量评价管理经验,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

资金来源对智库生存至关重要。财务上的不独立是阻碍智库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欧美等国际智库大都积极开拓资金来源渠道,在积极争取政府财政拨款的同时,努力扩大研究合同收入、社会捐赠、会员费、出版物收入等多种形式的资金来源。中国智库应借鉴这些国家智库多样化的资金筹措方式,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不断扩大财力,保障智库的稳定运营。

建立完善规范的内部管理机制。国外著名智库大都具有规范的内部管理机制,通常智库领导层(多为理事会)主要负责智库的大政方针,如确定智库主席或所长、确定年度预算、评估和建议研究议题等内容,日常管理通常由主席或所长负责;智库组织分为政策研究和行政管理两部分,政策研究是核心,行政管理服务于政策研究;政策研究部门大多实行项目管理制度,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领域实行阶梯配置;国际著名智库具有比较完备的传播体系。这些方式都是比较成熟的方式,也是国际著名智库通用管理方式,中国智库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

三、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步伐加快,智库行业快速发展,智库规模和类型不断扩大;众多智库活跃于国际舞台,智库与国际智库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智库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但也应看到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智库在国家科学决策中参与程度较低、智库产品无法满足政府科学决策需求;智库行业存在主体单一、市场机制不完善、标准体系欠缺;智库本身存在定位不清、人员结构不合理、机制僵化、管理不规范等。为此,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中国特色、提供中国思想、发出中国声音。在坚持这个大前提和总的要求下,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新型智库建设,应充分借鉴国际著名智库的体制机制,针对我国智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举措,构建我国特色的智库体系,创新完善智库运行机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一)完善政策分析供需体系,实现思想产品供需对接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智库竞争,主要表现在谁能用自己的思想产品影响政府决策。在政策分析供需体系中,智库是供给方,提供政策思想和专业建议,政府、媒体和公众是政策思想的需求者。思想产品的供需双方应加强互动,决策部门主动打开公共需求的“闸门”,接上智库产品供给的“活水”。

充分发挥智库在重大决策过程中的咨询作用,使智庫参与政府政策研究制度化。加快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重大决策意见征集制度、政府购买政策咨询服务制度、政策绩效评估制度。政府将“断”与“谋”适当分离,将智库参与作为必不可缺的一环纳入政策制定和公共决策的过程,提升政府决策过程和信息对智库的开放度和透明度,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构建政策分析研究供需交流平台,使智库了解政府对公共政策研究的需求。政府及时向智库发布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政策意向,构建政策开放讨论的社会化网络,释放政策研究需求信息,促进决策者、研究者和公众多方有效积极互动,引导智库发挥己之所长,对重大政策进行跟踪研究并使之不断深化。

建立研究成果多层次输出渠道,使智库的思想产品为国为民所用。政府要畅通与智库沟通的渠道,建立择优选用机制,引导智库通过思想产品供给、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和研究成果社会共享等方式发挥作用。鼓励决策者到智库发表重要演讲,鼓励智库通过公共传播手段对政策进行解读,引导社会舆论,提升政府公共政策的社会共识度。

形成政府政策测试机制,使智库参与决策程序化。通过调查研究、意见征集、方案设计等方式,让智库充分介入政策制定的前端程序;通过敏感性分析、第三方评估、试错测验等方式,对政策实施状况进行中期评价,发现政策漏洞,提出修订意见;通过预期绩效考察、宏观效果分析、社会反馈等方式,对政策提出后期完善和调整意见。

(二)加强战略布局和规划,有效规制智库思想市场健康发展

制定体现国家战略和意志的智库发展总体规划和布局。一是改善智库在重点研究领域的布局。为避免智库在国家重要战略领域同质化过度竞争,需突出一些重点智库主要业务方向和研究专长。如在国家战略、公共外交、国家安全、宏观经济、改革、创新、开放、金融、高科技、社会治理、能源、民生等领域,国家应引导一些智库进行长期定向研究,形成立体化、网络化的覆盖和深度的研究布局,提升研究的针对性和精确度。二是制定智库业发展规划。明确智库业发展的方向、目标和政策,赋予各类智库平等的地位,加强党的领导、政府有效监管和行业自律,防止内外利益集团的渗透和控制。对智库在国际舞台如何开展交流活动也要有总体规划,如最近建立的中美智库间经济对话机制就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培育和拓展智库思想需求市场。拓展政府需求、社会(公众)需求、国际需求(国际事务、国际社会、国际人士)、公共外交等需求市场的空间;同时对应不同的参与决策方式和机制,包括内参和政策报告、咨询机制(会议、机制化的委员会)、承接“发包”课题、参与公共外交、公共渠道及社会影响、“第二轨道”机制(二轨对话)、个人渠道、人员交流及为高层领导讲课。

对智库市场进行有效规制。一是明确市场准入政策和标准。在市场准入政策上,对特色新型智库的标准要明确定义,对特色新型智库数量、类型、服务领域和水平进行规制,在行业上把握智库市场的发展布局和规模,防止鱼龙混杂的局面。二是构建质价对等的市场定价机制。新型特色智库建设要逐步使思想资源配置在思想市场中起决定性作用,为智库产生的思想产品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研究费用,充分体现其成果的价值。

(三)构建多类型、多层次、多功能的现代智库体系

走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智库发展路线,建设类型齐全、功能完备的智库生态体系。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相匹配的智库体系,将智库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子系统,形式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共生系统。一是在功能上,探索建设能够发挥决策智力资源聚合功能、连接体制内外桥梁功能、联系其他各类社会群体管道功能和发挥思想产品竞争市场功能的多样化智库。二是在服务对象上,探索建设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国家级智库和以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性(省或市)智库。三是在领域和行业上,进行优化布局,探索建设国家战略、经济、社会、环境、军事、安全等各方面专业化智库。四是在智库类型上,建设偏学术型智库、偏媒体型智库,体制内智库、社会类智库等。五是在层次上,探索建设高端智库和一般智库多层次的智库体系。建立以政府智库为主导,其他智库为补充的国家高端智库体系,重点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决策;一般智库应以民营等社会类智库建设为重点,为各级地方政府、企业等机构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构建政府智库、大学智库和社会智库互补发展格局。一是引导政府智库转型。加快推进政府智库由传统智库向现代新型智库转型,在组织模式、管理模式、运营机制等方面转型,推动研究方法创新,提高研究成果质量,提高智库成果转化效率,提升人员专业化水平,推动政府与智库之间人才有序流动。二是加强大学智库建设。让大学智库成为中国思想创新的“发动机”,充分发挥高校在基础学科研究、研究机构和人才丰富的优势,重点扶持一批具有创新潜力的中国特色新型大学智库,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带动大学智库的良性发展。三是大力鼓励和支持社会智库发展。在制度、经费、数据、税收等方面大力支持民间智库的建立和发展。构建社会智库思想成果向决策者提交和沟通的渠道,建立它们参与政府决策和研究成果采纳的常规机制。为社会智库提供获得政府信息、数据和研究课题的公平机会和基础条件,政府研究项目可让独立型智库参与竞争,靠项目竞争获得经费;对于社会智库要明确其按非营利性组织定位,不按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注册,在财税政策上给予支持。

建立健全智库发展的相关法律,为智库体系建设创造良好制度环境。一是加快智库立法工作,制定智库发展标准,对智库的定位、性质、管理、经费、运行、评估与监督等给予法律性、制度化的规定,确保各项政策法律制度的落实,使智库发展有法可依,消除智库发展的体制性和系统性障碍,创造平等竞争和发展的政策环境。二是加大对智库建设的财政政策等方面的支持。通过提供财政拨款、设立基金支持、社会组织捐款资助、购买政策咨询服务等方式支持政策研究的智库,对于企业和个人捐款给予免税政策;对于国家重点支持智库实行单位增值税减免政策;对于智库研究人员劳务费占经费比例无限制,目前可参照科研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

(四)建立智库行业协会或联盟等智库交流机制和平台

设立智库监管机构和交流平台,强化行业自律和自我净化,促进智库协同发展。一是设立专门的智库行业管理机构,负责智库行业标准制定、行业评价、行业的协调管理、职业规范等方面的协调和监管。二是尽快完善智库发展的行业监督机制,加强行业监管。三是建立智库的行业性平台组织,通过定期组织智库会议、合作研究等交流活动,实现智库之間的沟通交流,加快智库产业发展。四是通过平台合作促进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共享,更大程度地发挥智库思想产品的效能。五是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建共享的智库信息化平台,实现智库间对重大战略项目共同探讨研究、共享知识资源。目前已经成立的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将促进我国高端智库的管理和发展。

建立分类管理的行业管理机制。一是各类智库布局和分类管理、智库思想产品市场管理。在思想产品市场上,智库是思想产品的供给方,政府、企业、媒体和大众等都是产品的需求方和消费者,完善的思想产品市场需要存在不同类型的智库,这些智库能够输出多层次、多种类的思想产品以满足不同的思想产品消费群体。二是在不同的战略领域内各聚集数十个顶尖智库,避免重复研究,有效组织分工,及时沟通信息,赶超国际同行。

建立智库评估与淘汰机制。通过规范的评审标准、评审流程、发布机制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不同类型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建立行业管理机构、同行评议或第三方对智库的评估机制,尤其是高端智库的评估机制,对其思想成果的数量、质量、成效等方面进行考核评估,优秀的要奖励,落后的要淘汰;建立智库咨询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改变专家咨询无责任风险的现象,以此避免专家咨询的随意性;另外,通过评估和淘汰机制,有效避免当前智库建设盲目无序,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五)明确战略定位,强化智库独立性和责任担当

明确智库战略定位,实现专业化和错位发展。一是坚持以决策问题为导向。国外著名智库都有明晰的战略定位,多数以政策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智库不是纯粹学术性研究机构,而是政策研究、设计和建议机构。因此,中国智库要围绕政府决策的相关问题开展研究。二是在加强对当前热点、难点政策问题研究的同时,注重对长期性、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的研究。三是加强智库专业性建设。智库应找准自己的生态位置,确定自己的专业化研究领域,如综合、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突出自身特色和优势,实现错位发展。

保持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独立性。我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保持独立性:一是保持智库人员的思维独立性,不能形成依附性。二是保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坚守思想产品的独立性,能发出客观独立声音,不能人云亦云。三是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国家智库体系具有独立性和特色,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设适合我国治理体系的智库体系和制度程序,不能照搬照抄。四是加快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领军人物,汇聚高端智力资源,防止形成对西方国家的智力依赖。

强化我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责任与担当。一是我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具备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责任与担当。二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发点。三是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智库成员需要有爱国之心和报国情怀,智库要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目标。四是要具有追求真理,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理想信念。五是在国际上要体现中国特色、提供中国思想、发出中国声音、宣介中国主张、提供中国方案,承担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大国责任和担当。

提升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智库研究成果质量是智库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提高智库研究成果质量,应遵循科研工作的规律性,重点要加强科研管理工作。当前,我国智库在研究过程中应重视几个方面:一是以问题为研究导向,提高研究的指向性和针对性。二是加强智库研究的时效性和前瞻性,时效性就是要研究一些突发性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前瞻性就是要对长远性、战略性的问题有战略预判。三是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战略性和可操作性,要“顶天立地”。四是智库研究要注重基础研究积累,采用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

(六)培育具有国际一流影响力的智库领军人物

培育以学术领军人物为领头羊的人才队伍。发达国家著名智库大都培育或引进学术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对智库提升国际国内影响力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成为智库的招牌。因此,我国智库应打造以学术带头人为领头羊的研究人才队伍。一是培育或引进所属研究专业领域的国际顶级的学术领头人。二是采取“学术领头人+团队”的人才队伍模式。以顶级人才为核心,以岗位专家为骨干,以储备人才为辅助,打造熟悉国情世情、善于政策研究、具有专业化素养的高端人才团队。

充分发挥国家前高官或领导人的影响力。我国与美国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因而不可能出现政党轮流坐庄时的“旋转门”现象,也就无法在人才流动上采用“旋转门”,但美国前高官和总统离职后到智库工作成为惯例,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从我国高层领导任职离职的实际情况看,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前高官或领导人的丰富经验和国际国内影响力,促进智库发展。一是可以邀请前高官或领导人担任智库负责人,发挥其政策经验和影响力,把握智库发展定位方向,整合社会资源。二是可以邀请前高官或领导人担任智库顾问,参与某些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讨论。三是由前高官或领导人担任学术领头人,带领专业研究队伍开展研究工作。四是发挥前高官或领导人的资源整合能力,整合资金、人才、部门关系等方面的社会资源。

创新国际一流的战略与政策研究人才培育机制。一是制定智库人才发展规划,建立智库人才专门的培养渠道和机制,培育一批高水平智库人才。二是提高研究团队的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国际化研究能力,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领军人物和人才队伍。三是建立和完善适应思想产品生产的人才薪酬体系、职称评审制度、激励机制等,充分认识智库中人的核心作用和价值,提高对智库研究人员的待遇。四是创新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人才交流机制,推动智库人员到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任职。同时,应进一步畅通渠道,使社会各领域优秀人才有机会参与到智库工作中来。建立智库与决策、行政部门之间的交流机制,包括派出研究人员到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挂职交流,邀请这些行政部门高级公务员定期或不定期就重大方针政策贯彻实施情况进行讲座交流,以及到智库机构定期挂职参与重大课题研究等方式。

(七)加强智库传播体系建设,提升智库国际影响力

加快构建国际化的智库网络体系。一是在海外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和国家,通过设立办事处、与国外学术和智库机构建立分支機构、聘用海外研究人员等方式,推进研究网络国际化。二是通过与国外机构开展国际重大问题的合作研究,强化国际化智库网络建设。另外,支持国内智库与国际同行之间深入交流,支持研究人员走出国门拓展国际视野,开展国际化的智库人才培育计划,促进国内智库建设全球化的智库网络,推动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三是加大与国际著名智库交流合作,注重智库知名度和影响力建设。加大与国际一流智库的交流合作力度,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大力开展各种长期或短期的国际课题合作、创建国际访问学者资助平台、举办各类国际公共政策讲座和论坛、加大对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传播力度等,逐步提高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加强智库传播体系建设,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加强智库传播,促进智库思想产品包括智库影响力的转化,形成智力资源的交互平台。具体举措包括:一是智库通过设立与政府、社会、媒体等机构沟通的专门机构,定期或不定期通过出版物、内部报告等形式进行传播。二是举办各类会议,邀请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企业等代表,通过交流研讨传播智库自身观点。三是通过智库网站和公开出版物、新闻媒体发布新的成果和政策时评,传播智库观点。另外,还可以利用智库人员的个人影响力和关系网进行人际传播,打造我国国际智库的名人、名品和名牌,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八)深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激发智库创新活力

当前,智库研究人员在参加国际交流、研究报酬获得、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诸多刚性约束和实际困难,建议首先解决最突出的几个问题:

一是改善智库参加国际交流的管理。充分发挥新型智库开展对外交流的重要功能,简化智库在外事活动管理、中外专家对话、举办或参加国际会议等方面的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出台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关于出访经费、出访时限、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等方面的政策。

二是落实科研激励支持政策。有关部门要及时开展对《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策的细化落实,并对落实情况组织督查。审计机关应按照新的管理办法和规定,开展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和财政资金的审计监督。

三是出台智库评价制度。智库评价制度包括对智库科研人员的评价和对智库的评价。鉴于咨政类成果与学术研究成果存在区别,应建立智库科研人员职称评定系统,以体现咨政类成果的针对性、务实性、可操作性等特征。制定智库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通过对智库的科学评价,激励智库健康发展,提升智库总体发展水平。

责任编辑:沈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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