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锋

中国家族企业一代与二代对于爱的表达方式的认知差异，导致两代人的冲突几乎无法避免。冲突的形式通常表现为以下五种：

第一种是二代会呈现出青春期现象，以一种叛逆的方式和父辈产生冲突。二代有强烈的独立诉求，想摆脱此前由父辈安排一切的路径依赖，对职业生涯这样的人生命题，经由对父母意愿的叛逆来表达（详见本刊2017年5月刊《重视二代的第二青春期》）。

第二种是两代人虽然在接班问题上达成了意愿上的共识，但在付诸行动时，二代急于做出成绩又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唯恐辜负父辈的期望而产生自责，另一方面又畏惧与父辈沟通，长期处在紧张和高压力状态;父辈由于对二代童年陪伴的缺失想作出补偿，赋予事业平台，以便孩子在自己的陪伴和护佑下成长，却看到孩子如此压抑而焦虑，从而生出深深的负疚感。直至双方都感觉无法承受这份内疚给予的心理压力，而产生想放弃这种关系的念头（详见本刊2 017年9月刊《放下两代间的内疚情结>）。

第三种是二代在成长过程中，强势的父辈一方面利用各种累积的资源为二代安排好一切，一方面又流露出对二代能力不足的不屑和指责，导致二代在成年后产生深深的自卑感，同时因为对父辈长期且优于一般的物质给予产生依赖难以摆脱而生出羞耻感。这种双重的心理困境，导致二代要么表现为想证明自己的激进行为，一遇到挫折又深感无力，被挫败感包围，要么自暴自弃，继续疯狂索要，很难有正向的存在感，以各种方式作出自我伤害。二代这种对父辈潜意识中的报复行为，自然会引起父辈的关注，强势惯了的父辈也往往会陷入路径依赖，一方面强势介入包办一切，一方面又不可遏制地指责和批评（详见本刊2018年2+3月合刊《走出羞耻感》）。

第四種是二代很崇拜父辈，也愿意接受父辈的安排，但一到真实的工作生活中，却很难管束自己的行为，表现出身为“皇子”的优越感，和周边环境发生冲突，危及企业和自身的声誉，甚至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父辈自然会愤怒，甚至生出恐惧和悲凉感。二代一方面害怕面对父辈可能“废掉”自己的决定，一方面又抱着侥幸心理：无所不能的父辈既可以搞定这一切，也会原谅自己。一旦没有被废掉，又会重蹈覆辙。二代对自己“重新做人”的信誓旦旦不能践诺，父辈对自己安排和教育效果的自信不断被打击。这种隐性的冲突会一轮一轮升级（详见本刊2017年7月刊《家族传承中的权威更替》）。

第五种是父辈的冲突带给二代的连带影响。二代往往一开始表现为对自己眼中弱者一方的同情和对强者一方的索要甚至挑战，很快又会发现已经成年的自己并不想成为弱者一方这样的人，最后和这个本以为的“同盟”也无法很好地相处。已在冲突中的父辈又都以自己的立场，用自己习惯的方式以给予的名义争夺二代的爱，导致二代左右失措，纠结彷徨。这种无法自洽的困境很容易导致二代对父辈生出怨恨，卷入冲突（详见本刊2018年1月刊《允许与接纳》）。

冲突的破坏性显而易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冲突里的机会。如前文所说，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代人对爱的表达方式有认知误差，特别是二代成年后对自我人格独立的诉求及方式不能为父辈清晰了解，更加剧了这种误差。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无论经历多少挣扎，冲突都会带来一个结果：二代独立人格的完整性会经由“我来决定”这个意识和行动得以成全。二代正是在这个冲突中经历风险，被迫在呈现的事实中返观自心，激发潜能，并因此具备了审视自己和父辈内在连接的机会与能力，拥有与父辈进一步对话的人格基础。但是，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客观上会让更多家族成员卷入这场冲突，这让局面变得更为复杂和紧张的同时，也会让二代对家族关系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一旦反转，二代对家族的归属感以及服务家族的意愿会更强。而父辈也在这个冲突中看见了自己的局限和空前的脆弱，被迫重新打量这个至为亲近的关系，看见二代超越自己的可能，为正常对话（而不是一贯的训话）做好准备。

冲突也为专业的第三方介入提供了机会，因为双方和解的底层意愿一直都在，只是爱的语言没有统一。第三方介入会提供更多积极有效的手段，大大降低两代人彼此伤害的程度，让真实的连接产生，将冲突转成正向的关系动力，为家族传承做好准备。